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辉：高宗紹興視學禮與南宋初期的政治-学术纵横-杭州文史网

興學設教是維繫風教、化育人才的根本之舉，而彰顯王者立學的視學禮則是中華帝國極為重要的國家禮儀。宋代慶歷興學之後，以教育制度的變革為背景，皇帝視學禮發生轉折性變化。此前行禮地點多在國子監、視學對象多為貴族官僚子弟，隨著國子監更多偏向承擔管理職能、太學學制變革與大規模向平民開放，從哲宗元祐、徽宗崇寧與宣和，至南宋高宗紹興視學，最終形成了於國子監（設孔廟）行釋奠，於太學行講經、賜茶、幸齋等儀式節目較為穩定的視學儀式，更多平民子弟能親瞻帝容、親聆帝教。南宋興太學事在“宋金和議”後迅速啓動，作為宋室南渡後的首次“車駕幸學”，高宗紹興視學禮極為隆重，詳考禮典、細定節目、形成定制，後孝宗、寧宗等皆臨幸如紹興禮。“當倥傯不暇給之時，而獨留意於學校，此正轉移人心之大機”^[1]，對於和議初定，亟須強調國是轉向偃武修文，使人心轉向的高宗而言，紹興視學禮早已超出立學設教、尊孔崇儒的意義。目前學界對宋代視學禮的深入研究幾付諸闕如，通過追溯高宗紹興視學禮及其前後的歷史場景，討論特定時期禮儀行為的特殊意義，有助於理解宋代視學禮的變化及其特徵，同時為窺探南宋初期政治文化語境提供一個視角。

一從紹興八年（1138）至紹興十二年（1142）：和戰紛爭中的興學討論

南宋初年，宋金和戰的討論懸而未決，興太學事未能提上議事日程。紹興三年（1133）六月，詔駐蹕所在學置國子，也僅“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員”^[2]。紹興八年（1138）二月，高宗發建康、返臨安，三月詔以臨安為“行在所”。兩個月前，出使金朝的王倫帶回了在宋廷稱臣、交納歲幣的情況下，金願廢劉豫、許和議，還徽宗帝后梓宮與高宗生母韋氏及河南諸州等消息，使此前一度停滯的和議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高宗大喜，“復還臨安，內修政事，以定基業”^[3]，開始按照都城需要逐步改建臨安城。

這一年的九月，左迪功郎、溫州州學教授葉綝^[4]上書提出興建太學，他不能理解“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卻“獨於太學而遲疑”，“養士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並歷數“漢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興太學；晉元帝興于江左，一年而興太學”，他們都未曾“以恢復為辭，以饋餉為解”，正因為“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傯，不可緩也”^[5]。彼時距離同年十二月底第一次紹興和議僅數月時間，葉綝在這個時候上書興建太學絕非無的放矢。以趙鼎為首的主和方正面臨對基本國策持不同主張的分裂，而以高宗、秦檜為主導的議和派正逐步形成排他聯盟，兩方處於抗拮情勢。^[6]彼時提出興學，無疑是對和議呼聲的聲援，事下禮部討論，右諫議大夫李誼提出反對意見，理由有二：一是經費不足以支援天子建學之規模。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為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之體”^[7]；二是營建都城應考慮先後輕重，彼時“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8]。因此，最好“俟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9]。李誼的潛台詞是天子建學意味和議定局，和戰未定，臨安僅為駐蹕之所，不適宜建太學。最終，紹興八年（1138）的興學之議被擱置。

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和議後，“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而未施行的情況有了轉折。高宗主張應立即復祖宗舊法興學設教，程克俊、秦檜附議，“今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久有此議，今當舉行”^[10]。命禮部討論取旨。作為國家的最高官學，精擇其安置之地是首當其衝須解決的問題，最初方案是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臨安府學位于湧金門南、淩家橋東，紹興元年（1131）從城南麗正門遷入，以慧安寺故基重建。^[11]紹興十二年（1142）四月秦檜幹將起居舍人楊願即“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12]。十一月四日，兩浙轉運副使、秦檜妻兄王㬇除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13]，十二日受命太學養士權于臨安府學措置增展。^[14]十二月十二日，“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為額”^[15]，詔“所有府學先次別選去處建置，其增展屋宇約可容生員三百人，齋舍並官吏直舍等並臨安府措置修蓋”^[16]。然而，臨安府學改建太學還未完成，紹興十三年（1143），在王㬇上任臨安知府兩月後即改變方案，“言踏逐得錢塘縣西岳飛宅子地步可造太學並國子監”^[17]，最終“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為國子監、太學”^[18]。

在宋金和議之後緊鑼密鼓興建太學，與紹興十一、十二年的局勢關係密切。誠如殿中侍御史汪勃所言“陛下獨擅聖人之德，上天昭監，果定和議於眾論鼎沸之中”^[19]，宋金和議後朝廷異論不可能戛然平息，高宗和秦檜一派必須有所應對，舉行歌功頌德的文化運動即為一例。^[20]天子建學興教、化育人才正可彰顯剛剛確立的“偃武修文”國是，使人心轉向思安，自然很快列入討論事宜。面對“眾論鼎沸”，他們必須反復論證和議的合理與正當，如果說紹興八年（1138）第一次和議之前的興學建議是間接聲援息兵，那麼世易時移，紹興十二年（1142）的啓動興學則包蘊更為複雜的意義，即通過興建最高官學，使“偃武修文”的國是獲得普遍認同，復祖宗故事，增強政治合法性，接續北宋崇文重儒的傳統，樹立文化權威，為思想文化的新一輪整肅埋下伏筆。

從紹興八年（1138）到紹興十二年（1142），議和方通過人事調配等力促興學，至太學初興後，在人事安排方面也特別留意學官的思想立場。紹興十二年（1142）冬，高閌被推舉為國子司業，旋即於紹興十三年（1143）春“賜對便朝，首被聖訓”，高宗皇帝明確告知“所以選用之意”^[21]。在遴選其他太學官員事上亦特著意於此，指出切宜重擇，“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心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喻後進。若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不小”^[22]。紹興十九年（1147）高閌在為明州州學御書閣撰寫的記文中曾論及高宗興學賜書之本末，他將治天下比作治療身體疾病，認為文教好比飲食，武備好比藥石，若有病，以藥石攻之，疾病解除後仍飲食如故，他將高宗比作漢光武帝，而“首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群目，茲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翰墨，必取聖賢格言以動化天下”，则光武帝也有所不及。^[23]雖然記文多誇飾溢美，但對於在正式文本中特講述興學本末的高閌而言，也可以說反映了他較為真實的思想認同。

紹興十三年（1143）夏秋之際，國子監、太學竣工。八月十六日，國子司業高閌上表請車駕幸學，認為“時際投戈，講漢家之道藝”可謂得時。^[24]高宗行視學禮以昭示“茲偃革以息民，仍恢儒而建學”^[25]的決心，高閌作為力主者，遭受非議，同為楊時門人的胡寅移書斥責說，“閣下目睹忘仇逆理，北面夷狄，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26]。高閌因此事而背負惡名，亦可足見當時之“眾議鼎沸”且高宗借助視學推行國是的意義。

二循祖宗故事：高宗紹興視學儀式的擬定與國子監、太學的營建

宋朝的最高學府原是國子監所屬國子學，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學生，然辦學不善。范仲淹主持慶歷興學時設太學，招收八品以下官員子弟與庶民子弟優秀者，因國子監房屋狹小，不足以容學者，在“錫慶院”設太學。又經熙寧、崇寧興學，逐步擴大生員和校舍規模，至徽宗崇寧年間，太學生總數達到約3800人。據現有文獻統計，北宋皇帝視學至少14次，略見下表：

表1：北宋皇帝視學時間與地點^[27]

太祖開國之始即多次臨幸國子監，並撥款加飾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制文宣王贊詞，令范質等分撰先賢先儒贊詞。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國子監始敘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並對侍臣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28]。范祖禹認為太祖“尊師重道，如恐不及。儒學復振，實自此始，所以啓佑後嗣，立太平之基”，可與“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褒先聖之後，封賢臣之墓，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是以天下悅服”之事相媲美。^[29]呂中則將其視為反映趙宋立國之本的事件，“我朝以儒立國，故命宰相讀書，用儒臣典獄，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30]。

建隆故事有助於論證高宗在宋金和議後旋即興學、行視學禮的正當，將高宗與趙宋開國之君相提並論，更可增強政權的合法性，因此高閌在請幸學言“諸生以為陛下方偃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趣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31]。至孝宗淳熙四年（1177）幸學詔，則已將皇帝興學、視學闡釋為兩宋未斷之家法，“昔我藝祖肇造帝室，禮樂征伐猶未皇暇，乃開基之月，首幸國學。越二月，又幸。既宏先聖先師之宇，復審象而為之贊。本原治道，厥有深旨。然則掃五季之陋，削諸侯之僭，垂萬世之統，不在斯文乎！列聖相承，遂為家法。太上中興，開設學校，乗輿臨幸，儒術益光。肆朕纉圖，儲精稽古，憲章祖述，夙夜不敢忘”^[32]。然而，建隆時期，太祖幸國子監畢竟儀式簡薄，那麼，高宗紹興視學禮應如何揀擇參照儀式呢？

以哲宗元祐六年（1091）為界，皇帝此前視學地點在國子監，此後則變更為在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在太學召儒臣講經、賜賚或加恩講官、監學官、諸生等活動。南渡以後，接續北宋故事，大體遵循哲宗、徽宗幸學的儀式流程。紹興十三年（1143）春，臨安府以籍沒的岳飛宅造太學並國子監，半年後竣工。八月，國子司業高閌、太學錄祖逢清等先後上表請幸學，事下禮部討論，尋下國子監、太常寺“檢照祖宗典故”擬討論事項，至紹興十四年（1144）正月十九日，用了長達四個月的時間議定儀式程式、準備儀式器用、調配儀式人員等，討論了如許監學生先拜表、學士院降勅書、幸學日謁文宣王廟、幸學觀監、視學講經、幸學頒示御筆手詔、御筆贊文、臨幸學舍等程式，由禮部確定具體應舉行的事項報尚書省。最終依徽宗宣和四年（1122）國子祭酒韋壽隆等上表陳請徽宗車駕幸太學例^[33]，奉聖旨依請令學士院降勅書，“合擇日先詣至聖文宣王位前，行酌獻之禮，畢，次視學”^[34]。高宗紹興視學禮的儀式流程被孝、寧、理、度宗沿用，略見下表：

表2：南宋皇帝視學禮^[35]

由此可見，高宗興學，從視學儀節到建築陳設皆重講“徽宗故事”。高閌曾在請幸學表中言“治先復古，渙周室之文章；時際投戈，講漢家之道藝”，“今累朝銳意六經，始建隆垂拱之際逮先帝，留心兩學盛，大觀、宣和之間，迄今美談，號為偉績”，建議高宗遠可追慕周宣王、漢光武帝的中興事業，近應效仿宋太祖至徽宗，“留心兩學盛”，尤其是大觀、宣和年間的崇儒興學之舉，“化民而成俗，必建學以恢儒，宸翰揭名，講徽宗之故事”勢在必行。[39]太學錄祖逢清也上表說應“遠求漢唐之聞，近取祖宗之故事。湖山外列，拱宸翰之昭回，堂奧中嚴，仿京都之崇麗”[40]。高宗在紹興十四年（1144）幸學詔中則聲言“將款謁於先聖，仍備舉于舊章”[41]。因此，禮部最終確定依宣和四年（1122）徽宗視學例來實施。無論是文宣王廟前立二十四戢，還是孔子像戴冕十二旒、服九章、執鎮圭，都是循“徽宗故事”，以“王者之制”顯示孔子地位。這裡，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紹興十三年（1143）有司曾請以“藥玉”或“珉石”作鎮圭以奉文宣王，高宗以“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駁回[42]，在行視學禮時又特於戟門外降輦，並免鳴鞭示敬，都表明高宗意在通過對孔子的尊崇之極以接續徽宗故事。[43]在南宋初年的政治運行中，高宗力圖藉由效法“徽宗故事”營建最高官學、施行禮儀，彰顯政權統治的合法與正當，意圖明確。

紹興十四年（1144）正月十九日，高宗紹興視學禮儀式程式確定，太史局最初選定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但因值兩及春補試，改為三月十八日。[44]視學禮的地點雖然在廟學，然而皇帝車駕幸學、行經御街的過程，其重要性也不容小覷。紹興十三年（1143）景靈宮建成，形成宮城北和寧門至城北景靈宮的一條皇帝御街行幸的主線，“御街，自和寧門外至景靈宮前，為乘輿所經之路”[45]，在這條承擔政治與儀式功能的主幹道的北端一隅正是國子監、太學之所在。唐代國子監、太學位於毗鄰皇城南門的務本坊，而北宋國子監、太學位於開封的南外城，南宋時期位於御街北首的左三廂，所處位置皆緊鄰御街、遠離宮城，這增加了皇帝御街行幸的意義。皇帝前往國子監、太學的途中，乘輿經行御街，將儀式的觀瞻對象擴展為更大範圍的臣民。高閌在請幸學表中說“待屬車之清塵，增橋門之榮觀”[46]，皇帝浩浩蕩蕩的車駕鹵薄，其人、聲、物、色的整嚴組合，營造出至尊、隆重的氛圍，民眾親迎粹容、明感天威，藉此直觀感知臨安作為“行在所”的政治文化空間，以及皇帝崇儒隆學、偃武修文的政治意圖，其意義絲毫不亞於廟學內的儀式。

北宋前期除郊廟大禮具陳鹵薄，其餘則出行儀仗甚簡，仁宗康定元年（1040），擔任參知政事的宋庠斥其為“儀衛寡薄，頗同藩鎮”，他建議朝廷“專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以示尊極，以防未然”。後，朝廷據此建議擬定“康定乘輿出入儀”，達到強化安保和威儀震懾的目的。[47]南渡後，乘輿出入，初未有儀。紹興十二年（1142）八月藉著高宗迎韋太后才制常行儀仗，不過所備尚簡，因為在紹興十三年（1143）春，由於製作車輅仗衛完工，戶部尚書張澄、入內內侍省都知邵諤，還得到了進秩一等的獎賞。[48]紹興三十一年（1161），臣僚曾述及南渡以後的儀衛，“自六飛時廵，務為簡便。……唯是四孟朝獻，乘輿躬行，前惟駕頭，後止曲蓋，頂背相望，僅數百步。爪牙拱扈之士，或步或趨，錯出離立，什什伍伍，無復行列，至有酌獻未畢，已舍而歸。士民觀者，駕肩接袂，雜遝虎士之中，而不聞有誰何之者”[49]。這段文字，雖指出儀衛簡陋混亂欠威嚴，但也反映出皇帝出行時的熱鬧，時人評價高宗紹興視學“都人縱觀，如再開闢”[50]。

車駕幸學當日，皇帝出宮城北和寧門，穿過朝天門鼓樓，經御街北上，依次途經右一廂的三省六部街等，沿著中心繁華區域的右二廂御街繼續往北，經過左一北廂的臨安府署街，其次是左三廂的禮部貢院、諸學校、皇族、皇后邸宅。當行幸隊伍進至御街與純禮坊（位於國子監、太學之東）的交界，即將由此轉向太學所在的東西向前洋街，達到御街行幸的高潮，“隨駕樂部參軍色念致語，雜劇色念口號，起引子。導駕至大成殿欞星門，禮部太常寺官、國子監三學官及三學前廊、長諭，率諸生迎駕”[51]。參軍色、雜劇色皆為宋代宮廷教坊重要的演出人員，隨駕出行，起導引動樂作用，致語文辭典雅，多為對偶文字，對仗排比工整。口號則為詩體，或七言，或四言。二者皆為頌揚之語。[52]視學禮結束後，皇帝“乘輦鳴鞭出學, 百官諸生迎駕如前。隨駕樂部參軍色迎駕, 念致語, 雜劇色念口號，曲子起《壽同天》引子，導駕還宮”[53]。從《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中可一窺皇帝御街行幸的場面。“若遇車駕行幸、春秋社會等，連簷並壁，幕次排列”[54]，“激賞諸酒庫並三學學官、前廊，諸僧及在城寺觀僧道、兩縣耆老，各立起居幕次，香案、花瓶、麻爐、香燭，迎聖駕起居。駕頭到，兩邊各有閣門一員，坐馬上，前有班直喝班到，起居拜，再拜畢，唱喏，平身立，閣門方行馬”[55]。近兩個月後，在五月丙辰，高宗作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並親灑宸翰，“登之彩殿。備儀衛，作樂，命監學之臣，自行宮北門迎置學宮，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56]。自行宮北門迎置學宮，如此隆重的儀式除彰顯睦鄰息兵、崇儒右文的政治意圖，還起到廣宣傳、導輿論的作用。

作為禮儀場所的國子監、太學，在皇帝視學之前須精心設計安排空間佈局與陳設，以顯示皇帝權威。幸學之前，太常寺、儀鸞司等需清理與安置廟學人員。儀式舉行的前三天，儀鸞司及內侍省官至國子監相視，八廂亦至學中搜檢，加強安保。儀式舉行的前兩天，諸齋生員需盡行搬出學外安泊，各齋門並用黃封，齋前放置學官預擬御課題，用黃羅裝背大冊，面僉云“太學某齋生臣姓某供”，外以大黃羅袱包護，以駕至點索。同時，須對國子監、太學內部空間進行禮儀化的佈局。在皇帝駕至之前，根據參加儀式的人員的等級與身份，將國子監、太學的內部空間分隔為具有區別尊卑等級功能的區域，“敕入宮門號，止於國子監外門；敕入殿門號，止於國子監內門；敕入禁衛號，止於崇化堂；天井謂之隔門。除司業、祭酒外，其餘學官、前廊、長諭，並帶黃號於隔門外席地坐，賜酒食三品，以俟迎駕”[57]。儀鸞司須提前在廟殿之東南向設御幄、紫褥，殿上設黃羅拜褥，敦化堂後設御幄。臨安府在殿前修砌露棱磚石的慢道用於防滑，保證儀式順利進行。

皇帝視學，遵循由西向東、先廟後學的路線。高宗紹興視學禮，服靴袍、乘輦進入國子監，然後止輦於大成門外，這是高宗的特別“發明”，秉承儒家“優尊之道”，以屈尊的形式表示不敢居於孔子之先，“免鳴鞭以昭至敬”[58]，由禮官引導進入之前在殿外東南方向預設的御幄。在大成門和大成殿之間的中庭，群臣列班，儀式節點與建築對應，秉承祭奠儀式先行的原則，大成門與大成殿之間的場所成為儀式參加者整肅內心的過渡空間。隨後，太常卿跪奏請皇帝行酌獻之禮。皇帝出幄祭文宣王，由主人位即東階升堂，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太常卿奏禮畢，陪位官並退。分奠結束後，高宗在大成殿內停留了一段時間，參觀唐明皇等所制贊文。降級，再次入幄。

在大成殿的儀式完成之後，皇帝再次乘輦，幸太學，與先前止輦於大成門外以顯示對孔子的至敬不同，依照“優尊之道”，這次是在敦化堂內降輦，以彰顯皇帝權威。皇帝入次更衣，禮官、國子監官、三學官、三學生並于堂下分東西立，次引執經官、講書官於堂下東壁面西立，宰臣、執政以下北向立，閣門奏班齊。等所有人都就緒，皇帝更衣出幄，服帽、紅上蓋，玉束帶，絲鞋，升御座，“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59]。敦化堂，因皇帝的臨幸被改造成暫時的“朝堂”，圍繞著尚舍提前奉安的坐北朝南的御座，遵照參禮人員的等級尊卑設立位次。在皇帝升御座後，所有參禮人員也受命隨之變化位次，如三公、宰輔以下升堂，講書及執經官升堂並立於御座左右，學生分立于兩廡。皇帝多次出入于御幄、更衣，成為推進禮儀行進的時間節點，凸顯其至尊身份，營造皇權至上、莊重謹嚴的禮儀氛圍。

皇帝在敦化堂內行頒詔示樂育之意，又觀徽宗大晟樂[60]，聽講經、賜茶等儀式。高宗命國子司業高閌講《周易·泰》，太學初興，選擇講解泰卦自有其深意，稍後再表。此後，效徽宗視學幸精微、造士二齋，高宗“觀諸生肄業之所”，原本僅臨幸“養正齋”，但因“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幸恩典，遂力邀駕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61]。所幸齋舍，通常都得到恩賞，“二齋長諭，已免解人特與免省，未免解人與免解，其學生並與免將來文解一次”[62]。不過，為避免再出現這種臨時“邀駕覬恩”的行為，後採取“未幸學之先”，“必預勅齋名”。[63]養正、持志二齋由於得高宗幸齋，幸學詔得記於齋壁，時時令人觀瞻，皇權潛在地塑造著太學諸生各齋舍不成文的“等級”序列，皇帝暫時放下“威嚴”，通過與學生的親切接觸，獲得其擁護、認同與支持。

四思想的整肅與引領：敦化堂講“泰卦”與君師合一的自我期許

宋朝皇帝視學命儒臣講經，始于太宗幸國子監命李覺對御講說。端拱元年（988），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座，即召覺對御講說。李覺言“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太宗遂降輦，令有司張簾幕，設別座，詔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座。[64]可見，最初在視學時命儒臣講經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太宗視學時，國子監中仍在進行正常的教學活動，並沒有提前安排講經篇目和聽講儀式。在講經內容方面，還出現過臨時調整的情況，太宗淳化五年（994）幸國子監，時侍講李至執經講《堯典》未畢，遽令孫奭講《說命》三篇，欲切礪輔臣，歎良弼難得。[65]後，真宗咸平幸國子監，命學官崔偓佺講《大禹謨》，仁宗天聖幸國子監令直講馬龜符說《論語》，哲宗元祐幸太學命祭酒豐稷講《無逸》，徽宗宣和幸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無逸》、司業權邦彥講《詩》，漸成定制。所講篇目多出自“聖命”，體現皇帝的主觀意識。

高宗紹興視學在敦化堂聽講經，本身就帶有投戈論道之意，講經篇目出自聖裁，國子監憑此關報講筵所。[66]高宗紹興視學禮安排講《周易》“泰卦”，由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國子司業高閌講解。泰卦象徵天地陰陽交合，君臣上下交相溝通，志同道合。宋代君臣重視通過講《易》來評諫時政、發揮政論，皇帝視學命學官講解泰卦，也其來有自。早在太宗視察國子監，命國子博士李覺講泰卦，就曾推演其意，論到此卦“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67]。高宗重視講《易》，對泰卦尤情有獨鍾，曾召荊門朱震論《易》，賜以告詞，敷及《否》、《泰》之義。[68]紹興五年(1135)十月，時任右相的張浚入見，高宗為了表彰他招撫湖湘群盜“以成朕不殺之仁”，親書《否》、《泰》卦賜之，張浚推考《易》理，君臣藉此交流時政。[69]至此紹興十四年（1144），高宗視學禮又命學官講泰卦，雖然高閌如何敷衍其義，未見史載，但高宗“首肯者再三”[70]，而事後胡寅因此事寫信斥責高閌“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平生志業掃地”[71]，可以見出大致圍繞頌太平、君臣在既定國是面前應保持統一的政治立場等闡發其意。時局之下，對於亟須平息眾議、使人心轉向思安的高宗來說，顯然具有特殊的意義。反過來，也為高閌帶來負面評價，並且被視為秦檜粉飾太平之工具，“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為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耤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郎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泰卦》。知虔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72]。時移世易，同樣藉泰卦闡發時論，君臣借此發揮的話題前後大相徑庭。

需要注意的是，紹興五年(1135)，正積極經營北方戰事的張浚借助講易，鼓勵高宗修身正心、團結君子，激勵天下之心以雪前恥，他將君王之正心視為泰、否卦轉換的最重要決定因素，“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73]。將天下利害得失系于君王，凸顯了君王自身引領政局的作用和地位，事實上這也是高宗潛在的自我期許。紹興視學中，高宗曾檢視唐玄宗及北宋帝王所撰孔子贊文，典禮甫一結束，即親制贊文，頒賜學官。高宗對此頗為得意，言“唐明皇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深諳君心的高閌盛讚道“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74]。此“聖學高出”不惟臣下恭維之辭，在高宗陸續完成並親撰七十二子贊文後，秦檜為之撰寫《先聖先賢圖贊》碑記云“王者之道與儒同宗。出治者為純王，贊治者為王佐”，秦檜堅持“宋高宗重新結合君與師的雙重職能於一身，因而擁有與周文王齊等的政治地位，以及與孔子一樣的文化地位” [75]。皇帝“君”“師”合一的地位同樣體現在國子監、太學的空間佈局之中。國子監、太學的基礎建設除文宣王廟、敦化堂和學生齋舍之外，采高閌的建議，還特設藏有皇帝御制、御札之閣，“舊太學、辟雍，皆有御書。今亦乞建閣以藏御書，仍願特灑宸翰，加惠多士。上許之”[76]。紹興十三年（1143）七月學初成，高宗題賜書閣為“首善”，藏歷朝御札、御制；高宗與皇后陸續手書石經，至孝宗時專建光堯石經之閣以存之。首善閣和光堯石經之閣成為國子監、太學中至尊至善、引領學子文化方向之地，參與空間秩序的塑造。因此，《（咸淳）臨安志》介紹國子監、太學的順序是：大成殿——大成殿門——首善閣——光堯石經之閣——崇化堂——監學官題官——學官位——前廡——齋舍——后土氏之神。遵循了先廟後學的次序，接下來是皇帝御書、講學區、官方題名、官員辦公區、學生齋舍區、祭祀區的順序，將皇帝御書區獨立出來，列於學之首。

高宗視學禮之後，迅速開始加強對思想學說的介入與管控。紹興十四年（1144）三月，秦檜進呈師儒闕官，秦檜曰：“陛下聖學日躋，實難其人。”上曰：“朕學問豈敢追士大夫？但性好讀書。”檜曰：“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若不適用，或托以為奸。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又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77]丙戌，將作監丞蘇籕乞取近世儒臣所著經說彙編，以補充唐之正義闕遺。上諭秦檜曰：“此論甚當，若取其說之善者，頒諸學官，使學者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之說者不至紛紜矣”[78]。同年八月，殿中侍御史汪勃指出，國學初建的第一年在引導思想風向方面至關重要，“欲望戒敕有司，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高宗十分認同，認為“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79]。檢視紹興十二年至十四年來高宗對新學的態度由批判逐漸轉向包容[80]，但同時也主張，由官方主導思想方向，使學者有所趨同，這一點很是關鍵。

兩宋時期，隨著科舉選士制的改革，皇帝視學禮在儀式地點與程式上也隨之發生改變，太學成為繼文宣王廟後最重要的儀式場所，從哲宗到高宗，逐漸形成了一套完備的視學儀式，包括幸學日謁文宣王廟、幸學觀監、視學講經、賜茶、臨幸齋舍等。此後，南宋諸帝的視學禮皆依照紹興禮排辦，紹興禮成為“祖述”。宋代視學禮的儀式程式延續至明清。

高宗紹興視學禮在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環境中有其特殊意義。自紹興十一年（1141）宋金和議後，高宗和秦檜等陸續推出平息“眾論鼎沸”的舉措，既要不斷陳述北歸之志，如紹興十三年（1143）高宗欲制盾樣古琴，“以示不忘武備之意”[81]。又要作輿論造勢，如韋氏南歸組織歌功頌德運動，在“和議”與“至孝”之間建立聯繫的邏輯，繼而又通過大力營建國子監、太學，建學恢儒，選拔與“聖意”不違的學官，以及“車駕幸學”等彰顯偃武修文的“國是”定局，並使之獲得臣民的普遍認同。在此過程中，運用“建隆故事”論證宋金和議後旋即興學的正當，升行在所的釋奠禮為大祀，依照“徽宗故事”以王者之制營建廟學空間、擬定視學儀節，毫無疑問，這些舉措都極大強化了高宗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從御街行幸到廟學空間，隆重謹嚴、等級分明的儀式程式彰顯皇帝的政治意志與權威，有意識增強皇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領，平息北宋以來的思想與學派紛爭，主張由官方主導思想方向，使學者有所趨同，視學禮結束後旋即展開思想整肅，持續至高宗後期。

崇奉文教、鼓勵後進是皇帝視學的表層意圖，然而，我們更應注意的是，儀式因背景不同，歷史語境不同，還包蘊著其他更為豐富的意義，因此有“古者以學為維持風教之地，故視學為常典；後世以學為粉飾太平之具，故視學為曠儀”[82]的說法，只有將儀式放回到歷史語境之中，才能對儀式安排和禮義有更為透徹的理解，從而理解禮儀之於歷史研究的價值。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群經統類的文獻整理與宋明儒學研究”（13&ZD061），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課題“南宋臨安的禮儀活動與都城空間”（14JDNS02YB）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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