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而言,马一浮所说的“统类”,实际上首先就是指既有内在条理化的分类,又能脉络通贯、无所不备,统成一体的一种知识系统,即某种具有内在条理和自洽性的完整知识体系。在马一浮那里,也就是指以六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我们知道,任何经验或零散性的知识,只有通过“分类”聚集成具有内在联系的某种体系,才能具有其较确定和普遍的意义,实现知识成型。因此,知识系统的形成对于知识生产及其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并进而导向某种相关联的价值系统的形成。这样,一定的知识系统即是对过去已有知识的积累进行整理总结而形成的知识之网上的纽结,又是后续的知识创新发展的基本平台,所以一定的知识系统并不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性的体系,而可以是一个积累与创新、总结与开拓相统一的开放性体系。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知识系统以孔子创立的以“六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最早,也最为典型。孔子通过删述“六艺”为经典,建构起的这样一个知识系统,至汉代已被确认了其权威性,“因此,孔子删述‘六经’所蕴涵的知识概念,对于传统知识谱系具有真实而重要的功能”。也可以认为,孔子通过删述“六艺”,建构起了一个以“六艺”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普遍、最广泛的知识体系。从形式上看,这样一个知识体系实际上是以一些核心经典及其对这些经典的诠释、论证为基本内容的,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可称之为“经一传”体系。尽管“经”“传”的具体内容在历史上会有变化、更替,但它们所呈现的“经一传”基本结构没有变。所以,这个知识体系不仅在秦汉以后逐渐确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而且对中国此后二千多年来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系统的定型具有基本的范式作用。尤其就后世传统的知识系统而言,都基本上没有超出以六经为中心的“经一传”结构的知识范围。如作为秦汉以后第一个由官方正式提出的知识系统,《汉书·艺文志》将全部知识分为“艺”与“文”两大部分,它以“艺(经)”子系统为核心,以“文(籍∕史子集)”子系统为从属,它显然仍是以“六艺”为中心的一种“经传及其他”的基本结构,明显地是承袭了孔子所设定的知识体系。同样,在《隋志·经籍志》所设定的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基本框架的知识系统中,“经”部仍居于核心的地位,所以它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改变“经传及其他”的整体结构。至于“《隋志》以下,门目大同小异,互有出入”,四库馆臣的这一说明不仅表现了他们对《隋志》知识体系的认同,而且也反映了四库在知识体系上对《隋志》的继承。因此可以说,这样一种由“经传及其他”的基本结构所构成的传统知识系统始终占据了传统知识谱系中的首要地位,从而使整个传统知识系统充满了经学的特征。直至近代,中国整个传统知识体系的建构,尽管在知识观念、知识内涵及“经一传”的具体内容诸方面在历史上存在着变化,但它们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结构性改变。 当然,上述这样一种以六经为中心、呈现着“经传及其他”的基本结构的传统知识体系,正如马一浮所说的确实未曾由先儒所明言,也未经他本人详加论证,“然寻究经传遗文,实有如是条理,未敢强为差排,私意造作”。可见,在马一浮自己看来,其六艺论完全承接了孔子的六艺论,是对以六经为中心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延续和重建。马一浮认为,就知识而言,“六艺”已构成为一个圆满的知识系统,它在内涵上以六艺为核心,在外延上可以统摄、涵盖一切传统的和外来的学术,构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包含了多样性的统一整体和一贯之道的最普遍的知识体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对于马一浮的“六艺之学”这一包含了多样性的统一整体和具有一贯之道的最普遍性的知识体系,无论批评者还是赞同者其实大都还是缺乏深刻理解的,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低估甚至轻视马一浮六艺论的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对于马一浮自己来说,六艺之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建构方法,不是他自己“私意造作”“强为差排”,而是经传遗文中确有此意、先儒实有此学;而且它还是自然的条理、客观的存在,正如马一浮自己说的,六艺之道“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也。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所以对于马一浮这一六艺之学的知识体系及其建构方法,我们除了可以从历史文献和思想逻辑诸维度予以解读之外,还可以从自然的条理这一客观性维度上予以进一步的了解。马一浮说:“六艺之教,通天地,亘古今而莫能列也;六艺之人,无圣凡、无贤否而莫能出也。散为万事,合为一理,此判教之大略也。”六艺之学的知识体系并非人为造作而成,而是万物之理、天地本性的自然发显,是自然的条理呈现出的学术统类,表现出其固有的整体性和圆满性。对此,我们从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记载抗战时马一浮与丰子恺避难桐庐时的一段谈话中或可获得有关启发性理解: 十二月七日丰君子恺来谒,先生语之曰:辜鸿铭译礼为arts,用字颇好。arts所包者广。忆足下论艺术之文,有所谓多样的统一者。善会此义,可以悟得礼乐。譬如吾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而相看不厌者,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是也。……善会此义而用之于艺术,亦便是最高艺术。 能于纷繁复杂的多样化事物中看得到其内在的条理和统一性,这不仅是欣赏艺术的真谛,也是真正见道的哲人之思。马一浮认为无论是传统目录学还是历史文献考证、现代学科专业等,它们所呈现的知识世界的图景,尽管丰富生动,却不免往往“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观者于此多样化的山色中易于迷乱,不知究竟。只有于此现象中能进一步发现其中的“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才谈得上能领会“最高的艺术”,即能真正地见道。所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正是这种“多样的统一”,是“始条理、明统类”之事,是对道的认识的最高境界。马一浮借荀子的“统类”概念,就是要用以表明六艺之学的知识体系正是一种包含了丰富多样性的统一体。而这样一个被马一浮重新建构和诠释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不包含了马一浮自己的思想创新在其中。马一浮六艺论思想的一个最大创新就在于,它努力恢复了孔子原始儒学的“六艺论”,把“六艺”当作一种最系统、最普遍的知识系统,并在把它予以了体系化的同时揭示了其内在性整体的相互联系,使“六艺论”成为真正的“六艺论儒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其知识论意义,而主要是一种价值论,是马一浮通过对传统六艺论儒学知识体系及其经典体系的重建,实现了他自己对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想的回归。因此,马一浮的“六艺论”是一种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的统一体系,即一种蕴含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理想的知识体系和经典体系,马一浮由此重建的以六艺为中心的六艺论儒学不仅极大地区别于以往,特别是宋明理学所推崇的以四书为中心的心性论儒学,也是一种承载了马一浮自己的文化理想的体系性建构,成为马一浮致敬传统、属意未来的一个主要思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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