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6年，柏金斯（Dwight Perkins）就写道：“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从英格兰开始，然后席卷欧洲其余各地和北美（包括前苏联盟国），提高了一个区域的生活水准，而这个区域囊括了世界总人口的大约23%。然而，如果中国努力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尝试获得成功，那么世界又有23%的人口将在短短四五十年间生活在工业化的世界。” 三十年后，他的预言成为现实。今天，以经济规模来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列美国之后。与世界其他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成绩仍然是最耀眼的。创造“金砖国家”（BRICs）一词的前高盛CEO——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2011年写道：“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我应该考虑将‘C’从‘BRICs’中拿走，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自我依赖性。当然，也有人说，如果我把‘C’从‘BRICs’中拿走了，其余国家也就没有什么故事好讲了。这两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中国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故事。”中国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因为今日的经济奇迹，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这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个经济奇迹？为这个问题寻找一个合适的答案，是全世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
由于摆脱了以往中国史研究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这个奇迹的根源在于中国内部。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外因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归根结底，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演变所创造的各种有利于近代经济增长的要素。这些要素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造成了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这种看法，不仅得到国际经济史学界的认可，而且也为西方社会所接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彭博新闻社2020年10月27日发表的题为《中国势不可挡地崛起为超级大国是历史重演》文章，该文写道：“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说是惊天动地，不如说是回归常态。中国在现代制造业和贸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是如此。我们抱怨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厂，为商场里充斥‘中国制造’而烦恼。但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主要制造中心和出口国，能够生产出规模惊人的贵重商品。……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的发明，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消费品，也就是那个时代的iPhone。”
就如柏金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显然，中国的历史仍然照耀着它的今天。过去可以见诸许多方面。中国的今天是其过去的一种持续（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st）。因此，要真正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要求我们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作深入广泛的研究。
在今天，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表现的最亮点。在1979年以后的40年中，特别是1992年以后，长江三角洲出现了飞速经济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GDP，1978年为443亿美元，1992年为654亿美元，2009年达到了8786亿美元（以汇率计算），而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则高达16000亿美元。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分别只占全国总数的1%和5.9%，但其2009年的GDP却占了中国GDP的17.8%。如果把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进行核算，那么在2009年，它位列世界第十，其经济规模仅比位列第久的意大利略小一点，而比墨西哥、韩国、西班牙、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伊朗和波兰等重要经济体要大。到了今天，长江三角洲的GDP更已超过意大利，位列世界第九。
因此，我们可以把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称为中国的最大奇迹，即“奇迹中的‘奇迹’”。然而，若回头看，我们就不会对这个奇迹感到非常吃惊。因为长江三角洲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追溯长江三角洲今天的经济奇迹的历史根源，就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认识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中的经济表现，可以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外学界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首先，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主要是描述的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对于经济史研究而言，这些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却难以显现经济的整体状况。其次，在以往的许多研究中，虽然所研究的往往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或者局部），但是得出的结论是全局性的。再次，以往的许多研究都以“西方”为比较对象，但是往往没有对可比性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同时在进行比较时，也没有一套客观的和中性的标准。
以上缺陷，导致了我们对过去的经济状况的认识具有明显的问题：由于所研究的实际上只是经济的一个侧面，而诸多侧面合起来通常只能构成一个平面，因此使用上述方法而获得的对中国（或者中国某一地区）经济状况的了解，往往只是平面的，而非立体的；由于缺乏定量研究，很难判断一个经济中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关联度；由于对比较对象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缺乏合适的比较标准，以往的许多比较研究在客观性和可靠性方面往往存在疑问。
为了克服以上缺陷，我们需要在原有的研究方法之外，寻找新的方法，使之与原有方法相配合，以求获得对中国（或者中国的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而我所进行的GDP研究，就是在探寻新方法方面走出的一步。
较之以往其他对经济状况的研究方法，GDP研究具有的主要优势在于：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GDP比任何描述行业或产业的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经过国际学界的长期努力，GDP研究已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指标，用以衡量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这些指标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整体，可以显示不同部门的经济状况及相互关系。同时，这些指标也比较客观和中性，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和时期，从而使得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同一标准进行比较。因此，研究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的GDP，不仅可以使得我们能够“立体地”认识该地区在该时期的经济表现，而且可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或者同地区在其他时期的经济表现进行比较全面和客观的比较，从而相对准确地了解该地区在该时期中的经济表现所到达的水平。
在西方学界，GDP研究也被用于近代以前的经济中。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就是一部综合了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著作。就深入的区域研究而言，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使用国民账户核算系统（SNA）的方法，对近代早期荷兰的GDP进行了开拓性的和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为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近代早期的GDP提供了一套比较客观的指标。但是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尚未见有人在此方面进行尝试。
对于近代以前中国的GDP研究，根据时空范围的差异，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从空间范围而言，有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另外一种则是首先选取中国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在多个地区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全国的研究。从时间范围而言，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进行长时段（例如一个朝代或者多个朝代）的研究，另一种则是首先选取一个短时期（一年或者数年）为时间节点进行研究，然后以多个节点研究为基础，再进行长时段的研究。我个人认为：中国广土众民，各个地区经济表现差别很大；中国历史悠久，各个时期经济状况也有很大出入。因此，只有对各地区和各时期的GDP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才能认识中国整体的GDP的长期历史变化。
本书的前身《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是国际学界第一部采用国民账户系统（SNA）方法，对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个地区在一个很短时期内的经济进行研究的专著，所选择的地区是松江府辖下的华亭与娄县地区（今上海市松江区），时期是1823—182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