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南宋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外，今存的宋元時期詳本系統的《廣韻》刊本，尚有真福寺藏北宋本《廣韻》、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北宋浙刻《廣韻》、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南宋建刻的黄三八郎本《鉅宋重修廣韻》、劉仕隆本《鉅宋重修廣韻》及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其中，筆者未能獲見真福寺本及劉仕隆本全帙[20]，其他各本情况如下：

1.俄藏北宋浙刻本《廣韻》

俄罗斯科学院藏北宋本《廣韻》去聲

黑水城出土的北宋刻本《廣韻》殘卷，今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TK.7），存下平聲、上聲、去聲共68個半葉，版框高23厘米，寬15.5厘米，半葉十四行，行大字約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三十五至三十七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可辨的刻工有關、李、秦、郎。避諱方面，避諱至北宋仁宗“禎”字等，南宋諱自“構”字以下皆不諱，當爲北宋刻本，從刻風來看，似爲北宋後期浙刻本。其中去聲存五十七釅、五十八陷，南宋監本韻次與之同。[21]

2.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

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今藏臺圖（書號01070），五卷，卷一缺葉五、三一及五六以下；卷二缺葉一、二及五六以下；卷三缺葉三九、六一；卷四缺葉一；卷五缺葉四七以下。書前無牒文、序跋，今存的各卷卷端及卷末均題“廣韻”，“文、殷、鹽、添、咸、銜、嚴、凡”諸韻的獨用、同用、韻次及四聲相承，同南宋監本。版框高13.2厘米，寬10.1厘米，半葉十行，行十四字左右，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左右，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刻工有李憲（憲）、李寔（寔）、沈亨、五二、徐顔（徐、顔）、余竑（余、竑）、虞道堅（道堅、堅）、虞正、卓受、李、虞、文、因。其中，宋諱缺筆至高宗“構”字，[22]刻工李憲、李寔、沈亨、徐顔、余竑、卓受，亦見於浙刻單疏本《周易正義》、兩浙東路茶鹽司本《事類賦》《尚書正義》《周禮疏》、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等書，知爲南宋前期浙江刻本。從藏印看，此本經張元濟、蔣汝藻、蔣祖詒遞藏。[23]巾箱本有《四部叢刊》影印本，1921年第一次影印時，卷中缺葉即依巾箱本行款抄録澤存堂本文字，並在補入葉的版框外注明“依澤存堂本補”等字；1929年第二次重印時，書前又添入了依澤存堂本影印的牒文及序跋。[24]

3.南宋孝宗建刻黄三八郎本《鉅宋重修廣韻》

上圖藏南宋乾道五年黄三八郎刻本《鉅宋廣韻》卷端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建寧黄三八郎本《鉅宋重修廣韻》，今有日本公文書館内閣文庫（重003-0003）和上海圖書館（線善828904-08）二帙，其中内閣文庫藏本爲五卷全，上圖藏本缺卷四去聲，向山榮以元刻注略多本配補[25]。卷首題“鉅宋重修廣韻”，各卷卷端及卷末，除卷三末作“廣韻”外，其餘均題“鉅宋廣韻”。與監本相比，鉅宋本無景德四年及大中祥符元年牒文，“文、殷、鹽、添、咸、銜、嚴、凡”諸韻的獨用、同用及四聲相承，與南宋監本不同，較監本爲優。序末有“己丑建寧府黄八郎書鋪印行”，版框高20.3厘米，寬14.6厘米，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三十四字，左右雙邊，白口，雙魚尾。宋諱缺筆至高宗“構”字。周祖謨、朴貞玉、朴現圭等學者，參考吴鼒覆刻黄三八郎本《韓非子》之“乾道改元中元日”，推測此本刊刻於孝宗乾道五年（1169）己丑，是也。[26]

4.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

日本公文書館藏元建刻本《大宋重修廣韻》卷四首葉

元代建刻《大宋重修廣韻》（以下簡稱“元大宋本”），《廣韻版本考》稱爲“元刊白口十一行本”，今藏日本公文書館内閣文庫（别049-0002），存卷二至卷五殘卷。版框高18.9厘米，寬12.3厘米，半葉十一行，行十二字，小字雙行，行約二十四字，四周雙邊，白口，雙魚尾。宋諱皆不避，結合版刻風格看，此本爲元代建刻本。内閣文庫本中缺卷、缺葉、錯裝較多，卷一上平聲卷缺，卷二、卷三首半葉殘，卷五入聲二十陌“”以下全部脱去。現存部分，另脱去聲五十六㮇“兼”至六十梵“劍”、入聲十三末“萿”至“䮂”、十四黠“睰”至十六屑“㴽”、十八藥“礿”至十九鐸“爆”，計約七葉。四卷中錯裝者計二十三葉。今存的卷端卷末題名、卷次順序，各卷情况不一。卷三末、卷四前、卷四末題“大宋重修廣韻”，卷五前則題“廣韻”。“文、殷、鹽、添、咸、銜、嚴、凡”諸韻的同用、獨用和韻次，上聲部分同監本，去聲則同鉅宋本。

朴貞玉、朴現圭《廣韻版本考》中，比較了元大宋本與曹寅楝亭五種本《廣韻》的卷首末題名、注解訛字、同用獨用的異同，指出楝亭本《廣韻》之底本，前四卷爲元大宋本《廣韻》，末卷爲元注略多本《廣韻》。[27]今案，道光元年（1821），顧廣圻曾從洪瑩（鈐庵）處，獲見了鈐有曹寅印章的《廣韻》舊槧，並撰寫跋文，指出曹寅藏本爲拼配本，卷一至卷四爲詳本，其中去聲序目及正文韻次，與澤存堂本不同；卷五入聲爲略本，然與注略本系統的顧炎武刻本不同。同時，顧廣圻也指出，楝亭本《廣韻》在依曹寅舊藏本刊刻時，又曾據澤存堂本校改。今曹寅舊藏本雖下落不知，但考察元大宋本與曹氏楝亭本獨合的異文，結合顧廣圻所述的曹寅舊藏本《廣韻》的去聲韻次及同用獨用情况，可知朴氏所論信然。[28]

（二）南宋監本《廣韻》和其他宋元詳本《廣韻》的版本關係

宋元詳本《廣韻》中，俄藏北宋本、高宗監本、寧宗監本、巾箱本、鉅宋本、元大宋本各本，皆有一些僅見的刊刻誤字。[29]與此同時，排除個别的版刻誤字，各本之間的版本異文，又反映出浙刻《廣韻》與建刻《廣韻》各自的版本源流。兹依南宋監本之卷葉，將各本的主要異文列表如下：

表六：宋元詳本《廣韻》的版本異文

前文述及，在韻次和同用、獨用方面，浙刻的俄藏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爲一系，與鉅宋本有别，而元大宋本則間於監本、鉅宋本之間。但在字頭、注文和反切方面，各本異文錯綜複雜。據表格統計，有如下幾種情况：北宋本、高宗本與他本不同，凡8例；北宋本、高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7例；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與他本不同，凡8例；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20例；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16例；高宗本、巾箱本與他本不同，凡3例；高宗本、寧宗本與他本不同，凡6例。[30]

梳理各本的異文層次，結合版刻年代、版面狀况可知，浙刻的俄藏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巾箱本實爲一系，而建刻的黄三八郎本、元大宋本則另爲一系。浙刻本中，俄藏北宋本當爲高宗監本的祖本，寧宗監本自高宗監本翻刻，在基本承襲底本的同時，校改了部分誤字。浙刻巾箱本也自高宗監本而出，又曾參考過鉅宋本系統的異文做過校改，刊刻當在孝宗年間。

首先，俄藏北宋本當爲南宋高宗監本的祖本。一方面，表中“网、駔、鮦、對、耒”等44例下，高宗本的誤字或異文，能在北宋本中找到來源。如“對”下北宋本作“漢文責對而而言多”，誤衍一“而”字，高宗本校改下“而”爲“面”字，爲巾箱本、寧宗本所本。另一方面，高宗本仙韻“便，辯也”誤作“偏，不正”，諫韻“士諫切”小韻下奪“虥、、䗃”三字，又誤入“初鴈切”小韻下的“羼”字，在俄藏北宋本中，適在鄰行相應位置。高宗本的訛脱，當自北宋本鄰行竄入。這些極爲特殊的行款訛誤表明，高宗監本《廣韻》刊刻所據底本當即今存的俄藏北宋本《廣韻》。[31]根據《玉海》關於南宋初年國子監刻本的記載，結合北宋時國子監書版屢屢下杭州刊刻的情形看，俄藏北宋本或即北宋後期在杭州開版的國子監本。

其次，南宋高宗年間浙刻監本《大宋重修廣韻》，在依俄藏北宋本《廣韻》重刻時，行款改爲半葉十行，每韻單獨另起。在基本繼承俄藏北宋本《廣韻》面貌的同時，高宗本既校改了一些北宋本的誤字，又産生了新的誤字，見“廛、墮、廠、网、昉、髈、缶、受、壽、羑、藪、、券、佃、崋、亮、抗”等字下。自高宗本而出的巾箱本和寧宗監本，也部分承襲了高宗本的誤字。高宗監本的文字錯訛，反映出南渡之初經籍刊刻的校勘未克盡善。此後，寧宗監本《廣韻》自高宗監本翻刻，避諱承襲高宗本，初刻時曾對高宗本的訛誤做了校改，至元明時期，寧宗本有兩次補版，新增訛誤甚多，形成了有别於各本的異文，但元明時期通行的《廣韻》，並非詳本《廣韻》，而是注略本和注略多本系統的《廣韻》，這也是寧宗遞修本補版葉中出現了注略多本系統及《玉篇》異文的主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寧宗本之重修本和遞修本流通不廣，異文未被其他版本繼承。

最後，從版本異文和版面情况來看，南宋前期浙刻巾箱本《廣韻》的主要底本，爲高宗本《廣韻》。一方面，巾箱本刻工中，徐顔、余竑二人，同見於高宗本《廣韻》。同時，巾箱本的韻次、字頭、説解，大多與高宗監本《廣韻》一致，其中，除了同見於北宋本、高宗本的異文外，“廛、廠、网、昉、髈、受、藪、券、崋、抗”諸例的訛誤，僅見於高宗本，説明巾箱本並非從高宗本的祖本（即北宋浙本）而出，而是直接自高宗本而出。另一方面，巾箱本的部分異文，與俄藏北宋本、高宗本、寧宗本不合，而與鉅宋本一致。如高宗本去聲諫韻“士諫切”下有誤，巾箱本則與鉅宋本相合，甚至“㬄”下的小韻數，也與鉅宋本同誤作“三”。又“滇”下“大水皃”，巾箱本作“次水皃”，亦與鉅宋本同誤。另外，在版刻面貌方面，巾箱本“鴳”下作“郭璞云”，“射”下作“漢末有大鴻臚”，“”下作“不蒔田也”，與鉅宋本一致。這些文字，高宗本適有奪文或衍文，巾箱本上，則有擠版和空字，反映出巾箱本以高宗本爲主要底本，又曾據鉅宋本校改。從年代來看，高宗本與巾箱本有同見刻工，刊刻時間相去不遠；鉅宋本《廣韻》中，黄三八郎本適刻於孝宗乾道五年。不妨推測，浙刻巾箱本的刊行，當在南宋孝宗年間，並略晚於乾道五年，其主底本即高宗本《廣韻》，參校本則爲黄三八郎本。[32]浙刻巾箱本的異文，在時代稍後的寧宗監本《廣韻》中大多未有體現，知寧宗監本刊刻時，或未參考巾箱本。

四、浙刻寧宗監本《大宋重修廣韻》的翻刻本

元明以來，詳本《廣韻》刊刻漸少，略本《廣韻》包括注略本、注略多本二系，各有傳刻。降及清世，隨着康熙年間張士俊、曹寅先後依不同的詳本《廣韻》刊成澤存堂本和楝亭五種本，詳本《廣韻》始復通行。其中，尤以自寧宗本而出的澤存堂本影響最巨，清代多見翻刻。至光緒年間，黎庶昌、楊守敬又倩木邨嘉平依楊守敬所藏寧宗本翻刻，刊入古逸叢書。然二本刊刻時，各有校改，文字面貌不一。

（一）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及其校改來源

據張士俊澤存堂本《廣韻》書前朱彝尊序、潘耒序及書後張士俊跋，澤存堂本《廣韻》（以下簡稱“張本”）開雕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夏，康熙四十三年秋孟刻成，底本主要爲毛扆所藏宋刻《大宋重修廣韻》及潘耒自徐元文藏宋刻本録副的抄本。寫樣工作，由毛扆之甥王爲玉擔任，“摹寫舊本字畫，校讎再四而後鏤諸版”。

就底本而言，張本卷一至卷四、卷五葉一至葉三二，其行款及刻工，除個别出入外，基本與寧宗本原刻一致，未見補版刻工。由此可知，張士俊自毛扆處“得舊刻於毛氏而缺其一帙”的底本，既不是毛晋、毛表遞藏的高宗監本，也不是有些學者推測的寧宗遞修本，而是寧宗初刻本。[33]張本中有個别刻工訛誤，或因毛扆舊藏本書口破損難辨、填以其他刻工所致。張本卷五自葉三三起至葉五三，刻工多作墨釘，知此二十一葉的底本，當即潘耒“見宋鋟本於崑山徐相國家，借録以歸”的抄本。從行款來看，張本這一部分的行款，也基本與南宋監本一致，可知潘抄本亦自南宋監本而出。余廼永根據巾箱本影印時配補抄録的澤存堂本文字，推測潘耒抄本自巾箱本而出，與事實不符。[34]不過，由於這二十一葉中，高宗本、寧宗本基本一致，且不能排除潘耒抄録訛誤及張本校改等因素，因此暫時無法判斷潘耒抄本的底本，究竟爲高宗本還是寧宗本。

就校改而言，比較張本和寧宗本原刻可知，張本在刊刻時校改來源較爲複雜。其中，張本參校的《廣韻》版本，前四卷爲元大宋本，卷五爲注略多本，這與曹寅舊藏本（即楝亭五種本《廣韻》底本）的拼配情况一致：卷二至卷四，張本據以校改的文字，與鉅宋本、元大宋本兩者皆合者甚夥，但在蕭韻“蟰，長蚑”、尤韻“蹂，踐蹂”、講韻“缿，又火口切”、霰韻“霰，積雪也”、范韻“，????足望”等例下，張本與其他詳本、注略本、注略多本《廣韻》有殊，僅與元大宋本一致，這説明張本刊刻時的參校本中，有元大宋本《廣韻》。[35]至卷五部分，張本“揖，揖遜”“䤶，田器”“劫，人欲劫以力脅止”等例下的異文，又僅與注略多本《廣韻》異文相合。由此可知，張氏澤存堂本的參校本，或即曹氏楝亭五種本《廣韻》的底本。從藏書和交游情况看，曹寅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兩淮鹽運使，並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依所藏《廣韻》拼配本刻成楝亭五種本。曹寅到任時，澤存堂本已基本刻成。儘管目前没有更多的材料説明曹寅舊藏本的遞藏情况，但曹寅與毛扆、朱彝尊間曾互通書籍。明確張氏澤存堂本的校改來源，也有助於探討張本與楝亭本之間的關係。

總體而言，張氏澤存堂本的主要底本，是毛扆舊藏的寧宗初刻本及潘耒録自徐元文舊藏的南宋監本的抄本，但張士俊、毛扆在刊刻澤存堂本時，又據元大宋本、元注略多本《廣韻》及《説文》《玉篇》《集韻》《類篇》等文獻，改動字頭、説解及反切，故與底本面貌不盡相合。

（二）黎庶昌古逸叢書本《廣韻》及其校改來源

光緒年間，黎庶昌、楊守敬出使日本，刊刻《古逸叢書》。楊守敬多購《廣韻》《玉篇》宋元舊本，古逸叢書中的《覆宋本重修廣韻》（以下簡稱“黎本”），係以楊守敬購得的寧宗本爲底本，由日本木邨嘉平刊刻，末附黎庶昌《宋本廣韻校札》。

古逸叢書本的底本，今藏上海圖書館。細審該本，間有墨筆校改。如“駕”下小韻數“十一”，描改作“十二”，“讓”下小韻數“三”，描改作“四”，漾韻“涼”下“蒲也”，描改作“薄也”，黎本悉依楊氏藏本。此外，楊守敬舊藏本的漫漶訛誤，黎本亦有沿襲。如蜼，“又音柚”，楊氏藏本似“袖”，黎本作“袖”。楊守敬舊藏本書口破損模糊處，黎本多妄填刻工，其中，卷一葉八“蔣志”，爲新化鄧顯鶴道光三十年（1850）翻刻張本之刻工；卷五葉三三以下，張本底本出自潘耒抄本，刻工多作墨釘，而楊氏藏本則刻工清楚，今黎本多合張本，反而與底本多有不同。

就校改情况而言，黎庶昌《宋本廣韻校札》言“從張本十之八，從原本十之二”，書中校改，多有取資張氏澤存堂本者。從版面來看，古逸叢書本有刊刻寫樣時即校改者，亦有刻成後校改者。然《宋本廣韻校札》所言“原本”之面貌，多與楊守敬舊藏本不合，而張本之校改來源又頗爲複雜。最終，除手民之誤外，黎氏刻本之面貌，主體爲楊守敬舊藏本上的版刻文字，又融入了楊氏藏本上的墨筆校改及黎庶昌據張本而出的有意校改，形成了複雜的文字面貌。

表七：《廣韻》寧宗本與澤存堂本、

古逸叢書本刻工異同表

結 語

《切韻》系韻書中，經過北宋官修和歷代傳刻的《廣韻》，有着複雜的版本流變。整體看來，宋元時期的詳本《廣韻》，其各紐下的反切、小韻下的韻字排序，是基本穩定的，而今存的真福寺藏北宋本和俄藏北宋本在韻次、説解上的不同，又反映出《廣韻》在北宋時期的版本差異。《廣韻》詳本之中，浙刻《廣韻》與建刻《廣韻》在韻目次序、四聲相承、字頭説解上有所不同，形成了若隱若現、秩然有别的兩大系統。在各自系統内，從俄藏北宋本到高宗本、寧宗本，從高宗本到巾箱本，從黄三八郎本到劉仕隆本，各本之間又因校勘、翻刻、遞修，産生了不同的文本流動。元代以來，爲便於查檢，形成了反切在前、删改説解、改動小韻下字序的略本《廣韻》，成爲明代以迄清初的主流刊本。至康熙年間，張士俊澤存堂本和曹寅楝亭五種本，分别以浙刻和建刻不同版本的詳本《廣韻》爲主要底本刊行。然而，張本固以寧宗監本《廣韻》爲底本，但又取資元大宋本、元注略多本乃至《説文》《玉篇》加以校改；楝亭本刊刻時，復又參考張本臆改者加以校勘。由此，在《廣韻》版本的融合與發展中，産生了版本系統中讓人耳目一新又無可奈何的變奏曲。其中，尤以自寧宗本而出的張士俊澤存堂本影響最大，是清代通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廣韻》刊本。

梳理詳本《廣韻》的版本流變，既關涉到國子監本從北宋到南宋、從南宋前期到南宋中期、從南宋中期到元代西湖書院、明代南京國子監之間的重刻、翻刻與修補版的情况，又涉及到南宋浙刻、建刻版本之間的版本互動。將詳本《廣韻》的版本源流梳理清楚，對今後研究宋元書籍的刊刻及流通情况，或有借鑒意義。

圖二：《廣韻》詳本系統版本源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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