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史记》被选为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年度阅读主题，我作为领队专家之一，和书局招募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探访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那次活动反响不错。今年四月间，中华书局再次约我一起策划主题游学，告知2021年度“伯鸿书香奖”活动阅读主题是“你好，苏东坡”。听到如此亲切的问候，想必旷达潇洒的东坡居士会“呵呵”一笑，招呼我们这些隔了一千年的后辈坐下来，或许马上取出“竹杖芒鞋”，邀我们一起去徒步，不用管外面是晴天还是雨天。 记得余光中有过一个比喻，大意是说如果约朋友去旅行，不负责任的李白和苦哈哈的杜甫都不是合适人选，而苏东坡就很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他是个很有趣的人。这话也是我的心声，能请出自带巨大流量的苏东坡，活动便不难成行。 那么，上哪里寻找东坡游踪呢？ 苏轼前半生基本在四川眉州老家和北宋都城汴京度过。熙宁四年（1071）七月，三十六岁的苏轼离京赴杭州任职，此后的三十年里，他很少能在一个地方生活超过三年，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人生跌宕起伏，但他也得以纵览各地山川风土，这些城市因苏子驻足有幸留下诸多胜迹，其平生功业当然不限于他晚年自嘲的“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我建议在春夏之交去一趟杭州，在西湖山水之间寻找苏东坡。这是因为一方面，杭州是唯一一个苏轼两度担任地方官的地方，第一次即上文提及的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七年（1074）九月担任杭州通判。十五年后，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七月至六年（1091）三月再次为官杭州，担任知州，主政一方，两次加起来在杭州工作生活了四年多。杭州和黄州成为苏轼后半生在京外生活时间最长的两个城市。另一方面，苏轼在杭州时虽然政务操劳，但江南风光旖旎，物产丰盈，生活富足，文风鼎盛，慰藉他敏感的心灵，激发他无限的才情，据学者研究，现存苏轼词集表明苏轼就是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更何况，苏轼给后人留下一道纵跨西湖的长堤，从南宋起，“苏堤春晓”就名列西湖十景之首。而作为北宋“东南第一州”和南宋事实上的都城，杭州留存下来的宋代文物古迹，无论质量还是密度都颇为可观，有助于我们感受苏轼生活的那个时代。
六月初，我们的活动如约而至，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友相聚杭州。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一头扎进了杭州的山中，从城南的凤凰山东麓开始攀爬。没走多久，我就感到林高蔽日，沿途不时遇见嶙峋的巨石，更有断崖绝壁忽立眼前，和从湖上望见的优雅山形大不相同。 郑老师一见面就抛出观点：“杭州的精华，在山，不在水。”这无疑颠覆了我们的认识，因为西湖之美过于深入人心。郑老师解释说，杭州城始建于隋平江南以后，但当时的州城并非坐落在今天西湖东岸的杭州主城区，那时钱塘江还不受约束，江面远比今日宽阔，它与西湖之间是一大片会被潮汐光顾的滩地，地势虽然平坦，但不宜居住。隋代州城选址凤凰山，这是西湖南山的东段，城址依山而筑，“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 
这让我想起同时期的扬州，考古工作已经表明，隋炀帝为开发扬州所建的江都宫居于蜀冈之上，这是今天扬州主城区一带唯一的天然高地，原因也是由于蜀冈之下便是长江滩地。到了唐代，才在蜀冈以南的平地上圈建起颇具规模的罗城，也就是大城，此后扬州发展成为面积仅次于当时长安与洛阳的城市。唐代之所以能在平地建城，主要得益于长江泥沙淤积，沙洲并岸，扬州、镇江之间的浩瀚江面大幅缩窄，长江入海口逐渐下移，原来的滨江滩地得到了开发。 相比之下，杭州大城建设的时间要晚一些。五代吴越国创立者钱镠以杭州为都，也是从这时开始，杭州被塑造成为今天浙江省域的中心城市。钱镠命人顺着塘江沿岸修筑百余里捍海塘，又设二闸，防止咸水倒灌，以此减轻潮患，“钱王射潮”的传说由此产生。与此同时，吴越国在凤凰山以北的平陆上筑造全长七十里的“罗城”，受钱塘江和西湖的东西夹峙，罗城呈南北长、东西窄的腰鼓形，形制在我国古代都城中别具一格。 我们一想到江南，总是会想起小桥流水人家。固然，水润的平原具有良好的人居环境，但无定的洪涝灾难也构成对生存的沿严重威胁。在历史早期，城市或聚落多集中于大江大河干流上中游或支流上，只有当人们有能力实施相当规模的水利工程，将河道加以约束，才能在干流下游沿岸平地上建造大型城市。 虽然扬州和杭州城都扩展到了平地上，而山上仍然是权力中心所在，宜于居高临下进行统治，唐代扬州以蜀冈为子城，设大都督府，而凤凰山麓的吴越国子城故址，被北宋杭州衙署和南宋皇城所沿用。 
苏轼当年就在山间办公，从诗文中可以一窥他的活动踪迹。如第一次为官杭州期间，苏轼常常登上衙署附近凤凰山顶的“有美堂”，这里可以同时俯瞰钱江与西湖，可谓江湖一览。熙宁六年（1073年）初秋的一个午后，苏东坡与杭城朋友相聚有美堂，赶上下面这番壮观景象：“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有美堂暴雨》）眼见狂风疾雨从东南方向的钱塘江上空呼啸奔来，而向西北望去，西湖像一口金樽盛满了雨水，几乎要溢出来，这场突来的暴雨不知是否就是浙江人每年夏秋都面对的台风。 又如熙宁五年（1072）八月，苏轼受命主持州试，提前一个月入闱，正赶上每年大潮的季节，他便在凤凰山上州学附近的望海楼中闲看潮头，用长焦镜头般的文字记下钱江潮自远而近的全过程：“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望海楼晚景五绝》）。 
元代统治者拆毁了吴越国以来的杭州城墙，到了元末，割据东南的张士诚重建杭州城，将南垣北移，凤凰山被弃城外，逐成荒野。见证苏东坡办公和闲居的那些建筑早已难觅遗痕，但在郑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后到访“忠实”摩崖、月岩、圣果寺三尊大佛及十八罗汉造像、排衙石诗刻、慈云岭造像。这些吴越国至南宋的诸多石刻和造像类古迹，虽然从属的空间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不提示我们，作为数百年的杭州政治核心区，这里既有山林之美，也有过人文之盛。 
在杭州游学，当然还是绕不开西湖，而奠定今日西湖形态和规模的正是苏轼。不过，苏轼与西湖的关系，首先并不在于有意将其打造成景区（相比之下，灵隐至上天竺一带在宋代已是著名景区），而是治理水患，这是作为地方官的正经工作。苏轼不只是文豪，首先是一名好官，在担任通判期间，他协助知州陈襄疏浚六井，解决居民饮水问题。到了知州任上，苏轼先是调动军队疏浚盐桥、茅山两河，保证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之间航道的畅通，接着面对六井复淤的状况，再次予以疏通。最后，苏轼把目光投向了西湖，作为杭州居民生活、农业灌溉和运河的主要水源地，西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此时却淤塞近半，使苏轼深感担忧，“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从元祐五年（1090） 
四月开始，苏轼率领杭州军民进行彻底的治理，同时创造性地将清挖出来的淤泥和湖草在湖中筑起一道南北向长堤，又在湖上建造三座小石塔圈出不许种植的水域，它们在日后演化为“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均位列“西湖十景”，这个杭州人赖以生存的大湖，终成天地间一大胜境，也成为东坡本人的寄情所在。 我们从北端的跨虹桥踏上苏堤，六月初，绿已深，曲院风荷里开出了第一朵花。往东看，湖心亭和阮公墩两个小岛像浮在水面上的两块翠玉，再远是岸上的柳林和背后杭城的楼群；向北看，孤山不孤，白堤如带，断桥和宝带桥如同两道卧波的娥眉，宝石山仿佛绿屏，山上那座保俶塔体态修长，依然像前人所形容的“亭亭如美人”；往南看，小瀛洲林木葱茏，再远一些，是夕照山上的雷峰塔和吴山上的城隍阁，它们则锁住观者发散的视线；往西看，那属于天目山脉的连绵山岭，就只剩下青黛色的轮廓，一直排到天际。四目流连，湖山在望，妙不可言。 苏堤不仅沟通了湖之南北，也曾经见证了东西向穿堤而过的上香船队。上世纪四十年代湖滨至灵隐公路的开辟之前，在杭州城外的西湖东岸坐船，向西横跨西湖，至茅家埠登岸，改走陆路到灵隐和三天竺，是唐宋以来杭州本地及江浙各地的香客，前往西湖以西的佛教胜地礼佛进香的必经之路，这就是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上香古道”。苏堤上共有六座石桥，从南向北数的第四桥名“压堤桥”，桥洞尤为高大，正是因为旧时湖船东来西去，都要从这座桥下过，可以说是整条上香古道上的咽喉之地，著名的“苏堤春晓”景碑亭就建在桥南。 
西湖老照片，二我轩照相馆制 深谙佛理，喜欢与名僧往来的苏东坡也是上香队伍中的一员，灵隐、天竺、韬光是他经常前往的佛国圣地。不过从记载看，苏轼多选择步行，清阮元《两浙金石志》记录他所知的杭州东坡题刻中，有三处都是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所题。那天，苏东坡与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分别在龙华寺、麦岭和韬光留下题刻，龙华寺故址在慈云岭南，麦岭在湖西赤山埠与茅家埠之间，韬光则是上香古道的终点，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由此看来，苏轼一行从州衙出发，翻山越岭前往天竺，这趟路程不近，他们或许夜宿韬光，静听海潮。 
苏轼虽然在生前已有盛名，但几与祸患相始终，直至晚年仍陷党争，处境艰难，去世之后名字列入《元祐党籍碑》，他在杭州的题刻大多遭到被毁的厄运。宋室南渡后，政治风向、学术思潮和审美倾向都出现转变，苏轼备受推崇，小他一辈的人已经在各地搜寻苏轼的书画作品，当然也会拜访与他有关的遗迹。 从那时开始，杭州的苏东坡史迹就备受关注。如今，公认为苏东坡原刻的在麦岭，此题记较为简单：“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我们在最后的天光里赶来，借助通过手电筒打出的侧光，左上角“苏轼”二字穿越千年时光，与我们迎面相遇。在杭州期间，承蒙本地师友告知，近年当地有心人又在南山石屋洞和定山慈岩院风水洞发现两处苏东坡题记，真是“地不爱宝”，泽被我辈。 
熙宁七年（1075）九月，苏轼从杭州赴密州上任。然而，他一离开便开始怀念，熙宁八年（1075）在“寂寞山城”的密州过上元节时，苏轼不可遏制地怀念繁华热闹的“钱塘灯火三五夜”（《蝶恋花·密州上元》）。而直到今天，人们踏上苏堤，面对美景还是会脱口而出“波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可以说，为官杭州虽然不像贬居黄州那样成为苏轼人生最重大的转折，但名人与名城彼此成就，缘分难解。 也许，就像苏轼自己说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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