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宋徽宗的艺术学习与养成

文丨李方红

艺术学博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宋代皇帝历来重视宗室教育，鼓励宗室子弟进行文艺学习与创作，并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具体实施。宋代宗室文化在诗文和书画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宗室弟子大多热衷诗文、书画、哲学等方面的创作，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推动了宋代文学、书画、思想、哲学等方面的繁荣发展。宋徽宗即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接受宗室文化的教育，备受宗室艺术氛围的熏陶和鼓励。

▲ 宋徽宗

宋代皇子在未出阁前均需进入资善堂和宫学接受教育。资善堂建立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由真宗“诏筑堂于元符观南，为皇子就学之所，赐名曰资善，帝作记，刻石堂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大中祥符九年二月”条）此后，众皇子在资善堂就学成为定制。一般情况下，宋代皇子在8岁时进入资善堂，所学内容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四书章句集注》）可知皇子们在资善堂所接受的是基础教育。宫学是“以诸王宫为单位，每宫分设教授，对本宫子弟加以教育”。关于宫学的配置，元祐八年（1093）的一条记录可提供信息：“宜令于亲王旧地置学舍，及差官二员充诸王说书，就差逐位内侍四员充管干官。”（《宋会要辑稿》）这说明了宫学比资善堂较为高级。宫学所教授的内容兼具文韬和武略，如“读《易》诵《书》阅《诗》观《礼》”、“读书、作诗，习笔札、射艺”等。（《东宫备览》卷二）总之，皇子们接受的教育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兼顾诗文、书画、骑射等方面。

徽宗在元祐四年（1089）进入资善堂学习，并且在元祐八年（1093）转入王府宫学，直到元符元年（1098）实际出阁就藩。在资善堂、王府宫学期间，徽宗所学多儒家经典和诗文、骑射等内容。出阁就藩期间的徽宗所接受的艺术教育最为重要，如蔡絛记载：“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铁围山丛谈》卷一）徽宗在元符元年（1098）出阁就藩，搬入自己的藩邸，并且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艺术老师。因此，这一阶段的徽宗在艺术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宋代诸皇子只有出阁就藩时，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老师及学习内容。皇子出阁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是可以开府设属。在制度上，朝廷要为王府配备僚属。这些王府属官多是朝廷中有名望的学士，一般是皇帝亲自指定，如真宗为曹国公赵元俨亲自选僚属，至于其他属官多由皇子自行选择。徽宗就藩后很快为自己选择了艺术老师：“初与王晋卿诜、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铁围山丛谈》卷一）蔡絛不仅记载了徽宗的艺术老师，而且还梳理了其师承谱系。

▲ 宋徽宗《牡丹诗帖》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书学黄庭坚。在蔡絛的记载中，徽宗早年的书法教育直接来自于黄庭坚。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宋史·黄庭坚传》中评价：“山谷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这说明了黄庭坚的书法成就。徽宗本人对于黄庭坚的书法评价颇高：“黄书如抱道足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高下，无不如意。”（《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十七）综合判断可以推测徽宗黄庭坚与徽宗之间多半没有见过面，但是徽宗对于黄庭坚的书法是十分熟悉的，且称赞有加。虽然黄庭坚没有像吴元瑜、韩拙一样服务于徽宗藩邸，但是因着赵令穰的缘故，徽宗的书法仍然受到了黄庭坚的影响。

徽宗的书法除了学习黄庭坚之外，还师法古人，具体来说是指唐朝书法家薛曜。薛曜是薛稷的堂兄弟，其书法颇受褚遂良的影响，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卢文弨认为“曜书如瘦藤，其顿折处如肿结，在书家又别一体”（《抱经堂文集》）。考察薛曜的《夏日游石淙诗帖》发现，徽宗早年的书法风格与其十分相近。因此，不能因为吴元瑜书学薛稷，就判断作为学生的徽宗学习薛稷。

花鸟画学吴元瑜。北宋宫廷花鸟画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黄筌父子引领下用笔工整、设色浓艳且富有装饰化风格主导了北宋前期的宫廷花鸟画发展。画史记载：“筌、居寀画法，自祖宗以来，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宣和画谱》卷十七）足见黄筌、黄居寀父子的花鸟画风格在北宋前期宫廷画院中的巨大影响。二是神宗朝开始的北宋中期，以崔白为代表，注重写生，刻画物象细致、传神，富于野逸情致。崔白为北宋中期的花鸟画开创了新的风格，画史评论：“自崔白、崔慤、吴元瑜既出，其格遂大变。”（《宣和画谱》卷十七）三是徽宗朝出现的花鸟画新风尚，主要以徽宗及其主导下的画院为代表，其风格中讲求形似与神似的统一，摒弃了呆板、图绘式的因素，并且接受了崔白、吴元瑜绘画中的活泼互动因素。

徽宗的花鸟画传承来源于崔白、吴元瑜，据蔡絛记载：“（徽宗）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铁围山丛谈》卷一）从上引文献可知，徽宗的师资传授谱系是：崔白→吴元瑜→徽宗，具体来说徽宗的花鸟画教育直接来自于吴元瑜。

▲ 宋徽宗《芙蓉锦鸡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吴元瑜在《宋史》中无传，画史中记载：“武臣吴元瑜，字公器，京师人。初为吴王府直省官，换右班殿直。善画，师崔白，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去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画手之盛，追踪前辈，盖元瑜之力也。故其画特出众工之上，自成一家，以此专门，传于世者甚多，而求元瑜之笔者，踵相蹑也。”（《宣和画谱》卷十九）从中可知吴元瑜在端王府邸任知客，徽宗跟随他学习绘画。吴元瑜的绘画源自神宗朝宫廷画院，师承崔白，并能自成一家，这与蔡絛的记载相一致。

可以确定徽宗早期的花鸟画观念和实践来自于崔白、吴元瑜。崔白作为神宗朝宫廷画院中最受重视的花鸟画家，御府中藏有其画作两百四十一件。因此，徽宗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亲自观赏、临摹崔白的作品。在吴元瑜的亲自指导下，加之崔白的影响，徽宗的花鸟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画继》卷一）引文中的“生漆点睛”的例子说明了徽宗的花鸟画注重形似，专注法度。

山水画学韩拙。徽宗早年与驸马王诜、宗室赵令穰交往密切，其山水画风格可以追溯到王诜的《烟江叠嶂图》《渔村小雪图》和赵令穰《湖庄清夏图》《柳亭行旅图》。虽然徽宗的山水画受王诜、赵令穰的影响，但是其山水画具体接受韩拙的指导。至于韩拙成为徽宗艺术老师的缘由，张邦美在宣和辛丑年（1121）写到：“公（韩拙）自绍圣间担簦之都下进艺，为都尉王晋卿所惬，荐于今圣藩邸。继而上登宝位，授翰林书艺局祗候，累迁为直长秘书待诏，今已授忠训郎。”（《山水纯全集·后序》）从中可知，韩拙是王诜推荐进入徽宗藩邸，并成为徽宗的山水画老师。因此，韩拙与吴元瑜一样，在徽宗的藩邸负责指导徽宗的艺术教育。

韩拙的山水画艺术，张邦美评价为：“（韩拙）每临笔砚，多戏以窠石。既冠，从南北宦游，常于江山胜概为所乐者，图其所至之景，宛然而旋踵于前。继而工画于山水，则落笔惊世，不苟名于时，但游艺于心术精神之间，至于烂额焦头，穷年皓首，过于书籍传癖，未尝一日舍乎笔墨，犹恐学之不及也。”（《山水纯全集·后序》）韩拙的绘画作品今已不传，但是留给了世人一部山水画理论著作《山水纯全集》。通过《山水纯全集》，韩拙对师法造化、对景写生、“六远”、皴法等问题都有详细论述。这些山水画的理论和技法同样是徽宗所接受的艺术教育内容。

在韩拙的指导下，徽宗的山水画也呈现出北宋晚期的风格面貌，即注重山水画中的诗意表达，充分运用韩拙所说的阔远、迷远、幽远方式进行空间构图和树石造型结构，营造出一种平静、悠远、诗意的山水风格。徽宗的这种山水画风格可在其《奇峰散绮图》中得到很好的印证，邓椿对此论述到：“已而又制《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叠秀，则阆风群玉也；明霞纾彩，则天汉银潢也；飞观倚空，则仙人楼居也。至于祥光瑞气，浮动于缥缈之间，使览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飘飘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画继》卷一）此外，徽宗的山水画还受到宋迪的影响。宋迪被韩拙认为是北宋第一流的山水画家，并首创了“潇湘八景”图式。据张瀓记载：“（徽宗）作朝云弄日、晚雨昏江、渔市晨烟、江村晚霭、遥山骤雨、叠嶂残霞、雾锁松溪、雪迷山路，澄江印月、晴麓横云、春谷冰销、秋山雨霁、官桥雨柏、野渡风松，每景御题其目，印以‘御画之宝’。宝纵广五寸，泱泱哉天人之极趣也。回视宋迪之《八景》何足道哉。又有八胜横看，无朝云晚雨、春谷秋山、官桥野渡六段景，题云：因阅宋迪《八景》戏笔作此，名之《八胜图》云。”（《画录广遗》）从张瀓的论述中可知，徽宗显然认同宋迪的山水画风格，并进行过细致的临摹，还据此创作了《八胜图》。

徽宗接受的艺术教育最为成功，其在就藩期间全面提升了自己的艺术学习，自主选择了黄庭坚、吴元瑜、韩拙等人作为其书画老师，并且通过临摹从薛曜、宋迪等前人的作品进一步坚实了自己的艺术根基，塑造了自己的文艺观念。徽宗的文艺观念和绘画实践在其继位后推动了皇室绘画的发展，促进了两宋之际宫廷绘画风格的转变，为中国绘画风格史上的“宋元之变”提供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