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处理相邻两个朝代的关系，这在历史研究中几乎就是日常事。通常，相邻两个朝代具有更紧密的关联性，因为时间的魔力，这基本上不构成问题，比如秦汉，比如隋唐。在史学研究上，把相邻朝代置于同一个研究时段进行考察，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在秦朝事实不甚清晰的时候，利用汉朝资料加以佐证，这在史学方法上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汉承秦制”是大家公认的常识。但是，例外还是存在的，比如唐宋。唐宋之间在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中是近邻，它们之间的50多年的五代十国，无论置于唐后还是宋前，都不妨碍唐宋的近邻关系。虽然所有朝代的关系都可以用“承上启下”来联结，但是紧密还是疏离，还是大有区别。对于唐朝而言，不仅隋唐，在史学的研究中，甚至“南北朝隋唐”，甚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划分也远远多于把“唐宋”归结为一个阶段。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唐宋之间建立了一个隔离墙，它们虽然是近邻，但却总是走不到一块。这究竟是自然历史的原因，还是研究者的原因？是史料提供了“绝缘体”，还是研究者的目光发生了“光学变异”？即使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晰，但今天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是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事实。这个事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唐宋无关论已经成为唐宋历史研究者的潜意识，如同中国的历史在发展到宋朝之前忽然结束了一切，宋朝好像在一面高墙后面消失了。从此以后，唐不知宋，宋不知唐。以前代为近代，在近代的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历史源泉，在十分重视历史借鉴意义的中国，这种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而宋朝几乎是一个历史意识最为强烈的时代。宋代重视唐朝的历史，这样的证明俯拾皆是。宋代把唐代当作自身朝代的前身，研究唐代、总结唐代，几乎就是宋代历史学家的宿命。 
唐代的史料，主要是宋人搜集整理的。《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这些大部头的类书，虽然并不是唐代资料专辑，但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正是唐朝的资料。宋朝重视唐朝资料的整理，这四部大书最有说服力。此外，《唐会要》《唐大诏令集》对于唐史研究的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们同样是宋朝学者努力的结果。搜集整理的这些史料，既有利于宋代学者对唐朝的研究，也可以造福于后代。所有的唐朝历史研究者都得承认，在唐史研究中，我们最该感谢的就是宋朝学者。宋朝学者也是唐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学者，他们的观点至今仍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观点，任何后来的唐史研究者首先必须认真对待的便是宋人的观点。《旧唐书》虽然不是宋人书写的，但他们很快就写成了《新唐书》，虽然《新唐书》也有诸多问题，但是直到清朝中期，新旧《唐书》才实现了平起平坐，而此前一直是《新唐书》独领风骚，《旧唐书》几乎濒临佚失。这里并不评论两《唐书》的优劣问题，仅仅想说明这个简单的事实，即宋人的观点长期影响宋以后的中国各代，唐代历史的研究长期受到宋人的巨大影响。《新唐书》之后出现的《资治通鉴》，虽然是一部通史著作，但唐五代的内容所占份额平均最高，比如从战国到三国，平均8.28年一卷，而唐五代3.11年一卷。不仅如此，《资治通鉴》是十分出色的唐史研究著作，对后世，不管是专门的学者还是一般读者，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宋人唐史研究著作，不仅时间上有先发优势，而且史料上也占有优势，毕竟唐代史料在北宋时期还有很多留存，而后世则多有佚失，所以在对待他们的历史认识上，在后世史料缺乏的条件下，不得不对宋人的观点给予更多的尊重。 
包伟民 刘后滨 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唐宋之间，在宋朝学者的研究目光中，损益同在。比较唐宋之间的继承与流变，显然也是宋代学者所重视的，在他们的笔下，我们没有发现那道横亘在唐宋之间的高墙。或者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唐宋之间的高墙，在宋代还没有搭建起来。如果要破除唐宋之间的隔离墙，宋代学者的研究和经验，都是具有正面价值的。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历史确实驶入了一个新车道，藩镇割据，中央不振，凡此等等，使得中国这趟列车摇摇晃晃进入宋朝。宋朝对这份历史遗产显然是不满的，于是纠正五代弊政成为宋廷的首务。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问赵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这很清楚地反映了宋初的状况与时代课题。其实，唐朝后期的朝廷，何尝不是心同此理？回到唐初去，可以看作唐后期朝廷的理想，而宋初则更有条件去实施。据说，《唐六典》的再发现曾经引发宋廷的兴奋，宋神宗主导的元丰改制，处处闪现着唐朝制度的身影。宋代的法典文献如《宋刑统》等，对于《唐律疏议》的继承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程度，为什么明明不再实用的条款还要规规矩矩地刻写在法典之中？唐朝难道也是宋人的理想？或者他们认为宋朝距离唐朝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制度上也并不遥远？《天圣令》的发现，也证明了同样的原理。即使很多唐令的条目在宋朝被废止不用，但是整个令文的体系依然保持着唐朝的模式，还在努力使用唐朝的句式。或许，宋人有一种情结是不愿意割舍唐朝。而这个唐朝当然是初唐和盛唐，不是中央不振的唐后期。宋人没有在唐宋之间修建隔离的墙，其实后来的元明清也没有。有关唐宋的隔离，完全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巨大“成果”。在西风尽吹的近代史学体系中，面对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而划分历史阶段，给出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性质判断，则成为研究的基本方法。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分开唐宋最有力度的研究。京都学派有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把唐宋分别划归为中古与近古。东京学派虽然不同意这样的变革论，但是他们同样把唐宋切开，分别命名为古代与中古。日本学界与西方联系比较紧密，日本的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西方。现在，中国学界也有赞成唐宋变革论者，虽然如邓广铭先生等并不赞同这种观点，然而只要赞成这种结论，就有利于唐宋研究的分割局面继续存在下去。与此相关，甚至有人认为唐宋的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唐宋之分，难道仅仅是一个外来结论吗？其实，中国学者的研究倾向，某种意义上也让唐宋之分变得似是而非。以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而言，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与宋朝无涉，但与魏晋南北朝关系重大。他的研究，把魏晋至于隋唐的中国文化发展，用“制度史”的概念进行了完整的梳理，让隋唐制度的渊源清晰显现。同时，陈先生的政治史研究，把北魏之后的北方政治史用“关陇集团”概念统合起来，找到了一条贯穿北朝与唐朝的历史红线。陈寅恪先生的成功研究，不仅开辟了一条研究路径，更是开辟了一个学术领域，不管赞同还是反对，魏晋与隋唐历史的内在联系，就这样呈现出来，后来者在领略陈先生的研究思想的同时，很自然地也把魏晋隋唐纳入一个研究阶段或者框架之中。陈寅恪先生之后，中古史的研究，尤其是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大家纷纷涌现，星光灿烂，一片繁荣，这更吸引了后学的紧追不舍。如此一来，魏晋隋唐概念，在后来的研究者心目中，便成为一个研究方向，而越是研究深入，就越会发现其中的联系性。其实，陈寅恪先生也著有《论韩愈》，专门勾勒出唐宋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思想，到佛教，到文学，唐宋的联系显然是十分紧密的。后来的研究者，追随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如今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已经紧紧把唐宋联结为一体，似乎思想与文学属于另外一个天地，在讨论唐宋的历史联系时，这两个领域沉默不语。于是，文史在唐宋真正实现了分家，唐宋文学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概念，而唐宋历史则是另外一个概念，如同他们的研究对象毫无关系一样。相对于魏晋隋唐历史的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唐宋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宋史研究权威邓广铭先生对于唐宋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变化但绝没有“唐宋变革论”所说的那么巨大，但是邓先生的研究精力主要用在宋史而不是唐宋，所以他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思想，在“唐宋”概念下，对于后学同样影响不显。前辈学者的引领在学术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后学而言，前辈开辟的领域等同于成功与畅通，而前辈学者研究不充分的领域，后学则完全可以视作畏途，担心此路不通。唐宋之间，联系还是区隔？发展还是突变？凡涉及重大理论判断，结论都需要研究者不断重新检验。任何相邻时代都有密切的联系，之所以会有紧密与疏离的差别，除了史料的证明之外，也与研究者的目光分不开。发挥作用的，不仅有事实，还有研究理念。突破研究思路，就会发现新的景观。此前，唐宋联系性的研究确有不足，我们主要努力的方向是开放新视野，拆开高墙。本质上，唐宋之间的损益究竟孰多孰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实现理念突破。不管是联系还是差别，只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只要比此前的研究有所进步，那么我们就会相信：唐宋作为一种研究理念，一定会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_____
本文出自《唐宋历史评论》（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