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永樂大典》“宋”字韻下“熙寧、紹聖間七年”部分在四庫館輯佚《續通鑑長編》時已經缺失。遺憾的是，四庫館臣僅據“宋”字韻大段抄出《長編》原文，散在他韻下的佚文則未能系統搜稽。如《大典》卷八〇八九至八〇九〇爲一册，其中收録了《長編》遺文，而該册所附四庫館簽條僅標注《元一統志》及《魏初集》二種（參見圖1）。卷一五〇七三至一五〇七五、卷一三一九三至一三一九四亦可見《長編》零簡，亦不見卷首簽條著墨。類似情形十分普遍，茲不一一。

那麽在明初永樂年間，《長編》徽、欽兩朝事迹是否部秩具存呢？

幸運的是，明初纂成的《永樂大典目録》尚存[84]，其卷三四詳細記録了“宋”字韻下北宋九帝各自所佔卷數。值得注意的是，徽宗、欽宗兩朝僅佔八十八卷，尚不及神、哲兩朝的二分之一。而進呈於淳熙四年的徽、欽《長編》計三百二十册，與兩年前進呈的神、哲兩朝（三百四十册）大致相埒，此爲瀘州本册數，嗣後又經重别寫定，然體量對比亦不至發生太大變化。從各卷體量來看，《永樂大典》“宋”字韻下徽宗、欽宗諸卷很有可能並未收録《續通鑑長編》。

而清翰林院點對《永樂大典》見存目録則爲確定徽、欽兩朝《長編》存佚提供了重要依據。此目所標“宋”字韻下闕卷一二四三〇至一二四七三（參見圖2.1），核《永樂大典目録》，闕卷包含英宗朝全部内容。而今所見《永樂大典》本《長編》中，英宗一朝自即位到治平四年四月史事焕然具存。顯然，該目録的編制時間當在四庫館初輯《續資治通鑑長編》，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之後[86]。考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十七日軍機處奏言點對《永樂大典》事：“遵查《永樂大典》止有一部，現在翰林院衙門存貯。原書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除原缺二千四百四卷，實存二萬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本。外有目録六十卷。”[87]又嘉慶二十年（1815），許乃濟又重加點查，傅增湘曾過録其《御製校永樂大典詩跋》：“《永樂大典》只有一部，現存翰林衙門敬一亭。原書共二萬二千九百卅七卷，除原缺二千四百四卷，實存二萬四百七十三卷，共九千八百八十一册。嘉慶乙亥夏偕同清秘堂諸友重加編查，因取首册倩供事録出，藉見此書大概。……是年六月十七日，仁和許乃濟謹識。”[88]所述《大典》闕卷情況與乾隆五十九年如出一轍，其工作顯然是在前者基礎上展開的。此目附有黏簽（參見圖2.2），補録《大典》遺失情況。據張昇考察，該存目“是乾隆五十九年編成的，記載當時《大典》缺卷數爲二四〇四卷，而新、舊粘簽反映的是嘉慶二十年至咸豐十一年之間《大典》新缺失的情況。”[89]可謂確論。

通過比照清人點對目録及《永樂大典目録》可知，遲至乾隆五十九年，《永樂大典》卷一二六八七至一二七五八尚能爲館臣寓目，這當中就包含了“宋”字韻下欽宗朝全部及徽宗朝大部；而《四庫總目》成書於五十九年之前，徑稱“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則《永樂大典》並未收録兩朝《長編》。由此可以斷定，永樂年間抄入《大典》的《長編》爲七朝本，其徽、欽兩朝已全數脱落；而今本《長編》佚去的熙寧、紹聖七年事迹尚多見《大典》他韻徵引，可斷定明初尚存。

表4 《永樂大典》“宋”字韻闕卷表

編成於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的《文淵閣書目》著録有“《宋鑑長編》一部一百四十册”[92]，從標目作“宋鑑長編”這一點來看，或爲永樂年間抄入《大典》之本；而《閣目》通行的《讀畫齋叢書》本在此條又標注“闕”字，或許在明神宗在位期間盤點館藏時，此書業已不存[93]。纂定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的《内閣藏書目録》中即不見此書蹤迹，僅“《續通鑑長編》六册”，注云：“莫詳撰者姓氏，鈔本。”亦不全[94]。天啓年間，錢謙益“於内閣抄李燾《長編》，只卷初五大本，餘不可得”[95]，或爲此“六册不全”之本，且顯非燾書之舊。那麽，明初藏本又在何時下落不明呢？

明憲宗在位期間，詔商輅等纂修《續資治通鑑綱目》，今見成化十二年（1476）《御製序》云：“顧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精，是非頗謬。……乃申敕儒臣，發秘閣之載籍，參國史志本文，一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接《通鑑綱目》，共爲一書。”又《凡例》云：“凡事迹悉據正史。正史或有闕略異同，參取宋《長編》，元《經世大典》等書增入訂正。”[96]無不標舉《長編》名目。可見成化年間，此書尚爲文淵閣匱藏。值得注意的是，此書在弘治年間重刻時，逐條附入張時泰《廣義》〔上於弘治元年（1488）八月〕及周禮《發明》〔上於弘治十一年（1498）八月〕，成爲一種合璧本[97]，而《發明》亦引據“長編”，如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八月韓世忠卒，《發明》云：“李燾《長編》書太傅寧國節度使，而不書其位號。”[98]所述爲紹興後期人事，顯非仁甫原本；周禮字德恭，餘杭人，因累科不第，隱居䕶國山，以著述爲業[99]；進書時尚爲餘杭縣儒學增廣生員[100]，其所見“長編”無疑屬於書坊射利之僞作，與李燾原書不可等而視之。商輅《續通鑑綱目》後世多以合璧本通行，清初“御批”本即以此爲底本，卻隱去張時泰、周禮之名[101]，使全書文本層次堙没不彰。四庫館臣或據此認爲商輅時中朝已無《長編》原本，乃稱成化續修《通鑑綱目》百方别購，終不能得[102]，實爲莫大誤會。

孝宗弘治五年（1492），大學士丘濬請訪求遺書，稱其時“藏畜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鼠蠧；經該人衆，不無散失。”然有司遷延，遂致因循。武宗正德年間，“爲人盜竊，殘缺日甚”[103]。沈德符亦稱：“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内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雖置高閣、飽蠹魚，卷帙尚如故也。自弘、正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又云世宗“一心玄教。朝講漸稀”，内廷藏書乃不時賜予侍臣。至萬曆年間，内府藏書“腐敗者十二，盜竊者十五。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104]趙琦美在萬曆三十九年爲《梁溪集》所作跋文稱：“辛亥，余官奉常，得交中翰范君可㥅，因假内閣藏本《梁溪集》三十六册，輒録一部。”而文集散亂之迹觸目驚心[105]，可見當時内府書籍凌亂無序的情況。遲至萬曆年間，收入《永樂大典》的七朝《長編》終於下落不明。

而熙寧、紹聖間七年事迹又是何時遺失的呢？清人既未親見李燾原書，今本《長編》實爲四庫館輯本，而這七年脱漏的原因，可能同乾隆三十八年前《永樂大典》的散佚有關。《永樂大典》正本嘉靖後藏於北京宫城東南一帶，西至左順門南、北廊，東至宫墻，南至古今通集庫、實録庫一綫。文淵閣、東閣即在此範圍内。其書歸内閣收儲，以備不時調閲。嘉靖以後尚有宣取、引據《大典》的記録，因此隨葬永陵説可謂無稽。而明亡之後，大内一帶遭到較爲徹底的焚毁，收藏正本的區域自然無可倖免。至於副本，隆慶後即封存於皇史宬，直到順治十二年（1655）張能鳞入内檢書，方重見天日[106]。雍正年間，《大典》移置翰院[107]，迄庚子國變，不再有大的變動。徐乾學云：“皇史宬所藏《永樂大典》，鼎革時亦有佚失。”[108]其説純屬臆測，張能鱗入宬檢書時，所見《永樂大典》尚爲完帙。而徐乾學此《序》作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可知其時《大典》確有部分遺失[109]。因此順治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八年之間，《永樂大典》“宋”字韻已出現亡佚，這也是輯本中缺少熙寧至紹聖一段的原因。

（二）明内府藏本的淵源

明内府所藏七朝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亦由來有自。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袁桷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110]，稱“宋世九朝，莫詳《長編》”，然“院中《長編》不備，諸書並缺”，無由參考[111]。實際上，元代官書多彙於秘書監，若非因事宣取提調，加以録副，則翰院無由庋藏。至元年間始修之《大一統志》多引《長編》原文，而《一統志》實由秘書監總其成[112]，可確定《長編》曾爲元秘書監收藏。至正三年（1343）蘇天爵作《三史質疑》，亦節引《長編》太祖朝事。與袁桷《事狀》性質不同，《質疑》臚列書目多據官方實藏，可知元末修史者尚能見到《長編》殘帙，而此書或許就是滅宋之際所獲臨安内府本。

孝宗朝以來，《長編》歷次進呈本均存於秘閣、史館等處。理宗紹定間，儒臣請命經筵節略李燾《長編》以奉乙覽，未果[113]。景定三年（1262）六月，以“《徽宗皇帝長編》一時抄録，尚未成編”，詔令史館專員修潤。四年（1263）六月，由賈似道奏上[114]。十月，又詔李獻可等精加校正《徽宗皇帝長編》，刊梓於秘書省[115]。按《李獻可除司農寺丞兼國史制》，“惟爾先人，史學名世，……朕患《祐陵長編》之繁蕪也，方命諸儒裁訂，皆言爾有父風，兹以扈農起家，實將屬史籍焉。爾其疾驅，以叶成一代之大典。”[116]獻可時在史館，尚見李燾纂修遺迹[117]，唯棗梨之事似有始無終。

表5  高斯得所見紹聖三年《長編》文字

而徽、欽兩朝《續通鑑長編》最終失墜，是否同李獻可校刊徽宗朝一事有關呢？似不盡然。咸淳八年（1272）三月，高斯得曾兼任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等職，旋授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此外還兼任侍讀，負有經筵講對之責。高氏曾於淳祐十二年（1252）九月二十三日進講，即引《哲宗長編》所載紹聖三年（1096）事迹轉相發揮（參見表5）。晚歲作詩，稱“我于咸淳際，偶讀紹符編，昏氣塞宇宙，臨文深慨然”[118]。不久都城爲元軍所陷，於是閑居於家，極意經史，著述頗多[119]。作《閑中讀書次地》一詩，内有“增損温公《鑑目》成，要把二巖書貫穿”之句，自注云：“巽巖《長編》終徽宗，秀巖《要録》惟高宗一朝，欲合爲一。”[120]《宋史·高斯得傳》稱其“所著有《詩膚説》《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恥堂文集》行世。”[121]高斯得入元而殁，自不可能附傳於宋朝實録、國史。細繹《高斯得傳》的材料來源，實以一份家傳爲底，其間穿插綴補文集篇章[122]。文人墓志行狀多於篇末縷述生平論著，幾成套路。有理由相信，《高斯得傳》中這段文字當源於家傳行狀一類的材料。周密云：“姚子敬處有恥堂《易膚説》，又有《增損杜佑通典》，甚佳，其家只有一本，恐難借出。”[123]所述本自目驗，當切近實情。而《易膚説》與本傳所列《詩膚説》題名相配，《增損杜佑通典》與本傳所述亦同爲一書。《高斯得傳》臚列諸書本自家藏，亦不難推想。值得注意的是，本傳以《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列名著述，後者顯然是接續李心傳之作，依據的則是高斯得本人家藏材料。聯繫恥堂晚年“貫穿二巖”之志，實不難理解。而《徽宗長編》既與《孝宗要録》前後相配，宜非李燾原書，應出於恥堂重别輯録。高氏入元後依舊爲東南望族，其家堪稱文獻淵藪，而後人又不吝於傳布，如周密所記：“子昂云：高恥堂有《易説》《詩·書解》之類，尤好。”[124]又：“庚寅八月初三日，陳無逸云：恥堂有所著《徽宗意録》一書，甚好；《三卯録》《恥堂詩説》《易解》。本齋所鈔本朝帝紀、所修國史五十餘卷，并志。理宗朝朝報一廚；欲借度宗一朝，恥堂家有。《續通典》甚佳，在恥堂家；直齋《書解》、秀巖全集及詩鈔之類，可借。”[125]庚寅爲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前述記載得自口耳傳聞，所謂《易説》《易解》當爲同一部書的不同泛稱，而《徽宗意録》應屬《徽宗長編》别名，“意録”二字，同樣透露出重輯的性質。從周密的轉述中可以看出，高斯得家藏有大量前朝國史及官書朝報，無疑與南宋末年史館任職的經歷有關。

高斯得曾於中秘親見李燾原書，九朝具存。而鼎革後復有重輯《徽宗長編》之舉，説明内府所藏《長編》已捆載入北，不復爲外人所見。《宋季三朝政要》書前刊記云：“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考。”雖爲書賈射利之語，不盡合文獻事實，背後亦是勝朝遺民的黍離之悲。而燾書官本入藏元朝秘書監，至元纂修《大一統志》偶有徵引。其後輾轉相沿，迄於明初。收入《永樂大典》的本子極有可能源於南宋官府舊藏。至於徽、欽兩朝，則遺落在宋末至明初歷次輾轉播遷當中。

那麽，明人見到的這個七朝殘本究竟是瀘州本還是遂寧本？

不妨再次回到《續通鑑長編》呈進之時。淳熙元年，由瀘州赴都任職的李燾受到彈劾，罪名之一便是“《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126]。乾道四年，李燾進太祖至英宗五朝《長編》，所謂“語涉誣謗”，即與此有關。今《長編》通行本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八月但言德昭自刎始末，正文未及食肥彘染疾之事，與乾道四年進呈本不同；而李燾自注云：“此據司馬光《記聞》，《本傳》云德昭好啖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今不取。”[127]顯然經過改訂。據此，則《永樂大典》所據，最初來源當是淳熙十年“重别寫進”之本，也就是“遂寧本”。

此外，遼寧省圖書館所藏宋刻“五朝本”正文注釋與此全同，可斷定此本絶非因襲乾道四年進呈之舊，而是源出於淳熙十年本。國家圖書館並日本静嘉堂文庫各有宋版《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一部，内文、行款與遼圖本如出一轍，字畫則更爲整飭，或是現存宋刻“五朝本”的較早形態[128]。通過比照“五朝本”及《永樂大典》本可知，前者内容均爲《永樂大典》本囊括；而《大典》底本絶非增補前者而成，宋刻本删削《大典》底本的痕迹至爲明顯[129]。

四、結論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歷經五次奏進，最終形成了兩種首尾完具的中朝藏本。其一爲乾道四年至淳熙四年三次遞呈之本，即所謂“瀘州本”；此本奏上後藏於史館。期間纂修《四朝國史》，取資於此書甚多。從文獻來源及著録時間來看，《宋史·藝文志》所收的就是這個本子。其二爲淳熙十年“重别寫定”之本，即所謂“遂寧本”，奏上後藏於秘閣。當時民間傳抄刻本多由此而來，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録本及趙希弁所藏蜀本當源於此本。瀘州本宋亡後下落不明，而遂寧本歷經宋元明三代中秘匱藏，最終亡佚於明成化、萬曆之間。而藉由《永樂大典》傳録，至清代終於再次面世，成爲當下通行本的祖本。此本於明初抄入《大典》時即缺少徽、欽二朝史事，而高斯得家入元後重輯《徽宗長編》，或可透露出原本流散的蛛絲馬迹。至於熙寧、紹聖間零散篇卷，則是清顺治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八年之間《永樂大典》副本散佚的結果。

圖4  《續資治通鑑長編》傳本系統概覽[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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