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体”之名最早见于杜甫《愁》诗自注，宋以来即解注纷纷。其中，方回的“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1]1107一说影响甚大。然疑者继有，黄生云：“乃知当时吴中俚俗为此体，诗流不屑效之。”[2]1599此说为许印芳《诗谱详说》所承：“‘吴体’之名不注于前，而注此诗之下，作者本分自明，解者何庸附会”“当时吴中歌谣，有此格调，诗流效用之也。”①现当代学者论“吴体”者大抵本乎此二说，如夏承焘《杜诗札丛·吴体》指出：“杜甫的‘吴体’是仿效南方民歌声调的，和一般文士所作的变体格律诗在对句或本句中用平仄相救的实不相同。”[3]203郭绍虞《论吴体》进一步详辨“吴体”、“拗体”之异同，认为“吴体原出吴中民间诗”，乃“拗体中接近民歌之格”“不是苍莽历落纯用古调的拗体”[4]456。

其后，学界在进一步探究“吴体”的声、体特征②的同时，也多注意到“吴体”与吴中俚俗之体的关系问题③，然存疑、抵牾之处仍多。笔者认为，杜甫以及晚唐皮、陆二人的“吴体”创作与作为江左名士风流之一种的好“吴声”，操“吴语”，发“吴吟”有着深刻的地理文化渊源。以此为切入点，对“吴体”加以重新观照和考察无疑更能接近“吴体”产生的文化和诗学语境，由此也可以豁清围绕“吴体”与“拗体”之间的种种遮蔽。

①转引自郭绍虞《论吴体》，《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②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认为，“吴体”乃“齐梁体”（参见《唐代文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而杜晓勤《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则通过细密的声律分析，指出“吴体”非“齐梁体”，（《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③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指出，“无论‘吴体’之‘吴’是指‘吴中’还是‘吴均’，其根本性质为效学吴中俗体诗者”（《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景遐东《唐诗中的吴体诗刍议》进一步指出“吴体”乃“吴均体”（《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此外，王辉斌《杜诗吴体探论》则认为，凡篇中杂以吴地方言俚语及其声调(即“吴声”)的近体诗，即为“吴体”，“吴体”非“吴均体”（《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

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江左”始于东晋，《晋书·温峤传》：“于时江左草创，纲维未举，峤殊以为忧。及见王导共谈，欢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虑！’”[5]1786迄于南朝，则专称东晋为“江左”。作为门阀世族的鼎盛期，东晋百余年间名士辈出，故言“魏晋风度”者，往往首推东晋：“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李白《王右军》）、“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羊士谔《忆江南旧游二首》其一）、“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杜牧《润州二首》其一）。就地理而言，作为东吴、东晋以及南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吴、会之地亦即“江东”[6]又堪称名士渊薮。此外，与名士风流关系甚密的吴中风土、名物，如“鲈鱼”“莼羹”等也介由《世说新语》及《晋书》的传播而成为极具地理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

除了人物风流和风土、名物，“江左风流”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在作为名士风流、任诞之一种“吴声”“吴歌”之风。《世说新语∙排调》：“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7]918东晋已还，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此风尤盛。《言语》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当以其妖而浮。’”[7]186又《晋书∙王恭传》载，会稽王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5]2184所谓“委巷歌谣”当即以男女相思怨慕为主的吴声。

除了音声之美，“吴声”、“吴歌”的俚俗之调也恰好契合了名士好流俗而以之为任诞、放达的心理，转而加以拟仿，如王献之《桃叶歌》、孙绰《碧玉歌》、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等。如同楚辞之“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杂吴音以咏江左风物、人情的俚俗之作也是吴声、吴歌的重要篇体内涵，如鲍照《吴歌二首》其一：“夏口樊城岸，曹公却月戍。但观流水还，识是侬流下。”“夏口”乃荆楚之地，而曰“吴歌”，盖因荆楚为东吴故地。其中，“侬”字是标志性的吴语。又其二：“人言荆江狭，荆江定自阔。五两了无闻，风声那得达。”“五两”乃楚语，《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云：“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8]188唐人泛称荆楚乃至巴蜀之语为吴语或即沿此。

“吴声”“吴歌”之外，江左名士又习慕“吴音”“吴语”。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东晋南朝官吏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9]299因此，相较“北语”，“吴语”、“吴音”的地域和俚俗色彩更浓。作为名士风流之渊薮，《世说新语》保存了很多颇具戏谑意味的方言俗语，如《文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7]251除了任诞不羁的名士性情，名士作“吴语”的言语和行为方式背后又始终与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对抗相交织。南渡之初，东吴豪族对司马氏江左政权颇为轻视，乃至讥为“伧父”。过江宰相王导乃刻意效吴语以笼络东吴大族。《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7]930“渹”，吴人谓冷。及侨寓日久，北来大族亦多沾染土风、俗语。司马道子好吴声之余，亦好作吴语，所谓“侬知侬知”[5]2184。

与之相对的，江东世族则在与北来大族以及皇权的融合、相抗中寻求政治、文化上的存在空间，以不改“吴音”自矜。《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7]992“洛生咏”乃北音，其声重浊，风流宰相谢安最善，名流多学之。顾长康，即顾恺之，乃东吴四姓之一，而以“老婢声”讥之，自矜之气亦可见。又《宋书．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10]2087与“洛咏”之风流相对的，“吴咏”“吴吟”也以其独特的音调、情致成为名士风流之一种。《世说新语·文学》：“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7]317

以迄于唐，“吴音”不改在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新一代江左士人群体身上得以延续，并被赋予了彰显自身独特地域文化身份的重要内涵，如贺知章《答朝士》：“鈒镂银盘盛蛤蜊，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遮渠不道是吴儿。”题下注云：“朝士以贺知章吴越人，戏云：‘南金复生此中土’，知章赋诗云云。”唐代复都长安、洛阳，政治、文化重心再次北移，朝士也多北人。“南金”，乃北人称吴中才士之谓。《晋书·薛兼传》：“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5]1832 “吴儿”，则用贾充谓夏统“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5]2430语。北人呼南人为“吴儿”多有嘲谑之意，贺知章则反其意而用之，其人之性放旷，善谈笑亦可见。

与脱略形骸的名士趣味相应的，此诗风格俚俗近乎口语、民歌。至于“蛤蜊”、“莼菜”皆吴中风物。“遮渠”，乃吴中方言。形式上，大抵合律，而不相粘连，初唐七绝多有此种。这种以吴音、吴语写吴中人物、风土，吴风浓郁，且充满谐趣的小诗反过来又构成了贺知章吴中名士风流形象的一个重要新内涵。温庭筠《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越溪渔客贺知章，任达怜才爱酒狂。鸂鶒苇花随钓艇，蛤蜊菰菜梦横塘。”即全从《答朝士》诗衍出。宋人“吴体”亦有格调俚俗之七绝一种，如胡诠《司业口占绝句奇甚铨辄用韵和呈效吴体》：“南山旧说王隐者，北斗今看韩退之。不须觅句花照眼，行见调羹酸着枝。”

不仅如此，贺知章及其《答朝士》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和身份认同意识与书写形态也为中晚唐吴中士人群体所承，如顾况《和知章诗》：“鈒镂银盘盛炒虾，镜湖莼菜乱如麻。汉儿女嫁吴儿妇，吴儿尽是汉儿爷。”前二句全自贺诗化出，后二句更是戏谑狂傲之极。顾况之“和”知章，显然是继效前辈风流之意。《唐国史补》卷中：“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11]34形式上，也同样完全不拘近体的平仄格律。与贺知章的雅好吴音相似，顾况亦好吴音，如《谅公洞庭孤橘歌》：“不种自生一株橘，谁教渠向阶前出，不羡江陵千木奴。下生白蚁子，上生青雀雏”，又《送少微上人还鹿门》：“少微不向吴中隐，为个生缘在鹿门”，“渠”“奴”“个”皆吴语俚词。

这种“吴中”（“江东”）情结以及南北文化的碰撞在“吴中四士”之一的包融之子包佶身上也有所体现，如《顾著作宅赋诗》：“已觉不嫌羊酪，谁能长守兔罝。脱巾偏招相国，逢竹便认吾家。”“顾著作”，即顾况。“羊酪”，典出《世说新语·排调》：“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7]928“逢竹”，则用同书王子猷看竹之典。包、顾二人之往还及其典故的选择中所蕴含的正是同为吴人的文化和身份的强烈认同。这类唱和之作某种意义上已开皮、陆“吴体”唱和之先。

包、顾之外，中唐东吴士人中著名者还有陆畅。范摅《云溪友议》卷中“吴门秀”条云：“予以宋齐已降，朱、张、顾、陆，时有奇藻者欤。陆郎中畅，早耀才名，辇毂不改于乡音。自贺秘书知章、贾相耽、顾著作况，讥调秦人，至于陆君者矣”“在越，每经游兰亭，高步禹迹、石帆之绝境，如不系之舟焉。初为西江王大夫仲舒从事，终日长吟，不亲公牍。府公微言，拂衣而去，辞曰：‘不可偶为大夫参佐而妨志业耶！”[12]1281-1282名士性情亦可见一斑。所谓“辇毂不改于乡音”，与前辈名士如顾恺之、顾琛、贺知章等人在深层文化身份和精神趣味上也是相通的。

其言语、诗作也颇杂吴音，“贡举之年，和群公对雪，落句云：“天人宁底巧，剪水作花飞。”“底”即吴语。及辞王仲舒幕，固留不已。请举自代，然后登舟，曰：‘洿子侄得耳，渠曾数辟不就，畅召必来。’”[12]1282“得”“渠”，亦吴音。如同贺知章之作《答朝士》，陆畅也因“吴音”被嘲。云安公主出降，陆畅为傧相，奉诏作催妆诗，“内人以陆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咍，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 [12]1282

由上所述，以名士风流为精神内核，与政治、文化层面的融合与相撞相交织，操“吴语”，作“吴声”，发“吴吟”不仅构成了江左名士风流的重要文化内涵，同时也是六朝以迄唐代吴中士人群体彰显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以贺知章《答朝士诗》为代表的杂“吴音”以咏吴中风物，风格俚俗的徒诗体七绝正是杜甫“吴体”的最直接源头。

有唐一代，尤其是盛唐士人对于逝去的江左风流倾慕有加①，且屡形诸于笔墨：“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孟浩然《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秀色发江左，风流奈若何”（李白《五松山送殷淑》）、“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李白《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其称“江左”“江东”“吴中”“东吴”地理内涵略同，且大抵指向名士风流，如王昌龄《赵十四兄见访》：“嵇康殊寡识，张翰独知终。忽忆鲈鱼鲙，扁舟往江东”，李白《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崔颢《维扬送友还苏州》：“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崔融《吴中好风景》：“洛渚问吴潮，吴门想洛桥”等。

不仅如此，唐人又多有漫游吴、越的经历，如高适《秦中送李九赴越》：“吴会独行客，山阴秋夜船。谢家征故事，禹穴访遗编。镜水君所忆，莼羹余旧便。”当置身其地，清切婉媚的“吴声”、“吴歌”、“吴吟”就成为逝去的“江左风流”的最直接触媒和载体。如同江左名士之好吴声，崔国辅《长干行》、崔颢《江南曲》、李白《横江词》、《秋浦歌》等小乐府已不单纯是对南朝乐府民歌的拟承，更有地域文化和精神旨趣上的追慕。除了男女相思，吟咏江左风土、风物也是这类作品的题中之义，如李白《秋浦歌》：“秋浦田舍翁，采鱼水中宿。妻子张白鹇，结罝映深竹。”同时，又杂以吴音，如“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侬”、“个”正江左“彼”“我”之辞。

“吴声”、“吴语”之外，“吴吟”也成为异世风流之一种，李白《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昨夜谁为吴会吟，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醍盘饭霜栗。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可窥“吴吟”音声之妙。而这种妙又不仅在音声而已，更在于月下咏诗之袁宏及其名士风流。其《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月，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即咏此事。至于中唐，“吴吟”成为一种充满名士风流趣味的独特吟唱和创作方式，如刘禹锡《和乐天洛下醉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见怀长句》：“昨来亦有吴趋咏”、白居易《过李生》：“何以醒我酒，吴音吟一声”、《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见和忆吴中旧游五首》：“吴调吟时句句愁”等。又元稹《病醉》：“醉伴见侬因病酒，道侬无酒不相窥。那知下药还沽底，人去人来剩一卮。”题下注云：“戏作吴吟赠卢十九经济张三十四弘辛丈丘度”。形式上，乃七绝而杂以“侬”、“底”等标志性的吴语。遣辞俚俗，且充满名士放达之态，体调与贺知章《答朝士》颇为相似，“吴吟”之风貌与篇体内涵也由此可窥。

更重要的是，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在延续江左风流的同时，更将此种文化记忆和传统以及吴语之风引入长安。神龙中，贺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13]5035。其中，贺知章又俨然是“江左风流”的异代化身。史称其“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皆倾慕之。狂傲如李白亦倾慕有加，《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将其比作潇洒出风尘的王羲之。及杜甫作《饮中八仙歌》，八仙之中吴人有其二，且以贺知章居首：“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且以爱酒晋山简作比。

盛唐时期，吴中士子有文名，且以风流见赏者甚多。储光羲，润州延陵人，与王维、裴迪、祖咏等都有交游。殷璠《河岳英灵集》称其“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14]178又綦毋潜，虔州人。王维《别綦毋潜》：“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适意偶轻人，虚心削繁礼”云云，于文辞之外，更赞其人有江左之遗风。至如《送綦毋秘书弃官还江东》：“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鱼鸟际，澹尔蒹葭丛”，更可想见其风神。此外，如张彦远，永嘉人，与王维为诗酒丹青之友，天宝中谢官归故山。王维曾有《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还”，足见其名士性情。

在与吴中士人的交游往还中，北人亦时效吴语以为风流。其中，与綦毋潜、储光羲、丘为等吴中士人交游甚笃的王维尤好作吴语，如《酬黎居士淅川作》：“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淅”，宋蜀本、述古堂本、明十卷本俱作“浙”[15]233。其中，“侬家”“个”亦皆吴语方言词汇。又《戏题示萧氏甥》：“怜尔解临池，渠爷未学诗。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芦笋穿荷叶，菱花罥雁儿。郗公不易胜，莫著外家欺。”“尔”“渠”“儿”皆吴语。“郗公”，典出《世说新语·简傲》：“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箸高屐，仪容轻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7]911此处用之，以见“戏题”之意，则萧氏甥或当为江东人。此外，《赠吴官》一首也是与吴中士人交游之产物：

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空摇白团其谛苦，欲向缥囊还归旅。江乡鲭鲊不寄来，秦人汤饼那堪许。不如侬家任挑达，草屩捞虾富春渚。

“茗糜”即“茗粥”，乃江左风物。杨华《膳夫经手录》云：“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16]114此外，“白团”“鲭鲊”“富春渚”等也是典型的吴中风物、风土。同时，又杂以“个”“来”“许”“侬家”等吴音词汇，体调与风格之戏谑、俚俗也与贺知章《答朝士》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储光羲集中有《吃茗粥作》一首：“当昼暑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远云度，曾不蔽炎晖。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敝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内容上与王作颇相合，令人不免联想到王维所赠之“吴官”或即与其交游甚密的储光羲一辈。

形式上，此诗采用了七言八句体，然押仄韵，且完全不拘七律之粘对、对仗规则，乃律体未定型前接近口语的民歌体调 [4]462。以近体之粘对规则考察，此类作品则又呈现出鲜明的破体意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摩诘七言律，自《应制》《早朝》诸篇外，往往不拘常调。至‘酌酒与君’一篇，四联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无。”[17]1009就内容、风格而言，此诗题旨谐谑，风格俚俗，与名士的风流、任达之气颇相得益彰。殷藩《河岳英灵集叙》所谓“鄙体”当即此种，此体与吴中民歌之体调渊源亦可窥。更重要的是，王维此体之民歌渊源及其所蕴含的破弃近体声律之尝试对于同样精通近体的杜甫之七律及其拗体以及“吴体”创作无疑具有直接的启发。无独有偶，杜甫对王维之诗本就极推崇，《解闷十二首》其八：“最传秀句寰区满”，《奉赠王中允》又称：“中允声名久”。合以上种种而观之，王维《赠吴官》一体某种意义上已开杜甫“吴体”之先声。

①参见仲瑶《盛唐文士与魏晋风度——以杜甫

与李白、王维等盛唐士人相似，杜甫对江左名士风流也极为倾慕，且青年时期曾漫游吴、越。及漂泊流寓西南之际，这段壮游经历与江左逸韵遂成为逝去的“盛世”与“青春”的双重寄托：“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草堂》）、“永怀江左逸”（《偶题》）、“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夜二首》其一）、“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在这之中，又夹杂着北归之思以及与亲人团聚等现实考量。这种复杂心绪在《春日梓州城楼二首》其二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战场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世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樊晃《杜工部小集序》称其“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2]2237，即就此而言。

吴越人物、风土之摹写外，杜甫也以“吴语”、“吴咏”为江左风流之一种，如《夜宴左氏庄》：“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吴咏”即用袁虎月下长咏之典。仇注云：“吴咏，谓诗客作吴音。”[2]22又《遣兴五首》其四：“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山阴一茅宇，江海日凄凉。”显然是将“雅吴语”作为贺知章名士风流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其诗也多杂吴语方言词，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渠”即吴语，盖陶、谢皆广义上的江左名士，以见相戏之意。此外，杜诗中频繁出现的如“个”“侬”“能”“残”“底”等亦皆吴语。

概言之，杜甫的戏作“吴体”正是基于上述时代风气和文化心理，同时又与其个人遭际相交织。按《愁》诗作于夔州时期，且与前述强烈的“思吴”情绪显然是分不开的：“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经罢病虎纵横。”前四句写巫峡一带的风土、风物，同时又杂以吴语。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蜀江三峡中，水波圆折者名曰‘盘’。‘盘’音‘漩’。”[17]885此外，“底”也是吴语。清人梁运昌《杜园说杜》：“凡篇中杂以方言谐词者皆是吴体”，即就此而言。然其不称“吴歌”“吴声”“吴吟”，而称“吴体”，似有意别于以五言四句为主，且隶属歌诗系统的“吴声”以及文士之拟吴声歌类乐府小诗。这与杜甫以徒诗形态为主的近体创作格局也是一致的。

与王维《赠吴官》采七律的八句之体相似，杜甫的“吴体”也仅取七律的八句之体，而刻意违反近体之粘、对规则：江草日日唤愁生（平仄仄仄仄平平），巫峡泠泠非世情（平仄平平平仄平）。盘涡鹭浴底心性（平平仄仄仄平仄），独树花发自分明（仄仄平仄仄平平）。十年戎马暗万国（仄平平仄仄仄仄），异域宾客老孤城（仄仄平仄仄平平）。渭水秦山得见否（仄仄平平仄仄仄），人经罢病虎纵横（平平平仄仄平平）。此外，又有“三仄脚”，如“得见否”。然不同于王维《赠吴官》的全然不合近体格律，通篇散体，且用仄韵，杜甫此诗仍押平韵，且中二联对仗。同时又杂以双声，如“异域”，且多用入声如“浴”“独”等造成一种短促的音节。王国维曾云：“苟于词之荡樣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18]223这种独特的音节之美正是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一个重要内涵和体现，与“拗体”的“外方而内圆，先忤而复合，所以于不谐和之中，只觉其峭劲而不觉其佶屈，只觉其爽朗而不觉其生涩”[19]469亦相通。

因此，所谓“强戏为吴体”之“强”，不仅因杜甫乃北人，不善吴音，更蕴含着声律、音节层面的苦心。在这一点上，“吴体”与“拗体”是一致的。余冠英、王水照就曾指出：“间有所谓‘吴体’的，都是所谓拗体。这些拗体并非率意为之，而是为了追求别一种声律，有心创造出来的。读者对于杜诗声律的‘细’处，也可以从他的拗体去体会。”[21]至于“戏”，则更蕴含着杜甫诗学中的另一机制即“游戏”精神。这种游戏精神也与名士的任诞好流俗有关。当近体渐拘于法律之时，“游戏”精神尤为重要。杜甫晚年多游戏之体与其近体呈现出的破体倾向正相表里。《蔡宽夫诗话》云：

子美以‘盘涡鹭浴底心事，独树花发自分明’为吴体；以‘家家养乌鬼，顿顿吃黄鱼’，为俳谐体；以‘江上谁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为新句。虽若为戏，然不害其格力。[21]93

“若为戏”三字可谓中的，而其之所以拈出“盘涡鹭浴底心事，独树花发自分明”二句为“吴体”，当以杂吴音谐词，如“盘涡”“底”之故。但与贺知章、王维等人的纯为俳谐、游戏体调不同，杜甫的“愁诗”题旨、精神上仍是一贯的伤世忧时之雅意。这也是此诗与“俳谐体”的区别。与集中的“拗体”相似，此诗音节的拗峭迫促与情感的愁闷沸郁亦相得益彰。《杜臆》云：“胸有抑郁不平之气，而以拗体发之，公之拗体诗，大都如是。”[2]1599这种形式与情感，内容与风格的高度统一也使得杜甫的“吴体”具有了典范性。

杜甫“吴体”及其地理文化内蕴和体制、风格诸层面的内涵也因此为晚唐皮、陆二人的“吴体”创作所承。陆龟蒙本东吴大族，六世祖陆元方为则天朝宰相，五世祖陆象先则是开元宰相，且与贺知章甚相友善。也因此，相较皮日休，其“吴人”的身份意识和地域认同感也更浓，而体现为好吴歌，如曾作《吴俞儿舞歌》。此外，又有《和胥口即事》，中有“莫问吴趋行乐”之句，似效陆机《吴趋行》之意。同时，又延续了顾、陆等江东世族人物以吴中风物自矜，讥诋洛客的传统，如《奉酬袭美先辈初夏见寄次韵》：“吾祖傲洛客，因言几为伧。何须乞鹅炙，岂在斟羊羹”，又如《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莼丝内史羹”“羊酪未饶伧”等。

与贺、顾诸作相似，皮、陆也多吴语，且好以吴中风物入诗，如陆龟蒙《新秋月夕客有自远相寻者作吴体二首以赠》其二：“清谈白纻思悄悄”，皮日休《奉和鲁望早秋吴体次韵》：“捣药香侵白袷袖，穿云润破乌纱棱”等。形式上，不同于贺知章、顾况的七言四句式的歌谣体七绝，皮、陆二人的“吴体”则直承杜甫的七言拗律之体，以别于乐府一体的“吴声”。杜甫“吴体”以及“拗体”的杂双声、叠韵且多入声的音节特征也为皮、陆所袭并加以凸显，如陆龟蒙《早春雪中作吴体寄袭美》：“光填马窟盖塞外，势压鹤巢偏殿巅”，“盖塞外”“偏殿巅”皆三字叠韵，较杜甫“盘涡”二句更增巧致。又《独夜有怀因作吴体寄袭美》：“人吟侧景抱冻竹，鹤梦缺月沈枯梧。清涧无波鹿无魄，白云有根虬有须”，如“枯梧”“虬有”皆叠韵，“月”“魄”等乃入声。故虽不合律，而并不佶屈、生涩。至于皮日休《奉和鲁望独夜有怀吴体见寄》：“病鹤带雾傍独屋，破巢含雪倾孤梧。濯足将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独屋”“孤梧”之叠韵为对也与陆作如出一辙。这一特征的凸显与二人热衷于创作双声、叠韵一类杂体诗是分不开的，而次韵以为唱和本即南朝杂体诗之余绪，且为名士好流俗、俳谐风气之直接产物。

就内容、风格而言，皮、陆二人的“吴体”也深受杜甫“愁”诗郁戾不平之气与拗峭之姿的影响，如陆龟蒙《早秋吴体寄袭美》：“荒庭古村只独倚，败蝉残蛩苦相仍。虽然诗胆大如斗，争奈愁肠牵似绳。短烛初添蕙幌影，微风渐折蕉衣棱。安得弯弓似明月，快箭拂下西飞鹏。”以幽冷奇峭的意象寄疏狂、愁郁之气。杜甫“吴体”的拗峭之姿与“愁”绪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凸显，并最终成为“吴体”的重要诗体内涵之一。

综上所述，与名士之任诞、放达相交织，作为“江左风流”重要载体的“吴声”“吴语”“吴吟”被赋予了浓郁的文化地理内涵和名士风流色彩。昔日风流之外，以“吴中四士”为代表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名士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在与江东士人交游中，以名士风流为接引，北人亦时戏作吴语，如王维《赠吴官》等杂吴音写吴中风物，风格俚俗谐谑，且完全不拘近体规则的七言之作实已开杜甫“吴体”之先。杜甫戏作“吴体”正是这一文化大背景与个人际遇的共同产物。名曰“吴体”似有意区别于歌诗系统的“吴声”、“吴歌”。形式上，则杂以“双声”“叠韵”以破弃近体之平仄规则，造成一种拗峭迫促之调。在这一点上，“吴体”与集中之“拗体”又是相通的。其独特的文化、体制、风格内涵为晚唐皮、陆之“吴体”所承，并进一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