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9《建康志》的相关叶面一 图10《建康志》的相关叶面二 比较图9和图6可知，《建康志》中吴表臣和王彦恢的言论，与金吾本的异文叶中前两条文本十分相似，并且二者的叙述次序相同。比较图10和图5可知，《建康志》中讨论边防要害的七条言论，与残宋本异文叶的七条言论文本十分相似，并且二者的叙述次序相同。《建康志》中记载群臣讨论边防的九条言论，与两异文叶上下相合后的九条言论能够高度吻合，马家渡即为九条言论之一。从两书文字对比可以看出，《建康志》对于同一史实有过裁剪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南宋末年编修的《建康志》与成书于南宋中期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在记载部分史实时，史料关系密切。《建康志》在编纂时参照了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同源的史料，或直接参考了完足之本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前文已证，残宋本和金吾本的异文叶内容联系紧密，其他卷次亦无此缺叶，那么极有可能两异文叶都是《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本卷的一部分，二者极有可能是前后叶的关系。在《建康志》卷三十八中，首先引述了吴表臣守备七渡和王彦恢措置建康的言论，其后紧接着便是关于“两淮”的三条言论和关于“江面”的四条言论，而这九条言论与前附图片次序：图7→图6→图5→图8完全一致。由此可知，金吾本异文叶当在残宋本异文叶之前，即“诏引对守臣，自今除代并引对，从左司谏吴表臣之请也……寻罢司，只令明州守臣总领之……又有言曰汉阳……”。“除代引对”，是指“前任守臣秩满，后任除授代替前任，由知阁门事引导前任守臣轮对”。图7大字纲的“引对”和图6小字目的“引对”衔接紧密，文意通顺。“寻罢司，只令明州”一句，似乎是在叙述前文罢免沿海制置司的史实，但没有叙述完。在《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的记载：伏见浙东、西各置使提领海船，浙西仇悆于平江府许浦镇驻扎，然控扼山东海道，尚为不可废者。浙东差吕源，于明州提领，则非仇悆比。近见指挥，令吕源于已到岸海船内择近下料例船一百只，先以发回朝廷，已灼见其利害。望罢吕源一司官属，见在舟船，只令明州守臣兼领。[33]据此可知，浙西沿海制置司在平江府，由仇悆提领。浙东沿海制置司在明州，由吕源提领。其后罢免浙东沿海制置司[34]，两处舟船，由明州守臣兼领。“寻罢司，只令明州”后当有“守臣兼领”一句，而残宋本的异文叶开头便是“守臣总领之”，虽然“总领”不如“兼领”表达意思更为准确。从以上证据来看，残宋本与金吾本的异文叶应当是雕版印刷中印版的上下版面关系[35]。结合刻书印装工序推测，异文叶的产生，是刷印工人在工作中将上下版面漏刷造成的。残宋本的版心叶数连续，允为原刻，并无后人挖改纸面痕迹，推测应是残宋本刊刻时，所据的是一个缺印上一版面的本子。而刊刻者不察，以为文字不缺，故而雕刻的新版片叶面连续，但文意已断。由此可知，残宋本应是一个翻刻本。而金吾本所出的祖本，是一个漏印下一版面的本子，传抄过程中也已不察，失去对缺叶的判断。上下版面参差漏印，这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笔者所作也只是依据现有条件的合理推论，尚待进一步确证。在前两节，笔者已将金吾本与蓉镜本、残宋本进行了比较。根据文本差异和缺叶情况可知，金吾本与蓉镜本源于同一祖本，而该本并非残宋本，两种本子在卷四中相互缺叶，并可相互补全。至于陆心源本的情况，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暂无法看到该本，但据亲自看过该本的虞云国称“卷十四首缺隆兴元年二月以前纪事半叶或一叶半；卷十六首叶五行下端各缺一字……卷十八淳熙六年二月以下双行‘目文’屡有脱字，且位置多在书版下端边角之一二字，但据上下文意不难校补之，所据影写者显为虫蚀之本[36]。”陆心源本的这种部分叶面缺失，并且后几卷接近版心下方书根处屡有缺字的特征，在金吾本与蓉镜本同样具备，而此三种抄本行款基本相同，因此，笔者推测这三种抄本具有同源性。张金吾所藏的金吾本保存较好，保留了宋讳；而张蓉镜于“邗上”（今江苏省扬州市）所得只有前两本（即前六卷）的抄本残缺严重，因而借阅了金吾本补全，并改正了部分错误。陆心源影写本与金吾本、蓉镜本有密切的同源关系。张金吾、张蓉镜和陆心源在校勘抄本时，为何没有利用残宋本？该本除钤有约为宋元时期的“国学官书”“清乐轩”“姜氏图书”“姜氏家藏”朱方，明代晋王府的“晋府书画之印”“敬悳堂图书印”朱方和民国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朱方外，再无其他收藏者钤印和清代藏书家的著录，故笔者推断残宋本可能是隐晦不显的本子，长期未被关注，也未被传抄，因此张金吾、张蓉镜和陆心源均未见到该本。此外，成书于理宗朝后期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37]，其高、孝两朝部分多引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38]。金吾本异文叶的五条史料，除第四条外，其馀均删减后收入该书，而残宋本异文叶八条内容却不见于该书[39]，又由于金吾本在卷三、卷十四、卷十八所缺叶面的内容，该书未缺。因此，笔者推断刘时举编纂《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时，所引用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当是一个与现存三种抄本的祖源之本相同的本子。而同样成书于理宗后期的《建康志》，则引用了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同源的史料，或直接引用了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该本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在卷四完整连贯地记载群臣讨论边防的九条言论。从上述推断来看，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子造成的。各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被他书所引用的版本情况，见下列版本关系图所示。 
图13 现存《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关系图[40]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大致对《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内容等情况有初步认识。首先，蓉镜本与金吾本关系密切，当源于同一祖本，而该本与残宋本不是同一系统的本子，《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所述有误；其次，再造本配补所用的金吾本，是一个文字讹误较多的本子，相比较而言，不如蓉镜本精善；最后，通过比对异文叶内容，对现存几种版本之间关系进行了合理推断，并且得出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即完整连贯地记载群臣讨论边防的九条言论之足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和残宋本，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子造成的。现存记载南宋孝宗朝的史料不足，而《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残宋本缺失卷帙又多在孝宗朝部分，金吾本和蓉镜本反而缺失较少，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另外，前人在整理与研究宋代史籍时，利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进行校勘、研究者，仅见于《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41]、《〈宋史•本纪〉考证》[42]、点校《皇宋十朝纲要校正》[43]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且有些在考证孝宗朝史实时，使用了再造本，没有认识到再造本所配补之金吾本错误较多的问题。近期，在整理《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史全文》时，点校者或许不知二书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关系，未能利用该书进行校勘。新出版的《点校本纲目》也未对现存《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情况梳理清楚。相比而言，美国学者蔡涵墨对此书利用较多，并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见解[44]。总之，对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研究与利用尚有不少空间亟待开发，笔者希望通过拙文，对今后学界继续研究《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情况等相关问题有所助益。附记：论文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山东大学文学院杜泽逊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贾二强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景新强老师、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仝建平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刘明老师的帮助与指导。论文曾于2018年8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十至十三世纪西北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上宣读，得到王瑞来教授、顾宏义教授等与会学者的指教，后复蒙《文献》编辑部老师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申谢！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