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食可以从陆、海两途入宋，因为陆路受阻仍以海路为首选，则印度南部地区濒海的优势条件，更以海路入宋为常态。因此，从北宋政权对外交往的基本态势来考虑开封北宋犹太人的来源，也以来自海路的可能性为大。南海国家来北宋进贡，先从海路到广州或泉州，再转达开封的记载很多。南印度东南海岸的注辇，《宋史》记其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天禧四年（1020年）、明道二年（1033年）、熙宁十年（1077年）四次入贡。大中祥符八年的一次，国主“既闻商船言，且曰十年来海无风涛”，使者“离本国凡一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天禧四年的一次，使臣到广州而病死；明道二年的一次，使者“自言数朝贡，遇海风而不达”。显然都是由海道而来。而大中祥符八年、明道二年、熙宁十年三次入贡，使者都到了开封。入贡的犹太人要在开封定居下来，也是很方便的。不过多数来华的蕃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多定居在广州和泉州，看来入贡犹太人之定居开封还是有一定特殊性的。 总之，从碑刻的直接记载看，开封犹太人以北宋后期自印度西南海岸经由海路入华的可能性为最大。至于明末以来耶稣会士的记载，如骆保禄（Gampaolo Gozani）书信中说到的汉代到达中国，来自西域。基本上可以肯定都出自上述的碑刻。明代后期利玛窦（Matteo Ricci）通过开封犹太人举人艾田得到的信息，则是“这些犹太人进入中国已有五六百年了”。从明代后期的1600年上推500-600年，则为公元1000-1100年，在北宋范围之内，看来在明代末年的开封犹太人知识分子中，还是认为他们在北宋入华的。明代后期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有过直接的接触，他在对他们的长相上的特征，有如下的记述：他（按指犹太人艾田）的鼻子、眼睛和相貌都和中国人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是否有可能找到有关开封犹太人体貌的材料，并和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的体貌进行一定的比较呢？20世纪上半叶长时间活动在河南并担任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加拿大人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对开封犹太人有着特别的关心，在他所著《中国犹太人》（Chinese Jews）一书中提供了多幅开封犹太人的照片和形象速写，其中有两幅出自1851年的《插图伦敦新闻》（Illustrated London News），作为比较，下图选取了其中的一幅。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Cochin）旧犹太人的照片，则在较早的《犹太百科全书》中可以查到，选取了其中特征性比较鲜明的一幅。1891年科钦有1142名犹太人，区分为两个人群：其一为白色皮肤的，像欧洲犹太人一样白；其一为黑色皮肤的，比前者黑，但不像黑人那样黑。科钦白犹太人（the White Jews）有五十个家庭，分为六个家族，其中最早的据说是1219年从Cranganore移居来的。科钦黑犹太人有三百个家庭，到达的时间则要早得多。所选一图，注明了为黑犹太人。 
二十世纪初年，印度犹太人的最重要的聚居地是孟买（Bombay），但是可以追溯的历史上最早的犹太人聚居地则在科钦一带。《科钦犹太人史》（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Cochin）一书的第一章《早期状况》（The Early Centuries）为我们描述了葡萄牙到来之前印度西南海岸喀拉拉地区犹太人的基本历史状况。比较图一，可以发现开封犹太人和科钦犹太人在头部特征方面至少有四个共同点：1）额头较高，2）鼻梁较高，3）后脑较凸，4）下颌较长。共性还是比较突出的。此章讲到早在罗马时代就有可能有犹太商人到达印度海岸，但是犹太商人频繁地使用海路到达印度海岸要晚到公元11世纪的后二十年。犹太人定居在印度南部，据传说在公元一千纪的前半叶。基督教方面比较可信的说法则不晚于公元4世纪，是关于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情况。更为明确的反映Kerala的叙利亚基督徒和犹太人联系的则是公元8或9世纪的铜板上的铭刻。关于Kerala犹太人定居状况更为丰富的信息来自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到来之前的旅行家的记录。所记各地如下：1）Kawlam（今日Quilon奎隆），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称此地是一个高贵的城市，盛产胡椒，伊本·拔图塔称此地的商人极其富有，12世纪的Benjamin of Tudela直接记载到此地生活着“大约一百犹太人。当地居民都是黑色的皮肤，犹太人也同样如此。他们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和hakakhah（犹太法典）”，13世纪的马可波罗也说到“这里的居民是偶像教徒，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和犹太人。”2）Kunjakari，伊本·拔图塔乘船从Calicut往Kawlam的第五天到达，位于山上，这里生活着犹太人。此地大约被认为是Kanjriapuzha河一带，在Chennamangalam岛东边，那里有一个很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地。3）Flandrina，Calicut北面20英里处的一个港口，也被称作Fandarayna，现在已经消失，13世纪时的居民有犹太人、印度人和穆斯林，伊本·拔图塔描述中国船在此过冬，同时代的另一个旅行家Oderic of Pordenone称这里有一些犹太人和一些基督徒。4）Maravel（后来称作Madai），葡萄牙人的时代称为Morave，16世纪Duarte Barbosa称此地犹太人已经居住了很长的时间。18世纪Cochin的荷兰统治者说除了Madai还有Plur和Paluttu都生活着犹太人。关于重要港口Calicut犹太人的情况，则我们尚不知。5）Cyngilin（Gingalah, Zinglantz, Shinkli，当地犹太人传统中称Shingli），Kerala的犹太人中心，穆斯林作家说靠近Calicut北面的Flandrina。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Shingli即是Cranganur郊区的Thiruvanchikulam。Cranganur位于Cochin北面20英里处，被认为就是Muziris，早期这里是良港。13世纪的作家说Shinkli主要的居民是犹太人。Benjamin of Tudela说在Al- Gingalah有大约1000犹太人。传说记载Cranganur及其附近最辉煌的时候又不少于18座犹太教堂和学习屋。Cranganur东面3英里的村庄Chennamangalam(Shenut)，今天仍在废弃的犹太教堂之外矗立着墓碑，铭刻的时代为1269年，是印度最古老的希伯来文文本。1341年海水入侵Cranganur，导致位于Periyar河口的港口淤塞，迅速改变了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同时造就了位于位于河口南边的Cochin的良港。这对犹太社区产生了迅速而持久的影响。当Cranganur的犹太人开始缓慢衰落时，Cochin的犹太人则注定要兴起至繁荣。Cochin犹太人的数量一定会快速增加。1345年Cochin市场的犹太教堂已经建成，但并非这一地区最古老的犹太教堂。位于Cranganur和Cochin之间的Parur犹太教堂见于1164年。总之包括科钦在内的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是印度主要的犹太人分布区。十二世纪西班牙犹太人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的游记，相当于是犹太人入居开封同时期的记载，值得再作些观察。本杰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状况非常重视。——这倒是有点像穆斯林伊本·拔图塔的行纪中对各地的穆斯林状况尤为关心。本杰明的游记记到印度犹太人的时候，主要记了奎隆的情况，称有几千以色列人（前引《科钦犹太人史》作一百）。稍晚一点14上半叶的大旅行记伊本·拔图塔曾在德里苏丹处任职，在印度活动了比较久的时间，古里、俱蓝、马八儿等地都曾游历，但他的游记中关于印度犹太人的状况，只记到了印度西南海岸马拉巴尔地区（Mulaibār）的一个城镇Kunji-Kārī（前引《科钦犹太人史》作Kunjakari）有犹太人居住。凡此，足以说明在宋元时期，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聚落是最为知名的。则北宋末年从印度移居开封的犹太人以出自此地最为可能。四、从唐宋间东西方海上贸易方式的变迁看宋代犹太人来华并定居开封之历史意义现在，我们可以再回到宋代的语境，观察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联系，并由此观察南印度犹太人通过海上通道入居中国当时的都城开封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北宋时期南印度东海岸的重要国家是前面已经涉及到的注辇国，南印度西海岸则为南毗国。《诸蕃志》专门列有南毗国一条，是中国文献中最早对此国的系统记载。南毗国的具体位置，似以Calicut（明代之古里）最为可取。《诸蕃志》“南毗国”条载：“故临、胡茶辣、甘琵逸、弼离沙、麻啰华、冯牙啰、麻哩抹、都奴何、哑哩喏、嗷啰啰哩皆其属国。”关于南毗属国的地位，自1911年两位西方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和柔克义（W. W. Rockhill）将《诸蕃志》英文翻译并详细注释以来，中国学者冯承钧、杨博文、韩振华和日本学者藤善真诚都有所论述，但是仍以夏德和柔克义的意见为讨论的基础，大抵以为南毗属国自印度西海岸最南端到最北端接近印度河流域的地方。笔者近来对此又略作讨论，则认为大致在印度西南海岸的克拉拉地区（Kerala State）及邻近地区。晚唐时期黄巢起义在广州时大量屠杀侨居在广州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导致“从尸罗夫（Sīrāf）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引起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发生一大变局，原先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直接航行贸易，改为双方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个罗（Kolah）进行交易，公元10世纪阿拉伯作家马苏第（Maʻsūdī）的《黄金草原》一书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贸易的中间地点包括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一带。唐宋之际则是恢复期，宋代海外交通的繁荣实质是在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直接的海上交通中断之后的恢复。南毗国作为宋代南印度最重要的国家，正经历从晚唐到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格局的变化，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啰、达弄、三佛齐，用荷池缬绢、甆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吉啰即个罗，达弄也在马来半岛西岸。南毗国的船要到吉啰、达弄、三佛齐进行交易，“商人就博易焉”一句充分说明了马来半岛、三佛齐在载的苏门答腊岛在东西海上交易中的中间位置。每岁自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发船，博易用货亦与南毗同。大食人多寓其国中。大意应该是从故临发船到三佛齐、监篦、吉陀等国，这样更好理解一些。吉陀，一般认为在今马来半岛西岸的吉打（Kedah）州一带。而个罗也被认为在马来半岛西岸，或谓在槟榔屿（Penang Pulau）之南，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其名称也便遗留在吉打一名之中。从《诸蕃志》“南毗国”条、“故临国”条的记载可见其在南宋初年之前仍然受到晚唐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进行中转贸易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在宋代，南毗突破了原先的航行限制，直接航行中国，甚至南毗蕃商还定居在了泉州。《宋史·外国传》“南毗国”条载：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居泉之城南。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番舶”应该理解成下番的中国船只。认为南毗“最远”是从宋朝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晚唐以来中国船只大约只到马来半岛以及苏门答腊，所以南印度区域对于宋朝而言是很远的了。而《诸蕃志》“南毗国”条则载：其国最远，番舶罕到。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其种类也，今居泉之城南。虽然两种文献有同源的关系，但是《诸蕃志》缺少了“自是，舶舟多至其国矣”关键的一句，因此表达的主要内涵差异不小。据《宋史》，则交易格局的转变是从南毗人到泉南居住开始的。如此，则关于开封犹太人，似乎也约略可以从宋代东西贸易关系从间接到直接的变化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其历史意义。设想一下，宋代后期，来自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在南毗国统治之下，顺着南毗国人开拓的直航中国的海上通道，携带当地的著名商品西洋布，到达中国的东南海港，最终定居宋朝的都城开封。甚至，我们也应把后来定居开封的印度西南海岸的犹太人，也看作是南毗国时罗巴、智力干父子那样角色，他们参与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新格局的确立。正如高荣盛老师指出的，“有一种说法认为，自8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应包括后来的波斯人）是丝绸之路上无可争辩的主人。这种判断在一般意义上或许是成立的。然而，漫长的海道丝绸之路由一方所主宰，从时空角度考察，毕竟难以解释海上交通所表现出的诸多实际状态。”他认为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古里佛、故临两大海港，宋元时期在遵循经济和航海规律基础上成为了东西方海上贸易最重要的集散/中转交通中心。恢复之后的海上贸易，并非简单地回到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直航模式。这种重要性，是通过大量的海商来实现的，而印度西南海岸当地的海商（包括侨居在当地的外来海商）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来入居开封的犹太人很可能就是印度西南海岸的多民族海商中的一支吧。（附记：本文的题目，得到了《江海学刊》编辑部潘清女士的指点，谨此致谢！）（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历史学院教授，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