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帙繁富，分數次上進，然因史料有闕等原因，致後人對李燾分次上進《長編》之過程與其卷冊情況，以及南宋時期抄錄、刊印等的理解存有分歧。為此，本文對李燾歷次上進《長編》稿本經過及其卷帙，南宋時期的官私抄本、刊本流傳以及今傳兩部宋刊《長編》節本間關係等情況詳作考述，並辨析今日學者提出的“十朝《長編》”、南宋後期宋廷所藏《長編》為“七朝本”諸說，指出其說法不能成立。最後探討了記載南宋史事之《長編》與佚名《宋史全文》之關係。

關鍵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稿本；抄本；刊本

南宋史家李燾歷時四十年撰成《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帙浩繁，致後世有“當時艱於傳寫，書坊所刻本及蜀中舊本已有詳略之不同。又神哲徽欽四朝之書，乾道中祇降秘書省，依《通鑑》紙様繕寫一部，未經鏤板，流播日稀，自元以來，世鮮傳本”[1]之歎，並以為明修《永樂大典》時，嘗收錄《長編》“絕大部分，而當時社會上已無足本流傳”，至清初傳鈔者大都為節錄本。[2]對於《長編》諸版本尤其是南宋時期的鈔刊始末及其流傳情況，迄今學界之相關專題研究頗少，[3]而其中有因所見史料不足而致部分辨述存在疏失。另有一些論著因論述《長編》纂修或《長編》四庫本等時稍有涉及。[4]為此，本文於辨析相關史料基礎上，考述南宋時期《長編》之李燾稿本及其諸鈔本、刊本情況，並對圍繞《長編》編纂以及其與相關文獻如《徽宗皇帝長編》、《宋史全文》之關係等若干問題做一辨析。

一、關於《長編》稿本

史載李燾於紹興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在知縣任上，“日繙史册，彙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脩史，先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徧求正史、實録，旁採家集、野史，增廣門數，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5]至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國史院言：‘知成都府雙流縣李燾申：“有《皇朝公卿百官表》一百一十二卷，內九十卷係私自編纂，乞下所屬給筆劄，雇工抄錄。欲從朝廷下本路漕司，借本抄錄赴院，以備參照。”’從之”。[6]當時上言者乃翰林學士兼修國史周麟之，高宗遂“詔給劄錄付史館”。然是時李燾已受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剛中所辟為幹辦公事。[7]

因《長編》卷帙甚繁，故李燾將其書成稿或部分、或全帙先後數次上進宋廷，從而形成數部卷帙不同的稿本。以下即據以其上進年月為序來考述諸稿本情況。

1、隆興元年進太祖一朝《長編》計十七卷。

《文獻通考·經籍考》載有李燾於隆興元年（1163）上進太祖朝《長編》奏狀，有云：“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録、正史，紛錯難信。……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會於一，敢先具建隆迄開寶十有七年，為十有七卷上進。”[8]則其以一年為一卷。史載李燾於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知榮州，則此時李燾正在知榮州任上。[9]

2、乾道四年進自太祖至英宗五朝《長編》計一百八卷。

乾道三年（1167），四川制置汪應辰上劄子：

切見左朝散郎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乞)[迄]元符，悉已成書。於實錄、正史之外，凡傳記小說，采摭殆盡。考其異同，定其疑謬，精密切當，皆有依據。其太祖一朝編年已經投進，蒙付國史日曆所外，所有太宗已後文字，伏乞朝廷給劄，付本官抄錄，發送秘書省校勘，藏之秘閣。[10]

是年中，李燾應召赴行在，於八月十四日入對，上“太祖故事”，授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並“奉旨令早投進”《長編》一書。[11]八月二十九日，秘書省上狀云李燾《長編》“其太祖一朝，已蒙降付國史日曆所外，所有太宗以後文字，伏乞朝廷給劄，付本官抄錄，送本省校勘，藏之秘閣”。孝宗即日“詔給劄付”李燾“抄錄所著《續資治通鑑》太宗已後文字”。[12]李燾遂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閠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臣更加整齊，節次投進”。[13]直至次年乾道四年四月丙辰，李燾上《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14]五月一日，宰執進呈《長編》一百八卷，孝宗特下詔稱李燾“纂述有勞，特轉兩官”，[15]並對輔臣稱譽道：“自建隆至治平百餘歲事迹備於此矣。”[16]可見此時李燾雖已撰成自宋初至哲宗元符年間之七朝《長編》初稿，宋廷也令其抄錄《長編》太祖朝以後文字，然李燾卻仍只是將已撰定的太祖至英宗五朝《長編》一百零八卷上進，[17]其中太祖一朝記事雖已於“隆興元年具表投進，後來稍有增益，謹重錄進”，故“今寫成一百七十五册，并目録一册”。[18]按自太祖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正一百零八年，故此五朝《長編》亦是以一年為一卷，因每年內容多少不等，故卷下又有子卷之分，遂裝成一百七十五册。

3、淳熙二年進神、哲兩朝《長編》計三百四十卷。

在李燾乾道四年四月進呈五朝《長編》之前兩日，宰臣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錄》。[19]據李燾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言：

伏見《四朝正史》開院已踰十年，臣備員編修，亦二年有餘。……緣正史當據實錄，又緣實錄往往差誤，史官自合旁采異聞，考驗增損。……兼臣先因《續資治通(監)[鑑]長編》頗嘗收集、參究實錄外，略得一二。惟是《徽宗實錄》疏舛特甚，難遂準憑下筆。若務速成，不計臧否，只須取四朝《實錄》分散事跡，添未立諸傳，並綴緝諸志，數月間亦粗可了。但恐因循滅裂，終致人言。……猥因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訖治平，凡一百八卷，乃蒙誤恩，特與增秩，每懼不稱陞下獎擢之意。其治平以來自合依詔旨接續修進，乞特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跡，纂述《長編》。《長編》既具，即可助成正史。

孝宗從之。[20]可證其一，李燾自乾道三年八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即入史館供職，同時撰定五朝《長編》上進；其二，當時正在撰修“治平以來”事跡，然徽宗朝《長編》尚未及編纂。李燾因參與編纂《四朝國史》，遂影響撰修《長編》的進度。乾道六年六月，李燾除湖北轉運副使；八年九月，權知瀘州。[21]在瀘州任上，李燾續編成神哲徽欽四朝《長編》初稿二百八十卷，於淳熙元年（1174）奏言：

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粲然具存，無所闕遺。……凡六十年，年為一卷，以字之繁略，又均分之，總為二百八十卷。[22]

是年李燾“被召，適城中火，……提刑何熙志奏公不親至火所，并指《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此載皇宋事實，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蘩體量火事。公行及國門，乞祠待辨。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長編》四百十七卷”。[23]據《玉海》，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臨安的李燾上進神哲兩朝《長編》計“三百四十冊”。[24]是月二十七日，詔直寶文閣、江西運副李燾因進《長編》，除袐閣修撰。[25]又《永樂大典》卷二二一八載李燾《擁翠樓》詩，首句云“淳熙元年九月尾”，題下注：“在瀘州雅歌堂之上。”[26]則此時李燾尚在瀘州，故推知李燾至行在臨安當在淳熙元年末、二年初。然此次神哲兩朝進呈本計“四百十七卷”，與淳熙元年李燾上奏言合神哲徽欽四朝《長編》稿為二百八十卷不合，推知此後兩朝《長編》定稿時，卷帙有所調整。

4、淳熙四年進徽、欽兩朝《長編》計三百二十冊。

淳熙三年初，李燾除秘書監、權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專付以史事。[27]四年七月五日，李燾進呈徽欽兩朝《長編》計三百二十册。[28]周必大云“元符接靖康《長編》成，上稱公‘無愧司馬光’”。七年，“史院進《四朝正史》，經修官在外者例减磨勘二年，宰執奏正史頗採李燾《長編》，《地里》一志又出其手，詔减年外，别轉一官”。[29]按李燾推恩在淳熙八年二月，周必大有云“太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遂寧府李燾博考舊聞，網羅逸事，修成《續資治通鑑長編》一千卷。其自熙寧至靖康六十年中，朝廷之所施設，羣臣之所議論，推原審訂，登載甚詳。今之史志，摭取寔多，又其間《地理》一志，全出燾手”。[30]所謂《長編》一千卷，乃是合計九朝《長編》卷帙之概數。

5、淳熙十年進九朝《長編》計九百八十卷。

李燾於淳熙四年九月出知常德府，“以史局自隨”，[31]著手修訂《長編》。六年，李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此前李燾在實錄院編纂國史時，嘗薦呂祖謙兼檢討官。[32]故李燾在常德時，呂祖謙屢來信通問，其中三通涉及《長編》修訂，一云：“武陵民淳事簡，公退想多閒暇。《長編》莫曾下手再整頓否？……所諭《長編》，乍到固知多事，今條教既定，莫漸可整頓否？雖遠方難得人商榷，然暇日極難得，似不可放過也。”二云：“武陵民淳事簡，黄堂必甚優游。《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時，參訂修潤，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遂為完書。若秪廣記備言以待後人，恐年祀浸遠，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時復還禁近筆削之工，便不能專此，似不可失耳。”三云：“聞復刊緝《長編》，條例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筆削爾。”[33]由呂祖謙來信可知，其一，雖說《長編》全書已撰成，但李燾至常德後，開始修訂《長編》；其二，李燾修訂《長編》，於“參訂修潤”文字外，更“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於一是”，使之“遂為完書”，以免僅是“廣記備言”之書，致後人無以“明今日去取之意”。七年，李燾知遂寧府。十年，李燾因“前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覽難周，别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34]《玉海》係上書事於淳熙十年三月六日，並云“上甚重之，以其書藏秘府”。[35]然據李燾自言，《長編》全書最終撰成並進呈朝廷之時實在淳熙九年中：

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别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為目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為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繁多，本末頗難立見，略存梗槩，庶易檢㝷，今創為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36]

淳熙十年三月乃則宋廷獲李燾上進之《長編》全書，並藏於秘府。《宋史·孝宗紀》亦載此事於十年三月戊辰。[37]

上文李燾“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云云，《宋史·李燾傳》作“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换四千四百餘事”。[38]所謂“熙寧修《三經義》法”或“熙寧修《三經》例”，乃指神宗熙寧年間《三經新義》刊印頒行以後，王安石又加修訂，並將訛誤或欠妥之處逐條進呈神宗，予以“替換”之事，王安石文集中就載有《乞改三經義劄子》、《又劄子》，[39]而《長編》亦稱元豐三年八月丙辰，“王安石上改定《詩》《書》《周禮義》誤字，詔録送國子監修正”。[40]故李燾依據此事例，“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修換事”，然與王安石僅改換《三經義》誤字不同，李燾同時又進呈“重别寫”的九朝《長編》九百八十卷。[41]

李燾所上《長編》卷數，除九百八十卷外，還有數說：（1）《宋史·孝宗紀》作“六百八十七卷”，然據上引李燾自言及《玉海》卷四七《乾道續資治通鑑長編》注引《會要》云“六百八十七冊”，則知《孝宗紀》乃以一冊為一卷，並包含《舉要》、《總目》、《修撰事目》。（2）《宋史·藝文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四作“一百六十八卷”[42]，按北宋自建隆元年（960）至靖康二年（1127）正一百六十八年，則此乃以一年為一卷。又《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亦著錄《長編》一百六十八卷，然云“其卷數雖如此，而册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43]而與上引李燾自言“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者顯然不同，說明其分卷分冊頗有變動。（3）《宋史·李燾傳》作“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則不詳其說所自。[44]

全本《長編》各朝分卷情況如何，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上著錄《長編》九百四十六卷，云“太祖至英宗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45]然未言及欽宗朝《長編》卷數。因李燾淳熙十年所進呈九朝《長編》為九百八十卷，故推知欽宗朝《長編》約為三十四卷。然李燾此前分段進呈各朝《長編》卷數，太祖至英宗五朝《長編》計一百零八卷，一百七十五册；神哲兩朝計四百十七卷，三百四十冊；徽欽兩朝《長編》計三百二十册，未言卷數：合計為八百三十五冊，遠多於淳熙十年進呈的九朝全本六百四冊。因此，對比分段進呈本與九朝全本的卷冊數變化，大體可知：太祖至英宗五朝本的卷冊未作大的更動，即以前者之一冊為後者一卷；神哲兩朝本卷數相近，後者較前者的卷數稍有增多；徽欽兩朝本則變化頗大，看來李燾於淳熙四年進呈徽欽兩朝本以後，直至淳熙十年再進呈九朝全本，其間五年多時間主要用於徽欽兩朝內容的修訂上。

綜上，不計初次進呈的太祖一朝《長編》，則宋廷藏有李燾屢次分段進呈與淳熙十年一次進呈的兩套《長編》全書稿本。

二、關於“十朝《長編》”

《長編》撰成以後，南宋人多有引錄。有學者因發現晚宋類書《山堂考索》（又名《群書考索》）收載標有高宗“紹興”年號的《長編》佚文七條，並鑒於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有“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云云，遂推斷李燾《長編》“很可能”纂修自太祖至高宗共十朝，但可能因政治原因，李燾只將九朝《長編》進呈，而“私藏者為十朝，後十朝《長編》流播士大夫之間，故章俊卿、王明清等能見而錄之”。[46]此後又有學者結合《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六三載錄《長編》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日記事，肯定此“十朝《長編》”之說。[47]因宋人所引錄的此類《長編》佚文情況頗複雜，故下文即據相關史料對此做一辨析。

（1）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載有“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之事，云：

明清《揮麈後録》載周廷阝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雄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僞作一帙，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詔：‘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宫指揮更不施行。’書之於編。”……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之注。[48]

所謂“周廷阝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載於王明清《揮麈後錄》卷四，有云“李仁父《長編》載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49]檢《要錄》，知胡交修繳陳堯臣祠命在紹興元年三月。[50]可證《長編》記事有“兼及高宗，或以事相連屬，著其歸宿，附於註末，如《左傳》後經終事之例”。[51]

（2）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載“中興初政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得之陸務觀。……然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啓髙宗，云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中，發於憤躁，掌上密書以示所厚，云夷狄設意如是。坐有姦人，隨聲唱之，故及於禍。思陵惻然憐之，詔追復元官，録其子孫。……近又得張栻敬夫記其父魏公浚語，益明其風指左證之寃。今備書云：‘……己卯夏，栻侍旁聞之，敢私志云。’見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52]可見此亦是“以事相連屬”，故李燾於《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文中引錄張栻“私志”來敘述建炎初年發生之事。

（3）《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六三注文中載有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日記事，云高宗下御制處分安豐軍貢進鮓白魚：

《長編》：（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進鮓白魚，不欲以口腹勞人，令自今後罷進。”上曰：“去年已降指揮，罷溫州柑橘、福建貢荔枝，獨鮓淮白未罷。此皆祖宗歲供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

《聖政》：二十五年十二月丁酉，上曰：“舶司及都大茶馬司諸處進貢珍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53]

據檢此則記事亦載於其他文獻如《要錄》卷一七〇、[54]《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四、[55]《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十[56]與《宋史全文》卷二二上[57]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安豐軍進鮓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下本軍，自今免進。”翌日，執政進呈，上曰：“温州柑橘、福建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鮓淮白，皆宗祖歲進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58]

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四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進鮓白魚，不欲以口腹勞人，令自今後罷進。”上又曰：“去年已降指揮，罷温州柑橘、福建貢荔枝，獨鮓淮甸未罷。此皆祖宗所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

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丁酉，上諭曰：“舶司及都大茶馬司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聖政》。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十

《聖政》：高宗詔興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進鰔鮓白魚，不欲以口腹勞人，令自今後罷。”上曰：“三年已降指揮，罷溫州橘柚、福州荔枝，獨淮甸鰔鮓未罷。此皆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頒降指揮。”

對於《宋會要輯稿·崇儒》注文所引《長編》文字，原書整理者指出其文字抄自《群書考索》後集卷六四，但該條文字末“未注明出何書，《大典》編者遂妄補作‘長編’”，並推測“疑亦出《中興兩朝聖政》。惜《聖政》今本”記錄此段時間史事之卷“皆缺，無從核對”。[59]然而上表中所引《古今源流至論》文字，雖然其中“詔興二十三年”顯為“紹興二十五年”之訛，“三年已降指揮”當作“去年已降指揮”，但卻明確指出此段文字源自《聖政》，如《宋會要輯稿》整理者所推測者。

然上引湯、陳一文以《山堂考索》收載標有“紹興”年號的《長編》佚文七條，作為李燾曾撰十朝《長編》的證據。但其實不止《山堂考索》一書，晚宋其他類書也有引錄標有“紹興”年號的《長編》佚文的，[60]而另外有些條目引錄的《長編》佚文雖未明言“紹興”，然其事實發生在紹興時，[61]甚至有的《長編》佚文，還記載孝宗至理宗朝的史事，如《群書會元截江網》卷二四言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事、卷五言“孝宗乾道八年”事，卷一言“慶元三年”事、卷十五言“嘉泰三年”事、卷二四言“開禧三年”與“寧宗嘉定十一年”事、卷十言“寧宗嘉定十六年”事，又卷十四言“寧宗開禧元年七月壬午”事、卷二八言“寧宗嘉定十二年”與“十四年”事引《續長編》；《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外集卷六五《惰游之民》言理宗“嘉熙七年”事等。從這些類書的纂修體例推斷，此類《長編》（包括《續長編》）佚文，絕不屬李燾之書。

此外，朱熹嘗於致李壁（李燾子）信中言及“或云（《長編》）建炎、紹興亦已成書”。[62]故有學者以為朱熹乃同時代之人，其“所聞應不妄”，故認定李燾“高宗一朝《長編》確已修訂成書”。[63]此說不然，一是李燾子李????嘗撰《皇宋十朝綱要》，記事自太祖至高宗十朝，其北宋部分主要取材於李燾《長編》，故疑朱熹所聞乃屬誤傳，即誤以《十朝綱要》為“十朝《長編》”。二是李燾如確已撰成高宗朝《長編》，且已為南宋後期流行於世的類書等大量引錄，而當時卻無一學者嘗有述及或在其著述中予以引錄，當無此可能。因此，所謂李燾已撰成“十朝《長編》”之說實不能成立。

三、關於《長編》的南宋抄刊本

李燾《長編》甫問世，即得時人好評，譽其“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64]但因卷帙繁富，致有“當時艱於傳寫”，故“自元以來，世鮮傳本”[65]之歎；又因《長編》至清代僅有殘本傳世，故朱彝尊以為此書“乾道中祗降祕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未經鏤板，遂失傳”。[66]雖說《長編》卷帙近千卷，“艱於傳寫”，但史載李燾進呈朝廷之後，官私間鈔錄、刊行《長編》的記載屢見於書，清代館臣云云實不確。然因相關記載甚零散且其詞義不甚明晰等原因，故今日相關研究并不多見，而且其間頗有錯訛傳誤之處。辨析相關記載，南宋時期《長編》的鈔刊傳播，大體可分為官府機構、民間學界的抄錄刊印與節錄本三類。

1、官府機構的抄錄刊刻。

史載乾道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秘書省上狀：“勘會左朝散郎李燾所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其太祖一朝，已蒙降付國史日曆所外，所有太宗以後文字，伏乞朝廷給劄，付本官抄錄，送本省校勘，藏之秘閣。”是日，孝宗“詔給劄付左朝散郎李燾，抄錄所著《續資治通鑑》太宗已後文字”。[67]至“六年三月二日，詔：‘降下《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並《資治通鑑》一冊，付秘書省，令依《通鑑》紙樣及字樣大小繕寫《續通鑑長編》一部，仍將李燾銜位於卷首，依司馬光銜位書寫，限日（近）進納。’”[68]此乃李燾上進五朝《長編》後，宋廷特令秘書省執行乾道三年詔書而已。雖然此後李燾上進之神哲徽欽四朝《長編》，未見有相關秘書省續“依《通鑑》紙樣繕寫”的記載，然依宋制，若無另有指示，一般秘書省會繼續繕寫。此處需加說明的，乾道六年“降下”秘書省繕寫的乃五朝《長編》，朱彝尊《書李氏續通鑑長編後》云李燾屢次進呈《長編》，“若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欽宗朝三百二十三卷，乾道中祗降秘書省依《通鑑》紙樣繕寫一部”。[69]其說不確。

據彭龜年紹熙二年（1191）十月《繳進宣取續資治通鑑長編奏》所云，除秘府外，南宋國子監內亦藏有一部《長編》錄本：

右《續資治通鑑長編》一部，計一百五十四册，用黄帕三幅封進外，臣照對此書，元有兩本，一本燾知瀘州日投進，其書頗有未備去處，燾知遂寧府日逐别刪修一本投進，比之瀘州之本最為詳密。燾又有一本書名《長編舉要》，撮其凡目，尤可參考。緣本監所錄止是瀘州本，其遂寧府所進本及《舉要》，現藏秘書監，欲望聖慈一幷宣取，庶幾可備乙夜之覽。[70]

其又於紹熙五年正月《進内治聖鑒疏》中稱：

臣……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

附日記：初，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直前奏事，……復奏云：臣先任國子監丞日，准御前有旨下本監取《資治通鑑長編》，臣隨即繳進，因奏國子監本不如秘書省本。後又聞有旨取秘書省本，付講筵所節錄，竟未曾成書。[71]

按，“其遂寧府所進本”，即李燾於淳熙九年所進之九朝《長編》，因孝宗“甚重之，以其書付秘書省”；[72]而李燾“知瀘州日投進”本，本應指其於淳熙二年二月“投進”的神哲兩朝《長編》。但彭龜年明確言瀘州本“其書頗有未備去處，燾知遂寧府日逐别刪修一本投進，比之瀘州之本最為詳密”，又言“國子監本不如秘書省本”，然並未言國子監藏本乃是不全本，而且彭龜年因任職國子監，遂得以閱讀監內所藏“《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遂編次“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為一書，“監於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内治聖鑒》。其目則略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聖治者，亦復採錄”。[73]然則彭氏所閱讀的也應屬九朝全本，只是為區別於“遂寧府所進本”，而稱之為瀘州“投進”本。此國子監藏本是否即李燾分段“投進”的九朝《長編》稿本？劉復生認為此國子監藏本“並非‘瀘州本’原本，而係錄本”。[74]但此藏本《長編》一部為何僅“計一百五十四册，用黄帕三幅封進”，其中緣故，因史料有闕，今已難究其詳，或許其本於抄錄“瀘州本”時嘗重作分冊。

彭龜年所云“又聞有旨取秘書省本，付講筵所節錄”，據袁燮所記，乃出自國子監主簿黃度的建議：“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廣記備言為體，觀者每患其繁，乞選命諸儒節録以進。蓋（此書所載）皆繫治忽盛衰，當知其所以然者，深求列聖之迹，精察義理之會，則操縱取舍皆有楷模矣。”故光宗“遂取《長編》於國子監，又取諸祕書省，令經筵節錄”。[75]即秘書省、國子監所藏兩部《長編》皆被取入大內，然據彭龜年所云，其欲據《長編》節錄之本“竟未曾成書”。

上引彭龜年奏疏明言《長編》“元有兩本”，一為瀘州本，一為遂寧本，若國子監所藏“非‘瀘州本’原本，而係錄本”，則瀘州本“原本”又何在？檢《景定建康志》卷三三，載南宋後期建康府學內收藏有《長編》“全本、節本”各一部，[76]此處所謂“全本”，當指未嘗節略文字的九朝本。《景定建康志》云建康府學舊有藏書毀於兩宋之際兵燹，“至紹興十六年（1146），高宗皇帝親書《九經》及《先聖文宣王贊》刻石於國子監，首以石本賜建康，今藏於府學之御書閣，而經子史集之僅存者皆附焉。景定二年（1261），留守馬光祖念文籍之闕，復求國子監書之全，以惠多士”。[77]即作為陪都的建康府，其府學地位與其他州府官學不同，其藏書大多來自朝廷所賜。故《景定建康志·書籍》所載府學藏書中，多有注明其版本為“監本”者。由於未發現當時其他州府學嘗收藏九朝《長編》的記載，故建康府學所藏《長編》“全本”，疑亦屬宋廷賜書，抑或其可能即是所謂瀘州本“原本”，因李燾上進“比之瀘州之本最為詳密”的遂寧本，藏之秘書省，而國子監亦藏有“瀘州本”之“錄本”，故而此瀘州本被轉賜於建康府學。可能也因為此，彭龜年奏疏中未再提及瀘州本之“原本”。

雖說《長編》卷帙甚夥，但宋廷卻亦嘗籌劃刊印頒行。據載理宗景定四年（1263）七月“詔祕書省自淳熙至嘉定《國朝會要》、《皇朝長編》刊梓頒行”。[78]此《皇朝長編》當即李燾《長編》。宋廷此時欲將《長編》刊梓頒行，似與南宋後期經筵講官時以《長編》文字進講有關。然未見有秘書省嘗刊成《長編》進呈的記載，疑因《長編》卷帙繁富，而當時外患日重，經濟凋敝，故宋廷雖明令秘書省刊梓，也最終無力完成。

2、民間傳抄刊印。

宋末周密《癸辛雜識》稱韓彥古（韓世忠子）嘗抄錄《長編》全帙，李燾據以進呈。王承略《李燾事跡編年》係此事於乾道三年，即李燾進呈五朝《長編》之前一年；[79]顧吉辰以為在淳熙六年。[80]而清館臣《長編》提要云此事在淳熙九年李燾知遂寧府“重别寫呈”時。[81]然細析周密所云，可見此事本末多有可疑之處。為便於辨析，詳引《癸辛雜識》原文如下：

韓彦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啟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强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簽黄袱，扃䕶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録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彦古常欲略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祕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毎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録，毎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録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82]

周密所云頗有訛誤之處，其一，李燾前後五次進呈《長編》，然唯有乾道四年進呈五朝《長編》時，據周必大《李文簡公燾神道碑》稱“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秘閣”。然此為五朝《長編》，與周密所云“仁甫方修《長編》，既成”者不合。其二，韓彥古知臨安府（尹京），據《咸淳臨安志》，在乾道七年正月十九日至三月八日間；[83]而“范仲西叔”中當脫“苞”字，即其名仲苞，字西叔，周必大有《經筵同僚祭范西叔仲苞侍講文》，[84]撰於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可知范仲苞卒於淳熙三年中，顯與韓彥古尹京之時不合。其三，據《咸淳臨安志》，有韓彥質（韓彥古兄）於淳熙十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知臨安府[85]，亦與是年三月六日李燾進呈九朝《長編》全本者不符。由此，所謂韓彥古“陰戒書吏傳錄”《長編》之事，似只是傳聞增飾之辭。

《長編》雖然卷帙繁富而世人艱於傳抄，周密《癸辛雜識》云云真實性存疑，但《長編》一書因其學術價值而甚為時人所重視，故在李燾“進呈”後不久，學人間便有抄錄傳閱者。其間，李燾後人亦承擔著抄寫傳錄之責。朱熹嘗致書李壁（李燾子），於致謝“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三夫人二壙刻文”之餘，又云“《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為致之為幸”。[86]朱熹此書撰於慶元四年（1198）中，[87]此所謂“《長編》改定本”，當指李燾淳熙十年“進呈”本，因其“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而“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增損”文字，故有“《長編》改定本”之稱。稍後，劉宰亦致書李????云“五朝《長編》激感頒賜，四朝正所欲得，更望周全，使為全書。但部帙太大，為帑更費，以是為愧”。因同書中云及“大參薨背，海内褫氣。方其壯年，鋭於立事，議論豈無少差，要於大義無愧”，[88]此“大參”即指李????兄李壁，據《宋史》，李壁於開禧二年（1206）七月除參知政事，三年十一月罷，嘉定十五年（1222）六月卒。[89]故推知此書當撰於是年稍後。現存南宋私家藏書目錄，大都收錄《長編》一書：尤袤《遂初堂書目·國史類》著錄《續通鑑長編》，又著錄《續長編舉要》并《攷異》。[90]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著錄《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云“其卷數雖如此，而册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又著錄《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91]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上著錄《續資治通鑑長編》九百四十六卷，並云：“希弁所藏蜀本，視書坊所刊者為詳。”[92]雖然諸書目著錄《長編》的卷數有異，但可認定此三部書目所著錄者，皆屬李燾淳熙十年遂寧府“投進”的九朝本。

趙希弁《讀書附志》稱其收藏之“蜀本”，較“書坊所刊者為詳”，然未明言何者為蜀本，書坊所刊於何處。周必大《敷文閣學士李仁甫挽詞十絶（甲辰）》之六云：“千卷《長編》已刻閩，爭傳副墨價兼金。冠篇不得同迂叟，遺恨猶應記玉音。”原注：“上許御製《長編》序。”[93]李燾進呈《長編》，奏請孝宗同意，仿神宗為司馬光（自號迂叟）《資治通鑑》撰序之例，為《長編》撰序。[94]故《挽詞》云云如此。又，“副墨”有詩文、副本二義，然細析《挽詞》文義，此處當作“副本”解。故由“千卷《長編》已刻閩”之句，可證在李燾生前，福建地區已有刊印千卷《長編》者，且其副本雖然價格頗昂，而時人爭相傳閱。又史載寧宗嘉泰二年（1202）二月二十八日，新差權知隨州趙彥衛奏言：“近來忽見有本朝《通鑑長編》、《東都事略》、《九朝通略》、《丁未錄》與夫語錄、家傳，品目類多，鏤板盛行於世。”[95]亦證明李燾身後未久，《長編》確已刊印且“盛行於世”。而此“千卷”之閩本，疑即趙希弁所稱的“書坊所刊者”。考慮到李燾於淳熙十年三月自遂寧府“投進”《長編》，以及《長編》篇幅浩大，刊印所費時間等因素，推知此閩本似屬李燾分三次“投進”本，即所謂“瀘州本”。因其雖同為九朝本，但文字不及遂寧府“投進”之“改定”本“詳密”。故朱熹在致李壁書札內詢問“《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為致之為幸”，也證明朱熹此時所閱讀者非後來的“改定”本。又，《朱子語類》記載朱熹屢與門人議論《長編》記事得失，如云：“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又云：“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疏略”。[96]朱熹於致他人書札中亦多次言及《長編》，如《答吕子約》云“《徽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盡處”。[97]《答葉正則》云“向見人家抄錄靖康事，有耿黄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為法。……後閲《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98]《答黄直卿》云“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来率是如此，甚可懼也”。[99]《答蔡季通》云“近讀《長編》，説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100]《林井伯》云“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胸次擾擾”。[101]皆為徽、欽兩朝政事，說明朱熹所讀者為九朝《長編》，似即此閩中書坊刊印之本。

朱熹於《答李季章》中言及“《長編》改定本”以後，又云：“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曾補否？蓋汪丈所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102]按有學者據此以為《長編》於朱熹時代“在閩、蜀各地均有刊本傳世了”。[103]此說當是誤讀朱熹原文所致。朱熹於答尤袤書中亦論及楊時於靖康年間之奏議，云：

龜山靖康間論事頗多，今《長編》中全不載。蓋緣汪丈當時編集之際，楊家子弟以避禍為説，懇請刪去，故雍傳即不見其章疏。後來延平重刋《龜山集》方始收入。他時或作楊傳，不可不細考也。[104]

可證朱熹《答李季章》中所云“福州、成都二本皆然”，當指在福州、成都所刊印的兩本楊時文集中亦未曾收錄楊時靖康間論事章疏，直至後來南劍州（延平）重刻《龜山集》時方予收錄。故此段文字與《長編》是否在福州、成都刊印實無干涉。

如此，趙希弁所稱的“視書坊所刊者為詳”之“蜀本”，似源出李燾遂寧府“投進”本或李燾家藏之稿本，因遂寧府在蜀地，李燾為蜀人，故有“蜀本”之稱。但並無史料可證，南宋後期此“蜀本”嘗有過刊印。

因嘗得刊刻以及抄錄傳世，故南宋後期不少學人亦曾閱讀或徵引《長編》文字，因《長編》徽欽兩朝已佚，故以下即舉其與徽欽兩朝有關聯者，如：陳傅良《答薛子長三》有云“昨偶将熙、豐後来《長編》過眼數卷”。[105]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徽宗皇帝御製冬祀詩御書》便引“李燾《續通鑑長編》曰宣和七年十有一月丙戌”云云；[106]《愧郯錄》卷五《副本緣起》引錄李燾《長編》記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間事，卷九《樞密稱呼》引錄李燾《長編》載政和元年九月間事。[107]又劉克莊有《讀崇寧後長編》詩二首，[108]高斯得《讀哲宗長編》詩有“我於咸淳際，偶讀紹符編”[109]云云。此外還有部分述及《長編》的文字實為轉引他書者，如張端義《貴耳集》卷上引錄《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載趙嗣良因“推修《四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而“轉秩”事，[110]實轉引自岳珂《桯史》卷五《趙良嗣隨軍詩》。[111]只是上述南宋後期人所閱讀、引錄者為《長編》抄本抑或是刊本，因史料有闕，今已無考。

綜上所述，《續資治通鑑長編考略》指出“《長編》不僅較廣泛地流傳於（南宋）士大夫間，而且流傳的時間也是較長的”的說法，[112]是充分可信的。

四、關於《長編》宋刊節本

彭龜年於紹熙五年正月《進内治聖鑒疏》中嘗言“後又聞有旨取（《長編》）秘書省本，付講筵所節錄，竟未曾成書”。[113]然樓鑰嘗載是年中，寧宗初即位，一日對侍講彭龜年“袖出二紙，一具太上講筵書目，一具潛邸講堂書目，謂講筵講書太少”；“他日，又出二紙，一御書經史十件：《春秋》、《禮記》、《詩》、《書》、《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寶訓》、《奏議》、《長編節本》”，并云“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114]可證當時實已有《長編節本》，且作為經筵講讀用書。則彭龜年所言，乃指據“秘書省本”節錄之本未能完成而已。

李燾雖於《長編》全文外，特撰《舉要》以便閱讀利用，然終因卷帙浩繁，世人艱於閱讀、傳抄，故當時即有人從事節錄、改編《長編》之事。因南宋學者利用《長編》文字進行改寫編纂之事，日本學者周藤吉之《南宋の李燾と

今所見南宋刊本《長編》有兩種，皆一百零八卷，卷下又分子卷一百七十五，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三字，自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底止，卷首皆有李燾乾道四年四月《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其一即題名《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宋刊本”），藏遼寧省圖書館；其二題名《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以下簡稱“撮要本”），係宋刊清補抄本，藏國家圖書館。[117]其中宋刊本，清康熙年間由徐乾學奏進，藏之清廷。徐釚有跋，略云：

按此書虞山錢牧齋宗伯懸價千金購之不得。今崑山司寇公以七百金從泰興季氏得之，康熙二十五年獻之於朝。其疏稿云：“……書久散佚，海內鮮有存本。元、明時作《續通鑑》及《綱目》者，購訪不得，皆未見此書，允稱史家秘本”云云。[118]

故清人大都以為此宋刊本即李燾於乾道四年上進之五朝《長編》“元本”。然據裴汝誠先生比勘宋刊本與浙江書局本（按，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據以為底本）部分卷帙後指出，宋刊本內容遠少於後者，決非李燾乾道四年進呈“元本”，並考慮李燾進呈五朝本以後，“未見增補之類記載”，故推知宋刊本應為一個節本。至於撮要本，其行款雖與宋刊本略同，然文字頗有刪節，“蓋宋時別一節本”。[119]因為此兩部宋刊本，避諱皆至孝宗“慎”字，光宗“惇”字不諱，故知其皆編刊於孝宗朝後期。但此兩宋刊本之間的源流關係如何，因亦無相關史料可證，故下文僅通過比勘宋刊本與撮要本之卷一建隆元年正、二月記事的文字相異處，以為探求：

1、正月甲辰：宋刊本“奉周帝為鄭王，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撮要本“周太后遷居西”六字為雙行小字。

2、正月丁未：宋刊本“汴都仰給漕運……被掠者官償其貲”八十九字，撮要本無。

3、正月戊申：宋刊本“已而釋之，然亦終身不授節鉞”。撮要本“亦終身不”四字為雙行小字。

4、正月戊申：宋刊本“賜唐主李景詔諭以定受禪意……泰寧軍於兖州”三十三字，撮要本無。按：“定”屬衍字。

5、正月壬子：宋刊本“壬子賜文武近臣……賜霸府賓三將吏襲衣金帶鞍勒馬有差”正文、注文二百七十九字，撮要本無。按：“賓三”當為“賓佐”之訛。

6、正月末：宋刊本“北漢戶部侍郎平章事……去年十月事”正文、注文八十三字，撮要本無。

7、二月乙亥：宋刊本“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范質加侍中……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正文、注文一百三十八字，撮要本無。

8、二月辛卯：宋刊本“前鄉貢生傅孫蘭治左傳春秋……等器幣於西京”正文、注文一百二十字，撮要本無。

由上可知：一，撮要本似以宋刊本為底本再行節錄、刊刻，故其行款、諱字乃至誤字等皆類同，而其文字要略於宋刊本；二，第一條、第三條撮要本出現的雙行小字，顯屬初刻時有漏字，而隨後加以挖改添補所致。不過，此兩個宋刊節本究竟為何人所節錄，刊印於何地，與《長編》閩刻本關係如何？史籍中全無記錄，今亦無考。又，宋刊本、撮要本卷首皆有李燾乾道四年四月《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似在說明此節本乃據李燾是年“投進”的五朝《長編》加以節錄者，然則神哲徽欽四朝《長編》是否亦有節錄本？按紹熙五年正月彭龜年進《内治聖鑒》一書，光宗問：“此方是《長編》節本耶？”彭答云：“《長編》若節，非十數册可盡。”並稱聞此前“有旨取秘書省本（《長編》）付講筵所節録，竟未曾成書”。[120]而半年後寧宗繼位，不久即要求侍講官進講的書籍中包括《長編節本》。[121]故推知經筵用書《長編節本》並非據秘書省藏本節錄者，疑為節錄五朝《長編》之本，或與上述之宋刊本或撮要本有關。

此外，清時尚有《長編》影宋本、舊抄本、雙鑑樓校本等，由於此數種抄、校本大抵源出於此宋刊本，[122]故此處不再贅述。

五、關於《徽宗皇帝長編》

據《宋史全文》卷三六載，理宗景定四年（1263）“六月庚午，賈似道等上《徽宗皇帝長編》、《寧宗皇帝實錄》《日曆》《會要》《經武要略》”。七月“乙酉，詔祕書省自淳熙至嘉定《國朝會要》、《皇朝長編》刊梓頒行”。十月“乙亥，詔李獻可等精加校正《徽宗皇帝長編》，刊梓于祕書省”。[123]此《皇朝長編》當即李燾《長編》，而《徽宗皇帝長編》與《皇朝長編》應非一書。

有關《徽宗皇帝長編》的記載甚少，《宋史·理宗紀五》載景定四年六月“庚午，宰執進《玉牒》、《日曆》、《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宗實録》”。[124]與《宋史全文》記載一致。檢《宋史·高斯得傳》云高斯得“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録》、《恥堂文集》行世”。並云程元鳳入相，高自司農卿改為秘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搒死數人”，至丁大全被貶，高拜浙西提刑，而沈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高遂“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賈似道“匿不以聞”。至度宗召為秘書監，擢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125]又高斯得有《閒中讀書次第》詩，曰：

紫陽《禮》編甫盡卷，亟償《通典》平生願。增損温公《鑑目》成，（原註：《通鑑目錄》有詳有略。）要把二巖書貫穿。（原註：巽巖《長編》終徽宗，秀嵓《要録》惟高宗一朝，欲合為一。）夜燈覧徹六一文，眉山鉅集思重見。七書卷帙二千餘，加我三年當閲徧。爾來兩目漸眵昏，一一手鈔寧敢倦。[126]

據《宋史》本傳，《閒中讀書次第》似撰於高“杜門不出”之時。據《宋史·理宗紀》，程元鳳於寶祐四年七月拜右相；六年四月丁大全拜右相，開慶元年十月罷。[127]景定五年“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128]則自開慶元年至度宗即位五、六年間，乃高斯得閉門不出、閒中讀書之時。而辨析上引詩義，可知《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與“增損温公《鑑目》”三書已成，“貫穿”“二巖書”正進行中。然《宋史·高斯得傳》並未提及“增損温公《鑑目》”之書與“貫穿”“二巖書”之著，卻另外記錄其有《徽宗長編》、《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孝宗繫年要錄》三書。“增損温公《鑑目》”之書情況不詳，而高斯得“貫穿”“二巖書”之計劃似未完成，其原因與《長編》、《要錄》二書卷帙過大、難以驟成有關外，或亦與賈似道上進《徽宗皇帝長編》相關。

據龔璛《恥堂集序》云高斯得“著述，《易》《詩》皆有説，諸史有抄，杜佑《通典》有增損，若《孝廟實録》則嘗秉筆太史氏，卒就遺編以自靖獻者也”。[129]按“自靖獻”，語出《尚書·微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王”，謂臣下盡忠於君。綜合龔璛《序》、高斯得《閒中讀書次第》與《宋史·高斯得傳》云云，此《孝廟實録》當為《孝宗繫年要錄》之別稱。則《徽宗長編》當與《孝廟實録》相同，亦應是高斯得於寶祐年間任秘書監時所編纂。從高斯得生平履歷與賈似道上進《徽宗皇帝長編》之年月判斷，高斯得所編纂的《徽宗長編》與此《徽宗皇帝長編》當屬一書，應是秘書省官在高斯得所纂述的基礎上修訂增刪而成。因《徽宗長編》已由秘書省衆官續纂上進，故高斯得遂於“杜門不出”間“卒就遺編”纂成《孝宗繫年要錄》，此後又將據李心傳《要錄》修纂成的《高宗繫年要錄綱目》上進度宗。此外，由《增損刊正杜佑通典》之書名，推測《徽宗長編》的性質當相似，即屬於對李燾《長編》徽宗朝部分的“增損刊正”。而此舉似亦與時人對《長編》徽欽兩朝記事時有失實等情況多有批評相關。上文已略及朱熹等人批評《長編》徽欽兩朝記事不確、議論偏頗等，此下再舉兩例以證之。其一，《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載：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某看他書靖康間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刼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刼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脱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問：“覿何如人？”曰：“覿初間亦説好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啣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覿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説，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130]

其二，朱熹《答蔡季通》云：近讀《長編》，説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黄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黄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中聲即於中氣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説。初看甚駭其説，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131]

《長編》所述乃北宋九朝事，但高斯得《閒中讀書次第》詩注曰“巽巖《長編》終徽宗”。對於此一異文，燕永成因清代館臣自《永樂大典》各韻下輯出編成的高斯得《恥堂存稿》，其卷二有抄錄自《五朝長編》和《第七朝長編》二則史事，卷六有《讀哲宗長編》五言古詩一首，遂云高斯得任史官時所見僅是七朝《長編》，故其所撰的《徽宗長編》，“很可能是為彌補該朝《長編》之缺。及到晚年欲通修《長編》和《要錄》時，則欣喜重見到了八朝本《長編》”。并舉高斯得早年嘗師從的李心傳《舊聞證誤》一書為例，以為雖說今傳本《舊聞證誤》亦是清館臣自《永樂大典》各韻下輯出編成，卷帙有缺，但全書未嘗徵引《長編》徽、欽兩朝記事，從而認定“李氏利用史職之便，以官方史料對宋廷所藏《長編》記事加以駁正。故此，李氏用的應是宋廷所藏的七朝本《長編》”。並進而認為“明修《永樂大典》館臣所依據的是宋寧宗和理宗時宋廷所藏的七朝本《長編》”。[132]此說頗不然。

首先，《宋史·藝文志》著錄《舊聞證誤》十五卷，“自明代已無傳本”，故清館臣“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裒輯，尙得一百四十餘條，謹略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爲四卷”，遠“非心傳之全帙”。[133]由此，其一，似不能因今本《舊聞證誤》未徵引《長編》徽欽兩朝記事，就以為李心傳所據的是“宋廷所藏的七朝本《長編》”。其二，同為李心傳所撰的《要錄》卷一載靖康元年正月庚寅日盗殺王黼事，注云：“黼之死，《實錄》、《長編》係于壬辰。”又同卷四月己亥條注曰：“李燾《長編》：‘徐處仁、吳敏共議釋蕭慶，持餘覩書遣還。’注：‘此據李綱《辨餘覩事劄子》。蕭慶當作蕭倫。按《實錄》所書，全據《宣和錄》。惟沈良《靖康餘錄》作蕭慶。’”[134]其所據者當屬欽宗朝《長編》，故知李心傳所見並據以引錄者當為九朝《長編》。

其次，關於高斯得所云“巽巖《長編》終徽宗”，因《長編》記北宋九朝事，非終於徽宗朝，故此處“徽宗”或為“欽宗”之訛，不然，若如此合李燾、李心傳二書為一，則將闕欽宗一朝。

再次，高斯得纂修《徽宗長編》，也非為“彌補該朝《長編》之缺”，因為據上引彭龜年所言，原藏秘書省的遂寧府“投進”本、原藏國子監的瀘州本“錄本”，皆為《長編》九朝本，於光宗時移入內廷，為何至寧宗、理宗時宋廷所藏的僅為七朝本《長編》？而且當時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愧郯錄》、劉克莊《後村集》等皆嘗引錄《長編》徽宗朝之記事，而劉克莊亦於理宗朝為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其所引《長編》或即為內廷所藏者。此外，明初修《永樂大典》時所抄錄的《長編》雖說已非九朝完帙，[135]但欲由此認定其所據的即“宋廷所藏的七朝本《長編》”，理由卻不充分。

《永樂大典》所收錄的《長編》雖已非完帙，然是否如人們所言，《永樂大典》或由《永樂大典》輯錄之《宋會要輯稿》全未曾收載《長編》徽欽兩朝文字？似有不然。如《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三注引《宋史長編》云：

（大觀二年）九月己未，御筆：“宗室升貢試，或不中，自今許入國子學。”初，學制局議遣歸本學，止以為庶士既得辟雍，不可薄於宗親。故有是詔。[136]

又同上書《兵》二二之一〇引《宋史長編》云：

神宗朝，提舉陝西買馬監牧司言：乞免簡發沙苑監捧日馬，留爲馬種。從之。[137]

檢諸史籍，未見有書名曰《宋史長編》者。然檢今存《永樂大典》，又得所引《宋史長編》兩條：

楊景宗以外戚至顯官，然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飲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之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138]

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増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意矣。”[139]

上引“楊徽之”事載《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條，唯“正得其意”作“正得其宜”。“捧日馬”事載《長編》卷三三九元豐六年九月乙卯條，然無“神宗朝”三字。“楊景宗”事載《長編》卷一七六至和元年正月壬申條，文字稍異：“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所至為人患，使酒任氣。知滑州，常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宋史》卷四六三《楊景宗傳》所載同，則《永樂大典》所引文字稍有節略，又“飲”字當作“毆”，形近而訛。而“大觀二年御筆”事，因《長編》徽宗朝部分已佚而無從覈對，然《群書考索》後集卷三〇《宗學》正載錄此條，云引自《長編》，僅“止以為庶士”作“上以為庶士”，[140]是。顯然錄自《長編》，文字稍有節略。

然《永樂大典》所引之《宋史長編》是否為《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長編》之省稱？檢今傳本《宋史全文》，並未見錄有上述四條記文，故大致可排除此一可能。因此，上引“宋史長編”之“史”字當屬衍文。不過上引大觀年間事在徽宗朝，但《永樂大典》是否直接引自九朝本《長編》，其理由似不充足，更大可能或是轉引自他書如《群書考索》之類晚宋、元初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