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制度是传统政治史研究中最稳定的内容。学术界在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领域数十年耕耘，为南宋政治史研究夯筑了坚实的“史事”基础。
南宋政治人物研究长盛不衰，并渐趋深入。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邓广铭先生一生著述中最重要的“四传二谱”，其中三传二谱就集中以南宋人物为研究对象，即《岳飞传》（三联书店，1955年）、《陈龙川传》（独立出版社，1944年）、《辛弃疾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与《韩世忠年谱》（独立出版社，1944年）、《辛稼轩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从关键人物入手，关照时代风貌，把握南宋政治脉动，是邓广铭先生人物研究的成功之处。这一被周一良先生誉为“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的典范，为南宋政治史研究奠定了高的起点。以人物为切入点观察南宋政治演进，一直是学者的重要取向。1996、199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宋帝列传”中，《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南宋末三帝》就是其中的代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推出的“南宋史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也是重头戏。近年来学者的关注对象从帝王将相政治精英转向边缘人物，如黄宽重先生《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透过一个基层官员的生命踪迹，揭示南宋中期这一“政治变动最激越的时代”特质，乃见微知著之作。人物研究中脸谱化、贴标签式的道德评判越来越少，学者力求从多元的史料出发，展现人物在历史现场的活动与心态。以秦桧研究为例，从曾琼碧《千古罪人秦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到蔡涵墨《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同一研究对象论题焦点的变化，明显反映出学者研究旨趣和学术风气的转变。我们看到，传统的人物研究中引入历史书写、形象塑造、集体记忆、心理分析等，以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如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岳飞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2004年）从长时段考察人物形象塑造，以此揭示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意义。以“人”为中心的南宋政治史，旨在知人论世，仍需继续开掘。
以事件为切入点讨论南宋政治演变，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从研究趋向来看，政治事件研究发生着从“事件史”向“事件路径”的转变。所谓“事件史”，就是基于史料的辨析和考证，梳理清楚事件的发展脉络，研究的用力之处在于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进而揭示该事件的影响与作用。南宋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高宗即位、苗刘之变、绍兴和议、岳飞之死、隆兴和议、绍熙内禅、开禧北伐、庆元党禁、济王案、端平更化等，学术界对此作了细致梳理。通过事件史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南宋政治发展的基本框架和复杂的权力结构逐渐清晰。“事件路径”不再把事件视为一个自足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透视政治变迁的研究路径。“事件路径”注重分析事件与时代背景、学术思潮、政局变动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拓宽观察历史的视野，事件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得以显现出来。在解剖事件中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举两个代表性的研究：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通过对“泥马渡康王”故事传播流变的分析，揭示南宋政权合法性构建中“神道设教”的政治用意；蔡涵墨等《平反陈东》（《文史》2017年第2辑）的讨论显示，陈东文集题跋的背后，有着南宋中晚期时人标举陈东事迹以与权相抗衡的隐情。“事件史”中的“事件”无一例外是醒目的政治“大事件”，而在“事件路径”下，事件无所谓“大”“小”，端在以此为支点所能撬动的全景式的历史结构及意义。“事件路径”将具体的事件作为观察整体历史演变的切入点，以此带动政治史的深入开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南宋政治制度的研究近些年来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向，即从“静态”文本规定的梳理，转向对实际执行的“动态”分析。在研究中，学者注意到制度条文和实际执行之间的差异，重视对制度运行中的人事关系与实际效能的考察，强调制度运行中的文化等因素。邓小南先生十多年前呼吁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自觉。学术界围绕南宋时期的“信息渠道”“文书传递”等，充分展现出“关系”“过程”和“人事”在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随着制度研究的深入，学者将目光从中央转向地方。学者倡导的“地方政治史”研究强调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地方，注重分析中央怎样掌控社会行使权力。如在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分析中，学者提出国家制度“地方化”的命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互动中，制度呈现出的不再是条条框框的“文件”堆积，而是在充满变数的政治活动中被地方按照实际“需要”和“理解”予以执行。制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和使用。《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年）完整记录了一个中级官员官阶迁转、差遣任命、历任考核等信息，利用此新资料的研究充分反映其对理解南宋职官制度、地方政治等的学术价值。从南宋时人的书信、碑石、墓志、书法、绘画，到元明清方志、谱牒等，政治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日渐扩大。需要说明的是，史料之“新”取决于发现的眼光，从常见的材料中提炼议题，并作出深入的解读，这是数字人文时代史家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理清南宋政治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如何超越以人、事、制度为中心的范畴来推进研究的深入，视角的转换和新议题的提炼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学界提出的政治文化、政治过程、政治空间、嘉定现象等，尤引人注目。在此新政治史的探索中，海外宋史学者得风气之先，国内学者也积极践行。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标举“政治文化”之新帜，对政治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的南宋政治史研究与哲学史、思想史范式下的朱熹研究，各有千秋。思想史、文化史强调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关注政治活动中的权力结构与施政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士大夫的活动将此统摄在一起。“政治文化”就是在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中，揭示二者的互动关系。余英时先生围绕“士大夫政治文化”这一线索，呈现出权力关系中理学家的政治理想与实践，打开了观察南宋政治史的一扇新窗。学界对政治文化看法不一，或注重政治史与文化史内容的交叉，或关注政治行为背后的态度、信仰和感情，或强调与政治实践相关联的言辞和解说，或侧重大众、群体对政治的看法等。对“政治文化”研究的多元理解及践行，日益显示出其在活络政治史研究中的积极推动作用。
“政治过程论”是寺地遵基于南宋高宗朝政治的研究提出的。寺地遵反思日本宋史研究的不足：在南北抗争和民族兴亡叙述框架下，无视各个政治势力的社会与经济背景，以及其所由生的各项条件，南宋政治史被简化为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与“多用力于形态、结构、静态方面的做法大不相同”，寺地遵倡导将政治“摆放在其运动、冲突、动态的方面”。他强调围绕政治现象由什么样的人，基于什么样的力量，并通过何种过程而展开，注重分析特定政策的形成、决定和实施的过程。基于“过程”的视角，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勾画出绍兴十二年体制从成立与维持，再到乾道淳熙体制形成的总体面貌。这一研究取径将政治视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尤其关注各利益群体及其与朝廷间的交互关系，有着回到“历史现场”之感。新近出版的李超《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就明言得益于“政治过程论”的启示。我们熟知的南宋政治史事通过“政治过程”视角的聚焦，呈现出新的面向。
“政治空间论”关注政治活动发生的“场所”问题。日本学者平田茂树认为，政治空间既包括有形的物理空间，还包括由人创造出来的空间，这一空间经人与人互相间的各种沟通结构反映出来，并在其中产生出政治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从可直接触摸的物理空间，到被活动于其中的人赋予诸多“关系”“秩序”等意义的人文空间，将视线聚焦于“空间”，极大地拓展了政治史研究的范围。在此视角下，学者对南宋临安的都城与宫城结构、宫殿与官府布局等，有了不同于考古学、建筑学的新解读。有了“空间”的眼光，“前殿视朝”“后殿视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等背后复杂微妙的君臣关系得以显现出来（平田茂树《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宋代政治结构研究》，林松涛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还有的研究从南宋宰相宅第与宫城的距离来衡量权力的变化，从政治空间内移现象讨论南宋皇权运行方式的私密性等，新意迭出。借助“空间”的烛照，南宋的机构设置、政务运行、信息传达、君臣奏对、典礼仪式、人际网络等议题，再次生发出研究的新意。
学术界对南宋中晚期历史的认识，向有“点状”“片面”“模糊”等不足。对此，黄宽重先生提出以嘉定时期为基点去重新理解和评价南宋中晚期政治与文化变化的现象，即“嘉定现象”。以宋宁宗年号命名的“嘉定现象”是一个全新的议题，包括往复交织又跨越学科界限的诸多“问题”，如史弥远的再评价、理学发展的再认识、端平元年宋金蒙政局演变、印刷与学术活动、对江南与边区的再认识、士人类型与文化活动等。这一议题将孤立性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政治发展、政局变动进行有效结合，并进行长时段的探讨。最新出版的黄宽重《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经由“艺文”之眼观察南宋“政治”之“全豹”，其方法论效应已显现出来。概言之，上述政治文化、政治过程、政治空间、嘉定现象等具有洞察力的新视角和富于启发性的新议题下，南宋政治史研究创新的空间还相当广阔。
历史学是一门解释之学，要在“复原”史事的基础上解释过去，并赋予研究课题以普遍性的意义。南宋政治发展的独特性表现是什么？南宋政治对后世的影响在哪里？我们为何要研究南宋政治史？对此类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引领着研究的深入。在此方面，学者力求在贯通前后朝代的比较中，对南宋政治史的特殊性作出理论解释。
南宋“包容政治”之说，堪称政治史研究中的一项“发明”。刘子健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发表《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包容政治的特点》《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均见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旨在对南宋的历史作出全局性的解释。刘子健先生认为，南宋“政治另有它的特色，和北宋不同”；特殊地理形势和环境，对南宋政治有决定性的影响，即“背海立国”形势下实行的“包容政治”；进而言之，“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这一模式“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包容政治”以及对南宋历史的解释，格局之宏大和见解之深刻，时至今日仍然对我们有重要启发。
“包容政治”究其方法，是基于政治学理论视野下对南宋事实的观察和解释。刘子健先生称：“讨论历史而用社会科学式的概念”，“是从这角度来对于史实做个系统的分析。目的并不在于详叙事实，细加描写，只是分析这些史实里，有些什么特性。”（《包容政治的特点》）。我们常说的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整合和交叉，根本意义上讲是寻找解读过去的方法与视角。对南宋政治史，传统史家多用“权相政治”来解释，当代学者也提出一些新解，如“绍兴十二年体制”（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佞幸政治（王曾瑜《宋孝宗时的佞幸政治》，《宋史研究论文集》第10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战时状态（张邦炜《战时状态：南宋历史的大局》，《光明日报》2013年9月9日）等，虞云国先生还倡导将“绍兴体制说”与“转向内在论”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以期对南宋史形成一种通贯性的诠释架构（《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这些解释体现出学者走出具体历史知识和细节的不懈努力。我们看到，相当数量的南宋政治史研究，史料钩沉越来越翔实，史事梳理日趋细密，然多限于就事论事、就过去而谈过去、就政治而言政治。我们在归纳和概括南宋政治演进的时代特色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深入细致的探索，其中多学科理论的启发是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于史料和史实又能走出“史实”，提出我们对南宋政治的贯通性解释，就是必须思考的问题。
南宋政治的特殊性，是在与北宋政治的比较中体现出来的。“南宋政治史”研究有两个着眼点，一个是“南宋”，另一个是“政治史”。在既有的南宋政治史研究中，我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政治史”上，强调的是与“文化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不同的“政治史”这一研究对象；而将“南宋”视为一个中性的时间因素，即1127-1279年这一时期。需要指出，南宋政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南宋”这一时代的意义之中。我们既要关注政治史中的“普遍现象”，更要强调政治演变在“南宋”这一时期的“特殊现象”及“时代个性”。如在“唐宋变革论”影响下，我们笼统称宋代政治体制由贵族制向君主独裁制转型，将北宋和南宋视为政治上无差别和均质化的时代，也就遮蔽了二者的诸多差异。实际上，南宋之与北宋，在职官制度、政治生态、祖宗家法、治国理念等方面既有继承和延续，还存在显著的断裂和变异，从而体现出鲜明的南宋时代特色。学界的一些讨论颇具启示，如郝若贝、韩明士称北宋士大夫志在入仕中央，南宋则是地域精英的时代，试图划出北宋与南宋政治的分野；余蔚先生分析宋代的“综合政治区”，认为南宋“分块式”结构截然不同于北宋“圈层式”结构，以期区分北宋与南宋在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差别。（《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这就是说，在“南宋”有别于“北宋”的差异处用力开掘，通过向前看的比较中发现南宋政治的特殊性。
我们还需向后看。南宋政治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对后世政治的影响中。南宋政治中的哪些因素在后世得以保留继承下来？哪些发生了变化？其对元明清政治的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将南宋与元明清的政治演变作跨越断代的通观，才能作出判断。在欧美学者“宋元明过渡”论的基础上，近来王瑞来先生考察发轫于南宋的“宋元变革”，作者立足于政治史，通过科举考试、士人流动、士绅阶层形成等，分析南宋与元代乃至明清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当然，“南宋”政治对元明清的意义这一课题的展开，既要在断代史研究中有深厚的功力，又要具备贯通宋元明清史的学术格局和视野，这对史家是更大的挑战。
坦率地说，除了“包容政治”“转向内在”等少有的几个概念外，至今我们还没有对南宋政治演进提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在研究日趋“碎片化”的学术背景下，南宋政治史研究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话语相对不足。南宋政治史的特殊之处是什么？我们应当在怎样的叙事框架下解释南宋政治史的意义？“南宋模式”如何形塑了汉文化的传统？学术界还没有给出全面和深入的回答。在此层面，史事的“发现”应是基础，更需要理论和意义的“发明”。因此，活用多学科理论、向上溯源与北宋比较，向下与元明清通观，就是整合具体零散的史事走向整体性解释体系的可行之道。要之，在南宋政治史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南宋”及其时代意义，恰恰成了最需要回答的问题。走向“南宋”的南宋政治史研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