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寻,日本平安朝天台宗僧侣。俗姓藤原氏,生于日本宽弘八年(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成寻七岁出家,入京都岩仓大云寺。天喜二年(宋庆历五年,1045)被任命为延历寺住持。他入宋后在上呈给宋神宗的自述中称:“为大云寺主三十一年,护持左丞相二十年。”说明当时他在日本已有相当高的名声和地位。
成寻从1072年3月15日至1073年6月12日,几乎一天不落地记录下468篇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完整地记录了他来到杭州的种种传奇经历,且留下了有关寺院点茶的重要记载。
成寻第一次来到杭州,从4月13日船抵闸口,到5月4日开水门出船,过钱塘江经萧山西兴,循浙东运河去天台山。其一行人在杭州逗留共计17天。 更重要的是,在杭州,成寻获得了外交护照《杭州公移》。《杭州公移》有知府沈立等七人署名,由通判苏轼拟稿写就。自此,成寻巡礼圣迹之举俨然合法化。 1072年4月29日,成寻入宋刚满一个半月,此时仍逗留在杭州。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记述到:
廿九日戊寅辰时,府使并轿子持二人到来,即向兴教寺。四里许,八人并施十郎共到大门前,坐椅子。寺教主、诸僧来向,诸共礼堂,堂庄严甚炒也。大佛殿释迦三尊。次礼十六罗汉院,皆等身造像也。次礼天台九祖等身造像。次礼五百罗汉院,长三尺造像。次文殊堂。次深妙天王堂。次阿弥陀堂,有三年行道念佛诵弥陀经僧。大佛殿后二角,有等身大辨、功德天像。次礼鬼子母堂。次还安下处。次讲堂讲经,百余人着座,教主一人礼佛登高座,只一座,无读师座,高六尺许,有桥,如佛说法仪式,呗二人,维那打柱,出呗,教主表白,读玄义释签第六卷了。次食座,诸僧向食堂了。日本僧等于教主房别食,尽善尽美,钱五百文,赖缘供奉、快宗供奉各二百文,通事施十郎百文,他人无钱,斋了。还宿所休息,大教主老僧为点茶请,行向吃茶。此寺造立后经一百四年。黄金火舍口径一尺,白银一尺,有其数。入见教立宿处,置银大枕,悬银棹,悬衣装。出见诸堂,有方池,有黄金、白银鱼出游。申时,出寺,大小教主送大门前,有茶药。从兴教寺北隔二里有净慈寺,参拜大佛殿石丈六释迦像。次礼五百罗汉院,最以甚妙。次礼石塔,九重高三丈许,每重雕造五百罗汉,并有二塔,重阁内造塔。食堂有八十余人钵,皆裏绢,悬本上,悬油纸,如兴教寺食堂。教主敕赐达观禅师,年七十四,将入宿处,吃茶,坊内庄严甚妙。寺内三町许,重重堂廊,敢以无隙,以造石敷地,面如涂漆。出去之间,大师出大门送之,诸僧列送,取手乘轿子后还了。申时,还着宿所,使者与钱百文,轿子担二人各五十文。七时行法了。 南宋《咸淳临安志·西湖图》、明嘉靖《西湖游览志·宋朝西湖图》中,净慈寺西南侧都标有“兴教寺”,成寻笔下其时已是建后104年的北宋杭州大寺院。
兴教寺寺院庄严甚妙,众人一一礼拜众佛。讲堂讲经,百余人着座。教主,即住持,一人礼佛,登高座,只一座。“维那打柱”“维那”,施主信徒也;“打柱”,站立。“诸僧向食堂了”,而日本僧人等则在住持房里另外进食。 “大教主老僧为点茶请,行向吃茶。”应该讲,住持高僧亲自点茶请茶,是一种规格相当高的佛教礼仪。成寻一行人还受邀参观住持宿处,但见“置银大枕,悬银棹,悬衣装”,富丽堂皇,颇为少见。 “大小教主送大门前,有茶药。”这是成寻日记首次出现“茶药”二字,其后在记载天台国清寺、北宋宫廷的日记中均有提及“茶药”,并称为“丸”,可推测茶药应是圆形食物。其后的日记中,还有“点茶药”的词汇出现,可推测,茶药应是制成如丸的某种圆形食物,可用来碾成细末,用来点茶。 成寻一行人,其后又去了兴教寺北隔二里的净慈寺拜谒,“教主敕赐达观禅师,年七十四,将入宿处,吃茶,坊内庄严甚妙”。同样也受到“入宿处吃茶”的礼遇。 五月二日,在成寻即将离杭赴天台山之际,灵隐寺僧德赞、明庆院浴堂僧分别送来茶二瓶。天台路途遥远,将可即吃的茶装于瓶内,在途中随时可吃。这也是其他典籍所未曾见者:
二日辛巳雨下。午时,灵隐寺僧德赞来,志与茶二瓶,天台路间可吃者。与小刀一柄了。明庆院浴堂僧来,志与茶二瓶,即与剃刀二柄了。申时,陈一郎来,告云:“预沙汰府副艀人二人,钱各百文可取者。”以长命钱二百文送之。七时行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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