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登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有苏东坡的好友和学生在，让苏东坡有缘到新登来。东坡先生为新登（当年新城）留下了流芳千古的诗篇。在去往新城途中，眼前明媚秀丽的春光和农家的春耕景象，使苏轼心情舒畅。似乎连大自然都格外偏爱这位外乡人，为他的出行，“吹断檐间积雨声”，野桃“含笑”点头，“溪柳”翩翩起舞；“西崦人家”快乐耕作，细雨润茶喜上眉梢，简直就是桃花源。在《新城道中二首》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位放飞心情的快乐的苏轼。

其一

其二

北宋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东坡因议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主动请示外调，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其时，富阳、新城为杭州属县。

旧时，杭州与新城县邑陆上交通有二。东线：走驿道从西湖经富阳至新城；西线：从余杭经临安折入葛溪古道至新城。从作品《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一诗来看，苏轼是从东线入境新城，离去时走的是西道。有确切时间记载的，苏轼曾先后两次行县至新城。

第一次为熙宁六年（1073）正月。苏东坡奉命出巡所领各属县，时为杭州节度推官李佖先行三日并在风水洞恭候。风水洞，据《杭州图经》载，距钱塘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岩院。洞极大，流水不竭，清风微出，故而名为风水洞。《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即为苏轼谢李佖所作。

第二次是熙宁七年（1074）八月间因捕蝗至浮云岭。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熙宁七年 ,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是年十一月苏轼到密州任上，在《上韩丞相论灾伤书》中追叙这段情况说：“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此京东馀波及淮浙者耳……”苏轼因捕蝗取道浮云岭至于潜（於潜），其至於潜，又有《戏於潜令毛国华长官》诗证：“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极写蝗势之烈。

这组诗是熙宁七年八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第一首写捕蝗所感，第二首着重写山行疲惫之感。组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极力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同时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

离浮云岭不远处有天目山余脉青牛岭，山高万仞。因岭顶石道有凹坑似牛蹄印，以为太上老君青牛所留，故名。岭上有宝福院，始建于唐大历三年（768），宋治平二年（1065）改为多福禅寺，寺旁有岩石，状如卧牛，寺前有石洼，传为神牛足迹。苏东坡乘理蝗之余，得悉青牛岭风光秀丽，又有多福禅院，便策杖登上青牛岭，并在寺壁上题写《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至》一诗。青牛岭原是幽僻之地，山路艰险，人迹罕到。自苏东坡题诗名气顿噪，文人墨客慕名而来，题咏者不少。于是“青牛雪霁”遂为东安八景之一。

《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至》

乡邦文化研究者张宝昌老师根据苏东坡存世的一些作品，还原了这条长35公里的葛溪古道路线：从新城出发向北，至塔山→潭山头→沈家→炉头→湘主→石门岭→湘溪→菖蒲（马至坎）→枫林咽泉→三溪口→石羊→洞桥（陈氏园）→万市（万氏桥）→南新（多福寺）→临安→杭州（这是苏东坡回杭州的路线）。

往北出新登城一里路，就至塔山，亦是“东坡古道”的起点。旧记载“其下大溪环绕，其地适挡葛溪水，下流之衙，山顶景致绝佳，苍翠悦目，上有许公祠、神农庙及拥翠亭遗址，“塔山拥翠”被誉为东安八景之首。”据传邑令晁端友曾款宴苏东坡于此，其子晁补之即席赋诗《塔山对雨》二首，苏轼以此诗意挥毫泼墨成图。世居塔山的袁氏后人亦云，当年苏东坡与黄庭坚（富阳谢景初子壻，亦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也曾在塔山饮酒对诗。笔者有理由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亦相信苏东坡多次莅新。苏东坡喜欢云游的地方，自然是风景独特。现位于洞桥镇枫瑞村菖蒲袁家自然村西北马止墈的天云山佛光禅寺，寓意佛光普照，恩泽众生。原名天耳庵、天云山庵，后改于现名。

按《明季野史丛集》记载：始建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有天皇殿三间、大雄宝殿三间，盛极一时。据考证，苏东坡出巡，慕名来游，一行五人骑马至山麓，吆喝驻足不前，便惊叹“马止坑”。寺中有一方水塘，塘水清澈明敞，四壁苍苔痕生，时而可见水底泛出串串珠泡，所以称作珍珠泉。岩边溪流飞泄，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群。溪流之中，菖蒲草丛生，深得东坡喜爱，赞曰“好菖蒲，好菖蒲！”后人仰仗苏公，就把村名改为“菖蒲”。

菖蒲村袁氏家谱中有记载，苏东坡在佛光禅寺留宿，并吟诗一首：“岩高峡锁小古庙，老僧夜敲钟声遥，炊斋小衲鸡报晓，楼底桥小水声扰，桥下横系客车到，携锄农夫犬吠郊，今日云山何萧条，明朝寄桥应热闹。”天云山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珍珠泉、栩栩如生的鹰岩、千姿百态的石窟溶洞群等自然景观，还有香客如云的寺庵，想必这些都是苏东坡心向往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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