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 |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原标题为《不分科与科学：新文科构想的渊源及取向》，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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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的总体考虑，目前看主要有两个创新取向，一是与自然科学相融合，二是与应用学科相趋近。两方面相辅相成。这一构想主要是针对文科的现状，试图有所调整改变，以适应社会需求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过，作为带有方向性的高层设计，还应该从文科应有的作用，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考量，增强积极进取的思维。具体如何取向和做法，则要探究事情的渊源流变，知道来龙，才能更好地把握去脉。思考的方向主要也有两个，其一，新文科是以现行分科之学的状态为依据，因而要从分科的由来谈起。其二，新文科是以文科的现状为评判，由此要探究文科应有的功能。
首先谈分科的由来及其问题。无论融合自然科学，还是趋近应用学科，都是以现在的分科之学为预设前提。关于此节，可以从下列四个层面加以研判：
其一，中国的思想学术本来不分科，分科是晚清以来西学输入演变成新学和西学为体的新式教育系统化普遍化的结果。中国重综合，欧美重分析，因而中国重通人，欧美多专家。民国时专家多是贬义，与时下以为美称大异其趣。通人难出，专家易得，分科专门反而成了便于传承的凭借。其实，欧美也有不世出的通人，声誉地位较专家高出不止一筹。就时间而论，专家之学与分科之学显然存在密切关联。
其二，分科之学其实就是“科学”，但是不一定“科学”，也无法更加“科学”。汉语“科学”本来的意涵之一，就是分科之学，所以，要使分科更加科学，从词源到能指，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分科源于欧洲，但是为何要分以及如何分，语焉不详。而且各有各的分法。近代中国的分科固化，受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两国后起，都很难理解欧洲各国的分别及其讲究争议（包括什么是科学，英国与欧陆不同；而德国则人文也能科学。留法的杨成志曾经困惑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的分歧以及双方由此而生的激辩，不知所以然，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觉得多此一举），只能清晰分界，否则无从把握。
其三，近代国人都以分科为科学，批评中国传统学术不分科。傅斯年出国前亦如此，留学后才知道不应该说学某科学，而是研究一套或几套问题。因为分科的系统都是后来造成的，有许多分科的讲究，脱离了原来的问题，将就后来的系统，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挖了个坑自己跳进去爬不上来。受分科之学的教育者，用分科的知识与眼界，研究各种并非分科发生的问题，很难认识通透。
其四，无论中外，学问本来不分科，所以不能跨学科，只能努力理解不分科。在现有的分科体系之下，终生学一科还往往力不胜任，如何能够轻易跨到其他科去？除非别科可以不学而能，或是如几省边界跳来跳去的土匪式学问。如今都是专门教育，很少有不分科的知识，因而大都被自己学习所得的知识所框缚局限。在此基础上，“小师”教不出大师。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教书的老师大都是通人，学生则已成专门。而如今的国学院，老师就是专家，要想教出通人，绝无可能。即便出现通人，也绝不是教出来的。一般人很难回到不分科的状态，更无法把握分科的由来及其演变。
其次谈文科应有的价值。文科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也有以社会科学覆盖之说，渊源应来自德国），融合自然科学与趋近应用学科，与自然科学需要融合文科显得更有文化，以及应用学科趋近文科以便更有学理一样，体现了各自分科的限定与不安，预期的目标，大概是使得文科更能解决具体问题，更加适用于现实需求。若此，则有本末倒置之嫌，无法体现文科应有的价值，应当有所调整。从以下几点可以探知一二：
（一）中国文化的长处与短处。早在1919年留美期间，陈寅恪就对吴宓详细阐述中国思想文化的长处与短处：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界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业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据此，中国的问题恰好是在太重实际，不究虚理。重实际可以致富强，但趋时则容易过时。中国传统，学以致用，通经致用，没有为学问而学问的纯学术，有用无用，成为检验标准。不断要求有用，结果无用的往往都是原来以为实用的。如清初的实学，清末即被指为不切实用。要增强文化辐射力，能够引领世界，则须永不过时的虚理，能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至为关键。
（二）唐宋新儒学以佛教义理之学大幅度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能力。仍据陈寅恪所说：
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
唐宋时期的韩愈、朱熹，天竺为体，华夏为用，一方面尽力吸收佛教，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创造出儒表佛里的新儒学即理学，使得中国文化的能力大幅度提升，不仅管了后面的一千年，而且对周边产生强劲辐射力。近代国人单从反专制角度裁量理学的作用地位，只是一时之见。
（三）与陈寅恪的说法相应，1917年蔡元培接掌并改造北京大学，五大举措之一，就是大学只办文理两科。这两科均为基础学科，应用性强的工商农医则应脱离北大，独立为技术性专科学校（其余两项人们很少征引的举措是大学老师必须有研究才能上课，以及讲课必须用汉语）。因为大学是深究学理的，理科的发现与人文的发明，至关重要。自然科学的发明是技术，发现才是真理；人文的发现是读书得间，发明是贯通。文理两科旨在解决原创力问题，也就是如何以学问、美术胜人的问题。
结合上述两方面，作为战略考量，新文科有两个不同取向：一是面对现实，着眼于社会市场性需求，增强实用性机能。二是面向未来，着眼于中国未来的一千年以及引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继孔子和朱熹之后，打造民族文化的崭新芯片，作为新千年中国发展的驱动器和人类走向的领航机。前者落实，后者向虚，多少有些相反相成的意味。相比之下，改变不究虚理应该是重心所在。因此，作为文化发展战略，着眼点应在第二项，提升创新能力和增强创新机制，而成败的关键，则是吸引天赋异禀的读书种子，超越分科治学的局限，做看似无用实为大用的纯粹精神探究，结合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的革命经验，构建体系化的文化价值。概言之，不是各方面拯救文科，或是文科向其他学科借力，而是要发挥人文学科自身的优势，提供精深博奥、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救国经世根基的精神学问。
这样的战略考量，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以及世界影响力的强弱，需要面对和解决几大难题：
其一，建构新的文化体系，确定立国之本。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随着皇权制度解体，西方文化大举进入，纲常伦理的文化核心失范，基本情势与唐宋时期有些近似。戊戌维新康有为等人融合中西，创造新学，失之于浅。“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则失之于偏（片面化和绝对化）。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想要重建价值体系，迄今为止，方向大体明确，具体仍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如何在西学已经为体的情势下，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借由元典建构出能够济世安民、中华为用的新体系，使中国再获千年的长久国运，至关重要。
其二，登顶之后的自我意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很可能走向世界最前列。在一元化世界体系的排序下，追赶阶段主要目标是如何才能成为他者，办法主要是仿效。而一旦达到最高峰，则需要转而关注“我为何是我”。如果不能明确回应，则必然陷入迷茫，很难保持在顶峰。近代以来，世界上昙花一现的登顶不少，长期屹立巅峰的却不多，原因之一，就是不知我何以成为我，民族和国民整体迷失，缺乏动力。目前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应该未雨绸缪，考虑到登顶之后如何能够保持强劲的内驱力，进而能够持久自信。
其三，增强文化辐射力。要成为世界的领航者，必须以理服人，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与内吸力。中国对周边辐射最强的时期，就是唐宋两朝，正好是韩愈到朱熹新儒家的建立和完善期。由向心力产生的辐射效应，可谓最有力道的软实力。
新文科作为战略思维，应该向着看似不实用而其实有大用的方向，探索至理，追求发现与精神学问，而非只看眼前的具体问题，一味追求立竿见影的实效。因为追赶阶段可以模仿，登顶之后必须独创，这是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引领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就在于能否如韩愈、朱熹那样，西学为体，中华为用，尽力吸收与不忘本来相辅相成。这既是新文科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达成增强民族创新力构想的必由之路。
与之相应，应该有具体的制度性保障。概言之，至少应提出下列原则：
第一，改变一刀切的招生办法，吸收读书种子，不要将标准化即平庸化的取材方式视为绝对公正合理，要实现铸造民族文化芯片的战略目标，必须吸引天赋异禀之人，养成具有超越意识的不世出高人。
第二，变课题导向的出货为养成导向的出人，改变培养制度，不要用专家教授通人，不要用找工作和收入衡量学科和学问。人文学科大都或主要并非为找工作而设。主持其事的大家，是在大学科里出类拔萃，与在三四级学科里冒尖，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目前最为棘手的难题。
第三，建构长效机制，防止短期行为。新儒学的建成，从韩愈奠定基础，到朱熹集大成，经历三四百年。近代从康有为构建新学算起，已经百余年，不过问题要复杂得多，难度也大得多，需要许多代人有意识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奏功。这方面不仅是大学和教育界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应该改变一味以市场需求和就业为指标准则的人才培养取向。
第四，提倡科际整合，慎言跨学科。所谓融合文理，等于要求同时掌握两套知识，一般而言力所不及。即使面对相同相近问题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异，前者见异，后者求同，应该相通却不易协调。所谓跨学科，多是一厢情愿，一般很难跨过去。科际整合则是不同学科的人有共同研究和解决特定问题的兴趣，各自运用相关学科的长项，攻克难关，解决问题。目前所见最为经典的是梅毒从欧洲带到美洲变异后再返回欧洲的传播，以及公元三至五世纪全球气候异常等问题的多学科集众研究。
或有质疑，向传统经典寻求办法，是复古和乞求亡灵。经典过去解决不了救中国的问题，如何能够面向未来？其实恰好相反。唐宋诸儒是在尽力吸收外教的同时，防止用夷变夏，所以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现在讲就是要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并与中国的文化相融合。调试改造的作用，一是防止数典忘祖，二是必须适合国情。这个国情，是变化中的国情（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是回到古代。但是变化不能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不能全盘外化。这可以说是以复古为创新的新文艺复兴。
环顾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似乎永远都在路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固然不错，可是百年树人，不容有失。新文科如何取法，何去何从，起始的一步至关重要，理应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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