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速度

——以四川地區爲中心

提  要：南宋前期，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的速度呈不斷上升態勢。建國之初，由於郵傳鋪遞系統尚未建立健全、境內軍賊遊寇勢力横行以及張浚全權處置蜀中事務的特殊權力格局，朝廷與四川間信息阻塞嚴重，軍期急切文書的單程傳遞動輒兩、三月之久。至紹興三、四年間，朝廷與川陝宣撫司間的文書傳遞已降至三十五日左右。紹興和議前夕，又進一步降至二十日，文書傳遞速度達到日均二百六十五里。辛巳之役期間，蜀口軍報最快十四、五日可到臨安。就本文對南宋不同時期朝廷與四川、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京西、廣西間文書傳遞狀況的梳理來看，日行二百至三百里應是南宋軍期要切文書傳遞速度較爲普遍的水準，且與北宋時期相差不大。

“以文書御天下”是中國古代國家體制的重要特征。由各級文書所構成的傳遞系統是古代中央與地方間信息溝通最重要的方式，也是維繫國家行政運行、軍事指揮與社會穩定的必備條件。以往有關南宋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研究，主要側重於郵傳系統之設置、職能、傳遞方式、管理等制度基本面的梳理與辨證^[1]。近年來，關注文書傳遞的運行機制、過程與效能日漸成爲學界共識。已有學者開始運用朝廷與地方大員間的奏詔往還探尋南宋央地間文書傳遞之實況及其同邊防軍政的關係。曹家齊與黄宽重先生是該研究取向的先行者^[2]。

權威性、保真性、保密性與及時性共同構成了文書傳遞的基本特征。就及時性而言，文書唯有如期送達目的地，才能保證朝廷意向按時、順暢地得到貫徹與落實，下情盡早上達並獲得反饋，國家機器高效運轉，軍情戰機不致貽誤。從這個角度來說，朝廷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運作效能問題是與由鋪遞系統所承載的文書傳送的實際速度緊密相連的。

要考察文書傳遞的實際速度，對文書收、發時間與所經行路綫及其里程的準確把握至關重要。所幸，宋代蘊藏有豐富的史料資源。《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地理總志使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復原出朝廷與各地間文書傳遞所經行的路綫、里程^[3]；宋人文集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則保留有不少文書往還的鮮活案例，不僅提供了文書發出和收到的具體時間，更使我們得以跳脫出乾癟的制度條文與描述性說法，去窺知南宋中央與地方間文書傳遞的整體水平與實在樣態。

現存有關南宋文書傳遞的案例性材料，四川地區^[4]相對集中、豐富。諸如南宋對四川文書傳遞之經營、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路綫之選擇等問題，學界已有十分扎實的研究基礎^[5]。因此，本文擬選取四川地區作爲個案考察對象，通過對南宋四川戰場軍情戰報、奏詔往來的梳理與分析，探求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速度、效能的實際狀況；並以此爲基礎，兼及南宋不同時期朝廷與福建、江西、湖北、湖南、京西、廣西等地文書傳遞狀況，以期能對南宋央地間文書傳遞速度的整體水平略作評估。

一、南宋朝廷與四川文書傳遞的對象、路綫與里程

有關南宋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的狀況，宋人有過不少描述。如孝宗乾道初，四川制置使汪應辰在《乞蚤差興元帥臣》的奏狀中曾談及此問題，謂“蜀道僻遠，奏報往復動輒三四月”^[6]。據此估算，則朝廷與興元府（今陝西漢中）所在的蜀口間單程文書傳遞時間應在一到兩個月間^[7]。

光宗紹熙三年（1192），制置使丘崈創置了一條由制司駐地成都到都城臨安的擺鋪遞，專門用以呈送邊防軍政急切文書。據《輿地紀勝》所引圖經記載，這條擺鋪遞的路綫途經萬州（今重慶萬州）、荆門軍（今湖北荆門）、湖口（今江西湖口），單程傳遞時間約二十七日。對此，时人有“蜀去天日雖遠，然置郵之速如此，西天一角，不啻畿甸中”^[8]的論贊，引爲得意。

嘉熙四年（1240），蜀人吴昌裔曾回憶南宋初年吴玠宣撫川陝，“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八日可聞於朝廷”，並比對“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不至夔門。密院雌黄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往往三月而不達諸郡”，深感晚宋四川軍情壅滯^[9]。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說過金字牌遞傳送赦書及軍報，“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10]。

以上固然是今人了解南宋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狀況的直接材料，但畢竟不如軍情戰報、奏詔往還等實例來得生動、鮮活，更難據以窺知文書傳遞狀況變化、發展的整體脈絡。並且，類似宋人印象式、描述性說法，往往欠缺準確度，如汪應辰“蜀道僻遠，奏報往復動輒三四月”的說法便與實際案例所見高孝之際朝廷與蜀口間文書傳遞狀況頗不相符；《輿地紀勝》記丘崈擺鋪遞時所載四川與臨安間道路里程似亦有不實之嫌。

就吴蜀間文書傳遞的實況而言，曹家齊曾運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考證出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致興州都統吴曦書與寧宗御札的傳遞時間爲十八日，進而精彩剖析了宋廷對吴曦之變的應對^[11]。筆者在閱讀史籍過程中，注意到由李心傳依據《高宗日曆》撰著而成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及今本《宋會要輯稿》中存有不少南宋前期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實況的材料，尚未被先行學者所利用。這批材料以軍報爲主體，具體來說：對四川戰場諸多戰事如和尚原、饒風關、仙人關、秦州、石壁、鳳翔、隴州戰役的爆發、結束時間以及戰報抵達朝廷的時間，《繫年要録》幾乎都有明確記載；而《宋會要輯稿·兵捷門》則保留有部分戰報的原始內容。若我們結合相關文獻，對這些戰報的收、發時間予以分析推算，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復原出不同時期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的用時狀況、日均速度及其變化過程。

宋代文書按緊要程度可大致劃分爲常程與急速（急切、要切）兩種，衡量標準主要是傳遞時間和速度。其中，能够影響重大政治事件、改變戰争進程或在軍政運行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無疑是軍期急速類文書。正因如此，宋人留下的有關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的史料——不論是一些描述性說法，抑或實際案例，幾乎都屬此類。故本文探討南宋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的速度，是以軍期急速類文書爲中心的。

建炎三年（1129）五月，宋高宗任命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許其享有在四川地區的一切軍、政、財務支配權。作爲地方最高軍政權力機構，宣撫處置司（後分化演變爲川陝宣撫司、四川宣撫司、四川制置司）自然成爲南宋朝廷與四川間最重要的文書傳遞對象。四川戰場各類軍情戰報、地方行政信息多由宣司發往朝廷。不過，南宋立國之初，宣司及其衍生機構的變動十分頻繁。爲此，有必要先對南宋特別是南宋前期川陝宣撫處置司及其衍生機構的治所駐地、宣司與朝廷間文書傳遞的路綫、里程等問題略作說明。

南宋前期，宣司較爲固定的治所駐地主要有三處：一是位於四川盆地東北部的閬州（今四川閬中）。紹興元年（1131）六月，由於西師主力遭遇富平之敗，陝西六路盡失，蜀口形勢危急，宣撫處置使張浚被迫將治所內遷閬州^[12]。紹興五年（1135）三月邵溥兼權川陝宣撫副使後，宣司由閬州移往綿州（今四川綿陽）^[13]。其間，閬州作爲宣司駐地共計三年零九个月。歷時雖短，但對南宋初年四川局勢的穩定卻至關重要。

二是位於蜀口的河池（今甘肅徽縣）、興州（今陝西略陽）與仙人關。三地距離相近^[14]，在軍事防禦格局中屬同一板塊，故在考察宣司駐地時，可將其合併處理，姑且稱其爲“河池興州地區”。河池興州地區作爲宣司駐地共有三個階段：首先是建炎四年十一月至紹興元年六月，甫經富平之敗的張浚一度由秦州徙治河池，歷時僅半年^[15]。其次是紹興六年至十二年，首尾近七載。具體來說：紹興六年正月，綿州宣司罷，蜀口守將吴玠隨即以川陝宣撫副使的身份置司興州。九年六月，吴玠卒於仙人關治所。其後，由四川制置使胡世將接掌宣司，徙治所於河池^[16]。到紹興十二年十月，因宋金和議已成，胡世將的繼任者鄭剛中又將宣司駐地由河池內遷利州^[17]。最後是高孝之際。紹興三十一年（1161）五月，爲防金國毁盟南侵，朝命以興州都統制吴璘爲四川宣撫使，置司興州。至乾道三年（1167）五月，吴璘病逝，由制置使汪應辰接掌宣司，治所內移利州。此期興州作爲宣司駐地約五年^[18]。綜上，南宋前期河池興州地區作爲宣司駐地共計約十二年。

三是位處蜀口與四川盆地交界處的利州（今四川廣元）。利州作爲宣司駐地有兩個階段：其一，紹興十二年十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將宣司內遷於此。至紹興十八年五月，罷四川宣撫司。凡歷五年半。其二，乾道三年五月，制置使汪應辰代任四川宣撫使，遷宣司於利州。至淳熙元年（1174）七月，詔罷四川宣撫司，以成都府路安撫使薛良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19]。凡歷七載。利州作爲宣司治所共計十二年半。不過，宣司駐節利州期間，多爲和平年代，留下的文書傳遞材料十分有限，故暫不列入本文討論重點。

南宋四川與朝廷所在地臨安間的驛傳路綫存在南北兩條：北路由位於蜀口的河池興州地區經興元府東行，沿漢水河谷，經洋州（今陝西洋縣）、金州（今陝西安康）、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到達襄陽（今湖北襄陽），隨後東南經郢州（今湖北鐘祥）、應城至鄂州（今湖北武漢），再從鄂州沿江東下，經江州（今江西九江）、池州（今安徽貴池），入浙西，最終到達臨安；南路則以成都爲起點，東行出川，經飛烏（今四川中江東南）、遂寧（今四川遂寧）、果州（今四川南充）、渠州（今四川渠縣）至萬州，改水行，行次峽州（今湖北宜昌），北路過荆門軍、應城，南路過江陵（今湖北荆州）到達鄂州，此後的遞路與蜀口北路重合^[20]。

蜀口河池興州地區與朝廷的文書傳遞是走北路。這條驛路可分爲蜀口至襄陽、襄陽至臨安兩段。其中，蜀口至襄陽的行程距離，宋人並未留下直接記載。我們根據《太平寰宇記》所載各州道路里程及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相關考證研究，參考現代公路里程表，可估算出河池至襄陽間驛路距離大致爲二千二百里^[21]。襄陽至臨安的行程距離，宋人有較爲直接的敘述。乾道四年（1168），兵部侍郎王炎奏論京湖與朝廷間的郵傳稽滯問題，曾提到“行在至襄陽府”總計“三千一百里”^[22]；泰嘉四年（1204），京西安撫司奏論襄陽與行在間擺鋪制度，稱“襄陽去行〔在〕約三千里”^[23]。二說相合，且皆臣僚專言郵傳問題時所及，可以從信。將河池至襄陽、襄陽至臨安兩段里程相加，總計五千三百里左右。由於河池與興州相距約一百六十里，則興州與臨安的驛路里程當爲五千一百餘里^[24]。對此數據，尚有兩條佐證性材料。其一，乾道六年，兵部奏疏中談到“茶馬司自來於興元府起發常綱西馬，至行在四千八百八十九里”^[25]。這條馬綱轉輸的馬驛路，正是文書傳遞的遞角路^[26]。考慮到河池與興元相距四百四十里^[27]，兩段里程之和同樣爲五千三百里。其二，慶元三年（1197），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在談及朝廷與蜀口文書傳遞問題時，稱“沔州（按即興州）約有五千里”^[28]。綜上，可推定蜀口河池與臨安間的驛路里程約爲五千三百里左右，而興州距臨安則稍近一百六十里。

閬州與朝廷的驛傳聯絡則可走南路。這條驛路亦可分爲閬州至萬州、萬州至臨安兩段加以考察。先由閬州南下至果州，再從果州東行至萬州出川。據嚴耕望先生考訂，閬州萬州段驛路約一千里^[29]。有關萬州至臨安的道路里程，《輿地紀勝》記載丘崈創置成都至行在擺鋪遞時，曾羅列各路段距離，謂：萬州至荆門軍一千一百里、荆門軍至湖口一千八十里、湖口至臨安九百里。據此，則萬州、臨安間相距三千一百里。不過，若據《太平寰宇記》所載諸州道路里程推算，則萬州至臨安間的距離當爲三千八百里。^[30]分歧主要在於湖口（今江西湖口）至臨安段，據《太平寰宇記》所載諸州道路里程，此段距離當爲一千三百四十里，較《輿地紀勝》足足多出四百餘里。由於宋人未留下江州至臨安道路里程的其他直接記載，對於《太平寰宇記》與《輿地紀勝》的分歧，我們只能藉助兩個旁證予以判斷。其一，孝宗初年，中書舍人洪适在一份外制中曾謂“大冶至行在所纔二千里”^[31]。考大冶（今湖北大冶）與臨安間的驛路須經湖口，按大冶與湖口相距約四百里^[32]，若據《輿地紀勝》湖口臨安九百里之說，則大冶、臨安的距離僅一千三百里，與“纔二千里”的說法相去甚遠；若據《太平寰宇記》一千三百四十里之說，則大冶、臨安的距離爲一千七百餘里，與洪适制書中的說法頗合。其二，依據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浙江、安徽二省公路里程表，由杭州經於潛、寧國、宣城至貴池的公路約三百八十公里，合宋八百五十里；由貴池至湖口的公路約一百九十公里，合宋四百二十五里，共計一千二百七十五里，亦與一千三百四十里說基本相合。因此，筆者認爲，《輿地紀勝》湖口至臨安段九百里之說頗爲可疑，今不從。有關萬州與臨安間道路里程，本文仍取《太平寰宇記》三千八百里之說，則閬州至朝廷的距離總計約爲四千八百里。

四川制置司自紹興五年（1135）初設，終南宋一朝，基本皆置司成都府（軍事緊張狀態下，也會短暫移往利州）。有關成都與臨安間道路里程，《輿地紀勝》謂“自成都至行在凡四千二百餘里”，此說疑誤。據《輿地紀勝》記載，成都至萬州間驛路爲一千一百二十里。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曾詳考唐宋時期成都與萬州間道路里程，謂“由成都東行約一百五六十里至金水縣，又東南經飛烏縣二百九十里至遂州治所方義縣，又東北經蓬溪縣一百七十五里至果州治所南充縣，又東二百八十里至渠州治所流江縣，又東經梁山縣四百五十里至萬州治所南浦縣。此道最直。”^[33]據此，則成都到萬州間合計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又隆興二年（1164），四川制置使汪應辰於赴任途中致書參知政事周葵，稱“始抵萬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 ^[34]。三種說法相差不大。至於萬州與臨安間道路里程，上文已作考證，乃取三千八百里之說，則成都與臨安間的距離約爲四千九百至五千一百里左右。

綜上可見，南宋朝廷與四川地區軍政權力機構所在地——蜀口河池興州地區、閬州、成都三地之間的道路里程相差不大，皆在五千里左右。

圖一  南宋蜀口地圖（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改繪）

二、紹興初年朝廷與四川文書傳遞的速度與效能

以下先對南宋初年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的幾個實際案例略作梳理。建炎四年（1130）五月，身在秦州（今甘肅天水）的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爲保蜀口東面門戶，以便宜黜陟權承制將原屬京西南路的金、房二州撥隸利州路帥司，同時按例奏聞朝廷。據《宋會要輯稿》記載，流寓越州（今浙江紹興）的宋廷遲至當年十月四日才接到其“今措置將金、房兩州割屬利州”的奏書^[35]。這份由秦州發往朝廷的金房改隸奏，傳遞時間足足四五個月之久。

紹興元年（1131）七月，已內遷閬州的張浚上奏稱：

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覆開諭。雖父祖之訓子孫，不過如此。臣伏讀再四，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間，陛下方且洗其過愆，責以後效，在臣區區，何以論報。^[36]

依據奏狀內容“自念罪大”、“洗其過愆，責以後效”並結合當時形勢，所謂“四月初七日詔書”當是高宗針對富平之敗後張浚所上待罪疏而下的撫慰詔。依照制度規定，皇帝下付給川陝最高軍政長官的御筆手詔當用文書傳遞系統中等級最高的金字牌入急腳遞傳送。臨安與閬州相距約四千八百里，以金字牌遞日行五百里的傳送標準，這份詔書當在十天後即四月十七日遞送至張浚手中。即便是用等級最低、速度最慢的步遞傳送（日行二百里標準），詔書也應在五月初到達閬州。然而，張浚撫慰詔的實際傳遞時間竟達三個月之久（合計九十三天）。

同年十月，金將兀朮統兵數萬正面進攻蜀口。陝西諸路都統制吴玠據守散關東側的和尚原高地，宋軍充分利用地形，以强弓勁孥阻遏住金軍攻勢，迫其退兵。十二日，在金軍撤退途中，宋軍追擊掩殺得手，大獲全勝。這就是著名的“和尚原大捷”。戰事剛剛結束，吴玠即將戰果申報給閬州方面的宣撫處置使張浚，隨後由宣司形成捷奏發往朝廷。據《繫年要録》記載，和尚原捷奏最終送達御前的時間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午時^[37]。整個戰事信息傳遞過程歷時兩個月零十三天（合計七十二天）。考慮到和尚原與閬州間的距離約一千二百餘里^[38]，遞卒從軍前呈送戰報至宣司，最快也要三到四天（關於四川戰區軍前文書傳遞速度的討論，見下文）。若將軍前申報時間扣除，則由閬州宣司發往朝廷的和尚原捷奏實際傳遞時間應該是將近七十天。不難推算，張浚撫慰詔與和尚原捷奏所反映紹興元年朝廷與四川間軍期要切文字傳遞的平均速度僅爲日行五十至七十里左右。

一年後，針對四川戰區，朝廷作出重大人事調整。紹興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詔罷宣撫處置使張浚。據《宋史·高宗本紀》記載，閬州方面張浚接到詔書的時間是紹興三年二月十一日^[39]。這份南宋初年四川最重要的罷職文書歷經五十三天傳送完畢。雖然張浚罷職詔所反映朝廷與四川的文書傳遞速度較之高宗撫慰詔及和尚原捷報已有所提升，但仍僅爲日行九十里左右，可謂嚴重遲滯。

與宋廷作出罷免張浚決策大致同時，金方再度集結重兵，由撒離喝率軍三路攻蜀。此役，金軍主力避開吴玠扼守的和尚原據點，取道商州、上津，迂迴進攻蜀口東側。紹興三年二月五日，陝西都統制吴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與金軍對峙於洋州真符縣之饒風關。宋軍堅守凡六日，至二月十一日，關陷^[40]。據《繫年要録》與《宋會要輯稿》記載，三十八天後的三月十九日，朝廷接到張浚所上“饒風嶺剿殺金人”捷奏^[41]。考慮到軍前戰況信息由洋州傳送至閬州宣司至少需要三四天^[42]，饒風關捷報所反映四川與朝廷文書傳遞的時間已縮短至三十五天左右。

紹興四年（1134）二月下旬，已奪得和尚原據點的金軍沿陳倉道南下，再攻蜀口。川陝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吴玠率軍據守於河池縣南五十餘里的仙人關防綫。雙方鏖戰多日，至三月二日，宋軍最終取得仙人關守衛戰的勝利^[43]。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四月七日，由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聯名上呈的仙人關捷奏送達朝廷。其中援引吴玠軍前申報：

吴玠稱：二月二十一日，金賊四太子與皇弟郎君引領萬戶、千戶七十餘人，率大軍十餘萬衆，半是馬軍，前來仙人關對壘，連珠劄四十餘寨。於二十七日衝（揰）〔撞〕官軍，凡三十餘戰。至三十日，殺退賊衆，統制官田晟遣兵追趕入寨。金賊别添兵約五十餘隊，再來攻擊，官軍戮力闘敵，金賊大敗。官軍追趕至賊寨，殺死金賊萬戶、千戶並甲軍莫知其數。^[44]

文淵閣四庫本《北海集》另載有一份題爲《賜川陝宣撫使司張浚詔》的詔書，乃是時任翰林學士綦崇禮以高宗口吻所作針對仙人關大捷的獎諭詔。內中詳細記録了仙人關戰役之過程及相關軍情的申報信息：

敕川陝宣撫使司：省所奏：“金人四太子自（領）〔嶺〕北點刷甲軍前來鳳翔府，聚集諸路簽軍叛將，取道攻取和尚原，决謀入川作過。三月三日，據吴玠申：‘二月二十一日，金人四太子與皇弟郎君引領萬户、千（人）〔户〕、酋首七十餘人，率大軍十餘萬前來仙人關、殺金平野塞（對）壘^[45]，連珠扎硬寨四十餘座。（案，以下內容與《輯稿》略同，不具引）殺死金人萬户、千户并軍兵莫知其數，大獲勝捷。’”又奏：“續據吴玠申：‘金人屢敗，終未退師，遂於三月一日夜遣將兵劫動金人寨，鏖戰直至天明，殺敗番衆，傷折無數。官兵占奪得番兵前寨，并奪到傍牌、衮槍、鞍馬、旂幟不少，番兵退却寨栅，委獲勝捷。又三月二日夜三更以來，劫破四太子、皇弟郎君大寨，使首尾不能相救，拔寨遁走。見遣諸頭項官兵追襲，痛行掩殺前去，委是大獲勝捷。’臣等已行下吴玠取索功狀奏聞。”……載嘉却敵之勞，方叙策勳之典。往稽厥實，亟上於朝，庶賞不至於踰時，而士克勸於用命。詔書到日，可疾速（聞）〔開〕具吴玠等功狀，報明聞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46]

由《賜詔》可知，有關仙人關戰役的戰況，吴玠曾至少兩次向川陝宣撫司發送申報：第一次是在二月三十日戰事結束後，第二次則是三月二日取得仙人關守衛戰最終勝利後。其中，吴玠在二月三十日戰事結束後所發申報及由此所形成的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奏捷，其文書時間信息十分完整（既有軍前申報時間，又有宣司奏捷時間），是我們考察南宋四川與朝廷間軍期文書傳遞實況極爲珍貴的材料。

依據《宋會要輯稿》與《北海集》可復原二月三十日仙人關戰報傳遞情況如下：二月三十日，吴玠在仙人關挫敗金軍，隨即遣派遞卒將戰況申送至位於閬州的川陝宣撫司；三月三日，宣司長官王似與盧法原接到吴玠申報後，形成奏書，將戰果上報給朝廷；四月七日，王、盧所上仙人關捷奏抵達臨安進奏院。

從中可得到兩點重要信息：其一，仙人關捷報由閬州到朝廷的傳遞時間爲三十四天，這與紹興三年饒風關捷奏的狀況大致相當，說明到紹興三、四年間，朝廷與四川間軍期要切文書的傳遞速度已上升至日行一百三十里左右。

其二，仙人關與閬州相距約九百里^[47]，吴玠所發軍前申報三天即可送到，說明當時川陝戰場軍前文書傳遞的速度已達日行三百里。聯繫饒風關戰役中，吴玠曾率軍“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48]，可知當時蜀口交通條件確已達到日行三百里的水準。換言之，紹興初年，朝廷與四川間的郵傳系統尚未整合完備時，川陝戰區前綫業已建立起相對穩定高效的郵傳系統，爲宣司與蜀口守將的信息傳遞提供保障。

仙人關之役後，宋軍在吴玠（時任川陝宣撫副使）主持下出師進攻隴右重鎮秦州。紹興五年二月十三日，經過近半年的圍困，秦州最終被楊政、吴璘攻破。三月三日，由吴玠本人發出的克復秦州奏捷到達臨安^[49]。秦州軍前距吴玠所在的仙人關、河池一帶約四百五十里，快馬一至二日可達^[50]。若吴玠於二月十五日得到軍前申報後立即向朝廷發送捷報，則秦州奏捷的文書傳遞時間爲四十七天（是年有閏二月）。

表一  南宋初年朝廷與四川文書傳遞時間表

三、文書傳遞速度提升的原因

通過對和尚原、饒風關、仙人關、秦州四次重要戰役奏報及張浚撫慰詔、罷職詔、金房改隸奏等軍期要切文書傳遞狀況的梳理，可以發現：建炎四年至紹興五年間朝廷與四川地區文書傳遞的速度、效能在整體上呈現不斷提升的態勢。特别是進入到紹興二、三年以後，吴蜀間文書傳遞效率顯著提高。（當然，這僅僅只是一種態勢，個別案例仍存在一定參差）應如何理解這一現象？以下試作分析。

（一）

其一，從制度建設層面來看，與南宋建立郵傳鋪遞體系的進程有關。北宋的郵傳體系在進入徽、欽兩朝後已積弊甚深、弛廢嚴重。大觀年間，由汴京發出的朝旨“急遞動經三四十日，馬、步遞經五七十日，至三兩月以上”^[51]才能到達荆湖北路，可謂匪夷所思。金軍南下引發的連鎖反應則導致宋朝郵傳體系的全面崩潰。靖康年間，各地爲組建勤王軍，大量抽調鋪兵充數，有些州郡甚至直接刺換鋪兵爲禁軍^[52]。北宋滅亡後，各路勤王軍及潰散的禁衛軍“往往潰而爲盜”^[53]，南下擄掠京湖、江淮，加之金軍南侵，使這些地區遞鋪毁棄，鋪兵散失殆盡。

雖然南宋建立伊始，高宗便接連下詔，力圖重建郵傳體系；維揚之變後，宋廷又痛定思痛，著手創設以杭州爲中心的斥堠鋪體系，專一傳遞探報斥堠文字，但效果並不顯著^[54]。一方面，建炎年間，內憂外患，新朝對地方州郡的政令效力不足，郵傳系統更非短期便可建立或恢復；另一方面，最初設立斥堠鋪主要是針對高宗駐蹕地周邊的軍事安全問題，屬應急機制，且創置範圍極爲有限——僅限浙西路，並未覆蓋遠地及內陸^[55]。紹興二年（1132），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奏請提升荆湖、廣南四路與朝廷的軍期文書傳遞效率，稱文書“雖入急遞，例多稽遲”，請求選派內侍一人“專一承受所有朝廷劄降聖旨指揮，並用金字牌入急脚遞，不得入鋪，星夜傳送前來”^[56]。可見當時湖廣地區與朝廷間文書傳遞最爲高效的方式仍是“傳統”的急腳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原有的郵傳體系是以都城開封爲中心逐次向四方鋪開的。由於定都東南的立國格局，南宋朝廷與各地的文書傳遞網絡較之北宋時期已迥然不同。以臨安到四川爲例，很難想象北宋時期吴蜀間存在有高效穩定的郵傳體系。但進入南宋後，由於四川特殊的戰略地位，臨安與四川間的郵傳體系成爲朝廷經營的重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南宋初年朝廷“重建”郵傳系統，毋寧說是“新建”各地與臨安間的文書傳遞網絡。

紹興二年以後，隨著政權漸趨穩固，宋廷遂開啓制度建設之路。通過招填鋪兵、修築遞鋪、增添巡轄使臣、申明賞罰條例等措置，不僅舊有的省鋪系統逐步得到恢復，斥堠鋪的設置也由兩浙路延伸至江南、淮南、京湖等地，用以專門傳報軍期急速及賊盜探報文字。雖然目前尚無紹興初年四川地區設置斥堠鋪的直接材料^[57]，但由於宋代文書傳遞是一鋪遞至另一鋪的接力傳送，故江淮、京湖地區斥堠鋪的設置與漸次鋪開，同樣有助於朝廷與四川間文書傳遞效率的提升。

（二）

其二，就內外局勢而言，與南宋境內軍賊、遊寇勢力的逐次肅清有關。地方軍賊、遊寇勢力的平定是南宋王朝構建郵傳體系、進而打通中央與四川間聯絡的先決性條件，這項工作的基本完成是在紹興二年下半年。

北宋滅亡後，京畿四周的勤王軍與禁衛軍“潰而爲盜”，成爲兩宋之交由中原南下的第一波軍寇。第二波則出現於建炎三年（1129）。建炎二年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去世，其部將張用、王善、曹成、李宏、桑仲等不爲繼任者杜充所用，相繼脫離留守司，擁兵南下，進入江淮、京湖，淪爲軍盜^[58]。

這些軍賊勢力或盤踞州郡，或流竄諸路，攻城略地，相互殺伐，嚴重阻礙了朝廷與東南以外地區特别是京湖、四川間的信息溝通。如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間，原東京留守司將領桑仲擁衆十餘萬，盤踞襄、鄧、隨、郢一帶，並頻頻對蜀口東側金、房地區及京湖腹地歸、峽、復等州用兵。如前所述，南宋四川與朝廷的郵傳分南、北兩路。桑仲盤踞的襄漢地區乃蜀口與朝廷聯絡的必經之路，其頻繁滋擾的峽、復等州又是成都、閬州與朝廷聯絡之要津。桑仲勢力的存在，勢必影響乃至很大程度上阻隔朝廷與四川間的聯繫。類似“道路隔絕”“道路不通”“道不通”“道路未通”“道路梗澀”“道路梗塞”等話語頻繁出現於《要録》炎興之際的行文中，正是這一情形的反映^[59]。

進入紹興元年（1131）後，金軍在東南戰場的攻勢有所放緩。南宋政權利用這一寶貴時機，開啓了大規模清剿軍賊遊寇的進程。紹興元年正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率王、岳飛等將，歷戰半年有餘，相繼剿滅馬進、李成、張用、李允文等勢力，基本肅清了池州至鄂州段長江南北廣大區域，使朝廷聲勢達於上游。紹興二年初，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戡平范汝爲勢力，打破了朝廷與福建的阻隔。稍後，韓世忠又移兵江西、湖南，與李綱、岳飛大軍相配合，於紹興二年六月肅清曹成、李宏勢力，朝廷與江西南部、湖南的郵傳道路得以暢通。

隨著紹興元年初至紹興二年夏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寇盜勢力的次第平定，朝廷與西、南腹地的道路阻隔被打通，沿路遞鋪體系得以逐步建立與恢復。紹興三年，有臣僚提議廢除諸路類省試，即談到“今盜賊屏息，道路已通”的形勢變化^[60]。以下仍通過几組實際案例來說明紹興二年下半年前後朝廷與各地文書傳遞速度的提升。

先以朝廷與福建路帥府福州的文書傳遞爲例。紹興二年二月八日，爲統籌荆湖廣南地區盜寇平定工作，朝廷起用李綱爲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61]。任命下達時，李綱正以祠禄官的身份閒居福州。一個月前，盤踞建州、南劍、邵武一帶的范汝爲勢力甫被平定，福建北部鋪遞體系尚未有效恢復。福州距離臨安約一千八百里^[62]，這份詔令歷時二十天，直至二月二十八日才“由密院使臣”送達李綱手中^[63]。從中所反映出的文書傳遞速度僅每日九十里。

其次是朝廷與江南西路安撫司（治所洪州，今江西南昌）的文書傳遞。紹興二年三月四日，朝廷下發樞密院劄子給江南西路安撫司，指揮駐劄當地的岳家軍戡平盜寇，屬軍期急速文字。但據李綱奏狀記載，這份文書遲至十八天後的三月二十二日方才被遞送至洪州^[64]。按洪州距臨安約一千五百里^[65]，則兩地間郵傳速度同樣僅爲日均八十餘里。

紹興二年下半年，隨著江南西路寇盜的肅清，朝廷與該地區的文書傳遞狀況明顯出現好轉。據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李綱所述：

臣契勘七月二十九日，準樞密院七月二十二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且在湖南等路措置追捕盗賊，俟稍息日，别聽指揮。續於八月初五日，准樞密院七月二十五日劄子：岳飛依已降指揮，且留湖南等路，措置盗賊，專聽李綱節制。^[66]

當時李綱正在江南西路吉州（今江西吉安）一帶，準備向潭州進發。臨安到吉州的距離較之洪州遠五百三十里——達兩千里^[67]，但當年七月下發給李綱的兩份樞密院劄子，傳遞時間分别僅爲八天與九天（按，當年七月僅二十九日），文書傳遞速度已攀升至每日二百五十里與二百二十里^[68]。

朝廷與福州間的文書傳遞效率同樣大幅提升。紹興五年（1135）七月十七日，詔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69]。據《毘陵集》記載，張守是在當月二十四日巳時接到“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70]的，則此時朝廷與福州間的文書傳遞已縮短至七天，文書傳遞速度較之紹興二年初提高了兩倍，達到每日二百四十里左右。再看李綱的案例：紹興五年十月十六日，詔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綱（時寓居福州）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71]。他在辭免奏狀中稱“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72]，可知李綱除任的省劄歷時十天到達福州。雖然較之張守省劄晚了三天，但相比於紹興二年初接受荆湖廣南路宣撫使任命時，文書傳遞效率仍然提升了整整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