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年，李叔同（1880—1942）于披剃之前，将在俗时的自用印举赠予西泠印社，印社于鸿雪径北侧石壁特辟石龛封藏，由叶舟（1866—1948）篆题“印藏”，复加隶书跋刻，叙其始末曰：“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世尔。戊午夏叶舟识”。1963年秋，印社同人恐印龛泐损，于西泠印社召开“建社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之际，将印章从龛中起出，入藏社中。 目前，学界对这批印章的关注，主要是藏纳事宜，而对印作本身的研究不足，主要原因是原印入龛、入库拘囿了实物信息的传布。印章入库以后，印社虽曾精选60枚印章，出版发行过原钤本和影印本《李叔同常用印集》，然大部分研究者难以亲睹原印实物。直至2018、2019年间，“印藏”原印及相关文献分别在天津、杭州展出，才为印学研究者提供了近距离考察的机会。借助实物及印款，我们得以明确，这批印章大多出自李叔同好友陈师曾、夏丏尊、李苦李、经亨颐、费龙丁、徐星州等人，兼及杭州一师“乐石社”的学生，刻制时间在1899—1918，而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是被认为唯一出自李叔同之手的“文涛长寿”印。 
文涛长寿近五十年来，研究者大多认定此印为李叔同所作。蒋北耿（1943—2019）在《李叔同与印藏》一文中云：“其中李叔同自锲的印章却只有白文‘文涛长寿’一枚。”1963年秋，参与取出“印藏”印章的孙晓泉（1919—2015）言及该印时也持相同意见。其后，任秉鉴、陈星等多沿袭该说，马国权（1931—2002）在《近代印人传》中也说：“法师治印……文涛长寿、李息两钮，直逼汉铸，尤苍厚可喜。”然而，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1898—1975）则有不同意见，他在致徐广中（1917—1992）信函中说：“西泠印社石壁中藏印，日寇并未盗去，前年已由杭州文化局开发，得印九十二枚，但皆非李叔同先生自刻，乃彼所用也。”显然，丰子恺认为这批印章皆非李叔同自刻。作为李叔同的“贤弟子”，丰子恺与法师较为亲近，李叔同入山之际，他获赠部分“零缣残素”类纪念品，加之平素常侍老师身边，接触物用也多，其说自不能忽视。 “文涛长寿”一印的作者是不是李叔同尚需考订。貌似，这是一个小问题，其实不然。以传世印谱和其他材料来说，李叔同可信的自刻印，主要集中在天津时期，尽管寓居沪、浙期间仍有刻印的记载，但由于他有常常不刻边款、不注年代的习惯，这一时期作品的数量、名目、去向仍疑云未开。倘若镌有边款的“文涛长寿”一印确为自刻，且年代与“印藏”中其他印章一致，则其1899—1918年间的刻印便有推进，李叔同早期、中期以至后期篆刻创作的连续性问题也能部分地落实。若情况相反，则对李叔同印章的研究，暂时只能限于1899年之前和出家以后。 
2019年4月，笔者假西泠印社举办“孤山李叔同‘印藏’原印展”之机，对该印进行了近距离、全方位的考察。通过对该印印款、印面、印风的细致分析，参合相关资料，特别是新见苏州图书馆藏李叔同自用印残谱，逐步确知该印并非李叔同所作，而是出自他手，且创作年代较早。 印章署款，在汉有铜印四周刻以篆文者，可视为早期印款之滥觞。官印印款发轫于隋唐，初仅刻以纪年、释文，世称“背款”。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款迄于明代。其时，文人刻印之风日隆，印侧署款之风日甚，印章刻毕，署以名款，其内容较单一。直至清初，款文渐长，逐渐发展为在除印面以外的印章边侧或顶端刻以文字，记人、记事、记时及跋语等。至此，印款中往往隐含着丰富的历史细节。 “文涛长寿”为单面印款，款文相对简单。印款中央刻有草书“浠”字（有误识为“涛”），左侧有楷书单刀款“尗同作”。从署款规律和句式构成来理解，“浠”应为上款，或为印面内容，而“尗同作”则为作者署款。显然，此解释与印文不符，与李叔同的批注也不相符。再仔细观察，即可发现“同”下可析出一草书“”（作）字，这意味着，此印先后有两组署款：一为草书“浠作”，为初款，亦为原款；一为楷书单刀款“尗同作”，套刻于“作”上。将两组印款分离，原款和套款的内容、风格各成一体，可彼此独立。艺术家的名款往往灌注着匠心，也体现一定的程式化色彩，将“文涛长寿”印款中“浠”字与李澂浠画款中“浠”字比对，整个字的结体接近，末笔长线的特征趋同，可以确定“文涛长寿”原款为李澂浠所为。 李澂浠（生卒不详）是李叔同早年知交，天津人，诸生，又名李澂曦，字幼竹，又字佑祝、游洙、牖主、有朱、遒翥等。善绘人物，通金石，精医道。 
在整个“印藏”94枚印中，“文涛长寿”的风格较为独立，明显源自对汉铸印的模仿。除“涛”字外，其余三字均直接采撷于汉印本字形，可见于《金石大字典》。在《印存·二》李澂浠自用印“佑祝长寿”中，“长寿”二字也采自于同字形（除“口”部略有变形）。二印刀法娴熟，字法圆转、旖旎，布白停匀，汉铸印气息较为浓郁。而同时期李叔同所刻白文“李文涛印”和朱文“涛印”无论从字法上还是刀法上，都与李澂浠所刻有所不同。虽基调仍是汉印风格，然笔画转折生硬，刀法生涩，对刀的把控能力较弱，所采用的字形也多近俗。于格调上，较之李澂浠刻略逊。 李澂浠治印数量和风格变化目前仍有待挖掘，仅从《印存·二》46枚其自用印来看，他刀法谨严，字法纯正，章法妥帖，技巧精纯，尤其是数枚朱、白同文印，显示了他开阔的取法视野和风格路径，于李叔同而言，他是一个治印方面的良师益友。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79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专题，《李叔同自用印“文涛长寿”作者考》，文/何连海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