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个福建人邱葵，《四库全书总目》介绍他的《周礼补亡》时写道:“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66]可见邱葵也取得了不亚于陈栎的成就。正如欧阳玄也在《元故旌表高年耆徳山村先生欧阳公（泾）墓碑铭》中记载欧阳泾所云，“至宋亡，科举废，乃更沉潜性命之学，手编诸经传注”。[67]这其实就是江南儒学在元代继续得以长足发展、并让明清得以承继的普遍状况。
宋元易代，不仅江南社会结构与经济基础没有遭受较大的重创，战争带来的流离失所与统一后割据疆界的消失，都在空间上造成了学者的流动自由。元代的大儒吴澄就曾写诗这样形容：“男子初生射矢蓬，已包六合在胸中。往年南北一江限，今日车书四海同。”[68]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开始驰骋于南北，终于覆盖全域。早期的德安出身的赵复被俘后北上，讲学于燕京的太极书院，据《宋元学案》载，“（赵复）以所学教授学子，从者百余人。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自先生而发之。（姚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姚）枢与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先生讲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后，其书广博，学者未能贯通，乃原羲、农、尧、舜所以继天立极，孔子、颜、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张、朱所以发明绍续者，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姚）枢退隐苏门，以传其学，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崇信之。”[69]
关于这一事实，元人已有述及：“初，蒙古破许州，获金军资库使姚枢。杨惟中见之，以兄事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太祖皇帝见枢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阔端太子南伐，俾枢从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枢招致稍众。至是，破枣阳，大将忒没歹欲坑士人，枢力与辨，得脱死者数十人。继拔德安，得赵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既被获，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枢譬说百端，复始悟，枢与至燕，学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经学，而枢亦初得睹程 朱性理之书焉。”[70]学术的传播通过学者的行动来实现。赵复就是显著的一例。
前引《宋元学案》讲到姚枢学传许衡等人，是有具体根据的。史载：“闻姚枢以道学自任，乃诣苏门见之。枢授以伊川易传、晦庵四书集注、或问及小学书。衡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写而还。谓学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去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众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小大，皆自小学入。衡亦旦夕精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诸生出入，惴栗惟谨。客至则欢然延接，使之恻然动念，渐濡善意而去。尝与其子书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书虽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苏门，依姚枢以便讲习。及枢被征，衡独处苏门，始有任道之意。”[71]由此可见，以朱子著作为主，在元朝尚未统一大陆全域之时，道学正宗已在北方传播。
道学北上，政治力也发挥了作用。史载：“时濂溪周子之学未至于河朔，杨维中用师于蜀、湖、京、汉，得名士数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京。及师还，遂建太极书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极图、通书、西铭于祠壁，请赵复为师、儒王粹佐之。选俊秀有识度者为道学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学。”[72]蒙古领中书行省杨惟中行使公权力，对道学的早期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张德辉“与元好问启请世祖皇帝（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帝悦而受之”，[73]则是最大限度利用公权力对儒学地位的提升与全面普及的巧妙施策。
通过一些有影响的高官的推动，在蒙古立国号为元的第二年，继朱熹从祀孔子庙庭之后，张栻、吕祖谦也被封伯，从祀孔子庙庭。[74]这一事实表明，元朝官方对道学的接受与推广，并不具有排他性，虽以朱子学为主，但容纳学派也相当广泛。
我们再来看一例。上面引述《宋元学案》提及的元代理学家刘因，其弟子虞集也是元代大儒。其曾祖虞刚简与私淑朱熹的魏了翁有过学术交流，“尝与魏了翁、范仲黼、李心传辈讲学蜀东门外，得程朱微旨，著《易》《书》《论语说》以发明其义，蜀人师尊之”。[75]拥有这样家学传统的虞集自幼随父从四川仁寿迁徙到江西崇仁，后来历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奎章阁侍书学士。黄溍评价说：“国朝一代文章家，莫盛于阁学蜀郡虞公。”[76]虞集曾为苏州的魏了翁后人写下过《魏氏请建鹤山书院序》。其中就提及“我曾大父建学简州，文靖公（魏了翁）为之记”的往事[77]，并且说道“某虽不敏，尚愿诵所闻于父兄者，以与其子弟从事乎二家之家学”。[78]魏了翁在《虞公墓志铭》中高度评价了虞刚简的学术成就：“气质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宁能无偏？学则所以矫其偏而复于正也。然今之学者有二：繇博以致约则落华而就实，故志为之主，愈敛而愈实，愈久则愈明；或者唯博之趋，若可以哗世取荣，然气为之主，气衰则志索，于是有始锐而终惰，始明而终闇者矣。学乎学乎，其记览词章之谓乎！”魏了翁评价的虞集先祖的学术成就作为家学，无疑成为虞集志业目标。家学代有传人，人则徙地传学。元代道学完成南北统一，在朝廷的提倡之下，是通过学者的流徙而具体实现的。江南儒学就是这样由江南发散，进而张大于全国的。在公权力主导的政治力的作用之下，儒学教化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除了官督民办的书院之外，从中央的国子学，到地方的路学、府学、县学，乃至基层的社学、义塾，所在皆有。据《元史》的记载，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全国各地所建学已达两万四千多所。[79]这是士大夫政治主宰之下的宋代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根据我对中国文化纵向发展的观察，政治钳制强烈的传统社会，文化总是在乱世开出璀璨之花。因为乱世的相对无政府状态，思想钳制相对松弛，所以文化才获得自由发展的良机。乱世给大多数民众带来了莫大的苦难，不过也在客观上给了文化松绑的空间。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种无奈。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写作《民主与爱国》的思想家小熊英二就根据对日本近现代史的观察指出，思想繁荣的时代是不幸的时代。[80]不过，这一特征在传统中国显现的格外突出。
我们可以观察到，较之西周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春秋战国的乱世，思想空前活跃，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辈出成群涌现，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纷纷为乱世开药方。秦汉统一，集权的政治与强大的经济为消化、吸收和整合乱世形成的文化提供了基础和环境。这一乱世到治世的过程，通过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内部整合，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最初繁荣。
此后的文化发展也基本遵循了乱世开花、治世结果的模式。比如，接下来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五胡的进入，佛教的传播，外部的因素又给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变得更有生机，进入隋唐统一的治世，终于形成更为宏大的文化气象。此后从中唐安史之乱开始的唐宋变革，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彻底改变了几百年来既有的社会结构，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贵族逐渐走向消亡。加之科举等因素带来的社会流动，社会呈现平民化倾向。隋唐以来崇文的潜流，伴随着北宋科举规模的扩大，终于形成了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士大夫成为政治主宰的背景之下，特别是澶渊之盟之后的百年承平，更为中国文化带来了少有的非乱世而开花的局面。当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乱世开花、治世结果的模式只是忽略个别例外的宏观观察。而例外则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乱世也未必开花，治世未必结果。
靖康之变的混乱，南宋王朝的草创，短时期准乱世的时代背景，庆元党禁的政治钳制失败，让融合佛道的北宋理学顺理成章地在南宋特殊地理和政治场域张大为道学。顺应社会转型，道学在南宋伴随着士人的流向根植于地域。在这样的积淀之下，中国历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变局，非汉族的蒙元统治了大陆全域。有元一代，在宋元变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成为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明清以后呈现出的繁荣文化，其实就是来自宋元的积淀，而江南儒学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蒙元对江南实行的基本不流血征服，王朝鼎革没有造成社会的结构性巨变，保全了作为中国大陆经济重心的生产力，让繁荣的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并且还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经济是基础，在此之上，相对隔阂于汉字文化的蒙元统治又在无意中形成了没有文字狱的政治宽松。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得到满怀故国之思的坊间史书的大量出版，我们看得到关汉卿们在杂剧元曲中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而朝廷出于统治需要又对儒释道大力均等扶持，宗教也有着空前的自由度。这些都给文化带来了另一类难得的非乱世承平发展时期。
说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其实并不仅仅是有宋一代，准确说是自南宋至元的宋元变革期。士大夫政治主导的文化宽松和无意形成的无钳制，正是这两个接续的长时段造就了中国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而以道学的形态出现的江南儒学又在朝廷提倡和民间普及的合力之下一统文化江湖，形成了空前的宏大与辉煌。此后的中国文化，同样又分别经历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乱世开花和承平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