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行省酒业之盛，最盛在省府治所杭州。杭州的富庶繁华和景色秀丽为酒业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而这种外部环境又培养了当地居民以奢靡相尚的风气，“杭民尚淫奢，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至如日用饮膳，惟尚新出而价贵者，稍贱便鄙之，纵欲买又恐贻笑邻里”。有了这样一众在日用饮食上求新求贵的消费群体，加上外地络绎不绝的游客，杭州酒业想不兴盛都难。

杭州美酒以颜色浓酽，绿如春江而大受诗人们称道：

杭州还有红酒，郭畀《客杭日记》就记载至大元年（1308）十月廿一日客杭期间，朋友汤秋岩“邀饮红酒”。

红酒主要采用红曲酿制，艳若桃花，非常爽目。红曲的发明和应用是我国谷物酿酒史上的又一重大发展，红曲的霉种是红曲霉，它是一种耐高温，糖化力强而又有酒精发酵力的霉菌，并且要在高温下才容易繁殖，因此要求的培养基也有所不同。元《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载有天台红酒方，是浙东天台山地区采用的酿造红酒工艺。

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酿酒工艺模式，无论物料的搭配、操作程序，还是提高原料利用率措施等，都比较合理。然而本方也有缺点，如酿造过程中有二次或三次投料发酵的情况，首次投料用曲量大，所以发酵快。发酵速度快，酿酒周期短，但是成品酒的风味会差些，原料利用率也会低下，故而此方后来被弃废不用。

除上述外，见于记载的杭州名酒还有杭州梨花酒和杭城秋露白等。贾铭《饮食须知》认为，露水味甘性凉，百花草上露皆堪用，秋露取之造酒名“秋露白”，香冽最佳。秋露白不仅出杭州，山东也酿，明人王世贞说此酒“甘而酽，色白，性热”。不合他的口味，为其所厌。

13世纪来华的马可波罗到过杭州，他说杭州本地不产葡萄，也不生产葡萄酒，干葡萄及葡萄酒由他国输入。“但土人习饮米酒，不喜饮葡萄酒。”“有若干商店仅售香味米酒，不断酿造，其价甚贱。”可知杭州本地市场产销的主要是米酒，所采用技术应归于黄酒之列。稍晚来华的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也记载杭州“但那里始终有大量的面食和猪肉，米和酒，酒又称为米酿（bigni），享有盛名”。从杭州米酒如此吸引来华外国人的目光来看，在当时确实应该闻名遐迩。

吴师道做客杭州，与友人饯别于江头陈氏楼，“客杂甚”，吴师道有感而发：

金秋时节百谷收场，新酿初熟，杭州酒价也相对低廉，各大酒楼男女相杂，宾客盈门，生意格外兴隆。此时又正逢钱塘观潮前后，“昔余夜醉钱塘酒，看潮八月中秋后。”醉酒观潮，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何处被花恼不彻，嬉春最好是湖边。……段家桥头猩色酒，重典春衣沽十千。”杭州最热闹的饮酒去处自然还是西湖岸边。每逢盛夏时节，“外湖里湖花正开，风情满意看花来。白银大瓮贮名酒，翠羽小姬歌《落梅》。”有鲜花可看，有歌舞可赏，更有女子当垆，酒香醉人。“道旁卖酒多嫠妇，门掩天香采桂花。”女子当垆卖酒，古已有之，元代仍沿袭这一传统。当垆女子多貌美如花，秀色可餐，更兼风情万种，生意自然兴隆。“对酒看花笑，无钱当剑沽，醉倒在西湖。”西湖胜景，又有美酒佳人怡情悦性，常令游人们流连忘返，陶醉不已。

杭州诸处酒坊皆取西湖之水造酒，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知杭州苏轼奏乞开西湖，他上言杭州“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可见杭州酒美与西湖水佳有直接关系，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宋代，杭州酒业市场就相当发达，苏轼曾言：

元代杭州酒业的发达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中书省臣言：

可见杭州酒的产量之巨大，酒课的收入自然也就相当可观了。卢世荣理财时期，酿酒耗粮每石米官收十两钞，后行散办，改为五两，后来又有增课之举。大体推算，杭州一郡的酒课收入也在五万锭左右，而江浙行省的岁入酒课总数通常约为十九万多锭，则杭州一郡约占总额的1/4左右。

吴师道就曾洞若观火地指出：

可见杭州酒课在江浙行省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量之重。然而元末红巾四起，杭州屡罹兵燹，虽美酒犹存，而繁华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