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杭州地图上的斗富二桥一带

这个墙门坐西朝东，是一座二层木结构回廊式建筑，颇具年代沧桑感，估计建于清末民初。出门往北走三四十步，越过斗富三桥便是五柳巷。

墙门临河而筑，中间开门，没有围墙，两边有窗户。门前有十几级台阶，一头连着河边不足3米宽的青石小路，一头连着超过30公分高的大门门槛。老木门虽已斑驳干裂，但门上的铺首和门钹都还在，只是门环已不知去向。

进大门是个不到25平米的泥地门厅，厅侧住着四户人家，左侧第一家的傅家男人是个铁路扳道工，特喜欢小孩，经常把镶有铁路徽章的大盖帽和红绿手旗借给孩子们玩。

第二家是篾匠“摘采公”，他把一捆捆毛竹浸在门口的东河里，要劈篾了就去拖几支回来。右侧第一家章家有四个孩子，夫妻均无固定收入，唯一的生活来源靠男主人贩烟所得。第二家姓周，女儿文英是越剧团学戏的，喜欢把指甲剪下来装到小瓶子里，说集多了能卖钱，大家昵称她为“小花旦”。再往里走是个长方形天井，两侧也住人家，天井后又有两开间房屋，估计以前是大户人家女眷的私室或闺房。

楼上回廊贯通，住着卖番薯的贝家、剃头的王家和秦家，还有木匠永宝。贝家有阿田姑娘，我弟弟未满周岁的时候，每天晚上啼哭不止，但经阿田姑娘一抱，马上就会神奇地呼呼入睡。王家夫妇“阿四伯”和“阿四嫂”都是江北人，男人在时美理发，女人拉大板车。

我家也住楼上，有直筒式三间房，中房隔壁是秦家。秦家女人喜欢唱戏文，每天早晚，糊满报纸的板壁缝里会传过来“这块辣块”的扬剧声。前房朝东，有六扇彩色玻璃木格窗，推窗就是盈盈东河。隔壁是回廊，供着两尊很大的彩塑泥菩萨，每逢初一十五，墙门里的人会上来焚香燃烛摆贡品。

某天，木匠永宝抡起大锤三下五除二把菩萨给砸了，又把回廊两头一堵，稍作装修，就把掏窨缸（窨井）的新娘彩英娶回了家。砸菩萨那天，我奶奶一直在念“阿弥陀佛”。

墙门里有三个楼梯，天井左右侧各有一个，另一个在厨房旁，上面是低矮小阁楼，以前是大户人家厨役的居所，杨家就住这楼上。

杨家的小儿子叫明亮，和我同年，8岁那年我们手拉手一起进了郭东园巷小学。他父亲早逝，哥哥当兵了，姐姐出嫁了，家里只剩患青光眼的奶奶和身体孱弱的妈妈，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小小明亮，竟成了家里唯一谋生计、挑大梁的男丁。平时，他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致志地用钩针钩织劳保手套的十个纱线指头，赚一点微薄之薪赡养奶奶和妈妈，经常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他会捉老鼠，会把老鼠烤着给奶奶和妈妈充饥，还会戳鱼。那时东河水很清，鱼在水里游都是看得见的。他把三四根钢丝磨尖，绑在竹竿上掷向小鱼，运气好的时候会有小小收获。

▲斗富三桥西侧五柳巷  摄影@章胜贤

明亮是个聪明懂事又孝顺的孩子，可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没时间学习。当我升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明亮留级了，成了我妹妹的同班同学。当我升入三年级、妹妹升入二年级的时候，明亮还是留在一年级，成了班里的大哥哥。

后来我们搬了家，与明亮基本没啥联系了。再后来有人告诉我，明亮已经不在了。说有一年，明亮为了救一个落水的邻居，跳进了东河。结果落水之人得救了，他却得了一种怪病，很多年都没能治好，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走了，我估算他走的那年，刚满30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百姓的日子过得苦，吃的是“六谷糊”（玉米糊）、菜边皮和番薯，得了浮肿病买一斤黄豆芽都是要医生开营养菜证明的。那时我家条件还可以，母亲是杭一棉老工人，月工资64元，父亲月工资37元，在一个市场管委会工作，主要职责是管理市场，打击“投机倒把”。

一天，楼下章家女人突然带着她老公上楼来，双双跪在我家门口，涕泗横流地央求我们无论如何要帮帮他们。原来她老公在城站火车站贩烟时，正好被我父亲逮了个正着，没收了他两条烟。他认识我父亲，可我父亲不认识他。问明情况后，菩萨心肠的母亲催着父亲把“充公”的两条烟拿出来还给了章家。

这之后，母亲一听到楼下孩子们饥饿的啼哭声，就会有节奏地敲楼板，让我在热水瓶盖里盛半罐米，从窗口吊下去。楼下一听到熟悉的声响，马上就会千恩万谢地出来接小篮子里的米。那半罐米熬成稀粥，加进菜叶和番薯等杂粮，能凑合着让几个孩子半饥半饱吃几天。

记得有年除夕，我在墙门口等父亲下班，章家女人递过来一根略带鸡肉的大腿骨。我接过骨头咪了一口，那味道真鲜美！她的四个孩子站在旁边一直盯着我（其实是盯着鸡骨头），馋得口水一串串滴到了衣襟前。她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感谢我们啊。

▲场景示意图  插画©️城市秘密  青征鱼

每每想起这根骨头，我就会觉得鸡肉是天底下最美味的佳肴，但每每吃到鸡肉，又觉得天下再嫩再好吃的鸡肉也不及当年那根骨头。多年以后，我在街上遇见章家女儿，还说起了那根诱人无比的鸡骨头，说起了小竹篮里的半罐米，她说：“半罐米救了我弟弟妹妹的命”。这就是患难与共、真心帮衬的邻里之情，这种情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能让人刻骨铭心一辈子。

河畔人家，最富诗意的是夏日之夜。天边的余晖还未散尽，一张张竹榻、竹椅，就从墙门里搬了出来，抢占了狭窄河边的有利地形。孩子们躺在竹榻上望星空，数星星，男人们赤着膊、穿着黄焦焦的拷皮衫，聚在一起“海马屁打混仗”，女人们身着无袖花短衫，捏着一把把缝过布边的芭蕉扇，驱赶蚊虫，哄孩子入睡。褐色的路灯杆，在昏暗的灯光里拉长了身影，爬行的壁虎，一会儿以雷霆之势扑向飞蛾，一会儿又动作敏捷地跳向了老墙。有船儿摇过，轻轻的划浆声伴着桥头茶馆的说书声，和着纺织娘娘的“织织”声、蛐蛐儿的“瞿瞿”声，从夜空不同的方向传来，催人入眠。

▲斗富二桥附近五柳巷老墙门，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门饰。  摄影@谈跳 

清泰街宝善巷7号是我住过的第二个墙门。居住时间为1965～1970年。我在这个墙门里度过了少年时期。

宝善巷是条幽静而充满江南韵味的小巷，门牌奇怪地只有3、5、7号没有4、6、8号。狭长的巷内耸立着已经风烛残年的土墙，墙上蔓延着虬曲的爬山虎，墙角可能是常年缺少光照的缘故吧，布满了青苔。

7号墙门顺墙而开，是个院中有院，门里有门的民国大宅，其建筑风格类似于清代等级最低的“墙垣门”。一进大门的两扇木门，早就不翼而飞，只剩下了门框上三条青石板。门内是一块硕大空地，左右和中间各有一个墙门。

右面小墙门里的房子比较考究，进门有天井，拾级而上是中西交融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其建筑，既蕴含传统和韵味，又传递出灵动和时尚。里面住着三户人家，其中一户姓陈，有三兄妹，小妹叫咪咪，大哥义雄那时正好找对象，女朋友很漂亮，两人几乎天天粘在一起，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左面小墙门里的房子比较简陋，也住着三户人家，由于天井太小采光不足，木结构的楼总给人一种“暗戳戳”、“旧啃啃”的感觉。墙门里的阿方每天早晨都会端满满一大碗泡饭，弄点霉豆腐、酱瓜儿，蹲在门口“嗖嗖嗖”地狼吞虎咽，杜宪家炒菜的那口铁锅，永远都是锈迹斑斑，似乎从来不洗的。

中间二进墙门很空旷。门内是铺着水泥地面的厅堂，足有五六十平米，这里既是待业青年歌咏比赛的赛场，又是居民区各种会议的会场，还是家庭妇女翻新加工水泥袋的工场。

越过厅堂有一栋独门独户两开间瓦房，中间开门，两边是木格玻璃窗，内宅设小天井。门前的空地上，种着一株杯口粗的“洋冠枣”树，每年秋天硕果累累，这就是我家。

我家左边是一堵高高的封火墙，我在墙边搭了个简易棚，养了十来只下蛋鸡，每当听见“咯咯～嗒”的呼唤声，就知道小竹篮里又将新添一枚鸡蛋，赶紧抓一把米，出门慰劳“产妇”。有重要客人来访就优胜劣汰宰一只，略显几分“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殷勤。

右面是一口井，井水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生活水源，淘米洗菜涮马桶，拖地抹桌洗衣服，都离不开它。炎热的夏天，把西瓜、黄金瓜、雪梨瓜等放进网格袋，沉到井里数小时，待晚饭后捞起剖开，瓜果冰凉蜜甜，吃起来沁人心肺。

▲场景示意图  插画©️城市秘密  青征鱼

井旁有一只小缸，叫“泔水钵头”，是近郊农民拉来摆放的，墙门里的人把淘米水、菜叶、果皮和残羹剩饭都倒在里面，农民每天或隔天就会来收取，装回去喂猪。“泔水钵头”旁边的泥土特别湿润肥沃，撬开泥土，会有很多细细长长的红头蚯蚓，这是钓鱼虾最上等的饵料。

井水一般是不吃的，墙门里的人吃的是自来水。自来水接进家门是八十年代初以后的事，之前，离墙门不远处，一定会有一个公用的、有专人管理的自来水龙头，一分钱买两木桶水，挑回来倒进厨房的水缸里备用。两桶水重约80斤，小孩子挑不动就半桶半桶分成两次挑回来，或者两个人把一桶水抬回来。

后面又有一个墙门，建筑风格类似于一进大门右面那个小墙门。里面住着我的初中同学徐光初，玩游戏抓三角包每次都能赢我很多。

▲旧时十五奎巷老墙门内的生活场景  摄影@阮晓

对面是栋二层木结构小楼，住着曾先生夫妇和其他两户人家。曾先生夫妇是墙门里最有文化的人，他们有5个孩子，大姐姐沉默寡言，整天埋头绣花，二姐姐喜欢讲仙女的故事，小姐姐是个没心没肺不知忧愁的姑娘，大哥哥笛子吹得很棒，每天清晨都能听到他悠扬的笛声，二哥哥是个绝对的帅哥，待人和蔼，心地善良，那时去了农场很少回家。

1966年开始后，人们变得狂躁起来，很多人都失去了理智。曾先生加入了“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二哥哥加入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这两个造反派组织当时非常敌对，经常械斗，父子也因此翻脸，成了冤家对头。

一天，二哥哥回家探亲，半夜时分，一群省联总的人突然闯入二楼，二哥哥越窗逃了出去，屋顶上一片踩瓦声、口哨声和喊叫声，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害怕得要命，都为二哥哥捏把汗。

当时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者又何止曾家父子？我舅舅和母亲是感情非常深的好兄妹，以前舅舅每周都会进城（舅舅住卖鱼桥信义巷，那时越过武林门都叫进城）来老墙门探望我母亲。两人都是越剧票友，一见面就会亲热地说“先来一段怎么样？”，于是舅舅扮梁山伯，母亲扮祝英台，唱完了“十八相送”、“草桥结拜”就斟酒言欢。“文革”开始后，舅舅加入了“省联总”，母亲加入了“红暴会”，从此两人见面就吵，没有安分过，后来有一段时间干脆不见面了。

老墙门里最热闹最开心的时候是过年。年三十之前，各家会把年货备齐。年货中最难买的是鱼和猪头。那时候，菜场里只有鲢鱼和包头鱼，鲫鱼鳊鱼极少，其他鱼更不用说了。所有的鱼，都是下午从西湖里网上来后，装在大水桶里，用脚踏三轮车运抵菜场的，因为不知道鱼几点能到，所以吃过午饭就得去菜场等候。猪头使用肉票少，价格便宜，属紧俏商品。买猪头需要半夜去排队放破篮儿或 “茅镶石头儿”（大石头），一只破篮儿或一块石头儿代表一个排队购买的人。

▲现在的十五奎巷老墙门内  摄影@子夷

到了年三十晚上，墙门里再没有节约用电的人了，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每个房间，不管有人无人，都亮着灯，以示来年亮亮堂堂充满希望。

年夜饭的菜肴很讲究“彩头”，酱猪头谓“头头是道”、鱼丸肉丸谓“团团圆圆”、水芹菜谓“路路通顺”、落花生谓“长生仙果”、豆芽菜谓“称心如意”、包头鱼谓“包你发财”、鲢爿头谓“好事连连”……

吃完年夜饭，各家伢儿都集中到院子里嬉戏追逐燃放鞭炮，我却喜欢坐在八仙桌旁看父亲展纸研墨写春联。父亲读书甚少，却练就了一手工整楷书，他每年大年三十晚都写春联，但从来不写“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之类的句子，年复一年写的总是同一个内容：“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我住过的第三个墙门是解放街皮市巷23号，居住时间为1970～1983年，我在这个墙门里度过了青年时期。

▲80年代《杭州市区交通图》上的皮市巷

这是个以传统建筑风格为主、揉合了西洋风格的墙门，建筑年代似为民国早期，之前是私人宅所，1949年后陆续搬进了15户人家。

一进大门是一条铺着青石板的泥路，宽不足3米，长不过10米，两边耸立着五六米高的封火墙，让人联想起衙门大堂两边手持杀威棒站立的衙役。

二进大门有三级台阶，推门即见长方形小庭院，东西是土砖铺设门廊，南竖泥墙北为楼。南墙爬满月季和牵牛，院中植桂种花，疏密有致。

北楼中间为落地长窗宅室，住着汤伯伯一家。两边一门一户整齐排列，住着其他4户人家，其中张明花父亲是拖拉机厂党委书记、南下干部，“文革”中受冤屈跳游泳池自杀了，人被逼死后，厂里的造反派还在一进大门的封火墙上写下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xx”一行大字。楼上也住着5户人家，最醒目的是阳台上木栏杆中间的铁艺雕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