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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随着杭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隋炀帝开通京杭大运河以及钱镠的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市发展的空间局限性越来越大，必须扩展城市发展空间。大顺元年（890），“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景福二年（893），“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吴越国时期的东城墙已经建筑在江边上，有“钱塘借取筑钱城”之说。 《吴越备史》记载：
“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涛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初定其基，而江涛昼夜冲激，沙岸板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又亲筑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于海门。其略曰：‘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借取筑钱城。’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
由此可知，钱氏修筑海塘之初还是沿用修筑土塘的老办法，由于沙性土壤十分容易被潮水冲圮，故而不得不改进海塘的营建技术。竹笼石塘就是钱氏为防止潮水直接冲击土塘而保护并加固土塘迎水面所作的有效技术革新。当然这种技术的革新绝非一蹴而就，肯定有其发展的过程和各个时期延续下来的技术积累，对此周潮生先生有详述，此不赘述。 关于钱氏捍海塘的营建技术，钱惟演曾记述如下：
“又以大竹，破之为器，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济’‘未济’二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岸益固也。”
这是对钱氏捍海塘迎水面处理工艺的详细介绍。 1983年和2014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均发现了五代钱氏捍海塘遗址，这两次考古发掘为我们了解竹笼石塘的营建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1983年7月至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江城路立交桥发现的钱氏捍海塘进行发掘。钱氏捍海塘遗迹距地表深约3米，采用石块、竹、木和细沙土等材料筑成，属竹笼石塘结构，由塘基、滉柱和塘面组成。塘基基础宽约25米，塘面宽8.75米，残高约5米，由护基木桩、竹笼沉石、土塘等筑成。护基木桩斜向或垂直打入塘基，并缚扎位林木，用拉木套接加固。靠泥塘一侧的内侧木桩，围用一道竹篱笆，并附贴一层芦席，用篾绳捆缚于木桩上。而外侧由四排护基木桩和置于四排木桩间的竹笼沉石等筑成。护基木桩间为排列有序的盛满大石块的矩形大筐，筐用一张竹编围卷而成，底部衬以宽度稍大于竹筐的平纹竹簟，筐四角均用木桩固定。并有木桩插入筐内，且捆缚加固。外侧四排护基木桩中，除第四排是斜向打入塘基外，其余均垂直打入塘基。木桩由里向外逐渐加长变粗。在第四排护基木桩外，又垒叠圆筒状竹笼沉石，上下四至五层，每层三笼，并有拉木固定。在第一排与第四排护基木桩的内侧，均有竹篱笆。滉柱立于水际出土时有两排，向内倾斜，里排贴住竹笼沉石。滉柱直径多大于0.3米，稍细的则两根并立。塘面内坡坡面多用含铁量较高的砂石和带炭屑的炉渣状物质筑成。外坡因直接受浪潮冲击，采用抛石护岸。
2014年6月至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上城区江城路以东原江城文化宫平安里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五代吴越捍海塘遗址。本次发掘地点位于1983年发掘地点以北1公里处，距离已勘探发现的临安城东城墙遗址东侧约80米。发掘揭露面积约450平方米，发掘深度约7米。 发掘表明，吴越捍海塘遗址呈南北走向，横截面呈梯形，自东向西分布着迎水面、顶面和背水面三部分。捍海塘遗址已发掘部分总宽度约34米，其中迎水面宽约14米，顶面宽约18米，背水面因发掘面积所限仅发掘2米。塘面最高处距离现代地表2米，捍海塘基础部分因地下水位较高、遗址安全等问题未进行全面发掘，已知塘体高度约5米。捍海塘背水面和顶面因地制宜，采用纯净的粉砂土分层堆筑而成。整个迎水面呈斜坡状，近塘顶处坡度约28度左右，自西向东往钱塘江方向逐渐平缓。
经过揭露，捍海塘迎水面遗迹相对复杂，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捍海塘迎水面东部塘体用人工分层堆筑，土层间铺以竹编、芦苇，并用直径4厘米的木橛固定。塘体中还树立有两排直径20厘米左右的木桩，木桩用长麻绳缠绕相连。捍海塘迎水面西部是以经过粗加工的木料为框架，土、石为填充材料，以竹篱、竹编、竹索、麻绳等辅助材料加固组合而成，功能是加固粉土构成的海塘塘体。木框架内自西向东分布着的八排木柱，上下间距1.2米的两层横木东西向贯穿木柱所在位置，用竹索捆缚加固后形成“井”字形框架结构。框架结构最东侧木柱较为密集，木柱直径15—20厘米，基础部分用竹索捆缚南北向木料，局部利用横木东端榫卯结构予以加固。木框架东西两侧用竹篱对塘体土层进行加固和分隔。在木框架内，又有一道竹篱将木框架分隔成东、西两区。西区宽约1.2米，在两道竹篱和木桩间填置砂土。东区除了东西两侧放置竹篱外，还在木桩间用竹编进行分隔，形成东西宽约3米、南北长约2.7米的大竹框，竹框内填置大石块和泥土。在木框架结构上部用竹笼装载小石块作为海塘表面护塘石，最后在塘面分层铺垫稻草、芦苇和泥土，钉以木橛、竹梢进行加固，使之不发生位移。 发掘捍海塘遗址时，除了出土大量唐、五代瓷器残片外，还陆续发掘出芒鞋、竹编、芦苇编织物、漆器残件、加固塘体的麻绳以及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有机质文物。
通过对捍海塘本体的层位关系分析，本次发掘完整直观地揭示了吴越捍海塘遗址的主体结构形制、修建工序、工程做法。五代吴越海塘最早建于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从五代到北宋初年经过三次不同规模的修缮增筑，到北宋中期吴越捍海塘所处位置已成为陆地，海塘完全废弃并逐渐湮没，至南宋以后完全成为杭州城市的一部分。 上述两次考古发掘为我们完整展现了钱氏捍海塘的结构形式和营建工艺。上述已公布的资料尽可能多地描述了海塘迎水面的营建工艺，使我们对竹笼石塘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但是，对此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所谓的竹笼石塘其作用仅仅是为了保护土塘，海塘的主体仍然是土塘。1983年发掘资料显示，土塘的宽度至少为16.3米，而迎水面的竹筐沉石和竹笼沉石的总宽度约为7米。虽然，迎水面的竹笼石塘也可以当作海塘本体的一部分，但是，以土塘为主体、以竹笼石塘为保护层的整体架构是显而易见的。竹笼石塘对迎水面的加工为后期条块石塘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源泉。 作者包春辉系阜阳市第十中学教师 杨金东系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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