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章太炎《书序》之学述论

余   康；吴   柱 

信阳师范学院旅游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02期】

《尚书》有叙述各篇撰作旨意的序，学界一般将其称为《书序》、《小序》、《书小序》或《序》等，以区别于伪托孔安国所作的《书大序》。《书序》总括《尚书》百篇之名，其中42篇有序无文，亦有数篇共一序者。今文《尚书》之《序》附于经文之末，而传世伪古文《尚书》之《序》则分别析出置于每篇之首。汉唐诸儒皆笃信《书序》出于孔子之手，至宋儒始疑之，今人一般认为其乃汉儒传《尚书》之学者所作。《书序》自西汉即与经文相附而行，共同被奉为经典，研究者代不乏人。

章太炎颇为重视《书序》对于解读《尚书》的参考价值，在其所著《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叙录》《检论》《文始》《国故论衡》《尚书续说》《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尚书略说》《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各书以及书信、演讲中皆有关于《书序》之论述。然其研究分散各端，不免凌杂重复，其弟子诸祖耿先生曾辑录章氏讲论《尚书》之成果，成《太炎先生尚书说》一册。其中《尚书故言》《尚书略说》《书序》三章皆涉及章氏《书序》之学，囊括了章氏论《书序》的大部分文献。然学界尚未有人对章氏的《书序》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笔者曾撰文考述章氏《尚书》学之概貌。本文则专门针对其《书序》研究的特点和成绩进行分析探讨，并将其置于《尚书》学史中进行整体审视，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章氏的学术面貌或有万一之助。

《尚书》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历代学者一般认为古文《尚书》有《书序》，但对于今文《尚书》有无《书序》的问题，学界聚讼纷纭。清陈寿祺、郑杲、段玉裁、王先谦、皮锡瑞等人主张今文有《书序》，其中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所列证据达17条之多。而主张今文《尚书》无《书序》者当以朱熹为最早，他说：“《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清戴震、王鸣盛、程廷祚等人赞同朱熹的观点，不过他们没有具体论述。晚清康有为作《辨今文〈尚书〉无序》，列举14条证据逐一驳斥陈寿祺之说。刘师培作《今文〈尚书〉无序说》，举出3条证据；又针对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作《陈氏寿祺今文有序十七证驳义》，分列12条，其说甚为详辨。

章太炎亦反复强调今文《尚书》无《书序》。他说：“《书序》为今文所无，独古文有之。” “古文《尚书》有序，今文《尚书》则无序。”又说：“古文《尚书》自当有序，今文则当无序。”而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证：

（一）从刘歆与今文博士之争可知今文无《书序》。章氏云：

然刘歆移书责博士，如今文有《序》，博士不致疑古文。不信古文，盖未见《书序》耳。可知今文本无《书序》也……昔刘歆欲立古文时，今文家诸博士不肯，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信本有百篇。如见《书序》，则不至以二十八篇为备矣。

刘歆向朝廷建议为《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博士，挑起今古文之争。而据刘歆之说，太常博士反对古文《尚书》的理由是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完备无缺，言下之意是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的篇章不可信。问题是《书序》所载有《尚书》百篇之目，如果今文《尚书》有《书序》，则博士们绝不会认为《尚书》只有二十八篇并以此反对古文。由此便可反推今文经学家未见《书序》，因此今文《尚书》无序。

（二）从《书序》篇章分合可知今文无《书序》。

章氏云：《书序》三篇同序者，今文合为一篇。《盘庚》三篇，今文合为一篇是也。有二篇异《序》如《顾命》《康王之诰》，今文乃亦合为一篇。此今文家未见《书序》之证。……《书序》有数篇同序，亦有一篇一序者。《尧典》《舜典》一篇一序也。《大禹谟》《臯陶（谟）》《弃（益）稷》三篇同《序》也。数篇同序者，《书序》所恒有。

《书序》的体例，有一篇一序者，有数篇共一序者。如《书序》云：“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然则《书序》所本《尚书》有三篇《盘庚》，而今文《尚书》合为一篇，与《书序》分合不同。又如《书序》云：“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然则《书序》所本《尚书》之《顾命》与《康王之诰》各为一篇，而伪孔安国《书序》云：“伏生《康王之诰》合于《顾命》。”是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合为一篇，仅有《顾命》之名，与《书序》分合不同。章太炎由此推断今文《尚书》无《书序》，否则不应篇章分合互异。

（三）所谓《熹平石经》之《书序》不可信。章氏云：

今《熹平石经》残书亦有《序》，实可致疑，或者今人伪造之耳。《熹平石经》乃今文，宋人得其残石，今拓本尚存，近洛阳又有残石出土，揣摩文字有类《书序》，故今文家亦谓今文有《序》。不过今洛阳所出《易》有两整篇，《诗》有二三十字，《书》更零乱，不能确知其为《熹平石经》与否。故亦未足为今文有《序》之证。

东汉《熹平石经》为今文系统，而洛阳出土的《石经》残石中却有疑似《书序》的文字，这对主张今文《尚书》有《书序》的学者是有力证据。而章太炎一方面认为洛阳所出的《尚书》残石文字太少而且零乱，未必是《熹平石经》；另一方面又怀疑所谓石经残石可能出于后人伪造。总之，他对《熹平石经》的《尚书》残石是深表质疑的。

（四）段玉裁说《史记》采取今文《书序》不可信。章氏云：

段氏《（古文尚书）撰异》谓今文亦有《书序》，故谓史迁（司马迁）非古文乃今文，以《史记》多引《书序》故也……《汉书·儒林传》云：“迁书《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五篇多古文说。”……自清以来，治《尚书》者皆以马、郑为宗。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以为马、郑是真古文，太史公是今文。夫史公之治古文，《汉书》具有明文，以马、郑异读，故别生异说耳……《汉书》云：“迁书五篇皆古文。”然《殷本纪》录《汤诰》，《汤诰》伏生所无，世称逸书。马融以为绝无师说者也。又录《汤征》，《汤征》孔壁所无，汉人亦称为逸书，而史公均载之。则史公所见古文不仅五篇矣……《殷本纪》述《书序》“中作诰”……《周本纪》述《书序》“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鲁周公世家》述《书序》“周公既受命禾，鲁天子命，作《嘉禾》”……据上三条，则《书序》惟古文有之，惟安国能读之。段氏《撰异》谓今文亦有《书序》，诬妄实甚。太史所述与今本字时有同异，此杜、卫与孔师读之殊，岂得谓异于杜、卫者，便为今文邪?

这些议论是针对段玉裁而发，段氏主张今文《尚书》有《书序》，其主要论据就是司马迁乃今文《尚书》之学，而《史记》多引述《书序》，故谓今文有《书序》。章太炎则引《汉书·儒林传》证明《史记》所述《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五篇为古文《尚书》之学，又据《殷本纪》所录《汤诰》、《汤征》两篇为伏生今文《尚书》所无证明《史记》所采古文《尚书》不止五篇。此外，《殷本纪》述《书序》云“中作诰”，当作，即雷字古文；又《周本纪》述《书序》云“乃罢兵西归行狩”，古文狩作獸，司马迁读作狩；又《鲁周公世家》引述《书序》云“鲁天子命”，鲁即古文旅字。章太炎据此推断《史记》所本《书序》为古文，孔安国释读之，司马迁继承之。故司马迁《史记》引述《书序》乃古文经学，段玉裁之说不可信。

民国以降，对此问题的讨论争议仍在继续。张西堂说：“今文《尚书》没有百篇《书序》，我们从《书序》残石已经获得证明。”屈万里说：“未能确然证明伏生曾见《书序》也。然则《书序》者，果孔壁中所出也。”这是继承了朱熹、康有为、刘师培、章太炎一脉的看法。然而赵贞信云：“《今文书序》原本只有二十八篇之目。”陈梦家说：“西汉今文《尚书》已有《书序》。”蒋善国又说：“新出汉熹平石经《书序》残石，证明《今文尚书》末有二十九篇《小序》一卷。”这是继承了陈寿祺、皮锡瑞等人的看法。而程元敏又说：“伏生尝见《书序》，但其《尚书》传本无《书序》；曾否传《书序》予欧阳生且以下传，亦莫能确知。”这是对上述两派观点的折中调和，且审慎地采取了阙疑的态度。

 章太炎 讲 ， 诸祖耿 整理：《太炎先生尚书说》，中华书局，2013

宋以前学者一般认为《书序》为孔子所作，汉儒郑玄、王肃皆持此说。唐陆德明曰：“《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凡百篇，而为之《序》。”孔颖达亦曰：“孔子亦作《尚书序》。”至宋儒则质疑之声出。朱熹提到吴棫已怀疑孔子作《书序》，他进一步指出：“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此后明梅鷟《尚书考异》、郝敬《尚书辨解》及清程廷祚《晚书订疑》皆认同朱氏的观点。宋郑樵亦曾提出“《书序》出于史官之所题”，宋林之奇、清朱彝尊、江声及简朝亮等人皆认可此说。晚清民国以降，在疑古思潮影响下，许多学者认为《书序》出于汉儒之手。牟庭云：“百篇之《序》起卫宏而贾逵成之也。”魏源云：“马（融）、郑（玄）所据‘圮于耿’之《书序》，乃卫宏所造之古文本。”康有为云：“《书序》之为（刘）歆伪。”廖平云：“《书序》则刘歆所为，以百篇立名。”崔适亦云《书序》乃“刘歆所作，托之孔子”。顾颉刚则说：“《书序》固出西汉末人伪造。”

然则章太炎之世，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书序》乃汉人伪托。而章氏却一反宋儒以来的疑古之说，坚持孔子作《书序》的传统看法。他的论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论证《书序》出于孔子之手，二是反驳宋儒朱熹以来的疑古之说。

（一）《书序》出于孔子。章氏云：

《书序》所有，皆孔子所录也。……至于《书》之有《序》，与《易》之有《序卦》同。《序卦》孔子所作，故汉人亦以《书序》为孔子作。他且勿论，但观《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是太史公已以《书序》为孔子作矣。《汉书·艺文志》本（刘）向、（刘）歆《七略》，亦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是刘氏父子亦以《书序》为孔子作矣。

百篇之序，其为孔子自作以否，无以质言，然据《孔子世家》云：“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则太史公固以序为孔（子）作，后人无容妄议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序《书传》。”又云“《书传》《礼记》自孔氏。”是孔子自有《书传》。及汉不立学官，后遂亡佚，太史公犹得见之。然今文家但知有伏生《大传》，古文家亦但知有孔安国古文而已。郑康成《书赞》亦独推本于棘下生，谁信孔子自有《书传》者乎?《书》由圣述。

太史公曰：孔子“序《书传》。”“《书传》《礼记》自孔氏。”然则外史旧有《书传》，尼父次之，审矣……《墨子》称《甘誓》为《禹誓》，与《书序》异状。明自古《书传》已有数家，孔氏序而定之，则平其异同也。及汉世得诸壁中，与《逸礼》《礼记》同传。安国受之，而太史公见其文。

以上论述，散见于各篇，或有重复之辞，今加以提炼归纳，可得四点。第一，《书》有《序》，可类比《易》有《序卦》。第二，汉人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皆明说孔子作《书序》，不得凭空质疑。第三，《书序》汉代出于孔子屋壁之中，孔安国受读之，司马迁亲见之。然而汉世未立于学官，后遂亡佚。第四，《书传》出于史官，传之者有数家，至孔子乃整理编次，平其异同，序而定之。故所谓孔子作《书序》，不是创作，而是述作。

（二）《书序》伪造之说不可信。章氏云：

汉时古文家以《书序》为孔子作，唐人作《五经正义》时，并无异辞，宋初亦无异词。朱晦庵（朱熹）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传》，遂屏《书序》而不载。晦庵说经本多荒谬之言，于《诗》不信《小序》，于《书》不信有《序》……《书序》向来无疑之者，乃据《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一语而疑之，以为如王为成王，则不应称康叔为弟，如为周公，则周公不应称王，心拟武王。而《书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知其事必在武庚叛灭之后，决非武王时事。无可奈何，乃云《书序》伪造。不知古今殊世，后世一切官职皆可代理，惟王不可代。古人视王亦如官吏，未尝不可代。生于后世，不能再见古人。如生民国，见内阁摄政，而布告署大总统令，则可释然于周公之事矣……《书序》文义古奥，不若《诗序》之平易，决非汉人所能伪造。自《史记》已录《书序》原文，太史公受古文于孔安国，安国得之壁中，则壁中《书》已有《序》矣。然自宋至明，读《尚书》者皆不重《书序》。梅鷟首发伪古文之覆，亦以《书序》为疑。习非胜是，虽贤者亦不能免。不有清儒，则《书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长夜尔。

以上论证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朱熹对《书序》真伪的怀疑，其影响直接导致蔡沈《书集传》废弃《书序》。而疑古者的重要证据便是《康诰》中的“王”呼康叔为弟，此“王”既非成王，周公也没理由称王，而《书序》又明确显示并非武王。其中矛盾无法解释，遂导致对《书序》权威性的怀疑。只有否定《书序》，才能将“王”认定为武王。章太炎则认为此“王”固然是指周公，古人视王如官吏，可以摄代，如民国内阁摄政而皆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政令。因此《书序》之说可信，先儒的质疑不能成立。第二，《书序》相较于汉儒所作《诗序》，文义古奥，非汉人所能伪造。《史记》多引述《书序》，而司马迁受古文于孔安国，孔安国得古文于孔子屋壁中，然则孔壁之古文《尚书》已有《书序》，其渊源自可追溯到先秦，绝非汉代之物。章氏此说虽然表面上是针对朱熹、蔡沈、梅鷟而发，同时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汉人伪造说尤其是刘歆伪造说的否定性回应。

现代学界对此问题的考察日趋精密和审慎，刘歆伪造之说已鲜有继踵，孔子亲作之说也罕有信奉者。陈梦家说：“大部分《书序》（即见于《史记》的），其作成时代当在公元前第二纪内。”程元敏依据《书序》体制的渊源、《书序》篇目引书和述叙史事等，认为《书序》撰成于秦王政十九年至秦二世二年间。李学勤根据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指出竹简的主人“很可能他没有看见过《书序》”。刘光胜也说：“《书小序》只交代《尚书》而未交代《逸周书》各篇的写作背景，因此它的整体形成不能早于战国中期，《汉志》‘孔子作《书小序》百篇’的主流说法遭遇严峻挑战。”以此而言，章氏坚持孔子作《书序》的观点未必可信，而在当时学术背景下，在缺乏足以动摇旧说的新材料、新证据之时，他固守传统，坚持孔子作《书序》的先儒古义以反对自吴棫、朱熹到康有为、廖平以来愈行愈远的疑古之论，自有其积极的思想意义。

孔颖达等：《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章太炎对《书序》具体内容的阐释，笔者加以提炼归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释篇名、释文义、论史事。总体而言，其研究往往基于《书序》乃古文经学的认识而立论。故其解说文义注重古字、古义、古本的考察，尤其重视早期文献如《左传》《国语》《逸周书》《史记》与《书序》的互证，而其落脚点也往往在于证明《书序》古本之原貌与《书序》记载之可信。其中新见迭出，颇能窥见章氏读书治学之方法与特点。因其条目甚多，难以尽述，今依此三类而各举4例以呈现之。

（一）篇名解说

例1.释“禹贡”。《书序》云：“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今案《尚书》此篇名《禹贡》而《书序》称《贡》，二者不同。孔颖达《尚书正义》解释道：“此序不言作‘禹贡’者，以发首言‘禹’，句末言‘贡’，篇名足以显矣。”言下之意，此篇本名“禹贡”，《书序》略而言之。章氏则云：“但言‘作贡’，不曰‘作禹贡’，盖此篇本名‘贡’，后人以一字难称，故曰‘禹贡’耳”。此说与《正义》截然相反，意思是此篇本名“贡”，后人改作“禹贡”，《书序》乃存古本原貌。

例2.释“五子之歌”。《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旧说皆以“五子之歌”为五子之歌辞，故伪古文《尚书》敷衍此篇为五章。章氏则云：“《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啓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五观，啓子，太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据此，则‘五子之歌’者，五子往观耳。之训往，歌、观声通，故讹也。”其将《国语》“五观”对应《尚书》“五子之歌”，则“歌”为地名，“五子之歌”意为夏启之五子前往观地。今案段玉裁曰：“《尚书》不当以诗歌名篇。……《武观》者，《尚书》逸篇之名，武即五，观即歌也。”是段氏倡之于前，章氏继踵而辨之。

例3.释“旅獒”。《书序》云：“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伪孔《传》云：“西戎远国贡大犬，召公陈戒。”是释“旅獒”为因獒犬而陈述告诫之词。章氏则云：“旅或国名，非训陈也。獒为敖，楚人称未成君者曰敖，义与豪同。豪，酋长之称也。伪孔未见古本，故以为‘獒犬’字。”今案郑玄云：“獒读曰豪。西戎无君名，强大有政者为酋豪。国人遣其酋豪来献见于周。”然则章氏释旅为国名，释獒为酋豪，是据郑说以驳孔传。

例4.释“立政”。《书序》云：“周公作《立政》。”伪孔《传》云：“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立政，言用臣当共立政，故以名篇。”是释“政”为政事，立政即确立政治方略。而王引之《经义述闻》云：“政与正同。正，长也。立正谓建立长官也。篇内所言皆官人之道，故以‘立正’名篇。”章氏则云：“今案是篇独‘惟正是乂之’作‘正’，余皆作‘政’，划然有别，不容混淆。且‘正’固有巨细之辨，六官之长，则太宰等六人，虽小宰、小司徒犹只为贰，未得称正也。而宫正、酒正，于其属国为长官。若云立正，岂详择宫正、酒正而忽于小宰、小司徒乎?仍读本字为允。……今谓‘《书》以道政事’，至《立政》而观止。……《述闻》以为政是长官，恐非。当以旧解‘政事’为是。”章氏驳王，其理由有三：一是《立政》篇“政”、“正”同时出现，用法迥然有别，而仅一处作“正”，余皆作“政”。二是仅六官之长可以称为“正”，若“立政”为立长官，则小宰、小司徒、宫正、酒正之类皆于义不合。三是《史记》引孔子曰“《书》以道事”。章氏理解为“道政事”，而《立政》篇即“道政事”的集中体现。

（二）文义校释

例1.释“光宅天下”。《书序》云：“昔在帝尧，光宅天下。”孔颖达《正义》云：“此德充满居止于天下而远著。”章氏不从此说，云：“光宅天下，括东西南北四宅意。”今案《尧典》云：“分命羲仲，宅嵎夷，平秩东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分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章氏认为《书序》之“宅”即对应《尧典》尧命羲和宅四方之“宅”，是《书序》隐括《尚书》文意。

例2.释“蒲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马融、孔颖达等皆以“蒲姑”为地名。清儒江声则云：“蒲姑为奄君名，此序当言‘将迁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章氏则指出：“‘将迁其君于蒲姑’与伏《传》称‘奄君蒲姑’、《春秋传》称‘蒲姑氏’皆不合，且篇名‘将蒲姑’而说之曰‘将迁其君于蒲姑’，则篇名为不通。读太史《周本纪》作‘迁其君蒲姑’，乃知后人妄增‘将’‘于’二字，非古文真本如是篇名。”又云：“篇名‘将蒲姑’者，《释言》：‘将，送也。’犹今言发遣矣……太史公见壁中原本，真一字千金矣。”今案《史记·周本纪》引述《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蒲姑。”是司马迁以“蒲姑”为人名而非地名。加上伏生《尚书大传》称“奄君蒲姑”，《春秋左传》亦称“蒲姑氏”，章太炎遂断定今本《书序》有误，古本当作“迁其君蒲姑”，“将”“于”二字皆衍文。篇名“将蒲姑”即遣送奄君蒲姑之意。

例3.释“肃慎”。《书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所谓“肃慎”，《左传》《国语》《大戴礼记·少间篇》皆曾提及，而马融、郑玄本《书序》则作“息慎”，《大戴礼记·五帝德》亦作“息慎”，《史记·周本纪》引述《书序》亦作“息慎”。章氏云：“《大戴记·五帝德》，史公谓之古文，固作‘息慎’矣。……今本作‘肃慎’，后人依《春秋传》改读。”又云：“‘肃’作‘息’，马、郑皆同，疑壁经本然。”又云：“肃慎，今宁古塔以东地，唐宋时为女真，未称满洲以前曰珠申，皆一音之转也。”然则章太炎认为或作肃慎，或作息慎、女真、珠申皆是同名异字，而《史记·周本纪》、《大戴礼记·五帝德》皆古文经学一系，马融亦传古文经学，故古本《书序》当作“息慎”，今本作“肃慎”乃是后人据《左传》《国语》改。

例4.考《九共》佚文。《九共》已亡，章氏云：“《尚书大传》引《书》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敖。’此或《九共》佚文。敖，遊也。无敖，无游牧也。语与‘居方’相合。居方者，定居之谓矣。”今案《九共序》云“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章太炎认为“居方”即定居之意。而《尚书大传》所引“使民无敖”意为使民不再游牧，亦是定居之意，恰与《九共序》所言相吻合，故章氏推测《大传》所引之《书》即《九共》之佚文。

（三）史事考论

此部分创见尤多，是章太炎《书序》研究之精华所在。其中对于上古史事的考证与推论，可见章氏通达的史观和勇于疑古的治史风格。如《书序》称尧舜禅让，而《孟子》《荀子》皆不信禅让之事，章氏谓《书序》所言是推贤禅让之心，孟、荀所言是禅让之事，禅让之心可言，禅让之事不可行。又如《书序》称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章氏又据《孙子兵法》《国语·晋语》证明伊尹确曾为商之间谍。又如《书序》称“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章氏谓商汤俘夏之玉，故商纣多玉。三朡即商业名区定陶，其地产玉，故汤袭据之。又如《西伯戡黎序》考证周文王伐国之次序，《父师少师序》论父师少师为乐官，等等，其说皆有理据。今于上述之外另举4例而详论之如下：

例1.论夏启伐有扈氏。《书序》云：“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今案《史记·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孔颖达《尚书正义》云：“夏王启之时，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众亲征之。有扈氏发兵拒启，启与战于甘地之野。”故一般的历史叙事皆倾向于认为甘之战乃是夏启以正义之师征讨有扈氏之叛乱。而《甘誓》誓词之中宣称有扈氏的头等大罪乃是“威侮五行”，据《洪范·五行传》云“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极”，郑玄注：“令禹推演天道。”又据《史记集解》引郑玄云：“五行，四时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然则所谓“五行”即是夏禹、夏启父子所推行的政教思想，有扈氏威侮暴逆之，乃是对禹、启政权的强烈抵触和反抗。故《吕氏春秋·知分》云：“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然而《淮南子·齐俗训》又云“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直为有扈鸣冤。那么所谓五行之教，究竟何如?夏与有扈，孰是孰非?章太炎乃从政教之争的角度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其言曰：

王者致教而宪政，政不乂则教尊，此以有争教之始……老聃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凡创教者未有不抨弹他人，非强梁者不能也。如耶稣、摩诃末，亦不得其死）……禹之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也。其书曰：“有扈氏威侮五行。”夫五行者，裁制于人，何威侮之有?……自禹之衍九洛，始以声味颂色暨于人事，皆笼以五行，以是耀民而擅其威。故五行者，禹之乱教也。有距塞吾教者，一世征之，不能下，则奕世征之；奕世征之，必烹灭大堪之，至于萯阳、五柞之间，而其民不扰。屈原有言：“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天问》）夫该职蓐收，以世其官，五行之贵神也。有扈替蓐收以为牧圉，威侮其官，而五行之教殆。

禹之教，横行于东夏，而不西被关中，文王之在丰、镐、鄠、杜，有扈之虚也，故守《易》千岁，而不言五行……自周时五行既不足以自立，然子思、孟轲犹道之，至贾、董不能绝。巫医则之，足以杀人；祝史则之，足以蛊人主。禹一昌其术，而其惑民也若是……以此诬民，其教何如哉?处群愚之世，齐圣仁强，而讦巫恒之匿垢者，殃必及身。是故有扈氏为义而亡。仲尼序《甘誓》，大争教也。订其枉直，在彼不在此。

章氏的论证有四个重点：第一，揭示夏与有扈之战的本质是争教，自古争教必有牺牲。第二，夏禹、夏启所倡导的五行思想为乱政乱教，而禹、启父子以暴力推行之。第三，有扈氏反夏乃是拨乱反正之义举，然终究力不足以拒之，故《淮南子》称其“为义而亡”。第四，五行思想流衍于东方，战国思孟学派与汉初贾谊、董仲舒传其绪。有扈氏之独立政教思想为西周所继承，故周世言《易》而不言五行。因此，章太炎推演“为义而亡”一语，结论是有扈氏的反叛与罹难是齐圣仁强者在群愚之世的殉道行为。孔子之所以重视《甘誓》而编序之，并非认同夏启的政治立场，而是对有扈氏敢于争教的推崇和褒扬。

例2.论仲康伐羲和。《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今案《史记》引述《书序》而云此事在帝仲康时，伪孔《传》亦云：“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职不绝。承太康之后，沉湎于酒，过差非度，废天时、乱甲乙，胤国之君受王命往征之。”历来论此事者皆据此以为羲和荒淫怠政，仲康讨而戮之，罪有应得。唯章太炎以为《书》《传》所言乃片面之词，羲和之受讨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结果。章氏云：

仲康即启五子之一，羲和则尧时羲和之后，彼羲和即彭祖。及是羲和以湎淫废乱被征，而《逸周书·尝麦解》称：“其在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锡以彭寿，思正夏略。”彭寿又即羲和之族。将仲康本因乱得国，诬罪羲和，而彭寿复起正之邪?将羲和不为篡君颁历，故饮醇废事也?……启五子事不足垂训，而录在《尚书》，彭寿正夏，厥功伟矣。

伪《孔传》言：“弈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孔颖达《正义》谓：“仲康不能杀弈，必是弈握其权。”今案仲康为五子之一，《逸周书·尝麦解》云：“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左传》襄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据此，知太康在位，仲康作乱，力恐不胜，招弈为援。穷石，汉之张掖，今之甘州，去夏都辽远。仲康不招弈，弈决不能远至也。于是太康失位，仲康篡立，而大权落于弈手。羲和守正之官，不肯为弈颁历，弈故诬以湎淫，命胤征之。然则胤征者，弈令胤往征也。《书》据官书，故《序》云尔耳。羲和为掌日之官，故后世有后羿射日之说。所谓十日者，自甲至癸也。

章太炎对此问题的看法前后曾有变化。《书序》《史记》称羲和湎淫废乱，故仲康命胤征讨之。而《逸周书》却称仲康篡位乱国，羲和之族挺身而出，纠剔王慝。章氏遂据此推测仲康篡位乱政，羲和之族不服，仲康遂以湎淫废乱之罪诬陷之。又怀疑羲和沉湎于酒、废乱历法乃是故意消极怠政，以示对仲康篡位的抵制。因此，《尚书》收录此篇乃是表彰羲和之族正夏之功。这是章氏最初的想法。其后，章氏又据《左传》《尚书正义》、伪孔《传》认为，仲康为了篡夺其兄太康之位而招引后羿为外援，结果引狼入室，仲康沦为傀儡，后羿控制了王权。羲和坚贞守正，拒不履职，以与后羿政权对抗。于是后羿命胤率军征讨羲和，羲和为掌日之官，后世遂有“后羿射日”之传说。章氏的结论正确与否，难以质言。但他对传统解释的质疑与颠覆，对史料的钩沉索隐，极具思想性和启发性。

 章太炎 / 章念驰：《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例3.论武王伐殷之纪年。《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今案《书序》云武王伐殷在十有一年，《史记·周本纪》亦作十有一年。据《逸周书·武成》篇，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即位三年而兴师。若以文王崩逝之年为武王即位元年计算，则武王兴师正为文王受命十一年。故孔颖达《正义》云：“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丧既毕，举兵伐殷。必继文王年者，为其卒父业故也。”然《吕氏春秋·本味》云：“（武王）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则是以伐殷之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与上述诸说迥异。章太炎辨之曰：

《逸周书序》：“商谋启乎周，周人将兴师以承之，作《酆谋》。”案其书云：“惟王三祀，王在酆，谋言告闻。王召周公旦曰：‘乌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谋言多信，今其如何?’周公曰：‘时至矣，乃兴师循故。’”则伐殷在武王三年。谓立十二年者固非，谓近在父葬前后者亦不然也。

武王自有其元，而《书序》称十有一年，《洪范》称十有三祀者，乃周家受命之元。《逸周书》书此，划然有别。《柔武篇》称维王元祀，《大开武篇》称维王一祀，《小开武篇》称维王二祀，《宝典》《酆谋》二篇皆称维王三祀，每祀以王冠之，此武王即位之元也。《大匡》《文政》二篇皆称维十有三祀，《武儆篇》称维十有二祀，每祀不以王冠之，此周家受命之元也。……当知共和以前，纪年之书未具，史官亦随事书之，或用本元，或用受命元，或用革命元。（《金縢》书“既克商二年”是。）

章氏以为《书序》与《吕览》时代相近，难断是非，故援引早期文献《逸周书·酆谋》以证明伐殷在武王即位三年，则《吕览》之说不攻自破。其实确定十有一年是文王受命纪年并非章氏之创见，孔安国《传》与孔颖达《正义》早已言之。而章氏之说的精彩处则在于通过审文例以揭示本王纪年与受命纪年的史官笔法。凡纪年前冠以“王”字则是本王纪年，凡不冠“王”字则是受命纪年，各举数例为证，确凿无疑，此乃章氏读书得间处。依此法类推，足以启迪神思。

例4.论成王、周公杀武庚。《书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今案《书序》云武庚被杀，《史记·宋微子世家》亦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唯《逸周书·作雒解》云：“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既曰北奔，则武庚未死，与《书序》、《史记》不同。章氏乃辨之曰：

言杀武庚者，《五帝德》《孟子》皆云“杀三苗于三危”，《尚书》“杀”作“竄”。《春秋传》：“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蔡”本作“”，与“杀三苗”字同。此“杀武庚”，犹言竄三苗、蔡叔，非刑杀字也。周公力能制殷之死命，缓追逸贼，以礼殷遗，故微子肯受命耳。必若忿其背诞，父子踵诛，貌此戮余，因祸蒙赏，彼亦何颜事周乎?

由今论之，武王克殷，灭国馘磨，亦已众多。商人怨之，深入骨髓。武庚为父复仇，虽背于王义，志自可矜。观《大诰》所载，朝论不欲东征者多，盖人心未甚从也。于是既克商奄，奄君诲叛，罪不过流。殷侯见俘，亦未加戮，非但武庚获全而已。不如是，不足以安反侧也。管叔乃钟会之伦，背国从敌，自然不赦矣。

《左传》昭公元年“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上‘蔡’字音素葛反。”李贤《后汉书注》引《左传》作“蔡叔”，可见唐本有作“”字者。今案《说文》云：“，散之也。” “”字本义为将米抛撒出去，米遂为分散之状，故《说文》训为“散之”。杜预训为“放”，亦即投放之义。今湘方言称抛投、抛撒、投放、扔投等动作谓之“”，与陆德明音“素葛反”正同。“”字从“杀”，故“杀”可通作“”。章氏以为《书序》“杀武庚”之“杀”当读作“”，即流放之意，故与《逸周书》“禄父北奔”之记载貌异而实同。因此，成王、周公并未诛杀武庚，对于殷属诸侯也多宽大处理，这是周公为了安定内外人心而采取的绥靖政策，也是微子启甘愿事周称臣的重要原因。章氏此说，亦颇能逻辑自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