止庵：周作人与汤尔和-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一

周作人《“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1]一文有云：“汤尔和是浙江杭州人，说起来与我算是同乡，但是他生长在外面，说话也是江北的口音。他是以前北京‘八校’时代的医学校校长，是教育界的元老。不过我同他没有什么交情。我和他往来还是在他发行一种周刊叫做《舆论》，叫我作文章的时候，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春天。北平沦陷后我受旧北大保管员的嘱托，常有事跑去接洽，从而相见次数比较多。以前虽说是同乡，可是接触很少，只知道他是个很世故，善诙谐，且颇有点权谋之术的人。”1941年4月14日在“前会长汤尔和先生悼会”的《致词》[2]中则说：“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并不甚频繁。”

周作人1924年2月4日日记：“午后往六部口汤宅，同幼渔、百年、尹默、兼士访汤中君，谈对华文艺事业。”4月7日：“上午学校均假，往尹默处讨论。下午一时共往汤君宅，谈文化事业事。”4月9日：“下午至凤举处，同访汤君。七时至忠信堂，赴东大代表服部氏之招，又至兼士处谈，回家已一时。”4月13日：“下午往中日学术协会赴常会，又至北京饭店应服部小村之招，与朝冈、邓、汤诸人商议文化事业问题，十一时返。”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3]相应日期，将“汤宅”写作“汤尔和宅”，将“汤中君”、“汤君”写作“汤尔和”，4月9日更作“与张凤举、汤尔和至忠信堂”。按汤中一八八二年生，江苏武进人，曾任教育部主席参事、教育部次长。《年谱》显系张冠李戴。

周作人1935年的日记中，“汤尔和”、“汤君”共出现四次，其人时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5月7日，“七时至东兴楼应盐泽博士之招，来者长与善郎、小菅、清水、牛岛、有贺、汤尔和、耀辰、稻孙、仲涛诸君，十时回家。”盐泽博士系日本医师，在北京同仁医院应诊。10日，“十二时至春华楼应汤尔和君之招，来者长与、盐泽、小菅、牛岛、清水、朱、金、吴、刘、钱诸君共十二人，下午二时半返。”此二次见面，皆与日本作家长与善郎访华之行有关。7月6日，“晚宴盐泽、斋藤、張天曦、清水、桥川、耀辰、稻孙、兼士、尔和、杨永芳诸君。桥川君赠影印三谢诗一册，九时均去。”7日，“七时往北海仿膳赴汤君之招，来者稻孙、兼士父子、冷僧、夷初共七人，十时顷回家。”

周作人1936年和1937年日记遗失。周氏后人提供了汤尔和1937年的三封来信，均与其编《舆论周刊》有关。第一封信写于4月7日：

“知堂老兄：得示并惠赠大著，多谢。蒙允作文，尤为欣盼。兄以为不好，正见其恰好，若兄认为甚好，恐世人不能索解或反以为不好也。未知尊意云何，一笑。专此鸣谢，即候撰安。尔和拜复，七日。”

《舆论周刊》于1937年4月19日创刊，第一卷第一号有汤尔和所撰《开宗明义》，声明办刊的“政治主张”是“民主政治”，“政治上的要求”是“法律内的自由”，“政治欲望”则“对内只希望做到安居乐业，对外是平等互助”，周刊的“三种消极的标准”则是“论事不论人”、“不说肉麻话”和“不打笔墨官司”。第二封信云：

“知堂老兄：多日未晤教为念。周刊三期已将出版，亟盼大作能于四期付印，以为光宠。子寉以事南行，十日前可返。并问，即候撰安。弟尔和拜，五月一日。”

所云《舆论周刊》第一卷第三号出版于1937年5月3日，“子寉”即黎子鹤，名世蘅，时为中法大学文学分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教授。第三封信云：

“知堂老兄：四期稿正在踌躇，不得已弟亦凑上一篇，尚犹不足。忽逢大沛甘霖，其喜可知，已交编辑部矣。薄酬不必客气。原稿印后仍奉还，惟油墨狼藉，在所不免耳。复候尊安。弟尔和，五、四。”

《舆论周刊》第1卷第5号封面

所云其为《舆论周刊》第一卷第四号（5月10日出版）写的文章，题为《时论商榷》。周作人作《老年的书》一文登在第一卷第五号（5月17日出版），篇末署“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四日于北平”，是完稿当日，汤尔和即已见到。周氏另有一篇《谈娱乐》（篇末署“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北平”），载第一卷第十二号（7月5日出版）。这是一本以评论国内外时事为主的刊物，周作人的文章却与政治无关。同年7月26日，《舆论周刊》出版第一卷第十五号后停刊。

二

“七七事变”发生时，汤尔和正在日本游历，于7月18日回国。以后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14日“政府”成立，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此时周作人与孟森、马裕藻、冯祖荀被已经南迁的北京大学承认为“留平教授”，委托照管校产。周氏说：“是年年底，北大第二院即理学院的保管职员走来找我，说日本宪兵队派人去看，叫两天让出该院，其时孟森已病笃，马裕藻不愿管事，由我和冯祖荀出名具函去找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和，由其当夜去与日本宪兵队长谈判，得以保全，及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至北平视察，发表谈话，称为中国最完整保存之理科。”（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致周恩来[4]）至于所云“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亦以我的名义收回，保存人与物的原状，后来对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如此办法”，则已是在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及“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之后的事，即北京大学在南京法庭为周氏作证所云：“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北京大学为周作人作证致首都高等发院函（京字第二七八号）》，1946年9月6日）[5]又，“北平图书馆复函，称该馆图书在北平沦陷、周作人任馆长期间未受损失”（《首都高等法院审判笔录》，1946年9月19日）[6]。而法庭判决书亦承认，被告“在伪职期内保存校产、书籍”（《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特复字第四三八一号）》（1947年12月19日）[7]。

周作人1938年2月9日日记：“上午十一时半至北京饭店应大每之招，来者中日共十余人，有汤尔和、张燕卿、何克之、钱稻孙、森岛、成田、瀧川、武田等，下午三时散。”此即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拙著《周作人传》中已经谈及，这里从略。

1938年2月9日“更生”座谈会。右起坐者：三池、何其巩、周作人、张燕卿、汤尔和、泷川、成田、钱稻孙。

以下二事，亦与时任“教育部总长”的汤尔和有关。周作人1938年3月2日日记：“得教部编审会函。”据时任编审委员会副编纂、中共地下党员陈涛介绍：“所谓编审会，是伪教育部（后改为教育总署）的直辖机构，以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为任务。会长由汤尔和兼任，下设总编纂一人，副编纂二人；日方由其文部省派总、副编纂各一人，中方副编纂一人由我担任。”[8]3月8日，“上午十一时至编审委员会，午至华宫饭。”陈涛说：“当时经兼会长的汤尔和介绍，除周作人外还有二三‘名誉编审’在场。他们都是汤以会长名义聘任的，没有具体工作，不上班，每月送车马费壹佰元。”[9]周作人3月14日日记：“下午往编审委员会访陈达民，嘱看初中国文一、三、五册，约一个月完了。”3月16日，“收编审会函送教科书二组十二册。”18日，“午往编审会宴集，同席藤本、横山、武田、鲍景[鉴]清、于非厂、汤尔和、陈达民、陈祖同、吴南柱各人，共有四席。下午二时半回家。”31日，“收编审会本月薪百元。”四月六日，“上午又看教科书，其实各种皆低能无可取也。”4月12日，周氏在河北高中讲演《中学的国文》。以后又作《国文谈》，有云：“看初中国文一册里大抵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国文材料，此外多是垃圾，学生在一学期中只读得这一点儿国文，无论他怎样用功，真心想学写作，怎么能行呢。”[10]周氏“看教科书”之举，一直持续到他出任“教育总署督办”，1940年12月30日，“上午寄编审会函，谢去特约职务。”

陈涛回忆说：“编审会成立，中日双方人员见面时，日方总编纂即提出教科书应加入并宣传‘新民主义’的问题。我当时立即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意见，坚持不要把‘新民主义’编入教科书中，双方初次见面竟为此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由汤尔和表示教科书应以传授知识为主，最好不要把有倾向性的政治色彩的东西装进去，加入‘新民主义’事可暂不考虑。我意想不到，他竟坚持了我的看法。……在汤尔和兼任会长期间，日方没有再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因汤病重，会长改由伪教育部次长方宗鳌专任。汤病故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后，也没有旧事重提，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末地下党被破坏，编审会的党员完全离开该会为止，伪教育总署对教科书的编辑方针及态度毫无变化，基本上与汤尔和时代是一致的。”[11]

周氏后人还提供了两通邀请函：

“径启者，本部为讨论今后之教育设施及学校制度起见，特设立学制研究会，藉收集思广益之效。素仰台端热心教育，经验宏深，至祈惠允担任该会会员，无任企荷之至。此致周作人先生，教育总长汤尔和拜启，三月四日。”

“径启者，兹订于本月七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教育部会议室开第一次会议，届时务乞拨冗出席为荷。此致周作人先生，教育部学制研究会启，三月四日。”

周作人1938年3月5日日记“受信”栏有“子寉”，所收到者，或即此二函。黎世蘅时任“教育部次长”。周氏3月7日日记：“三时至教育部赴学制研究会，六时了。”“教育部学制研究会”由汤尔和兼任会长，黎世蘅兼任副会长。不过周氏参加该研究会活动仅此一次，亦未受相关薪酬，殊难断定他已“惠允担任该会会员”。

周作人7月6日日记：“上午以随笔集一册致尔叟。”同日日记“受信”栏有“尔叟”，“发信”栏有“尔和”。所赠书系松枝茂夫译『周作人随筆集』（改造社，1938年6月出版）。八月六日，“上午往访子寉，辞女师院课，并嘱勿为加入文化协会，中午返。”黎世蘅时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8月11日，“耀辰、尔和先后来访。”汤尔和此番来访，或与即将成立的“文化协会”即东亚文化协议会有关。《“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云：“汤尔和是那时‘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东亚文化协议会’在他手里成立，他又是该会的首任会长。”日本大使馆参事官堀内干城致外相广田弘毅《关于文化团体华北行的报告》曾云：“当地特务部为了在学术上实现日中提携，使日中文化团体一元化，并使文化团体的成立和退出有序进行，自去年年底开始逐步团结和组织了部分中国学者，使他们能引导中国的学界，现在决定成立以汤尔和为中心，由王克敏、余晋和、何其巩、周作人、夏莲居、王谟、鲍鉴清、庞敦敏、黎世蘅、钱稻孙等二十一人担任委员的东亚文化协议会，由日本方面负责居中联络。”[12]

周作人在1940年

周作人8月16日日记：“四时半至怀仁堂赴茶话会。”此茶话会系汤尔和为商讨东亚文化协议会准备工作，召集中方预定委员而举行，即如周氏所云：“‘东亚文化协议会’是怎样起头的，这事我不知道它的详细，虽然后来我曾列席了一次会议。这事似乎是起源于日本方面的提议，他们计划要办一个‘中’日文化协会，由‘中国’、日本两方一年各出三十万元经费。商议的结果乃由‘中’日文化协会而成为东亚文化协议会了。这个计划乃是预先想定的，不过采用会议的形式决定罢了。‘中’日文化改为东亚文化，只是文字上稍有变化，别无什么意图，协会改为协议会，乃是很有巧妙的用意。因为协会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有种种具体的组织，会发生流弊。现在添了一个字，却限制它只是一种议论的机关，能提议而不能执行，便省却一切纠纷。它是协议会，所以不取会员组织，称之曰评议员，由‘中’日两方面的学术文化界选出。而这里的选却又不是选举，乃是一种推举，换句话就是包办罢了。假如这里没有什么私意，却是含有一种目的的话，这种办法是很有用处的。本来对方要办一个积极能动的组织，拥有许多自愿入会的会员来干些事情的，却一变而为只能说不能行的议事机关，由少数的所谓评议员一年里开一两次会便算了事，这种偷梁换柱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很巧妙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对比此前周氏辞不入会，此后不参加正式会议，似乎如同前次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一样，仍限定于“应酬”的范围之内。

周作人8月29日日记：“晚日使馆宴会，辞之。”8月30日，“今日文学协议会，又晚宴会，均不去。”东亚文化协议会于该日在怀仁堂正式成立。此次会期自8月29日至9月2日，周氏始终不曾到场。但在印行的《东亚文化协议会议事录》上，他列名“中国侧评议员”第十位，在黎世蘅之后，钱稻孙之前。

周作人9月18日日记：“子寉来，以尔和意令为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嘱为转辞。”这年8月4日，胡适自伦敦寄出一诗劝周氏南下，有云：“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周作人9月20日日记：“下午得适之寄诗一首。”21日，“下午写新诗十六行，拟寄适之。”此即《苦住庵吟》，其中有云：“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然而他表示“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强调自己并未“落水”。9月24日日记：“燕大王维朴来，嘱为《燕京新闻》作文，允以诗予之。”署名“藏晖居士知堂”的《方外唱和诗钞》于9月30日在该报《文艺副镌》第一期刊出，编者按有云：“前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先生，现任本校客座教授，承他将他与藏晖居士唱和诗给我们发表，这是很难得的。”[13]周作人《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一文有云：“当时规定燕京和辅仁两大学虽是私立，但其地位是与国立的平等，凡在该两校的人就与在国立大学一样，换句话说即是‘忠贞之士’。所以我能进去就可以‘躲雨’，而且我也有推托的话，谢绝别处的招请，说定例教授不准兼课就好了。”

11月7日，“上午尔叟来访。”8日，“上午往访尔和不值，留函辞东行。”同日日记“发信”栏有“尔和”。所辞“东行”，当系汤尔和邀请周作人参加即将在东京举行的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二次评议员会。该次会议于12月1日至5日举行，周作人被列名为中国侧评议员、理事、文学部部长。

三

1939年1月1日，周作人在家中受到刺客袭击。1月2日日记：“上午稻孙、平白、耀辰、树棠、少铿、召贻、令扬、炳华等来访。……下午稻孙又来，传尔叟意。”3日日记“受信”栏有“子寉”。黎世蘅于1月6日受命由“教育部次长”调任“议政委员会秘书长”。7日，“上午十时乘汽车往访稻孙，即返。”12日，“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复之。”14日日记“发信”栏有“稻孙”、“尔叟”。15日，“下午稻孙来。”

这里要说明一句，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将周氏1月12日日记错引为“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14]，以致以讹传讹，论家据此发了许多不实议论。“收聘书”又“事实上不能去”，即如《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所解释的：“这时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是汤尔和，是向来认识的，他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本来是由他兼着的，就让出来给我。我对他说，我自己知道不能办事，所以向来没有做过教书以外的事情，就是学校里负点责任的系主任都没有干过，况且近来又出入不自由，不能每天到班，实在无法担任。他说，这些都没有关系，你不能到班就不到，图书馆的事可以叫秘书长给你代理。今年要恢复文学院，将来就请你管文学院的事情。我说，文学院一个学校的事，我更没法子弄了。他说，这你也可不到，只要找一个可靠的秘书代办好了。于是我只好答应了下来。”此时汤尔和兼任“北京大学总监督”，钱稻孙任“秘书长”。1月29日，“稻孙来，交来图书馆本月款。”而查周氏日记，确实如其所说，始终未去图书馆上班。

周作人1939年3月28日日记：“晚子余来，由北大派为文学院筹备员。”如前所述，此亦是汤尔和早与周作人商量好的。罗子余，名震，后任文学院总务主任兼会计主任。8月17日，“下午子余又来，交来本月薪五百元。”查周氏日记，在筹办文学院的过程中，诸如招生考试、安排人事等，他的确投入了一些精力。及至成立，则果如所云，“文学院则由学院秘书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罢了。”文学院秘书为尤炳圻。

《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有云：“后来谈到办学校的方针，我主张对外主应付，对内主维持，日程时间都该照旧，旧教员愿来者悉与收罗，旧职员亦与安插，种种近似敷衍的方法也悉被采纳。当时理学院复开，对于‘老北大’的职员多很嫌忌，但是我却主张收容，凡是北大旧人不论是哪一院的悉行录用。后来恢复文史研究所又收罗许多人做研究员，实在却没有工作，秘书长曾以为言，我说，譬如院子里可以容得下些车马，便让它安放着，本来没有这些东西要运输。所以我的办文学院，是很浪费的，然而也是得了汤校长（那时他兼领着北大校长）的允许。”此种旨在解决一些滞留北平的教职员生计问题的安排，或许当初确属重要，至少是周氏的一项考虑。《“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述后来出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事，亦云：“北平图书馆本来用的是中华文化基金会的经费，是美国的关系，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后，还是继续开办着。到了所谓‘大东亚’战争爆发，该馆就被日本人占领了。图书馆的办事人员大都是我所熟识的，他们来和我商量维持的办法。我就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提议恢复图书馆并重新开馆，由我自己任馆长。我任馆长的意思是因为我是一向主张维持旧有职员的，所以图书馆的人希望我去。”抗战胜利后，《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1946年6月22日）[15]中说到“教职员之延揽亦以旧北大、清华同人为本”，所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1946年6月18日）[16]则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云“安置北大留平同人”，于“国立北京图书馆”云“旧有职员一仍其旧”。然而待到南京法院开庭，审判一方于此不作考虑，就连辩护一方亦未提及；时至今日，此事更不复为论家留意，正所谓“时过境迁”是也。

周作人1939年2月17日日记：“下午秋山来送文协车费二百元。” ——该会“凡评议员全是名誉职，没有薪金，只是在年终赠予车马费二百元”（《“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周氏此举意味着承认了东亚文化协议会此前关于他的各项任命。“我当初是站在局外，虽然他们推举我做文学部会的部长，我却没有参加，到得一九三九年秋间，我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之后，这才出席了他们学会的部会。”（《“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三次评议员会于1939年9月2日至5日召开，周氏9月2日日记：“上午文化协议会开总会，未去。”3日，“上午文协会开分部小会，去一看，午返。”4日，“上午往会，至午返。……晚藏园招待东宾，因寒雨鼻病辞未去。”藏园，即傅增湘，时任东亚文化协议会副会长。第四次评议员会于1940年8月29日至9月4日召开，周氏8月29日日记：“至文化协议会赴理事会，六时了，留饮，八时半回家。”9月2日，“上午九时往北大办事处，赴东亚文化协议会，午返。”3日，“上午九时往文协会赴文学部会，午返。”4日，“上午文协开总会，不去，托稻孙代表。”5日，“四时启无来，五时同往北大图书馆，六时半赴文协恳亲会，宇野、小林、盐谷、原田、山口等多人来，九时顷回家。”

东亚文化协议会第四次评议员大会纪念摄影

局部，1940年9月2日摄于北京大学总监督办公处。

（图片来源：吴宝林《关于钱稻孙的稀见影像及其他》）

《“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有云：“协议会开办之初，目的全是为了敷衍，要它没有什么害处，所以这样办第一目的是达到了，借此还办成了另一件事，即解决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难题：将华北的高等教育监督权从军部手里取过来交给了文化人，而这文化人又都是协议会的评议员，因此话就好讲多了。日本军部虽然让我们办大学，可是很不放心，纵想来加以统治，现在的办法是把‘东亚文化协议会’与北京大学联结了起来，各日本专家悉由日本副会长介绍聘请；其次是这些专家统统叫做‘名誉教授’，而不是别的名称，如副院长之类，这是当初军部的人所拟定的；其三则于各院所聘请的日本教师之中指定一人为‘首席教授’，已备名誉教授不在时作为代表。名誉教授既然由日本副会长负责推荐，所以如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请他撤换。”这涉及周作人及辩护者以后一再强调的“维持教育”一事。《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云：“周氏长伪北大文学院任内，对于课程之编制、办理之方法均力求与旧北大及后方大学实质一致，教学之宗旨未离旧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则云：“不独各系基本科目均本旧章，即普通必修科目如英文一科，在他院校不敢排者，文院非但照排，且与日文同等重视。日文在其他院校每周为十小时或十二小时者，而在文院与英文又相同，均为每周四小时，三年修满。他如法文、德文均与英文同称为欧语，由学生自选一种为必修。”“迨日美战争爆发，……折冲结果，（日文授课时）改为每周六小时，但改限两年修满，自其实质而言，与以前所定日文每周四小时，三年修满者并无异致。”在南京法庭上，周氏并引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有关华北教育不曾奴化的谈话作为自己“维持教育”成效的证明。然而一审判决云：“其所持维持教育、抵抗奴化等抗辩理由，殊无足采。”（《首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〇四号》，1946年11月16日）[17]复审判决云：“声请人所称不曾奴化教育无非徒托空言，无可采信。”（《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三十六年度特复字第四三八一号）》）[18]以后论家于此亦多沿袭当初法庭的意见。

四

查周作人日记，自1939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此后一年多里与汤尔和见面总在三十次以上，除共同出席宴会或会议外，其他场合亦多有钱稻孙在场，或系讨论图书馆或文学院的公事。值得一提是汤、周二人的两次唱和。周作人奉和的两首诗，此前已经发现；汤尔和的两首原作则保存于周氏后人处，向未揭载，其间还有一封汤尔和来信，现一并抄录如下。

周作人1939年4月23日日记：“得尔叟赠诗，依韵和一首。”汤尔和诗云：

“苦茶庵里曲肱眠，并世谁人可比肩。讲肆何妨求马厩，歌坛岂必定龟年。读书种子行看绝，卖菜佣夫不似前。老去此心犹未死，傥来事物等云烟。知堂老兄正和，六松未是草。”（钤“尔和六十后作”印）

周作人《遣怀用六松老人原韵》云：

“苦茶啜尽不成眠，挑担何时得息肩。漫顾破甑谈往事，且倾浊酒送余年。未能泯默居牛后，几至仓皇死马前。差喜如今都忍过，思量身世渺云烟。”

周作人1939年5月8日日记：“七时往赴尔和招宴，来者宇野、奥田、赤间、松井、熊木、稻孙、念新、兑之、平伯共十一人。十时后回家。”5月9日：“上午收尔叟赠六松笺一匣六十枚。“受信”栏有“尔和”。信云：

“懽聚至乐，谚所谓黄连树下，此其是矣。诗牋一合奉上，简素可用，惜兴减不多作诗耳。此候知堂老兄晨祉，弟尔和，九日。

“印为黟县黄穆甫作，俨然秦汉，以为何如。”（钤“六松堂”印）

汤尔和的第二首诗写作时间不详：

“明知白日薄虞渊，独奋空拳黯自怜。老去苦吟防减寿，病回强步若乘船。寒心只觉人情幻，只眼能窥世界穿。积潦在塗饥溺甚，群蛙喧聒不成眠。久不弄笔，偶有所得，写呈苦茶庵主吟正，弟六松。”（钤“杭县汤氏”印）

周作人《偶作用六松堂韵》云：

“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煦沫剧堪怜。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将身托愿船。漫策断株追日没，孰持煎饼补天穿。高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廿八年九月十二日，知堂”（钤“知惭愧”印）

汤尔和前一诗从周作人写到自己，其中三四两句，正与周氏对他讲的“譬如院子里可以容得下些车马，便让它安放着，本来没有这些东西要运输”相合，周作人和诗则颇引汤氏为知己。汤尔和后一诗乃是自况之作，而周作人和诗对汤氏沦陷以后的行为表示理解，视作临危救难之举，末尾则连自己一并道着。前一年12月21日，周氏曾作绝句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越两日，在日记中写道：“得李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没，终日不愉。前作诗云流水斜阳太有情，不能如有财有令誉者之摆脱，正是自讨苦吃，但亦不能改耳。”以后他说：“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七律末二句云，高歌未必能当哭，夜色苍茫未忍眠，亦只是此意。”当时在上海的沈尹默曾和周氏此绝句云：“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19]对此周作人说：“匏瓜厂指点得很不错。但如致废名信中说过，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20]说来周氏此种心绪，实已蕴含后来倡导的“道义之事功化”之端倪，而这就落实于愈发对汤尔和表示理解与敬佩上。

周作人1940年3月9日日记：“下午访尔叟问病。”18日，“上午往候尔叟病。”此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5月1日，“七时往汤宅聚会，来者宇野、加藤、奥田、吴、钱、文、庞、鲍、方、梁共十一人，九时返。”以后汤尔和病势逐渐严重，周作人前往汤宅及医院探视，偶获一见。至9月9日，“上午九时同信子往附属医院看刘予生，未见；往看尔叟。”乃是二人见的最后一面。11月8日，“晚得教部电话云尔叟病故。”9日，“上午九时往汤宅致吊。又往文院，午返。下午入浴，撰一联以挽尔叟云：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鬘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檀度中断，伤心轻打賸微言。晚子余来，即托其觅人代写送去。”1941年4月，时已接任“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与另外五位东亚文化协议会评议员赴日，于14日“五时往学士会馆赴尔叟追忆会，稍致词，九时后回寓”。席间盐谷温作《挽汤尔和先生》一诗：“轩歧方术固难穷，博学能文誉望隆。大道道人参化育，上医医国建勋功。含杯共赏西湖月，挥扇同吟北海风。一夜长星痛零落，幽明何隔两心通。”[21]当晚“盐谷、宇田邀饮上野之湖心亭，辞未去，拟和盐谷诗报之，至次晨始成七律一首”。此诗迄未见，内容或亦与汤氏有关。一年多后，他还在为汤尔和之子幼松（汤器）著《汤尔和先生》一书所作序中说：“我对于汤先生觉得特别有所感服，则以汤先生乃是医家也。……汤先生一生中治学与为政相半，其参与政事的期间差不多也仍是医师的态度，所谓视民如伤，力图救护。”周作人对汤尔和的认识与评价自是其一己之见，但无可否认，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汤尔和是极少数对他产生重大影响，使之愿意追随其后的人之一。

[附记]周作人1962年10月7日日记云：“上午左笑虹来访，以《文史资料》四册见借，属写文章，允考虑，此一部分回忆录所无，拟补写之，亦无不可。”10月12日，“写小文，起手未了。”10月15日，“写小文曰《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已成，凡十三纸，计约八千言。”10月18日，“下午往街寄左笑鸿信，附稿一篇。”1963年1月3日，“下午写小文记东亚文化协议会事，未毕，而文颇奇。”1月4日，“关于东亚文协文了，约五千言。”1月9日，“托丰一寄……彭子冈稿一件。”同年8月19日，周作人致信鲍耀明，有云：“我曾替‘文史资料委员会’写过一篇‘从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讲我在北平的经过始末，或者不久可以印出来（收在《文史资料选辑》中），说明这一段落。”九月四日信中复云：“给《文史资料》写的文章，没有留稿，寄出也就算了，反正给的稿费已经收到，只有待它出版，看来也不会得很拖延的。”然而两篇文章面世，已在周氏身后多年。《“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与《文人督办到反动老作家》分别于1999年和2007年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但该种杂志影响早已今非昔比，所载周氏文章也就不大被人留意，不仅各种论著很少提及，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亦未收录。不过正如周氏所云，二文实为《知堂回想录》之补遗，有些内容此前语焉不详，有些则系首次谈到，对于我们了解他在1937年至1945年的想法与行事，不无助益。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