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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宋以前杭城的地理环境情况
来源:《门外南湖不姓西——杭城南湖的千年兴废》  作者:周祝伟  日期:2021-09-23

先后两次在杭州做官的北宋苏东坡,因为杭州又咸又苦的泉水吃足了苦头,曾经吐槽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应该说,苏东坡还是了解杭州的历史和地情的。在杭州的地理环境发展史上,钱塘江或者说杭州湾有一个向东、向南逐渐缩退的过程。早在第四纪末中全新世(大约距今7500~2500年前),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海侵,海平面上升,现在的杭嘉湖整个平原地区当时都淹没在海水之下,海浪一直拍打在平原西部的山麓之上。在湖州长兴县东北有座尧市山,传说就是因为尧时发大水,人们都只能搬到山上去居住,而这座山是附近居民作市交易的地方,所以就有了“尧市山”的名称。同样,在杭州临安市於潜镇西面,以前有座山名叫百丈山。据说,也是因为尧时发大水,这座山的大部分都潜没在水下,落出水面的仅有百丈,所以就叫百丈山,也叫潜山。当时,今天杭州主城区的凤凰山、玉皇山等西湖周边这些群山,也曾经浸淹在海水之中。到了唐代、宋代,据说人们在山上还发现过不少因为历史上海水长期淹浸而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像唐代在杭州做刺史的姚合,在他写的诗《郡中西园》中就有“密林生雨气,古石带潮纹”的句子。宋代杭州诗人周密,在游吴山青衣泉时,还曾见到山上石壁间留有以前海水冲激留下的细波纹。

即使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今天杭州主城区一带也仍然还是浩瀚的江海相接之地。《史记》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来到今天杭州主城区这个地方,本来想从这里渡江到绍兴去,可是海面宽阔,波涛汹涌,实在过不去,只好坐船一路往西走,走了一百二十里,才从富阳县(今为杭州市富阳区)的江面狭窄处渡了过去,去了会稽山。有人考证说,秦始皇渡江的地方,在今天杭州市富阳区城郊的皇天畈一带。而在杭州西湖北面的宝石山上,今天还留有一块大石头,名为“秦皇缆船石”。相传,秦始皇东巡时被风浪所阻,曾经把船缆系在这块大石头上。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就会怎么也想不通:这块大石头在山上这么高的地方,秦始皇的船缆怎么系得上去啊?是吊船吗?但是不管你信不信,从古到今的历史文献包括历代的地方志里就是这么记载的。像唐代的陆羽,他不仅写有《茶经》,被后人尊为茶圣,而且还写过一本《武林记》。在《武林记》中,他就说:


“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俗呼西石头。旧传西湖本与海通,东至沙河塘向南一岸,皆大江也,故秦始皇缆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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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石山秦皇缆船石

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一书中也说:

“父老相传云,此乃秦始皇系缆石。其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

不仅仅是西湖与海相通,今天蒋村的西溪湿地一带古时也是通海的,是西部山区东下的苕溪洪水入海处。后来,因为苕溪改道北流,以及杭州湾的海水向东南缩退,于是这里就成为沼泽湿地了。

杭州城内一些历史上曾经使用过,以及一直流传至今仍在使用的地名,像白洋湖、泛洋湖、前洋街、后洋街、三里洋、十里洋、羊坝头、潮王庙、镇海楼、通江桥、漾沙坑等,同样都说明了杭州早期的历史地理环境情况。

隋开皇九年,杨素最初设置杭州时,首选的州治并不在钱唐城,而是在毗邻西部山地、地势相对较高的余杭县(今为余杭区余杭镇)。开皇十年,杭州的州治才从余杭县迁到钱唐县城。迁过来以后,第二年旋即又从钱唐县城往西南方向搬到了地势相当较高的柳浦西,在那里依山筑城,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也充分说明了钱唐县治一带,当时还并不适合作为州治。 

那么,地形相对开阔而平坦的钱唐县治为什么不适合作为州治,而要搬到柳浦西去“依山筑城”呢?答案就在于,当时的钱唐县治一带地势比较低,容易受到江潮海水的影响。根据杭州历代地方志的记载,那时候的钱塘江塘堤在钱塘县南五里处,也就是说距离钱塘县城仅有2500米远。难怪唐代长庆年间担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站在吴山上,不仅能看到江堤,而且还能听到钱塘江的潮水声。他写有《杭州春望》诗一首。在诗中,他说:

“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蹋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伍员庙就在吴山上,供奉的是吴国大夫伍员,就是那个鞭尸掘墓、成就吴国霸业的伍子胥。“涛声夜入伍员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当时因为海平面高,江塘离吴山一带很近,自然可以听到。《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自刎而死之后,吴王夫差让人把他的尸首扔到了钱塘江里。人们同情伍子胥,为他在江边山上立祠祭祀。因此,吴山也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胥山。这都说明了春秋时期钱塘江的江水是一直漫流到吴山下面的。

对杭州历史上沧海桑田的变迁过程,宋代潘同在《浙江论》中有很具体的记述。他说:

“胥山西北,旧皆凿石以为栈道。唐景龙四年,沙岸北涨,地渐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马李珣始开沙河。胥山者,今吴山也,而俗讹为青山。其时,沙河去胥山未甚远,故李绅诗曰‘犹瞻伍相青山庙’,又曰‘伍相庙前多白浪’。景龙沙涨之后,至于钱氏,随沙移岸渐至铁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为通衢。”

指出今天的吴山周边,包括从中山南路、鼓楼到吴山广场、清波街道办事处、吴庄、蔡官巷、府前街一带,以前都是海水漫流之处,人们只能从吴山山腰上开凿栈道行走。后来,海平面逐渐下降,潮水变小,沙岸向外涨移,吴山周边逐渐涨出了地势平坦的沙地。人们开始在这一带种上桑、麻等各种农作物,积极发展农业。唐景龙四年,杭州司马李珣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农作物不被海水大潮侵袭,组织人力开挖了沙河来防御潮水。随着沙涨进程的推进,江岸逐渐外移,从唐代景龙四年沙涨之后到钱氏吴越国时,已推到了铁幢浦一带。到北宋时,新沙岸距离吴山已有三里多远,其间都是通衢大道,行走无碍了。而到了南宋初绍兴年间,经历了红亭沙涨之后,沙岸更是远远地退缩到吴山西南一带去了。 

当然,潘同这个寥寥数语的记述,是个高度浓缩了的历史进程。实际上,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景龙四年李珣开沙河之后,每隔几十年就要遭受大潮的侵袭,但是在每次大潮退去之后,沙岸又进一步向外涨移,展现了一幅潮来我损、潮退我进的不屈不挠开发过程。

天宝十四年(755),潮水袭击了钱塘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在潮水退去以后,曾经涨沙五十里。而沙涨到哪里,人们的开发就延伸到哪里。大历八年(773年),杭州发生海溢,据说损失很大,漂溺无数。而仅仅过了两年,大历十年杭州再次发生海溢事件,海水翻潮,杭州州郭受损面达5000余家,被潮水漂走的船达1000余只,而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400余人。长庆四年(824年),杭州又出现“潮涛失常,奔激西北”,“侵淫郊廛,坏败庐舍,人坠垫溺”。当时的杭州刺史白居易,还以全羊全猪沉于江中祭奠江神,希望能够使“水反归壑,谷迁为陵,土不骞崩,人无荡析”。(《白居易集》卷四○《祭浙江文》)会昌(841~846年)末年,李播出任杭州刺史,先后三次上书宰相,要来巨款修筑了长堤。本来以为长堤修好,能有几十年的安耽。不料,仅仅过了十几年,咸通二年(861年)时潮水再一次上岸,汹涌的潮水还冲进了城里,东奔西突,势莫能御。潮王庙供奉的潮王,钱塘人石瑰,就是在这次潮水中,竭尽家财投入抗潮,奋力筑堤不成而最后死于潮水的。

在咸通二年(861)的这场严重潮患中,杭州刺史崔彦曾在实践中不断吸取教训,改原来修堤阻水而采取开沟泄水的办法,组织人力在钱塘县城外依次开挖了里沙、中沙、外沙三条沙河。外沙河大抵在今天的东河即菜市河一带,南宋时在候潮门外还设有外沙巡检司。里沙河就是今天的贴沙河。中沙河的位置,史无明载,应该介于菜市河与贴沙河之间。里沙、中沙、外沙三条沙河,统称沙河。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郡守张阁曾经在沙河塘旧址上立有石碑,刻石纪事。清人张铽有《访崔刺史沙河塘故址》诗,其中说:

“灯火沙河笑语喧,雨篷烟艇太嚣烦。庆春桥畔行人过,步牒追寻迹尚存。”

又说:

“一水迢遥浪欲翻,里沙流出啮城根。塘基今隶东河路,谁识咸通政务繁。”

指沙河塘址就在东河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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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地图中的贴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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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沙河

三沙河的开凿,恰恰说明当时杭州艮山门外的这一片区域已经成陆。因为是江海故地,受钱塘江江水海潮漫溢沙涨而成陆的沙地,土质特别适宜种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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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塘江海岸线历史变迁图

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记载,艮山门外有月塘,又名沙田里,有户姓周的人家,专门在这里种瓜,种的瓜最好,人呼“月塘周家算筒瓜”。当时还有人写诗夸周家的算筒瓜:

“沙村土宜瓜,名自天水擅。周家特噪称,算筒尤佳选。瓮蜜中边甜,金皮削黄瓢。永怀步兵诗,地向青门佃。”

其实,不仅月塘一地,就是整个艮山门、东青门外区域都是江海沙地,很适合种瓜,所种的瓜品种很丰富,有算筒瓜(黄金瓜)、沙瓜(东陵瓜)、甜瓜(枣儿瓜)、香瓜(雪梨瓜)、海塘瓜(西瓜)等。一到夏秋,蔓秧遍野,瓜香四溢,很是令人嘴馋。

一旦遇到钱塘江大潮,这里就又成为一片汪洋,一切化作乌有。南宋人李龏在所写《忆昔行》诗中就说:

“忆昔当年十四五,尝看秋潮到江浒……后来沙涨西兴口,潮势何曾十分有。水上人骑骒马行,车如鸡栖马如狗。数年之后不可当,漰湃惊闻洗目塘。汪洋且拨菜园去,坝子桥边亦渺茫。”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城北一带沧海变菜园、菜园变汪洋的反复无常景况。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工作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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