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城反山王陵第12号墓出土大玉钺神像

包含复杂工程技术和高效社会组织能力的都城和水利建设、被认为带有奢侈色彩的玉器工艺，自然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临平茅山发现了合5.5公顷大稻田，有分割田埂和灌溉水渠。深受良渚文化影响的浙东余姚施岙，也揭示了这一时期8公顷稻田，周边调查发现古水田总体量达90公顷，施岙古水田分河姆渡文化早、晚和良渚文化三个阶段，有灌溉渠、灌溉口、田埂，一条残独木舟还被铺垫在宽近4米的田埂下。郑云飞根据稻田土壤水稻硅酸体与稻谷重量的关系，推算茅山古稻田单位面积产量约为141千克/亩，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东部被烧毁稻谷约2.4万斤，池中寺粮仓炭化稻谷埋藏量达40万斤，足证良渚社会经济基础的坚实。从河姆渡耜耕到崧泽文化犁耕的出现，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极大地催生和促进了这一区域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

茅山遗址东区良渚文化晚期聚落全景

反山M12

浙江是越国故地，复原越国历史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主要任务，通过中心遗址、土墩墓、越国王陵和贵族墓葬、瓷之源等越文化和越国考古，基本构建了越文化起源及其立国、发展、壮大、称霸的历史脉络。

浙北地区湖州毘山、下菰城、余杭小古城等是商周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毘山是浙江境内唯一出土琮、璧玉器和卜骨、青铜器的商晚周初大遗址，新近发现铺设地祔再立柱的大型建筑基址，说明毘山很可能是浙北地区这一时期的中心。衢州衢江区已发现多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群，以人字形大木椁为葬制，还首次出土了青铜车马器，这一地区地望与《国语》等记载的“姑蔑”相吻合，这一发现极可能将揭开了一段先越国尘封的历史。

衢江庙山尖西周高等级墓葬出土的车马器（“姑蔑国”遗存）

安吉古城始筑于战国，延续至汉六朝，是浙北地区保存最好的古城址，古城东南龙山墓群的八亩墩、九亩墩两座春秋晚期超大型墓葬，共用隍壕，并各有两圈陪葬墓。2016-2019年八亩墩（龙山107号）墓葬发掘，15米高的主墓土墩有石护坡和挡坎维护，主墓外侧有密集摆放陶瓷器的超长器物坑，主墓四周有31座类型和随葬品不同的陪葬墓，墓主佩戴由绿松石等黏嵌的复杂冠饰，八亩墩和九亩墩极有可能是越国称王之前的王陵。

安吉春秋晚期八亩墩107号墓园

绍兴兰亭印山越王陵，是迄今为止第一座明确的越国王陵，推断为春秋末期拓土始大称王的允常“木客大冢”。印山越王陵四周也有隍壕围护，三面髹漆的巨大枋木构成长达34.8米的人字形木椁，椁中室置放大型独木棺，椁外侧包140层树皮，再填筑大量的木炭和青膏泥。2011年绍兴东湖香山M1，人字形木椁长约47.6米，规模堪比允常木客大冢，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根据遗物和碳14数据，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可能是越王翳、 诸咎粤滑、无余之中的某一王。目前绍兴平水盆地越国王陵区的布局基本搞清，周边古水系分布状况也基本明确，随着绍兴地区东周考古的持续推进，越国考古前景可期。

浙江是原始瓷和成熟瓷器的主要起源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先秦时期原始瓷窑址群，从夏商之际开始出现，历经两周，连绵不绝，尤其是战国时期大量烧造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代表先秦时期窑业的最高发展水平，产品质量已接近成熟瓷器的水平，被誉为“瓷之源”。

金衢盆地与环太湖地区出土春秋原始瓷礼器

入汉以后，浙江逐步纳入大一统王朝的发展轨迹，汉至五代一千一百多年内，汉武开边、吴会分治、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吴越割据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成为触发浙江不断发展、融入中原的重要契机。五代钱氏吴越建国，杭州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纳土归宋，浙江由此成为中国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五代钱氏吴越建国，全盛时领有今浙江全境，通过钱氏三世五王历时70余年的开发，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之最为繁荣稳定的一方政权，以杭州为中心，包含吴越国都杭州城、钱氏故里衣锦城、钱塘江古海塘遗址、佛塔地宫等，是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主要内容。钱元瓘墓及吴汉月墓、钱元玩墓、钱宽及水丘氏墓、康陵马氏等重要王族成员的墓葬，对全面揭示五代吴越国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钱宽夫妇墓出土了鎏金银器、秘色瓷器、官字款银釦白瓷等，尽显王家之气。在钱氏家族陵墓中还发现精准程度很高的天文图，反映了晚唐五代时期的天文学水平。2001年吴越王钱弘俶所建雷峰塔地宫出土了包括纯银阿育王塔、鎏金龙莲底座佛像等在内的一批精美的文物珍品，以及大批的石刻佛经和经卷砖。金华等地也先后发现了佛塔地宫，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佛教造像和不同材质的阿育王塔。此外，西湖等处先后发现的金龙玉册（亦称投龙简），是研究吴越国时期皇家道教信仰的重要依据。

杭州吴越国雷峰塔天宫银阿育王塔

钱氏在吴越国内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产业，其中尤以制瓷业尤为突出，越窑“秘色瓷”自晚唐开始即声名鹊起，至吴越国时期更是趋鼎盛，目前已明确上林湖窑场即为秘色瓷产地，以瓷质匣钵烧制的秘色越器为越窑的巅峰之作。吴越国对浙江的开发还体现在修筑捍海塘等水利工程，这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水利工程，是我国古代匠作营造技艺、公共工程建设、行政执行力、社会经济水平高度发展的综合体现，钱塘江古海塘作为重要历史地理坐标，对研究杭州古代城市发展史和钱塘江流域历史地位的发展演变具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墓葬、城市和手工业遗存是浙江宋元考古的主要内容。临安城和绍兴南宋皇陵在中国都城和陵寝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学术价值，南宋墓葬考古揭示的丧葬制度、思想观念、随葬器物的变迁，是讨论社会礼俗“宋元明转型”最具体、直观的材料；全面复原南宋临安城、嘉兴子城的平面格局，全面揭示复杂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是历史、考古学界的重大学术目标；青瓷、铜镜、摩崖碑刻，尤其是南宋官窑也是浙江南宋文物考古的特色门类。南宋文化对后世影响深刻，“中国近八百年来的历史，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江浙一带为重点的模式”（刘子健）。8月31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文化工作会议谈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时，把“在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上取得新突破”，作为5个高地10突破之一。

绍兴南宋皇陵二号陵园一号享殿和庭院遗迹

继原始瓷起源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进后，生产中心从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转到浦阳江下游萧山、绍兴区域，再到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区，东汉成熟青瓷在那里率先烧成。随后，青瓷生产中心又先后转到慈溪上林湖区域、黄岩沙埠窑，再到瓯江上游龙泉一带。从汉六朝早期青瓷的发展，到唐（北）宋青瓷生产的繁荣，从（南）宋元青瓷生产的鼎盛，到明清青瓷生产的式微，绵延不绝达三四千年之久，浙江不仅先后有越窑和龙泉窑这样的庞大的青瓷窑系各领风骚近千年，还有德清窑、瓯窑、婺州窑等名窑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

浙江古代青瓷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至迟从唐代开始，输出海外，浙江古代青瓷制作技艺广泛传播，直接影响了境内外许多地区的瓷器生产，促进了当地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进、审美取向的变迁，浙江古代青瓷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瓷窑址考古、或陶瓷考古已成为独立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也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传统的学术研究重要领域之一。

慈溪上林湖后寺岙窑址瓷质匣钵层的正摄影像图

2006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中，指出区域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蒋乐平：《跨湖桥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ⅰ~ⅲ页）。浙江文化中富有创造力的基因，自古以来就有之，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是浙江考古工作义不容辞的任务和担当。浙江考古工作者将积极主导、参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围绕世界稻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浙江历史发展脉络等重大问题，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重点围绕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越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青瓷文化、海洋文化、石窟寺等开展考古研究，切实打造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全面展示以“10000年上山”、“5000年良渚”、“1000年南宋”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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