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文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再探

——以“臨川本”與“杭州本”關係為核心的考察

文丨劉成國

關於王安石文集（以下簡稱“王集”）的版本情況，學界已有相當豐厚的研究^[1]。一般認為，王集版本主要有兩大系統。一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舒州郡齋所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以下簡稱“龍舒本”），一百卷；一是南宋紹興年間所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對於前者的編撰、流傳，向無異詞。對於後者的研究，大致可分兩派：一派認為，現存百卷本《臨川先生文集》皆以南宋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於撫州臨川所刻王集為祖本，此即“臨川本”。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據“臨川本”重刻於杭州，此即“杭州本”。此後各朝據“杭州本”遞相刊印，直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遷據“臨川本”覆刻，於是“臨川本”與“杭州本”並行於世^[2]。一派則認為，所謂“臨川本”早已失傳，“（王荊公詩文）流傳到現在的，只有杭州和龍舒兩個刻本。”“應（雲鸑）、何（遷）兩本都在直接或間接據杭本重刻，以後各本和四庫全書本，一脈相承，也都源出杭本。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荊公詩文在過去八百年間，杭本實居獨佔地位。”^[3]前者是學界主流，自清代四庫館臣一直延續至今；後者以趙萬里為代表，而應者寥寥无几，屬於少數派^[4]。

以下本文擬以若干新見史料為據，重新梳理王集在宋代的編撰、刊刻及流傳等過程，從零星片段的文獻記載中，拼湊還原高宗朝王集各版本的大致輪廓，劃清它們彼此間的界限，而重新探討“臨川本”與“杭州本”之關係。

自神宗熙寧十年（1077）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去世，王安石一直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優遊林下。和歐陽脩晚年手編《居士集》不同，他未曾親自編纂個人的詩文作品，而是寄望于門人弟子。蔡絛《西清詩話》卷下載：“王文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5]蔡絛是蔡京之子，蔡卞之侄，而蔡氏兄弟是北宋後期新黨黨魁，蔡卞又是王安石之婿。這個記載，應當可信。可見，王安石並不希望他全部詩文都刊刻行世，而冀望門人弟子編撰時有所選擇去取。

徽宗即位後，繼續推行其父神宗與王安石在熙寧、元豐期間創立的各項新法，意識形態方面則不遺餘力尊奉王氏新學。政和三年（1113），王安石被追封為舒王，配享文宣王廟^[6]，其身後榮耀已臻頂峰。在此背景下，重和元年（1118），薛昂（字肇明）奉詔編集其遺文，辟文字檢討官三名，在其府中編集：“重和元年六月壬申，門下侍郎薛昂奏：‘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乞更不置局，止就臣本府編集，差檢閲文字官三員。’從之。”^[7]北宋後期諸臣中，只有王安石獲此殊榮。南宋魏了翁曰：“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為詳備。其書則經史、圖牒、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內經，而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以至張官置吏，咸軼故常。”^[8]

薛昂是王安石高足，杭州人，登神宗元豐八年（1085）進士第^[9]。他是北宋後期王氏新學最重要的傳人之一，曾至江寧親炙王安石。徽宗一朝，他與蔡京、蔡卞兄弟關係密切，維護師門，盡心竭力，曾乞戒士人不得傳習元祐學術^[10]。他奉詔編集王安石文集，所辟三位檢閱文字官中，有兩位可考。一為范舜舉，字濟美，建州建陽人。政和五年（1115）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後薛昂延置門下教諸子，辟其為編集荊公遺文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於京師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11]一為陸韶之，字虞仲，錢塘人，進士登第。歷復州景陵尉、蘇州常熟丞、知開徳府衛南縣、真定府海州教授；又中詞學兼茂科，除敕令所刪定官，未上，授大晟府按協聲律，“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宣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止四十六”^[12]。王安石的長孫王棣，也曾參預其中。“杭州本”有王安石曾孫王珏題識曰：“曾大父之文，舊所刻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嘗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13]“先伯父大資”，謂王棣，字儀仲，賜進士出身^[14]。建炎三年（1129），王棣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率軍民固守澶淵，城陷而死，贈資政殿學士^[15]。

范舜舉卒于宣和二年（1120）三月二十六日，時任遺文所檢討官“僅逾月”，其時，薛昂奉詔編集王安石文集已有兩年多。最遲至宣和四年（1122）八月，薛昂、王棣所編王集應已完帙，題名為“臨川先生集”。呂德修《眉山唐先生文集序》曰：

近世以文集顯于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中略）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溫陵呂榮義徳修撰。^[16]

文忠公指歐陽脩，參政呂公指呂惠卿。神宗熙寧七年（1074），呂任參知政事；“紹聖中，（中略）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17]，故其文集稱《觀文集》，有一百卷^[18]。丞相張公指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大觀四年（1110），“起知杭州，過闕賜對，（中略）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19]有文集十三卷^[20]。舒王即王安石。四庫館臣以為，薛編王集未成：“昻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絛與昻同時，而並未言及。次山序中，亦祗舉閩浙本，而不稱別有勅定之書。其殆為之，而未成歟？”^[21]當代學者也大都贊成館臣所言^[22]。其實，這是不準確的。薛本編成後，當時便有士人获悉，如呂榮義。呂榮義字德修，晉江人，紹興十二年（1142）特奏名進士^[23]。“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廱事也。”^[24]政和、宣和年間，呂榮義混跡于京師太學，宣和年間曾與唐庚在景德寺比舍而居，故或能第一時間預聞“薛本”之編成^[25]。數年後，北宋即罹滅頂之災，“薛本”遂遭戰火銷毀，故其流傳有限。王珏“杭州本”題識曰：“後罹兵火，是書不傳。”^[26]魏了翁曰：“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全。”^[27]當是實情。

鑒於“薛本”的獨特遭遇，不難想像，能夠得見其書而又留下文獻記載的士人，必定少之又少。南、北宋間的文壇巨擘葉夢得，便是其中之一。葉夢得與薛昂在徽宗朝長期同朝為官，仕途同得蔡京提攜，交契非淺。其著述中屢引薛語，如曰：“予時為學士，劉徳初、薛肇明皆為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即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28]“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中略）余見蔡天啟、薛肇明，備能言之。”^[29]他提供了一條關於薛昂編刻王集的重要材料：

蔡天啟云：“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鸎囀’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頃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30]

蔡肇字天啟，潤州丹陽人。元豐間曾至金陵從學王安石，並助王修訂《字說》^[31]。今王集中，有多篇贈蔡之作。“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二句，“龍舒本”、“杭州本”及李壁注本、“應刻本”、“何刻本”等皆未收入。葉夢得將蔡語轉述給薛昂，可見他對於薛編王集的過程非常瞭解。而“求之終莫得”，似可理解為“薛本”編成後，葉夢得曾經寓目，最終確認薛編王集也未能搜輯到此篇。薛昂是錢塘人，靖康初致仕後歸杭州^[32]，而葉夢得恰於靖康元年（1126）十月起知杭州，建炎二年（1128）罷。在此期間，二人必有交集。建炎元年（1127）八月杭州兵變，二人即首當其衝：“是日，杭州軍亂。（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略）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33]薛家藏有薛編王集遺稿，故葉夢得可獲知篇章存佚之詳情。

葉夢得卒於紹興十八年（1148），自然無從得見王珏“杭州本”（紹興二十一年刻，詳下）；《石林詩話》撰成於建炎年間^[34]，則“臨川本”（紹興十年）、“龍舒本”（紹興十年後）等，葉也無從獲知。他所見之王集，最有可能是“薛本”。是以將《石林詩話》所引出自王集的詩文，與“杭州本”對勘，可窺“薛本”之一斑^[35]。

例如《詩話》卷上載：

（王荊公）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日，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只今集中，兩本並存。^[36]

此條所引前二句，出自王安石《次韻酬朱昌叔五首》其一；後二句出自《次韻酬朱昌叔五首》其三。“豈愛”，《詩話》諸本皆同，而“杭州本”、“龍舒本”等皆作“未愛”^[37]。這兩句詩歌，葉夢得明言曾驗之于王集。由此推斷，他所見的“薛本”即作“豈”。今《石林詩話》共引王詩數十首，與“龍舒本”、“杭州本”對勘，頗有異文。

在薛昂奉詔編集外，王安石的一些詩文、學術論著一直以單行本刊行。學術著作方面，如官方刊刻的《三經新義》、《字說》，熙寧之前刊行的《洪範傳》、《淮南雜說》、《易解》^[38]。詩文方面，則有以下流傳於世：

1、《奉使詩錄》。仁宗嘉祐五年（1060）春，王安石作為送伴使奉送遼使歸國，途中撰有三、四十篇詩歌。回朝後，王安石將這些詩歌編錄示諸親友，並寫下《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為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39]

《王文公文集》卷七十《出塞》其二題下原注曰：“此一首誤在《題試院壁》，觀其文乃是出塞辭。《奉使詩錄》不載，恐脫，不敢補次之，輒收附於《入塞》之後。”^[40]即明確提及《奉使詩錄》。《遂初堂書目》著錄有《王文公送伴録》、《王介甫送伴録》^[41]，此二書與《奉使詩錄》當為一書。今散見於文集中。

2、《手書詩》一卷。陸游《跋荊公詩》：“右荊公手書詩一巻。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42]這十三首詩是王安石的手書真跡，並刻石於臨川，今散入文集。

3、《建康酬唱詩》，一卷，《宋史》卷二百九《藝文八》著錄。據題名，當是王安石退居江寧後與友人弟子唱酬之作。

4、《半山集》，二卷。陸游《跋半山集》曰：“右《半山集》二巻，皆荊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于金陵學舍，今亡矣。”^[43]《半山集》乃陳輔所編刻。輔字輔之，號南郭先生，丹陽人。“少負俊才，不屑事科舉。文辭雄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略）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略）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44]陳輔“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與王荊公最雅素。荊公用事，他絕不自通。及公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45]他所編的這部《半山集》雖是選集，但因與王安石關係密切，其刊刻想必精審。

5、《半山別集》。汪藻《跋半山詩》曰：

《半山別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荊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祝邦直作淮南學事司屬官時摹印，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彥直，舊從荊公學，亦用此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黃魯直讀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揜也如此。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錄之，而表、啟不存一字，可惜也。然錄者極多舛誤，非不知其非真，但不敢擅下雌黃耳。今人謂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辨之，尤悵然也。^[46]

《半山別集》也屬選集，共收詩歌百餘篇，表、啟十餘篇，皆為王安石居半山時所作。刊印者祝廷，字邦直^[47]，括蒼人，紹聖四年（1097）進士及第^[48]，官至中大夫、衛尉少卿^[49]。大觀三年（1109），祝廷以提舉利州路學事送吏部與合入差遣^[50]。其摹印《半山別集》，當在此之前。另一位刊印者周廷俊，字彥直，信州弋陽縣人。“少力學自立，尤工詞賦”，以其子周執羔“策髙第，至大官”，得贈官為承事郎，凡十封為右朝奉大夫致仕。紹興三十二年（1152），年八十九，卒^[51]。

5、《臨川詩選》一卷，汪藻編選。《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七著錄：“《臨川詩選》一卷。汪藻彥章得《半山別集》，皆罷相後山居時老筆，過江失之，遂於《臨川集》錄出。又言有表、啟十餘篇，不存一字。”^[52]

除詩歌外，王安石的奏疏也曾由陸佃編撰成集。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今浙江紹興）。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祖父，王安石高足，《宋史》卷三百四十三有傳。英宗治平年間，陸佃曾至江寧受經於王安石。熙寧間，他對新法雖有異議，但在學術上則謹守師說，積極參預《三經新義》的修撰。哲宗元祐元年（1085）二月，遷吏部侍郎，修撰《神宗實錄》。修撰期間，“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為之晦隱。”^[53]王安石的奏疏，應當就是在此期間由陸佃編撰而成。今《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屢次提及陸佃所編王安石文字，共有八通奏劄，分別是：熙寧三年（1070）七月壬辰《答詔問馮京等處置事宜劄子》，李燾注：“此據陸佃所編文字。”^[54]熙寧三年（1070）九月，《論陳襄不當除知制誥劄子》，李燾注曰：“安石論襄，據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末稱九月日參知政事王安石劄子。”^[55]熙寧三年（1070）十一月《論交阯事宜疏》，李燾注曰：“安石奏，乃陸佃所紀者，不得其時，今因王珪劄子附十一月。”^[56]熙寧五年（1072）二月《論秦鳳沿邊招納事劄子》，李燾注曰：“陸佃所編安石文字。”^[57]熙寧六年（1073）正月《論宣德門事劄子三》，李燾注曰：“陸佃所編安石文字，有三劄子，皆論宣徳門事，今並附此。”^[58]熙寧八年（1074）十月《論星變不足信劄子》，李燾注曰：“安石劄子，今據陸佃所編增入，劄子稱十月而無其日。”^[59]這些奏劄均不載王集，而出於陸佃所編的王安石奏疏。尤褒《遂初堂書目》著錄《王文公臨川集》^[60]，又著錄《王荊公奏議》^[61]，後者當即陸佃所編。

據《西清詩話》，王安石曾批評李漢編篡韓愈文集時未予遴選去取，而作為其得意門人，薛昂編王集時又處於特定的政治高壓中，黨禁未除。可以想見，“薛本”所編詩文必定不全，有所篩選。除上述《長編》中八通奏劄不見於文集，其他一些涉及敏感政治人物的詩文，不予甄收，也在情理之中。比如，仁宗嘉祐年間，王安石與韓維、司馬光、呂公著並稱“嘉祐四友”，四人情好莫逆。他們彼此之間書啟往來，詩歌唱酬，數量必然甚夥。後因熙寧變法，四人在政治上分道揚鑣^[62]，而徽宗一朝，韓、呂、司馬又名列元祐黨籍碑之首，薛昂於相關詩文刪而不取，于情於理，都在所難免。如嘉祐二年（1057）五月，王安石離京出知常州，到任後曾致書呂公著，云：“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63]這篇過度謙抑、稱揚元祐黨魁的書信，現存王集皆失收。

北宋末、南宋初，閩、浙間另有王集刊本流行，不詳所自。紹興十年（1140），詹大和於撫州刊刻王集，黃次山撰序，曰：“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64]這個版本，可稱為王集的“閩浙舊本”。現存宋人著述中，似乎只有蔡絛《西清詩話》徵引的王安石詩文，屬於這個版本，由此可以略窺一二：

王文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而其文迄無善本，蓋鬻書者誇新逐利，牽多亂真。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元之詩也。《金陵獨酌》“西江空浪來天際”，《寄劉原父》“君不見翰林放逐蓬萊殿”，王君玉詩也。“臨津豔豔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姢”，皆王平甫詩也。此類不勝數。衆所傳諷者，多非公句。余每嘆惜於斯云。^[65]

蔡絛是徽宗朝權相蔡京幼子，宋室南渡後雖遭貶謫而得享高夀。《西清詩話》成書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刊行後即遭政敵攻訐而興起西清詩案^[66]。蔡撰《詩話》時，詹刻本（紹興十年）、“龍舒本”（紹興十年後）、“杭州本”（紹興二十一年）尚未刊刻，蔡自然無從寓目。而“薛本”最遲編成于宣和四年（1122），與《詩話》成書時間接近，蔡也未必得見，是以“（薛）昻亦曾奉詔編定其集，顧蔡絛與昻同時，而並未言及。”^[67]《詩話》既曰“其文迄無善本”，又曰“蓋鬻書者誇新逐利”，則似乎宣和年間在“薛本”之前，已有王集刻本行世。以時間推測，這很可能便是“閩浙舊本”。

《詩話》中共引7首詩，蔡絛以為皆是偽作，而鬻書者誤收集中，“誇新逐利，牽多亂真”。今按，《金陵獨酌》《寄劉原父》二首，確非王安石所作，今王集傳世諸本皆未載。“春殘”二句出自《晚春》，王集各本中，只有“龍舒本”收錄，題注曰：“或云盧秉詩。”^[68]“吾皇”二句，出自《西帥》，王集各本中，也只有“龍舒本”收錄^[69]。除蔡絛外，釋惠洪也認定《春晚》是王禹偁（字元之）之作：“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疏’，今誤作‘睡起茶多酒盞疏’。”^[70]《西帥》中用光武帝、隗囂之典，更切合于宋太宗遣將征黨項，而不契于神宗用兵熙河。而王安石字介甫（父），王禹稱字元之，二人之字極易相混。所以，這兩首非王安石作的可能性極大。“臨津豔豔花千樹”出自《臨津》。詩曰“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71]，指北宋進士登第後遊覽金明池，而王安國未曾登第，故此詩應為王安石之作^[72]。“天末”出自《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73]，王安國（字平甫）原作尚存，題為《金山同正之吉甫會宿作寄城中二三子》^[74]，故也屬王安石無疑。這兩首，現存王集各本均收錄，決非偽作。“不知朱戶鎖嬋娟”出自《上元夜戲作》^[75]，除《西清詩話》外，並無他證可以確定為王安國之作。

以上7首詩歌，有2首確是王作，2首確為他人所作，有2首他人之作的可能性較大，有1首真偽參半難以證實^[76]。“閩浙舊本”將以上詩歌全部收入，且“此類不勝數”，也就難怪蔡絛感慨王集“其文迄無善本”了。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撫州知州詹大和在“閩浙舊本”基礎上，於臨川刊刻王安石文集，題作“臨川先生文集”，世稱“臨川本”。黃次山為之撰序：

紹興重刋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中略）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為不朽。近嵗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刋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讎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客曰：“不然。皋、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為，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誤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為我志之。”

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77]

詹大和字甄老，嚴州遂安人，登政和八年（1118）進士第，“歷直州楊子縣尉、監泗洲糧料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尚書水部員外郎、淮南路轉運使、知江虔撫三州，再知虔州”。詹于撫州刊刻王集後不久，便“卒于臨安客舍，年四十八，時紹興十年十月癸未也”^[78]。據序所言，詹大和因見王集流行於閩、浙^[79]，而故鄉撫州反無暇刊刻，遂以“閩浙舊本”為底本，進行了一些校勘工作，並附上王安石的年譜，然後請黃次山撰序，予以刊刻。黃序稱此次刻本為“譜而校”，即言簡意賅指出“臨川本”是在“閩浙舊本”基礎上刊印而成。因刻於撫州（州治臨川），故世稱詹刻本為“臨川本”。黃序撰於紹興十年（1140）五月，而詹大和卒于本年十月。“臨川本”之所以“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如此倉促刊刻，或因詹已染痼疾，自覺時日無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在這種情況下，再兼以“閩浙舊本”原非善本，“誇新逐利，牽多亂真”，“臨川本”的品質也就勢必難如人意。故同時代孫覿曰：“比臨川刻荊公詩文，王荊公文刻於臨川，贗本居十之一，而錯謬不可讀。”^[80]後世對《臨川先生文集》的非議，主要是受到這些針對“臨川本”批評的引導。

“臨川本”的卷數，黃序未予交待^[81]，但前引汪藻《跋半山詩》曰：“過江以來二十年，求之莫獲，（略）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錄之。”^[82]汪藻卒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此云“過江以來二十年”，則此跋當作紹興十五年（1145）左右。他將所見王集稱為“臨川前後集”，則既非“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也非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所刻“杭州本”《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而“薛本”又失傳，則應當便是詹刻“臨川本”。畢竟，詹大和的墓誌銘，便是其兄詹至委託汪藻所撰^[83]，對於詹刻，汪藻必然知曉。《通志》著錄有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臨川後集》八十卷^[84]，應當就是“臨川本”（“臨川本”自“閩浙舊本”刊刻而來，僅做譜校，則二者亦應相同）。《通志》成書於紹興後期，作者鄭樵主要生活高宗朝，卒於紹興三十二（1162）年，其著錄王集應是親眼得見。余嘉錫曰：“此必南北宋間有此別本，鄭樵親見之，故著之於錄。”^[85]甚是。在此之後，歷代目錄學著作中，似乎只有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予以著錄：“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又後集八十卷。”^[86]然焦未必親見。

紹興十年至二十年間（1140—1150），在廬州舒城縣（今屬安徽），又有《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刻本出現。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珏於杭州兩浙西路轉運司刊刻王集，其題識曰：“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臨川”當指詹大和刻本，“龍舒”即此百卷本《王文公文集》。龍舒是舒城的古稱，因龍舒水流過而得名。據影印宋本，此龍舒本前後無序、跋，總目分上下二卷，其一百卷編次為：卷一至卷八為“書”，卷九為“宣詔”，卷十至卷十四為“制誥”，卷十五至卷二十一為“表”，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為“啟”，卷二十五為“傳”，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為“雜著”，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五為“記”，卷三十六為“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為“古詩”，卷五十二至卷七十七為“律詩”，卷七十八為“挽辭”，卷七十九至卷八十為“集句”，卷八十一至卷八十二為“祭文”，卷八十三至卷八十五為“神道碑”，卷八十六為“墓表”，卷八十七至卷一百為“墓誌”。其中，卷三十七至卷七十七詩歌部分，按“古詩”和“律詩”兩大類編次，不分律、絕和五言、七言，但每卷卻大致按照詩歌題材來分類，如唱酬、題畫、送別、詠史等。正文各卷又重出一遍細目，半頁10行行17字，白口，書口中間題書名簡稱、卷數，如“文集一”，下方為頁數，以及“胡木、孫 右、施光、阮宗、陳通”等三十餘名刻工姓名^[87]。

王珏稱臨川、龍舒所刊行，“尚循舊本”。這個舊本，指的就是黃次山為“臨川本”所撰序中所謂“閩浙舊本”。或以為“龍舒本內容和薛昂初編本比較接近”，並無任何根據^[88]。

紹興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孫王珏，時任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路常平鹽茶公事，於杭州刊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世稱“杭州本”。題識云：

曾大父之文，舊所刻行，率多舛誤。政和中門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資，皆被旨編定，後罹兵火，是書不傳。比年臨川、龍舒刊行，尚循舊本。珏家藏不備，復求遺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確，多以曾大父親筆、石刻為據。其間參用眾本，取捨尤詳。至於斷缺，則以舊本補校足之。凡百卷，庶廣其傳云。

紹興辛未孟秋旦日，右朝散大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謹題。^[89]

這段題語文詞簡潔，但所含資訊極為豐富。從中可見，北宋薛昂、王棣被旨所編的王集，因罹兵火，南渡後未能傳世。“比年臨川、龍舒刊行”的王集，即指詹大和的“臨川本”、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尚循舊本”之“舊本”，即“臨川本”序中所謂的“閩浙舊本”。儘管北宋“薛本”因戰火不傳，但薛昂家仍有遺稿（薛是杭州人，南渡後定居杭州，紹興四年卒）。王珏因家藏“曾大父之文”不備，故求之於其家^[90]。這些遺稿校訂精確，並多以王安石親筆、石刻為據（畢竟徽宗下詔編定，而編者薛昂是王安石高足，又與蔡京、蔡卞兄弟關係密切，王棣則是王安石長孫），又參以眾本，但仍然有所斷缺^[91]。於是王珏根據所見“舊本”補校足之，共有百卷。這些舊本，應當包括“臨川本”、”龍舒本”以及“臨川本”序中所謂“閩浙舊本”。

綜上所述，王珏“杭州本”主要依據的，是自家所藏王安石文，以及北宋薛昂所編王安石文集的遺稿。而詹大和紹興十年（1140）所刻“臨川本”、紹興十年（1140）後行世的“龍舒本”，以及“閩浙舊本”，王珏在刊刻時曾予以參校補足。至於“補校足之”的詳情，則不可知。例如，“龍舒本”中有多篇詩文，即為現存的《臨川先生文集》系統所無，而其中往往真偽參半。

王珏所刻“杭州本”，原本僅存殘帙，而元、明遞修本有十餘種。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有兩個“宋紹興中刻本”《臨川先生文集》殘卷：

這兩個殘本書名《臨川先生文集》，各卷細目緊連正文，行款半頁12行行20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黑魚尾，書口中間題寫書名簡稱及卷數，如“臨川集六”、 “臨川集五十二”，這些都一一相合。書口下方題寫的刻工姓名，就二本共有的卷五三、五四、五五這3卷來看，“金升”、“方通”、“金彥”。^[92]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杭州本”殘卷，卷三十七至四十九、卷六十一至六十九，有“沅叔藏宋本”、“沅叔審定宋本”、“雙鑒樓主人珍藏宋本”、“傅印增湘”等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