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当下，倘欲理性地评价宋代，首先有必要对两宋史做一个概览。

公元960年，袭用五代武将拥兵问鼎的故技，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开国以后，由他亲手擘划，再经其弟宋太宗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称为“祖宗家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政体开出了新局面。他与宋太宗推行“先南后北”战略，借助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至979年最终平定了南北割据政权，完成了中原王朝的相对统一。

自五代后晋起，作为中原王朝的稳固屏障，长城防线已南北易手转归辽朝掌控，宋太宗两度试图夺回，却在雍熙北征中终遭毁灭性打击，导致宋朝对北邻游牧政权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畏惧心理，转而确立了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1005年初，宋朝遏制住辽军南下的势头，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岁币为双方换来了长期和平。在随即与西夏的较量中，宋朝再处下风，仍以“岁赐”换和平收场。这种外交定式，也影响了南宋与金、蒙的折冲。

经过立国后的前期恢复，自北宋中期起，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领域出现了所谓“煤铁革命”，铁产量与冶炼术均居世界之首，煤的采用促成了工艺技术与城市生活的进步，手工业分工的细密化与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民营手工业比重上升，专业性“机户”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冶铁技术的改进促成了农具革新，梯田、圩田、湖田等大量开垦，全国耕田额大幅度增加。传统农业发生了重大变革，集约化经营模式基本定型，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的扩展与区域性专业化经营的形成，构成宋代农业的时代特征之一。

城市也一改前代隔绝的格局，打通了商业区（市）与居住区（坊）的坊墙，取消了城郭区别与宵禁制度，实行开放式管理。这就促进了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城市的转化，工商贸易与文化消费的成分大为增强。城镇化速度随之加快：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大中城市外围，构织了县镇为拱卫的网络，市集则星罗棋布于网络末梢。城镇网络为城市社会的繁荣与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平台。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城镇网络的形成，促使商品经济也随之飞跃。不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甚至文化消费，也都进入了流通领域，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的转型。11世纪初叶发行的“交子”，作为最早的纸币，标志着商品经济的总体水平。

[五代宋初]卫贤《闸口盘车图》，上海博物馆藏

但宋初以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冗兵”“冗官”与“冗费”积重难返，政府财政陷入困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政策，也使小农经济往往濒临于贫弱无助的破产境地，群体性兵变与民变时有发生。为解决这些问题，范仲淹促成了“庆历新政”，却以夭折而告终。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把统治阶级自改革推向高潮。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理财为重心，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在应对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动机与效果，条文与执行，立法与用人等关系上，变法运动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招致了不同政见官员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在适当微调、巩固新法后，宋神宗着手中枢决策和职官制度的改革，进而试图解决西北问题，但两攻西夏均告失利，神宗抑郁而死。宋哲宗在位，先是“更化”派全面否定变法，继而“绍述”派继续推进新法，双方党同伐异，朝局反复折腾。

宋徽宗继位，借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变法彻底变质；同时全面放逐异见派官僚，以期与蔡京等代理人独掌中央控制权。到其后期，一方面人口突破一亿大关，社会经济跃上了新高度，城市繁荣尤其令人瞩目，这一切都形象展现在《清明上河图》中。另一方面朝政日趋腐败，经济严重破坏，盘剥变本加厉，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凸显，不同规模的民众武装反抗在各地此起彼伏。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朝决策者无视繁荣表象下的内在危机，与勃兴的金朝结盟夹击辽朝，却在军事行动中尽露马脚。金朝随即兵临东京城下，宋徽宗仓皇让位给宋钦宗。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转瞬间崩溃式灭亡。

就在徽、钦父子被掳北上当年，宋高宗以徽宗第九子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成为南宋第一代君主。面对金军凌厉的攻势，他唯求自保，一路南撤。经南渡将领数年安内攘外，南宋方与金朝形成对峙之势，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都，确立了偏安之局。但宋高宗一味乞和，在岳飞大军一再获捷的形势下，强令撤兵，向金朝贡币割地称臣，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为求外交内政的双重稳定，宋高宗与代理人秦桧大权独揽，严酷镇压异见派官僚与在野士大夫，政局急遽转向专制甚至独裁，南宋政治进入最黑暗时期。但宋金和议终究是南北地缘政治相对平衡的产物，其后虽有金朝的正隆南侵，宋朝的隆兴北伐与开禧北伐，但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打破平衡态势。几次短暂的兵戎相见，也未能逆转双方和平共处的总体格局。

[宋]赵佶《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孝宗在位，虽异论相搅以君权独断，但朝政相对宽松，言路相对自由，在北伐无望后致力于内部发展，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在北宋轨辙上继续前行，迎来了新的繁荣。各学派知名学者主持书院，传道讲学，切磋论辩，以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学派为主体，上接北宋五子与荆公新学所代表的宋学高峰，迎来了宋学第二高峰期，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最终成为宋学的主流。

经济重心自安史之乱起由北向南倾斜，到北宋末年，南方耕地与人口数均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经济重心南移大局已成。宋室南渡，北方人口再次大规模南徙，经济重心南移格局最终不可逆转。凭借造船技术的进步与航海罗盘的使用，以经济实力为强大后盾，克服了陆上商道受阻于夏、金的负面影响，宋朝大力开拓海上贸易，外贸地区、规模与税收远逾前代，自南宋起迎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城市经济更加发展，市民文化日臻成熟，南宋临安的繁盛程度超过了北宋开封。

[宋]郭忠恕《雪霁江行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家族制度从唐宋之际开始重新整合，以非身份性士绅为核心力量，以敬宗收族为指导思想，以小宗之法为基本原则，以族产为物质基础，以族谱为维系工具，以祠堂为活动中心，以家法、族规或“义约”为约束手段，新的宗族组织在南宋普遍形成，成为宋元以降社会结构的重要成分。

宋宁宗即位，大臣韩侂胄为排挤政敌，专擅朝政，以“伪学逆党”的污名迫害理学派官僚及其同情者，政治生态再度恶化。其后三朝，君弱臣强，专制模式呈现出权相专政的特殊形态，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等递相专权。宋理宗虽一度更化，但成效有限。统治集团愈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滥发纸币，财匮民困，强行公田，怨声载道，政局暗乱不可逆转。

[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蒙古的崛起，南宋趁蒙古南侵金朝之机，中止与金的和约，双方重开战端。宋理宗亲政，在联蒙灭金后随即进取河洛，受挫以后即与蒙古进入战争状态，在东中西三路战线上抗衡长达四十余年。宋度宗时，贾似道主政，对决定大局的襄樊之战失于驰援，终致陷落，元朝大军得以沿江东下，1276年进围临安城下，宋恭帝投降。朝臣先后拥立幼君帝昰与帝昺，辗转闽粤沿海，继续抗元活动。1279年，流亡政权连同其舰队在厓山决战中全军覆没，标志着南宋最终灭亡。

（本文节选自《从中州到钱塘：虞云国说宋朝》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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