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中，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耀眼的星辰。近年来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使良渚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文明程度引发了新一轮讨论热潮。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已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遗址聚落群，显示了其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圈内的核心地位。大型的水利工程、恢宏的古城、以琮璧为核心的玉礼器、神秘繁复的神徽图像，昭示着良渚文化的繁盛发达，是新石器时代屹立在东亚大陆的一支重要文明。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良渚文化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良渚文化玉璧，现藏于良渚博物院（左）；吴家埠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琮（右）。图片来自叶一念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特质。那么，良渚文明的特质是什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稻米和玉器。

　　稻作经济与社会复杂化

　　良渚文化所在的长三角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湖荡众多。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和适当的水资源管理对于稻作农业的发展极有裨益。从马家浜文化开始，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已较为成熟，当时已进入了犁耕农业阶段，良渚人在水田中种植水稻。考古工作者在多个遗址（如吴县草鞋山遗址、临平茅山遗址、余姚施岙遗址）发现了水稻田。临平茅山遗址田块的平面形状有长条形、不规则圆形、长方形等多种，面积从一两平方米到三四十平方米不等，田块之间有隆起的生土埂。施岙遗址良渚文化稻田发现了由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的“井”字形结构，显示出良好的水田管理。

　　水稻田的出现及其规模的增长，加上有效的管理，带来了稻米产量的提高。经考古发现，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周边出土了近40万斤碳化稻谷，如此大的体量，可以窥见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发达程度。良渚古城和水坝均属于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需要巨大劳力支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工程建设背后的经济基础。

　　稳定发展的稻作农业带来了稻米产量的提高，并引发了人口的增长。相应地，社会分工程度也更高，部分手工业专门化（如琢玉、髹漆、制陶等）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倘若没有稻作农业的发达、稻米产量富足的保证，良渚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玉器工业，就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分工的过程也相应伴随着社会分化，不同的人员依据各自专长所从事的专业也各有不同，带来的结果，包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以及社会认同、地位和权力都会不同。

　　简言之，稻作农业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会引发连锁反应。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异质性”出现了，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也形成了。而这些脱离“均质”和“平等”状态的所谓“异质性”和“不平等”，正是麦奎尔（Randall H. McGuire）对“社会复杂化”所作定义的两个关键概念。因此，稻作农业发展的成功与否和所在区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稻作、稻米而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认同也会不断积累和固化。“饭稻羹鱼”便是这样的普遍认识。实际上，稻作农业的精耕细作一直是江南经济的后盾，是塑造江南文明的重要因子。

　　玉器与文明

　　如果说稻米是满足良渚先民生存的物质基础，那么玉器则具备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意义。良渚人开发、琢刻玉器既是生产力、物质生活层面的进步，也是追求身份地位和精神超越的体现。玉石既在审美的层面被开发使用，同时又具有宗教象征的意义。

　　良渚文化是在崧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但继承了崧泽文化的玉器工业，又较广泛吸收了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的治玉工艺、造型设计，开发出以琮、璧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玉礼器体制。玉琮、玉璧以及广为分布并表现出统一规范的神人兽面纹图像模式，反映了良渚人在艺术审美、图像设计、原始宗教信仰的开发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事实上，正是良渚文化中数不胜数的玉器数量、种类、图像呈现了她的复杂化和文明化程度，同时也反映了良渚文化具有自身特色的复杂化模式，即如李伯谦所言的良渚文化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但仍以神权为主的模式。毫不夸张地说，良渚文化发达的玉器是今天我们认识良渚文明，尤其是其精神文明的重要媒介，自然也是良渚文明的关键特质。如何理解良渚玉器和它所表征的社会复杂化之间的关联？我们认为，主要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角度入手。

　　经济层面，如前文所言，稻作农业是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力量是植根于日常生活最深的一种权力资源。发达的稻作农业，反映了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和成熟的社会分工模式。稳定的收成带来了社会稳定，也会为区域社会的领导者带来绩效合法性。经济力量增强后，人类创造和累积其他财富的能力也相应增强。体现在玉器制作上，自马家浜文化开始，玉璜、玉玦等玉器种类已经出现，到崧泽文化时期，玉器工业进一步成熟，玉器种类开始增加，从简单的单体玉饰发展出成套配件，工具也开始玉礼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种类繁多、配伍复杂、等级分明，达到了史前玉文化的巅峰。

　　政治层面，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具有或大或小的支配权。张忠培认为，依据财富和权势，良渚文化居民自下而上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掌控政权的神王；第二等级是掌握军权的人；第三等级是具有行使军事职能权力的兼职战士；第四等级是下层从事农业劳动的居民。不同阶层、等级的人员和玉器拥有方式的关联度是非常突出的，不同群体和人员间围绕玉器存在着竞争与合作。贵族阶层通过一系列玉礼器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确立了礼仪制度，掌控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因此，玉器是体现社会复杂化“异质性”和“不平等”特点的贵重物品。

　　意识形态层面，不同于石器、铜器和铁器，玉器不能作为生产工具而使用，不能促进生产力和直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玉为人类所喜爱，首先是因为玉是一种光彩之物。玉，石之美者。“石之美”，强调的正是玉的光彩，包括颜色、亮度。玉之美，会让人产生视觉上的愉悦，进而将人类的感知引向神秘的领域。这并非虚言，《山海经·西山经》中谓：“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杨伯达曾提出，玉之美是衍生事神之举的土壤。牟永抗也曾论说：“玉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上造成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被赋予‘山岳精英’的矿物，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起了催化酶的作用，从而将随着文明而来的政治权力，牢牢地包裹在了神秘的袍套之中。可以说超越自然属性的玉和政治的神秘化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很多文献和人类学资料都表明，人类的确是将玉当作非凡之物来对待的，玉在人类的巫术—宗教经验中是有意义的，玉具有神圣力量的潜质，成为人神沟通的媒材。

　　一旦玉器成为人类精神信仰领域的神物、灵物，就意味着另一层意义的“异质性”和“不平等”出现了，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拥有玉器，并且利用玉器来和神灵世界沟通。张光直有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政治、宗教、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包括青铜器、玉器、象牙器、漆器、木器、陶器、甲骨等，它们是古代萨满在与祖先和神灵相沟通时所使用的工具。为了保持和神灵世界的交流，玉器不断地被生产。与神灵世界有关的象征物也被创造。就良渚文化而言，最典型的是“神人兽面纹”。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良渚人设计制作的这种统一规范的图像模式，表明他们在神灵崇拜方面，几乎达到了类似一神教崇拜的程度。神人兽面纹无疑是一种图像象征，具有布尔迪厄所说的象征权力。良渚人创造这种图像，既有他们对于宇宙、历史、神话的认识，也在这种图像规范化的设计、分配、传播过程中，传递和塑造了意识形态的权力。神人兽面纹在环太湖地区的广泛存在表明其受到普遍的认同和崇拜，反衬了这种图像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权力。这种意识形态权力还拥有一种合法化功能。比如，良渚权贵利用玉器和神灵世界建立了联系；或者玉器上琢刻的是神灵的图像。良渚权贵把握和操纵着这种意识形态权力，就进一步为他们赢得了政治权力、经济影响力以及宗教主导权。

　　与此同时，良渚社会与其他区域的史前社会应该也存在着竞争。玉器的大量制作、玉器种类、神人兽面纹的开发设计，表明良渚人要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这是一种双向“超越”，良渚人既试图超越其他地区的玉器工业，同时在满足物质生存的基础上，曾经努力建设一个属于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从凡俗中来，又架构在凡俗之上的神圣世界。显然，从良渚时期及良渚衰亡之后的玉礼器扩散情况来看，这些权贵们成功构筑了自己的神圣世界，并向外进行了文化输出，余音绕梁，千年不绝。

　　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角度统合理解，我们就能明白良渚玉器及其反映的礼制是如何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以及如何构建超自然的途径与另一个世界进行沟通的。这些正是良渚社会文明化或复杂化进程中的内容。

　　成也米玉，败也米玉

　　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在大致繁荣兴盛了一千年后，盛极而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先行者约瑟夫·坦特（Joseph A.Tainter）分析过二十多个由简单社会进化到相对复杂的社会后走向崩溃的案例，并对此做了解释。如今，良渚文化的解体也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的崩溃增加了新的案例。

　　关于良渚文化的解体，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讨论。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灾变论。良渚文化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属于近海、临江、多水环境。从水灾视角去分析史前文化的解体是完全合理的。俞伟超早先认为，4000多年前的洪水泛滥导致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被摧毁，农耕之地常年淹没，文明发展停滞了。很多环境学者通过寻找环境证据，也来解读良渚文化的衰亡。可持续发展是今人分析良渚文化解体时不容忽视的原因。其二，是从良渚社会机制中寻找原因。以神权模式为特征的良渚文明在玉器这类奢侈、威望性物品上投入过多，虽然对维护良渚权贵的政治统治有帮助，但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成本。当社会的剩余产量不断投入维持复杂系统运转而非供养民生时，维持系统运转边际支出必然掏空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根基不存，则社会崩坏，以玉器为中心的礼制无以维系，社会复杂化进程停滞。

　　综合来看，当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配合得当，社会结构会被赋予极大的稳定性。反之，若这几种权力资源之间的辩证性互动出现不平衡，社会的正常运转便会受到威胁。良渚文明的两个关键性特质是稻米和玉器。这两种物质相当于良渚文明的两个着色剂，米和玉的“闪亮”和“黯淡”恰好对应着良渚文明的“兴”与“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江下游社会复杂化及中原化进程研究”（20&ZD247）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武进博物馆）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15日总第2252期）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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