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检论手稿》第二册末之拟目

现将目录迻录于后，并与年代最近的《訄书》重订本（今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三卷）各篇序次相对照，列为表1：

表1

之所以认为此一目录是解开手稿本性质之关键，首先，手稿本虽只二十九篇加二篇附录（《汉律考》抄于另纸，系后加），而连同目录中的篇名则计有五十篇和二篇附录，与《检论》已经相去不远。其次，手稿本从第一册写六艺的《易论》《尚书故言》等七篇顺次而下，包括目录中的各篇（名），下至第四册《近思》，整体构架已完具。与《检论》相较，《检论》多出的十多篇仅是在手稿本和目录各篇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调整拼合前后篇章，几乎没有新写。所以，这个目录应该是太炎改编《訄书》、撰著《检论》的最初构想布局，他先修订好册一册二的近二十篇文章，随即将此时构想中的《检论》目录拟出（以下称该目录为“拟目”），俾依次修改撰作。故该拟目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拟目文字多有涂改修正。《正颜》，原作“颜学”，后圈去“学”字，前加“正”字。《许二魏汤李别录》，原行格正中写“清儒，见《訄书》”，后圈去“清儒”旁写小字“许二魏汤李别录”，而后行仍写“清儒”二字。推想此处修改应是刚写完第二篇“清儒”，随即修改为“许二魏”篇，如系事后所加，就只需插入此条而不必涂抹去“清儒”二字。“述图，见《訄书》”五字，墨色浓于左右两行之“订文”和“议封禅”，则此篇名应是后加，后加时间无法推测。“通谶下”后涂改颇多，字迹难辨。可辨者，“正议”左边是“□禅让”三字（参照第三册正文所改，□应是“说”字）。“商平等”是后加篇名。“思葛”原作“评葛，见《訄书》”，后圈去“评”字改为“思”字，圈去“见訄书”改为“别出”。《伸桓》左边涂乙文字似是“冥契”。

从拟目现存之形态看，应是原有设想，在写成“议王”篇后，将其思想中形成《检论》初步格局笔录于后，但又并非一次性顺次写出全部篇名，而是随写随改，写成后又经修改。从作者涂乙、增益篇名之时间而言，有当下增改，也有后补后改，可见此21篇次序经过反复斟酌。

拟目有十七篇篇名下注“见《訄书》”，其在《訄书》重订本中之次第见表1标注。《正颜》一篇，朱维铮先生编校附记云：“北图本存此篇，更题《正颜》，文字有增删，修订后全文录入《检论》卷四，未再作改动。”[11]北图本既亦涂改“颜学”为“正颜”，则可推测拟目在先，然后才有北图本上的修改。因为假如北图本已先改为“正颜”，拟目便不可能先写作“颜学”，再改作“正颜”。“许二魏汤李别录”，重订本原题“别录乙第六十二”，北图本则作“许二魏汤李别录”，与拟目同，则改题与增删文字殆亦同时。北图本《清儒》有增删，修订后与《检论》同。北图本《学隐》增夹注二段及“章炳麟曰”后261字，成为《检论》卷四《学隐》篇。《方言》一篇，北图本上文字有增益修改，而后编入《检论》。然《检论·方言》末有“右《方言篇》，亡清庚子、辛丑间为之。时念清亡在迩。其后十年，义师亦竟起于武昌。然正音之功，卒未显箸”一段110字为北图本所无，显然是《检论》抄成后作者在抄稿上所加。《订文》连同附录《正名杂义》篇幅最大，北图本均有增删，编入《检论》时删去数字。北图本《述图》文字有增删，与《检论》已基本一致。《通谶》上下两篇和《原教》上下两篇，与重订本《订实知第十四》《通谶第十五》《原教上第四十七》《原教下第四十八》几篇互相纠葛，编入《检论》卷六《原教》时又有变动，文字变化亦较多，情况很复杂。北图本将重订本“订实知第十四”篇目改为“通谶下”，又在“通”字右旁注一“非”字，似拟更题为“非谶下”。其文字修改后编入《检论·原教》中第19、20、21、22自然段[12]。北图本将重订本《通谶第十五》题目改为“非谶上”，其中有一段文字修订后编入《检论》作为《原教》中第14至17自然段。北图本删除重订本《原教上第十四七》，同时修改《原教第四十八》，编入《检论·原教》之第1至7自然段。体味作者以上之改动，可推知其思维有三个时间层次：先是手稿本拟目立《通谶》上下、《原教》上下，随即修改重订本《订实知第十四》为《通谶下》，此时是否欲将《通谶第十五》作为《通谶上》呢？从手稿本有“通谶下”，后北图本改《通谶第十五》为“非谶上”来看，应该有此想法，但其未将“第十五”改为“上”，正反映出手稿本拟目和北图本修改在同时进行的犹豫和迟疑。其次是将“通谶下”改为“非谶下”（北图本），《通谶第十五》为“非谶上”（北图本）。最后废除了手稿本《通谶》上下、《原教》上下之立目，将重订本四篇修改合并为《检论》之《原教》。以上思维的三个时间层次，足以表明手稿本之拟目在先，至少在修改重订本时已产生，但在修改过程中曾反复斟酌，最后没按拟目撰写成《通谶》上下和《原教》上下，而是形成《检论》卷六的《原教》，因而手稿本绝非《检论》定本。《商鞅》《通法》原在重订本《商鞅第三十五》《通法第三十一》，北图本文字经修改后编入《检论》，比对《检论》与北图本，个别文字仍有小异。《争教》原在重订本《争教第四十九》，北图本增删颇多，但编入《检论》，只有前五个自然段。《忧教》原在重订本《忧教第五十》，改动亦颇大，并编入《争教第四十九》之第6至11自然段，亦即将重订本《争教第四十九》《忧教第五十》两篇修改后并为《检论》的《争教》。此亦可见手稿本拟目不是最后的《检论》。

拟目有《正议》《思葛》《伸桓》三篇标注“别出”。三篇文字均见手稿本第三册（见图4），前后挨次。《正议》原题为“□禅让”，涂乙后改为“正议”，此篇不见于初刻本、重订本《訄书》。《伸桓》亦不见于初刻本、重订本《訄书》。唯《思葛》部分文字见于重订本《正葛》。北图本先改篇题为“议葛”，在“议”旁又注一“评”字，而后再次涂抹。结合手稿本拟目先作“评葛”后改为“思葛”的情况看，可知拟目之作“评葛”，必在北图本改“议”为“评”同时或之后，此时有下注“见《訄书》”三字，则太炎尚未准备对此篇做大改。及至在拟目中改“评”为“思”，并改标注为“别出”时，表明要重新改写此篇，而后有手稿第三册中的重写。此篇经过“正葛”→“议葛”→“评葛”→“思葛”四个阶段。就内容而言，重订本《正葛》文字仅《检论》中《思葛》之后半段，且主旨两者相反。手稿本《思葛》正是《检论·思葛》之前半段。从“正”、“议”、“评”、“思”四字可以窥测作者的心路历程，亦即一般所说思想发展。由此，所谓“别出”篇目，是重订本没有、必须补作或虽有而要大改重写的篇章。《正议》《思葛》《伸桓》这三篇“别出”的篇章，位于第三册开首，即直接在第二册拟目后，显示出作者撰作这部手稿时，急速要将重订本没有的先行写出的思想。

图4  《检论手稿》第三册《正议》《思葛》篇首

《商平等》后未标“见《訄书》”，然其实乃重订本“平等难第二十八”。北图本改题为“商平”，与《检论》同。朱维铮先生从修改文字上推测，“此篇修改在作者被袁世凯囚禁时，并证明北图本非全为一九一○年改本”[13]。而从手稿本拟目中“商平等”三字是插入，就可以证明，拟目在前，北图本改重订本“平等难”为“商平”在后，所以当然是在1910年后的囚禁时所改。如果北图本改“商平”在前，拟目就不可能再写“商平等”。

《议封禅》，重订本原作《封禅》，北图本篇题更改为“议封禅”，而其第1、3、4、7、8、9段落皆有修改。推想拟目和北图本修订基本同时，而《检论》最后未收录，当是后来作者思想发生变化，决定删除。《河图》文字较少，北图本亦有改易，然在最后夹注“《潮汐致日渐长论》云云”后有一“删”字。此篇部分文字经修改后收入《检论》之《原教》。

以上通过对手稿拟目五种形态之考察，已展现出著者撰写手稿本时思想中最初的《检论》之形态。第一册《易论》《尚书故言》《六诗说》《关雎故言》《诗终始论》《礼隆杀论》《春秋故言》等七篇是新增，故依次写下。后《尊史》《征七略》二篇仅书篇目，下注“见《訄书》”，两篇为重订本第五十六、第五十七。北图本稍有改动，编入《检论》基本保持原貌。此册前七篇都标有“六艺论”字样，可知作者有意以经典六艺为《检论》之首，继之以《尊史》（题下亦标有“六艺论”字样），是仿刘向《七略》史部《战国策》《太史公书》附于六艺之例，故最后殿之以《征七略》篇。

第二册《订孔上》《订孔下》《道微》《原墨》（仅篇名）、《原法》《儒侠》《本兵》《学变》（附录：《黄巾道士缘起说》）、《案唐》《通程》《议王》等篇，依次为《检论》第二卷及第三卷前三篇，顺序亦吻合。其中《原墨》即重订本之《儒墨》，经过北图本之修订，编入《检论》，文字未再改动。此下紧接二十一篇拟目（分析见前）。对照《检论》卷三下半，《许二魏汤李别录》《正颜》正在《议王》篇后，应该是太炎当时的篇目安排。第三册前三篇是《正议》《思葛》《伸桓》三篇，正是拟目中“别出”的三篇。后面的《非所宜言》（附录：《近史商略附〈哀清史〉篇后》）、《原教》《争教》三篇及附录一篇，前两篇应该是后面想到所新写文字，后两篇是边改边编时的改写或补写。第四册《官统上》《对二宋》《惩假币》《小过》《大过》《近思》六篇，拟目所无，亦当是边改边编时的增补。

手稿本是太炎修改重订本《訄书》并同时撰作《检论》的最初文本形态。从以上分析中，可窥见其修改过程中章节移易变换和文字增删涂改，最真切地反映出太炎身居囹圄时之思想变化。

如上所析，太炎修改增订《訄书》以作《检论》的最初格局，是以《易论》《尚书故言》等九篇为第一卷，似有仿经典以“六艺”为首之意。顺接而下的是论儒、道、墨、法、儒侠、兵，再接隋唐文中子、王勃、宋二程、明王阳明等诸子百家及历代学术特征。《议王》之后的拟目显示的是他对《检论》接下来内容的大致安排。所以，手稿本的《检论》应是第一册九篇，第二册十二篇（含一篇篇目，一篇附录），拟目二十一篇，第三册《正议》《思葛》《伸桓》三篇（已见于拟目），其他《非所宜言》等四篇（含一篇附录），第四册《官统上》等六篇，共五十二篇（含附录二篇）。

此时五十二篇《检论》的格局安排，在太炎心中并非清晰固定的，而是大致的框架。说其并不清晰固定，是因为手稿本第四册所写“附录：近史商略”，自注“附《哀清史》后”。《哀清史》在重订本第五十九，后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二篇，北图本对重订本增补修改，并删去附录《略例》和《目录》。一边删去《略例》《目录》，一边却写出附于《哀清史》的《近史商略》，应是心路改变导致结构的调整。而增删《哀清史》附录的同时，却忘了将《哀清史》篇目写入拟目，也是其思想格局不稳定之一征。

以手稿本篇目与《检论》定本相较，可以从篇目增删、篇次调整、篇章分合和文字修饰四个方面考察。

从手稿本五十二篇（含二篇附录，后又增《汉律考》附录一篇）到《检论》六十三篇七篇附录，并非增益十馀篇，而是有增有删，当然主要是增。

《检论》卷一《原人》《序种姓》上下、《原变》四篇，手稿本无。四篇言人类起源与人种，若欲安插，自当在论六艺九篇之前。《六艺论》是我国文化经典，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文化或精神必须落实到人，有人才能有文化与精神，所以加入此四篇，编为卷一，理在情中，此是从《检论》全书体系完整性考虑，显示太炎在手稿本之后思想的发展。

手稿本第一册九篇论六艺，遍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而无“乐”，因乐经本缺可以不论。但《检论》最后还是取重订本第五十二《辨乐第五十二》一篇编入。或许太炎觉得既论“六艺”，且“乐”已有成篇，于是取来补之以符“六艺”之数。今《检论》中之《辨乐》，（参考北图本）系删去重订本《辨乐》引言，修改正文，增加末段文字而成。太炎此举是在手稿本之后即要增补时所为，着眼于重订本已有《辨乐》，而手稿本无此目，也反映出其思想上对此篇取舍之波动。

《检论》卷三《道本》论道家，手稿本无。道家是先秦诸子重要一家，不得不加。重订本有《儒道》，北图本删全篇而存篇目，今《道本》与《儒道》文字不同，宗旨相反，殆后来重写。同卷《原墨》，手稿本无（仅有目录）。先秦墨家亦不可不讲，故补。重订本有《儒墨第三》篇，北图本改题“原墨”，首尾略有增删，入《检论》则文字无有移易。

《检论》卷四《哀焚书》，手稿本无，系从重订本第五十八增入，字句略有增减。

《检论》卷五《民数》，手稿本无，系从重订本第二十一增入。北图本增补夹注一段，编入《检论》时无改动。

《检论》卷六《订礼俗》，手稿本无，系从重订本五十一增入。北图本对此篇删改少而增补多。

《检论》卷七之《通法》系取自重订本《通法第三十一》，《官统下》系取自重订本《官统中第三十三》，《五术》系取自重订本《官统下第三十四》，《遣虚惠》系取自重订本《不加赋难第三十九》，四篇在北图本上已做修改，然手稿本拟目皆未列。《无言》取自重订本《消极第五十五》，北图本先改“消极”为“消道”，又改为“无言”，《检论》作《无言》，盖依北图本修改之目。朱维铮谓《五术》《无言》修改于辛亥之后。观以上诸篇与《刑官》《相宅》《地治》《明农》《定版籍》等皆手稿本拟目所无，殆在写定手稿本拟目以后始决定编入《检论》，故不能排斥其文字修改亦在手稿本之后。

《检论》卷八之《杨颜钱别录》系取自重订本《别录甲第六十一 杨颜钱》，《杂志》取自重订本《杂志第六十》，《哀清史》取自重订本《哀清史第五十九》，三篇亦手稿本拟目所无，北图本上皆有修改。值得揭示者，手稿本第三册有“附录：《近史商略》附《哀清史》篇后”，此为太炎拟目时所想，只是忘将《哀清史》写入拟目。

《检论》卷九之《商鞅》取自重订本第三十五，太炎已揭在拟目中，北图本有修改，当是其欲收入，对此进行修订。其他《伸桓》《思葛》《非所宜言》和《小过》《大过》《近思》六篇都是新写手稿。

<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font-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