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越窑瓷器流布范围（图十四）很广，据统计有39处地点出土。这一时期，全国处于四分五裂、割据混战的状态。各地发现的越窑瓷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吴越国与周边国家如五代王朝、辽国、南唐、闽国的交往联系。

考诸历史文献，我们发现许多关于吴越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记录，如与五代王朝 ④ 、辽国 ⑤ 、闽国 ⑥ 的交往。吴越国偏居东南一隅，吴越国王为求自保，倾其所有供奉强大的中原五代王朝以及辽国，在这些进贡物品中就包括大量的越窑青瓷，在这些地区发现的越窑瓷器应该主要是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进入的。限于目前资料，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贸易形式的可能性。至于南唐、闽国境内发现的越窑瓷器也反映出吴越国睦邻友好的外交策略。至于吴越国境内出土的大量越窑瓷器，除窑址周边地区以外，主要是在吴越钱氏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在上述的统计中，仅临安、杭州和苏州三地的吴越钱氏贵族墓葬就出土95件，占这时期出土总量的66.9%。

从出土单位的性质来看，这一时期越窑瓷器主要是在官员贵族墓葬和官修寺院遗址中，平民墓葬中也有少量发现。考虑到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形势，越窑瓷器作为政治交往的重要礼物之一，故而更易于在高等级出土单位中发现。

（一）海运渠道

五代时期，由于诸国林立，运河渠道受阻，海运渠道应该在越窑瓷器内销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前文我们已经提及五代时期吴越国与周边诸国交往的历史文献线索，此不赘述。

1. 吴越国与五代王朝

对于吴越国与五代王朝如何通过海路交往，文献中有明确记载， “吴越自唐末有国，而杨行密、李昪据有江淮。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飘溺其使。显德四年，诏遣左谏议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颂等使于俶……”⑦ 。从文献中我们看到，由于政权的对立，吴越国对中原王朝的贡赋应该是由明州港出发，在山东登州港（今蓬莱）、莱州港（今莱州）上岸来完成的。

据文献记载，五代时期两浙地区就与山东之间有较为密切的海上交往，为此山东沿海州府还设有两浙回易务（博易务）， “乾祐中，淄、青大蝗，铢下令捕蝗，略无遗漏，田苗无害。先是，滨海郡邑，皆有两浙回易务，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摄王民，前后长吏利其厚赂，不能禁止。铢即告所部，不得与吴越征负，擅行追摄，浙人惕息，莫敢干命。”⑧ 、“是时，江淮不通，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而滨海诸州皆置博易务，与民贸易。”⑨ 。而这也得到了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1984年考古工作者就在山东烟台市芝罘区珠玑大队的一座五代石椁墓葬中发现南方地区的青釉碗、碟等瓷器 ⑩ 。然而到目前为止，在登州、莱州港附近地区发现的唐宋时期越窑瓷器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似乎与北方大港的地位并不相称。对于该疑问，有学者认为这是与登州港和莱州港的性质相关的，两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以商业贸易著称的商港，在唐宋时期它们更象是一个造船基地、军事后勤基地、对高丽作战的桥头堡、国外使节往返的登陆地，更多的表现其军事及政治功能[11]。

2. 吴越国与辽国

对于吴越国与与辽国的海上交通线路，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文献中有两者海上交往的记录， “（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12] 

3. 吴越国与闽国

至于吴越国与闽国的海上往来，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有一条文献是颇值得我们注意的， “‘（开平三年）淮南遣使者张知远修好于福建，知远倨慢，闽王审知斩之，表上其书，始与淮南绝。……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胡三省注云：‘自福建入贡大梁，陆行当由衢、信，取饶、池界渡江，取舒、庐、寿渡淮，而后入梁境。然自信、饶至庐、寿，皆属杨氏，而朱、杨为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贡。今自福州洋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掠冽港，直东北渡大洋抵登莱岸，风涛至险，故没溺者众。’”[13]此条文献中明确提到闽国入贡大梁的海路需要过“明州象山洋”，可见五代时期闽国与吴越国之间是存在海上通路的。尽管这些文字都是围绕双方进贡的，但是在这种或称之为“友好”的环境下，越瓷在作为贡品之外，或许也有贸易的存在。

4. 其他方面

除了吴越国与输入国之间的直接海上往来之外，或许还存在一种输入国再次输出越瓷的情况，如后梁与前蜀之间， “（前蜀永平二年）二月……丁巳，梁遣光禄卿卢玭、阁门副使少府少监李元来聘，……别幅云：金棱琉璃碗十只，银棱秘色筛锣二面，……（前蜀王建）又谢信物等曰：……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14]、“按王蜀报朱梁信物，有金稜碗，致语云‘金稜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则秘色是当时瓷器之名，不然吴越专以此烧进，而王蜀亦取以报梁耶。”[15]。又如闽国与后梁之间，“（后梁开平二年九月）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味良多，价累千万。[16]。尽管目前的考古工作在前蜀境内还未发现越窑瓷器以及文献中关于闽国向后梁进贡的物品中未见明确的越瓷，但是这种特殊的越瓷流通方式是颇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外，据《辽史》、 《高丽史》相关记载，辽国与高丽曾经交好，并互通婚姻，或许应该也存在双方互相输入越瓷的可能性[17]。

（二）陆路运输

五代时期，吴越国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路线中便有陆路的存在，对此文献中少量记载， “先时，闽之入贡中朝，皆自陆路，出汀、建，经虔、郴、潭、岳、荆南一道。吴越亦尝假此道。”[18]、“镠欲通诚于梁而难得其人，且中隔淮海，辄以绕道为苦。于是以光业为才使，自汀、建逾虔、郴，越潭、岳、荆南以入贡。”[19]。文献中还有关于闽国与后梁陆路交通的记载， “‘（开平三年）淮南遣使者张知远修好于福建，知远倨慢，闽王审知斩之，表上其书，始与淮南绝。……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胡三省注云：‘自福建入贡大梁，陆行当由衢、信，取饶、池界渡江，取舒、庐、寿渡淮，而后入梁境。然自信、饶至庐、寿，皆属杨氏，而朱、杨为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贡。’”[20]，但是该条陆路交通线路存在的时间不长，至杨氏吴国占领江西之后，这条交通线也就被切断了， “（贞明四年）冬十二月，淮人围虔州，将绝我贡路，刺史卢光稠来告，王征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贡，自此始也。”[21]

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越窑制瓷业获得巨大发展。

作为越窑产地的吴越国境内，在窑址之外，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越窑青瓷，其中绝大部分是出土于贵族官僚墓葬中的，只有在窑址周边地区的平民墓葬中才有零星出土。吴越国偏居东南一隅，吴越国王为求自保，倾其所有供奉五代王朝，其中就包括质量高超的越窑青瓷。除此之外，吴越国还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策略，因而在周边的南唐、闽国境内也有少量高质量越窑瓷器的存在。

结合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的出土地点和古代文献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越窑瓷器从生产地运往消费地的路线。这一时期，越窑瓷器的运输渠道可以分为海运和陆运两类。与唐代越窑瓷器内销以运河作为主要渠道相比，基于五代时期多国并立、运河不通，海运渠道在这一时期越窑瓷器内销过程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尤其表现在吴越国与五代王朝的交往过程中。除此类直接交往外，或许也存在越窑瓷器输入地再次向外输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