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史，地有志，族有谱。族谱与国史、地方志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历史文献的三大基础支柱，且对国族记忆保存与文化认同建构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突出影响。宋代处在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和家族制度演变的重要时期，[0]其谱牒之学也经历了旧谱学衰绝、新谱学振起的复杂过程。[1]中国国家图书馆庋藏《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皆系天水一朝官修写本，也是流传至今最早的皇族谱牒，堪称海内外稀世之珍。[2]故此，早在半个世纪前的1969年8月，罗香林就曾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举办的有关族谱研究的国际会议上，简略介绍过两种宋写本谱牒。[3]其后，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等不同领域的中外学者续有关注和初步研究。[4]然而，世所罕见的善本秘籍终究因为久藏深阁利用不便，关于它们的研究总体上可谓十分薄弱，[5]甚至连这两种宋代谱牒的写本流传、递藏保存、内容辨析等诸多基础性问题，迄今仍缺乏专门探讨。

一、宋写本谱牒的流传及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意外发现

据此可知，宋代皇族谱牒具体可以分为《玉牒》、《属籍》、《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等五种形式，它们的书写体例、内容取舍、编纂周期亦互有差异。宗正寺是两宋负责编修皇族谱牒的重要机构，其长官“掌叙宗派属籍，以别昭穆而定其亲疏”[7]，南宋时则又增设玉牒所。在传统的皇权政治体制下，皇族事务所关事体至重，故宋代《玉牒》等谱牒修纂一般由宰臣提举，同时选任侍从官兼修，宗正寺官共同参与。每次官修谱牒成书之后，朝廷更有郑重其事的进书、供奉及推恩等一系列礼典。[8]宋人又称：“玉牒所事干国体，最为机密。今检准御宝令，漏泄玉牒宗枝，并依军法。”[9]可见两宋皇族谱牒典藏俨若国宝，朝廷法令禁止随意泄露相关信息，时人已不易轻窥其奥秘。

两宋之际中原板荡，战争乱局又不可避免地酿成“书籍之厄”，宋人即慨叹唯“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10]。至于北宋皇族谱牒的下落，史籍记载颇见疏略分歧，或称靖康围城时宗正寺官员黄唐传“以宗室簿籍献于虏”[11]，或云“因建炎南渡，寺官失職”，宗正寺旧掌皇族谱牒悉逸于江淮之间。[12]绍兴九年（1139），南宋朝廷还曾专门下诏责成东京留守司搜访散落的皇族谱牒，随后缴送尚书省。据绍兴十年闰六月宗正少卿江公亮等奏，其时竟在旧京开封重新搜集到“《宗藩庆系录》并宗室班位、宗女、宗妇簿共一十五册，约二千余板”[13]。可惜的是，包括南宋初所网罗十余册残本在内的北宋纂修诸谱，后来终又全部散佚，片纸无存。

南渡之后重编续纂者，侥幸流传至今的也只有《玉牒》、《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三种而已。《玉牒》所存者仅刘克庄撰《玉牒初草》二卷，其内容颇类皇帝本纪，记载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十二年（1218-1219）间大政要事[14]，兹不赘述。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残卷三十册（卷）、《宗藩庆系录》残卷二十二册（卷），俱系南宋高宗、孝宗、宁宗等三朝递修。若按修毕进呈时间考订，其实可进一步分作淳熙五年（1178）十月史浩提举编修《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嘉定六年闰九月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仙源类谱》，以及淳熙元年十二月叶衡提举编修《三祖下上五世宗藩庆系录》、淳熙十三年十一月王淮提举编修《三祖下第六世宗藩庆系录》、嘉定十三年五月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等两种五部谱牒。宋亡之后，这些皇族谱牒随其他宫廷图籍、重器北迁至元大都（今北京）。元人仓促修《宋史》，遂“因载籍之旧，考其原委，作《宗室世系表》”[15]，主要依据南宋所修皇族谱牒等资料，编纂了煌煌二十七卷《宗室世系表》。后世王朝更迭，宋元旧籍再相继入藏明清内府，数百年间始终深藏无闻。及至晚清公开清理内阁大库秘档，孤本秘籍才重新为世人所发现。

清廷堆积如山的内阁大库档案之中如何能发现宋写本谱牒？罗振玉（1866-1940）在《集蓼编》中对此过程曾有比较详细的追述，其谓：

当戊申冬，今上（宣统皇帝溥仪）嗣位，醇邸（醇亲王载沣）摄政。令内阁于大库检国初时摄政典礼旧档。阁臣检之不得，因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焚毁。得旨允行。翰林诸臣因至大库求本人试策及本朝名人试策，偶于残书中得宋人《玉牒》写本残页。宁海章检讨梫影照分馈同好，并呈文襄（张之洞）及荣公（荣庆）。一日，荣相延文襄午饮，命予作陪。文襄询予何以大库有宋《玉牒》，予对以此即《宋史·艺文志》之《仙源集庆录》、《宗藩庆系录》。南宋亡，元代试行海运，先运临安国子监藏书，故此书得至燕。且据前人考，明代文渊阁并无其地，所谓文渊阁，即今内阁大库。现既于大库得此二书，则此外藏书必多，盍以是询之阁僚乎。文襄闻予言欣然，归以询，果如予言。但阁僚谓皆残破无用者。予亟以《文渊阁书目》进，且告文襄：“虽残破，亦应整理保存。大库既不能容，何不奏请归部，将来贮之图书馆乎？”文襄俞焉，乃具奏归部。奏中且言，片纸只字不得遗弃。因委吴县曹舍人元忠、宝应刘舍人启瑞司整理。面令予时至内阁相助。（下略）[16]

戊申当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年冬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年甫三岁的溥仪登基做了皇帝，其生父醇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代理朝政大事，故下令在内阁档案中查找顺治即位时多尔衮摄政的国初故事和摄政典礼。不料内阁检视者虚应公事，以搜检无获敷衍，反以库楼地方有限、旧档堆积无用为理由，奏请清理烧毁档案。于是，许多在京朝臣纷纷前往找回自己昔年参与科举考试“一举成名”的卷子，同时也乘机网罗收藏其他名人的殿试策卷，却因此在一派混乱中十分偶然地发现了宋写本残页。晚清浙籍进士、俞樾及门弟子、时任翰林院检讨章梫（1861-1949）[17]将宋写本残叶影照复制与传播，馈赠给在京重臣荣庆（1859-1917）和张之洞（1837-1909）等人。当时，张之洞负责监管晚清学部，此前就是在他的举荐之下，罗振玉被委以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在京参与讨论筹划设立大学等制度。[18]罗氏精通旧学，宋写本残叶立即引起其注意，且凭残叶就基本判断该写本便是《宋史·艺文志》所录赵宋皇族谱牒的两种（当然谱名判断不尽准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敏锐地意识到接续前朝而设的清内阁大库中既然存有宋代秘籍，就一定还会发现更多不被人所知的内府文献。故此，罗振玉坚持内阁旧档“虽残破，亦应整理保存”，并极力劝服张之洞奏请朝廷将内阁拟毁档案划拨学部统一管理，以便充实筹建中的学部图书馆馆藏资源。

内阁在明代及清雍正之前堪称举足轻重的中央行政机构，自雍正、乾隆之后虽地位不及以前，但仍为朝廷制诰典册之府。其位置坐落于紫禁城东南隅，午门入内以东，文华殿之南（参见图1）。

图1.清代紫禁城总平面图（乾隆初年）[19]

内阁大库则是清廷存贮重要档案的所在，其建筑就在内阁后门外以东。王国维曾为其撰《库书楼记》曰：

盖今之内阁，自明永乐至国朝雍正，历两朝十有五帝，实为万几百度从出之地。雍、乾以后，政务移于军机处，而内阁尚受其成事，凡政府所奉之硃谕，臣工所缴之敕书、批摺，胥奉储于此。盖兼宋时宫中之龙图、天章诸阁，省中之制敕库、班簿房而一之。然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20]

清内阁大库其实又分作东、西两座库房，皆为坐南朝北、上下各十楹的大楼。出内阁后门东即为红本库，俗称“西库”，共十间。根据清制，凡通本、部本用红笔批写满汉旨意后称“红本”，内阁设有红本处专门负责收发红本，平日由六科给事中赴内阁领出红本而发于六科，年终则重新交回红本处，集中贮藏于内阁红本库。红本库以东又有十间库房，俗称“东库”，其中五间为“实录库”，侧重贮藏实录、史书、圣训、起居注等；另五间为“书籍表章库”，原以存贮各类图书、表章为主（参见图2）。[21]不过，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最初发现于晚清内阁大库的具体地点，向无明确记录。前述罗振玉曾提议用明修《文渊阁书目》覆核内阁大库所藏旧籍善本，但该宋写本谱牒的名目不仅未见于明正统年间杨士奇等所编《文渊阁书目》，而且也不见于万历年间孙能传、张萱等续修《内阁藏书目录》，仿佛完全消失于明人编修的各类公私书目。

图2.清内阁遗址实测图[22]

就笔者目前所见，自明初迄于清末的数百年间，传世宋写本谱牒被记录的线索仅见于清内阁大库“循例”编写以供内部清查的若干书籍目录。考内阁大库档案相关整理成果，清代《内阁书籍表章目录》、《内阁大库档册》、《东大库存贮各项书籍清档》等三种书籍目录均载录了宋写本残卷《宗藩庆系录》的信息，且各本残存卷数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内阁书籍表章目录》、《东大库存贮各项书籍清档》均将《宗藩庆系录》误作《宗藩庆丝录》。另外，《东大库存贮各项书籍清档》明确编定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其余两种目录编定时间不详，但应都早于光绪二年。[23]以《玉简斋丛书》收录的大库官钞本《内阁大库档册》为例，该书目按礼、乐、射、御、书、数六书分库，每库内各箱各架盖依千字文排序，礼、乐、射、御四库重点为档案及碑图之目，书、数两库主要为书籍之目。其中，数字库之果字架上层藏有“宋《宗藩庆系录》四十七本”，果字架上层所有藏书目录具体如下： 

图3.内阁书籍表章库之杂乱档案[26]

二、上海图书馆藏宋皇族谱牒及其来源蠡测

上海图书馆是海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统计显示，它藏有中国家谱3万余种30余万册，约占《中国家谱总目》合计收录中外公藏家谱总数52401种的60%，覆盖全国400个左右姓氏。其中，上海图书馆藏善本家谱便有200种以上，而最早最珍贵的善本家谱无疑是宋写本《仙源类谱》残叶，允为“镇馆之宝”。[35]此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清抄本《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无论宋写本还是清抄本，对我们完整深入地探讨赵宋皇族谱牒均有重要价值。

据笔者赴上海图书馆实地查验，该馆所藏真正的宋写本《仙源类谱》残叶只有一页完整封面和半页正文。[36]封面系黄绫装，体现出宋廷官修皇族谱牒的华贵典雅，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各册完全一致。封面上题签书名“[宋]仙源类谱”，“宋”字已阙，“谱”字下双行小字“太宗下第七世卷二十二”，表明该卷目次。正文半页共五行，但其中多见残缺，姑照录其文如下：

子五人一子不及名

长不碍

次□□政和□年八月二

十日生因叔祖仲

□□□□□□□□

在封面与正文残叶之间，上海图书馆收藏时还单独另附一纸，上面分双行写着“此开接士忻 此开应三十九”共十一字，该文字显系近人所记，但不知谁作，其意也颇令人费解。有意思的是，笔者在全面整理国家图书馆藏宋写本《仙源类谱》时，发现太宗下第七世卷一百三十八合计封面仅八页，记录赵士恢诸子等信息，但卷尾明显有阙，第八页最末所记正是“士忻”之名，而赵士忻诸子已残缺不存。为此，笔者进一步核查《宋史·宗室世系表》，发现世系表载录荣国公赵仲輗之子士、士瞫、士恢、士忻等人，士忻则有子依次为不碍、不均、不群、不窋等四人，而赵仲輗弟弟中也有名仲者。[37]如此一来，世系表的信息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写本内容完全可以互相印证，上海图书馆宋写本残叶所谓“长不碍”正好接续国家图书馆藏残卷所录“士忻”，赵士忻“子五人一子不及名”、赵不碍“叔祖仲”等信息也与《宋史·宗室世系表》所载人物关系全部契合。由此我们足以确证，今藏上海图书馆宋写本半页正文就是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太宗下第七世卷一百三十八末尾残缺散佚内容的一部分。盖前者连同宋写本封面皆系从晚清内阁大库中流出，不意百年之后还能前后衔接，南北合璧。唯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封面（题太宗下第七世卷二十二），今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太宗下第七世卷二十七之前恰好有一册残卷封面及卷首部分正文已佚，就卷目次序而言，两部分颇怀疑出自同一卷，但由于残卷缺损较多，只能存疑俟考。

至于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由于来历不明，则更少为人所知。有学者曾谓《仙源类谱》尚存一百四十卷[38]，但据笔者目验比较，其实清抄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残存卷数与国家图书馆藏宋写本相同，即《仙源类谱》存三十卷（册），《宗藩庆系录》存二十二卷（册），只是今存《仙源类谱》最后一卷题为太宗下第七世卷一百四十，故以此残存末卷之目误作传世总卷数。事实上，清抄本书写内容的每页行款都完全仿宋写本格式，甚至连宋写本字迹漶漫或避讳缺笔之处，也一概沿袭照抄，不加任何修饰改动。可见，清抄本就是以宋写本为底本忠实照录而来，弥足珍视。所不同者，清抄本内容整理次第颇为错乱，看起来只是简单按照两部书的卷目数字大小排列，如《仙源类谱》最前面所列卷次分别为太祖下第六世第一卷、太祖下第七世第二卷、太宗下第六世第四卷、太宗下第六世第六卷、太宗下第六世第二十一卷、太祖下第六世第二十二卷……这既混淆了各世系的先后，也全然不顾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赵廷美等三兄弟之间的尊卑等次关系。

而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残叶究竟如何得来？清抄本又是何人抄录呢？无奈因为岁月变迁，图书馆方面并不能提供直接的入藏证据或有价值的相关线索。唯1957年上海图书馆曾整理编写过馆藏善本书目，明确所收之书截止1956年九月以前入藏者，经、史、子、集四部合计共2470种，编纂者且称：“本馆成立不久，充架无多，宋元旧椠甚少，清刻精刻及抄本亦间列入，宁过而存之。”[39]然而，遍检该书目，竟未著录宋写本谱牒残叶及清抄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确知这到底是编目疏忽遗漏，抑或当时相关谱牒尚未正式入藏上海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仙源类谱》上钤有若干藏书印，实有助于解开宋写本和清抄本来源等种种谜团。其中，宋写本封面左下角即书名题签之下钤有一方白文印，经仔细辨识，当为“食旧德斋”四字（参见图4）。正文残叶的右下角则钤有三方朱文印。其一系上海图书馆的藏书章，其余两印呈上下垂直排列，上方印文是“刘”字加上不易辨识的花押，[40]下方印文则很明显是“诗孙”两字（参见图5）。若按一般用印习惯，颇疑此即名“刘诗孙”者的私人藏书印。[41]

图4.宋写本封面钤印“食旧德斋”              图5.宋写本残叶钤刘诗孙印

若进一步考证“食旧德斋”、“刘诗孙”，我们竟发现两者都与近代以来扬州宝应刘氏家族直接相关。清代扬州学派中以经学名家者有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刘恭冕等宝应诸刘，在学术史上俱卓有影响。[42]其族裔刘岳云（1849-1917），字佛卿（又作佛青），登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累官户部郎中、绍兴知府。[43]刘岳云书斋用《周易》讼卦爻辞，起名“食旧德斋”，其治学则兼采汉宋，学贯中西，尤致力于经世之学，一生著述颇丰，个人文集即称《食旧德斋杂著》。刘岳云子刘启瑞（1878-1961），字翰臣，考取清代最后一榜光绪三十年（1904）的进士，官内阁中书，尝与昆冈等同纂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又与章梫同校《德宗实录》。更关键的是，前节所引罗振玉《集蓼编》显示，张之洞曾委派曹元忠、刘启瑞二人专门负责内阁大库档案图书的整理工作。缘此之故，刘启瑞除继承延续其家“食旧德斋”旧藏外，尤着意网罗内阁大库善本秘籍。[44]如傅增湘在研究清代殿试时，曾罗列食旧德斋藏内阁大库散出的清殿试卷子91种，另有18种李季高藏卷，傅氏标注亦系宝应刘氏旧藏，合计109种殿试卷，多出自阮元、赵翼、龚自珍、康有为、凌廷堪、俞樾、曾国藩等名家巨擘。[45]最近，更有学者在傅氏目录清单之外，新发现南京图书馆藏两种清代殿试卷上也钤有“食旧德斋”之印。[46]当然，刘氏藏书之富远不限于殿试等清代文献，其中不乏宋元珍秘之本。傅增湘曾遍访中日公私所藏汉籍善本，其中刘启瑞便是他时相往来并反复提及的藏书大家。[47]事实上刘启瑞家族珍藏的不少珍贵善本，后来即多归于傅氏，刘氏藏书除“食旧德斋”之印外，也常见“刘翰臣珍爱”、“抱残守缺斋”等钤印。至于“刘诗孙”，其实正是刘岳云之孙、刘启瑞之子刘文兴（1910-1960），诗孙乃其字，其克承家学，曾先后任职于辅仁大学、兰州大学，有刘台拱年谱、刘宝楠年谱等多种论著。[48]另外，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仙源类谱》之中还留有一张刘文兴亲笔书写的夹签，题写的具体内容如下：

结合对写本钤印内容和宝应刘氏家族的初步考证，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晚清时局混乱之际，刘启瑞因受遣整理内阁大库档案之便，广搜原来深藏内府的宋元明清善本秘籍，宋写本“原装（封面）一个，又半页（正文）”应该就是在那时为刘氏罗致，并钤以刘岳云、刘启瑞父子相承的“食旧德斋”家族藏书印。与此同时，刘启瑞又利用出入内阁整理的机会，据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抄出一份副本。也只有如他这样有条件完整比勘过宋写本谱牒的内容，才可能针对散出宋残叶留下“此开接士忻”这般明确的内容提示。另一方面，清抄本的目次排比较之国家图书馆藏宋写本要更为错乱，这也说明抄录副本的时间应当在缪荃孙完成《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之前。此后，刘氏家藏珍本又因为种种原因，或出售或捐赠，纷纷散入各公私藏家。其中，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写本残叶及清抄本，或出自刘文兴的个人捐赠行为。他在捐出之先，于宋写本残叶上钤印自己的“刘”姓花押与“诗孙”之章，并特意在写本内附加注明所存卷数页数、个人姓名及扬州、上海两处完整通讯地址等信息的便条。尽管斯人已逝，刘文兴此举背后有何深意已无法揣度，但客观上确实为今人追溯宋写本和清抄本赵氏皇族谱牒的源流变迁、还原文本传播庋藏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关键性线索。

三、罗振玉藏“宋写本玉牒残叶”辨析

内阁大库旧档案文件不断散佚四出的历史事实，包括上海图书馆得自宝应刘氏的封面及半页谱牒，在在提醒我们，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残帙也许尚有其他流失于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外者。为此，笔者曾尽可能地检索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日本等重要公藏机构的古籍善本目录和家谱目录，并实地探访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犹他盐湖城家谱图书馆、波士顿新英格兰家谱学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相关学术机构，但均没有新发现。目前仅可补充的唯一重要材料，就是罗振玉的“宋玉牒写本残叶跋”，详载并辨析其旧藏宋写本“玉牒”，故全文迻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