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征服者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自五代以来数百年南北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从此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文化上的多元交相辉映，各地域、种族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宋、金以来的文化传承之绪不仅没有断裂，相反，文化创新发展的火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元代的文化成就 理学北传，被定为官学并成为科举标准，是元代影响最深远的文化事件之一。尽管官学化并非将理学定为一尊，悬为功令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僵化的弊病，但其重大的历史功绩则无法被抹杀。 以全真教为代表的新道教兴起于金元之际，元初达到顶峰后，在整个元代仍保持鼎盛，并南传融合了南方的清修派，在元代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文化作用；而南方的正一道及其分支玄教也在元代达到顶峰，并逐渐融合了南北方的符箓派。同时，符箓派与内丹派也互相融合。这奠定了明、清两代道教发展的基本格局。 蒙元统治者尊重各种宗教，而最尊崇佛教。元代的汉传佛教在经历宋代的发展高峰后，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局部仍有新的发展，并保持对东亚的传统影响。而藏传佛教则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影响被于全国。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聂斯脱里教等也随着其信徒遍布全国。 元代的书画艺术成就极高，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据很高的地位。这个艺术领域充分地展示了元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以内敛自适为精神内涵，萧散简率为风格，写意为主要内容，诗书画结合为外在形式的文人画在元代成为画坛正宗。尽管院画和画工画并没有消失，但已经不再居于主流位置。这是中国画史上的巨变。元代的书风，也是对宋代，尤其南宋尚意的书风的反动。赵孟頫书法一反宋代风气，成为元代书坛的主流风格；在元末自由风气的激荡下，又出现对赵书的反拨。这些都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与书画艺术相比，元代诗文创作在整体成就上稍为逊色，但其创作繁荣程度仍然可以比肩唐、宋。在诗学上，宋、金末年南北方不约而同出现“宗唐得古”倾向。元代统一南北后，南北方的这种倾向迅速合流，出现“元诗四大家”，后期更是在宗唐总体取向下，各竞风标，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元代散文创作受到理学很大的影响，在“道文合一”的思潮下，涵泳理学修养作为精神内涵，发以为文，追求“雅正平易”，成为元代散文创作的主流风格，虽然整体成就不如唐宋，但也不乏佳作。而元季浙东文人散文创作具有子部特征，达到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元代延续前代雅俗分流的趋势，其俗文化的成就超过了诗文等雅艺术。起源于金代的杂剧，在元代达到艺术上的最高峰。元代中期以后，杂剧中心南移。入明后杂剧仍然长演不衰。南戏早在南宋就已在南方各地民间广泛搬演，到元代后期出现《琵琶记》这样的巨作。至于小说，本与戏曲同源，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而元代是它们长期累积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
以上所述都是比较受关注，近世学者讨论较多的几个方面，元代的文化成就当然还远不止这些。即便如此，元代文化独特的时代面貌和巨大的成就已经足以使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而毫无逊色。
元代取得上述文化成就约略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常常是种思想的斗争，而发展的途径则是融通。融通是元代思想文化共同的特征。这种融通，就传统思想文化内部而言，首先是儒、释、道三教融通，其次是儒、释、道三教内部的融通。从地域考察，则主要是南北方之间的融合。各种思想之间的融通源远流长，并非元代独有，但元代的这种趋势，尤其南北方文化之间的融合，的确更为突出。其原因颇为复杂，但有一条非常重要：元代结束了自五代以来数百年南北分裂睽违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自隋唐以来的第二次南北统一，这不仅为文化的交流和融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在客观上也产生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元代出现的这个历史际遇堪称四百年来第一次。 （二）元代士人的独特处境。元代士人丧失了以往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机会，但又享有某种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政治权力疏离，一方面使元代士人整体政治地位有所跌落，但另一方面却也使知识分子前所未有地从政治权力的束缚中有所解脱，加上宽松的环境，遂使元代士人与主体意识张扬的宋代士人有所不同，其精神特质在总体上倾向内敛自适而个性独立自由。这就使得元代以士人为创造主体的“雅”文化自开生面。元代书画诗文的创作特征和成就无不与此有关。 （三）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两方面为元代俗文化的繁荣提供土壤和动力：一方面社会对俗文化需求增强，另一方面，俗文化的生产和提供者[SITESERVER_PAGE] 也因此获得更大的社会空间，这对吸引知识分子加入其队伍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书会才人，甚至杂剧班头，在改进俗文化粗砺的同时，又保持其固有的人民性。这是元代俗文学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杭州在元代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 首先，杭州是元代南北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中心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大都）。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在易代之际并未遭受破坏，入元后，除部分皇家图籍和太学生被掠北上外，大部分“文献”犹存，其丰厚的文化积累未遭破坏，甚至连“行在”的称呼也仍被沿用，杭州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元代基本未坠。这与亡金旧都汴梁形成鲜明对比。宋元之际的文化延续成为元代杭州与北方，以及南方其它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如前所述，元代的杭州作为东南统治的中心、南北社会经济交流中心和东亚贸易圈的中心区域，自然使杭州成为当时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中心。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离不开具体的人，尤其离不开中国主流文化的创造者——士人。由于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入元后又保持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所以杭州不仅成为故老息影之地，还吸引大量汉人和其它地区的南人前来仕宦或定居。在仕宦人员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浙西廉访司官员。按照世祖时期确定的惯例，元代监察系统主要使用汉人知识分子，这就使得浙西廉访司在杭州诸衙门中成为北方士人较为集中的一座。廉访司除监察外，又掌学校教化，人员举荐，这又使任职廉访司的北方士人与当地士人接触尤多。江浙行省当然也是汉人较为集中的衙门。行省任官主要考虑政治控制，并不侧重使用知识分子，但部分行省高官的文化修养还是很深的。同时，在行省较低职位任职的大部分是汉人知识分子，也有部分是南人，有所谓“吏隐”的意味。他们与当地士人交流也很多。还有一座值得注意的衙门是儒学提举司。任江浙行省儒学提举的大部分为南人大儒，但多非杭州本地儒士。他们在儒学提举司的任职对强化南方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大有裨益。此外，设置在杭州的行宣政院对南方，尤其杭州地区佛教影响非常大。当然，仕宦只是人员交流的一部分，杭州美丽的湖山对文人一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杭州也因此成为全国文人向往、流连和盘桓之处。人员的交流自然带来文化交流。杭州作为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心的地位由此确立。 其次，杭州的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在南宋已经高度发达，入元后，不仅势头不衰，而且还有新的发展，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城市。就市井生活而言，南宋临安的瓦子在元代依然生意兴隆，杭州士女仍然浸染在浓厚的都市商业气氛中，甚至连赌博诈骗之市井流氓也不比南宋逊色。这就为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元代中期后，杭州成为全国俗文化的中心。 元代杭州宗教 杭州历来是佛教胜地，“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増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寺院数量多，且地位显赫。南宋嘉定间品第佛教五山十院，余杭径山寺、钱塘灵隐寺、净慈寺在禅院五山占据前三位（其余二山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禅院十刹中则以钱塘中天竺为首。在教院五山中，钱塘上天竺、下天竺占据前两席，钱唐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则为教院十刹之首。律院没有五山名目，但杭州的昭庆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内外灵芝寺都非常重要。显然，杭州的佛寺在禅、教、律三派中，都占据首要地位。五山十刹的品第排列在南宋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也反映各寺在教内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并不随一时的政局变化而改变。元代在杭州设置行宣政院管理南方佛教事务，但对南方原有的佛教格局只能承认。五山十刹名目和品第在元代仍然保持。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朝廷封建康大龙翔集庆寺住持笑隐大欣为“释教宗主兼领五山寺”，一方面承认五山之目，另一方面将龙翔集庆寺置于五山之前。 元代杭州丛林有许多高僧大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高峰原妙和中峰明本。原妙得祖钦法嗣，十分重视苦行，在天目山西峰立死关十七年，一直修行至死。他提倡参扣疑团，发展了临济宗的看话禅。中峰明本嗣法于高峰原妙，属于临济义玄下第十七世，圆悟克勤下第八世。他上承高峰看话参疑团的禅法，但主张修行不离现实人世。在佛家内部，谐调会通禅、教二宗，又主张禅净双修；后来其弟子天如惟则提倡“念佛禅”，即继承和发展了他“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禅净双修思想。在佛教外部，主张会通儒、佛、道三教，认为三教上乘都是追求最高觉悟，达到自悟的人，不会有诸教分别之想。特别对于儒、释二教，强调所谓“修心”、“明心”，“复性”、“防情”，以及佛家之孝等说，源于佛法，又深入儒学堂奥。元代思想界虽然以融通为特色，但互相之间的斗争很激烈。佛教内部有教、禅之争，教宗处于上风；外部有释、道之争，释处于上风。明本的思想，[SITESERVER_PAGE] 在佛家中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因此在教内教外影响都很大。他的弟子很多，云南本来只有教宗（天台宗等），禅宗由他的弟子玄鉴等传入；他的弟子中还有很多来自日本，最著名的有印原禅师等，回国后，成为日本临济宗的著名禅师之一。明清以后的临济宗主要出于明本的法系。明本与士人的交游很密切，方外之交中最著名者有赵孟頫、沈王等。 元代杭州还有一股相当重要的势力与佛教有关，那就是白云宗。白云宗由北宋末僧人孔觉清在杭州白云庵发起，在宋代，白云宗被视为异端。入元后，白云宗受到杨琏真加扶持，势力大增，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佑七年（1320）后，白云宗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它留给后人最重要的遗产是普宁藏。 讨论元代杭州佛教，杨琏真加和行宣政院是无法回避的。杨琏真加因为掘南宋诸陵，大肆敛财等秽行，几乎不齿于江南士林。所以入明后有斫去其飞来峰造像之举。我们今天对杨琏真加照旧痛恨，但对飞来峰造像已经视若拱璧，并不觉得这二者有什么矛盾。或许我们应该像理解当时杭州士人痛愤之情一样，来理解杨琏真加等人的所作所为。平心而论，将原南宋大内改造成佛寺，应当是最好的选择了。发陵建白塔则是行镇魇之术，奉行的是忽必烈的最高旨意。虽然看似愚昧残酷，却是习俗使然。另一方面，忽必烈对降元的南宋宗室却相当优厚，比起当年宋太祖苛待南唐后主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正是历史的复杂之处。 由原南宋大内主体建筑改造成的五座佛寺和白塔（建于原福宁殿改造的尊胜报国寺前）是元代杭州的名胜。在此凭吊古今，历史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元代有大量凭吊之作。这些遗迹，主要毁于元末。而历经战火未毁的飞来峰造像已经成为杭州的珍宝。 元代南方佛教势力的发展，主要依托行宣政院，尽管这发展常常以损害儒、道利益为代价。但毫无疑问，从佛教教内的眼光看，行宣政院是护法有功的。行宣政院作为南方最高佛教管理机构，其成员有僧人，但大部分为一般士人。僧人中不乏密宗高僧，这为藏传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元代杭州，乃至汉传佛教史上的大事。《西湖游览志余》有“戒腊”条：“戒臈本作戒蜡，西域番僧结制之日秤其身若干觔，即以蜡为身，亦若干觔。解制之日，再秤之，若身重于蜡即为得道，蜡重于身则学败矣。盖制中拘窘，鲜食寡睡，淡薄强忍，非宁定者不肥也。”《西湖游览志余》作者田汝成对杨琏真加深恶痛绝，但对“番僧”戒腊之制所体现出来的高深佛法修行却由衷钦叹。这说明藏传佛教在杭州有传法活动，一直延续到明代。从现有的材料看，西夏僧人在行宣政院中占据重要地位，西夏僧人一向传习密宗，又深通汉文，拥有中介藏汉佛教的便利条件。 从教派角度看，藏传佛教与汉地的华严、天台关系相对密切，元代的禅教之争，与藏传佛教不无关系，众多的讲院名刹可以成为密宗在杭州传播的有利条件。但遗憾的是，尽管今天我们珍视飞来峰和宝成寺壁密宗造像，但对这段历史仍然重视不够，研究也较为薄弱。 与佛教相比，元代杭州的道教则是另一番情形。宋朝推崇道教，利用道教神权为皇权服务，道教宫观多被列入朝廷祀典。高宗君臣决意偏安后，逐渐将原汴梁宫观旧制也搬到行在杭州。太乙宫、西太乙宫、万寿宫等渐次择地恢复。作为原庙的景灵宫地位与太庙相等，也与太庙一起重新修建。南宋杭州所谓“御街”即为大内通往景灵宫大路，供皇帝四季前往祭祀。景灵宫虽非道观，但也由羽流主持。孤山的四圣延祥观则是高宗为借道教神仙使自己皇权合法化而建。此外，南宋诸帝由诸王登帝位后，其潜邸也照例改为宫观，以奉感生帝以及诸帝元命，如理宗沂王潜邸改龙翔宫等。高宗禅位后所居德寿宫后圃也改建成宗阳宫。质言之，具有皇家性质，为皇权服务，是南宋杭州道教的主要特征。因为这个特征，南宋杭州道教地位居于佛教之上，有不少道观甚至是拆迁佛寺后所建，如建于孤山的西太乙宫、四圣延祥观等。 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南宋灭亡后，失去皇权依托的杭州道教地位一落千丈。此时勉强主持危局的是茅山派道士杜道坚。杜道坚原主持湖州通玄观，较早投靠新朝，是最早一批受到元政权礼遇，并受到元世祖接见的南人。值得注意的是，忽必烈在征服南宋后，最初网罗的多为技艺之士。杜道坚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从大都回来后，他受命主持宗阳宫，后被任命为杭州路道录。 杭州道教受到的第二次严重打击是至元二十二年至至元二十四年（1285-1287），在杨琏真加主持下，以“恢复”为名，勒逼宫观改佛寺，道士罢道为僧。宗阳宫田产大半被剥夺，龙翔宫、西太乙宫和四圣延祥观都被迫搬迁，原址改成佛寺，数百名道士罢道为僧。有些宫观就此荒废。这一方面是由于至元十八年（1281）佛道论辩道教失败后，全国的道教都受严重打击，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杨琏真加镇压使命有关。[SITESERVER_PAGE] 在经历至元后期的低谷后，成宗以后，道教重新得到发展。杭州的道教也出现若干新的特点：一是玄教异军突起，而杭州成为玄教的重要据点。玄教源于龙虎山正一教，创教人为张留孙。玄教依靠政治力量，地位不在正一教之下，其管辖范围主要在南方，与正一教大部重合。玄教总部在大都崇真万寿宫，杭州的大开元宫则是它在南方最重要的基地，也是杭州宫观中最重要的一所，地位在其他宫观之上。玄教的官方地位客观上成为融合其他符箓派的基础。如张伯雨原为茅山派道士，后从开元宫掌教王寿衍，即为一例。二是全真教在杭州也有所传播。元季绘画四大家之一黄公望后来出家为全真道士；至元间邑人丁野鹤“弃俗全真”，在紫阳庵修行。另外，相元巷的长春庵可能也是全真教。全真融合金丹南派是道教史的大事，融合中心在武当山。浙江行省内，天台桐柏宫原是清修派中心之一，后亦与全真合流。南北金丹派的融合中，杭州不占中心位置，但当时道教融合的趋势在杭州也有所体现。 与不少高僧一样，杭州道士与文人交往也很密切。如杜道坚在宗阳宫的雅会，遍邀名士，其中尤以老君台中秋玩月最为著名。在元代被誉绝唱的杨载咏月诗即作于老君台，此诗流传极广。又如道士张伯雨，诗名藉甚，交游极广，是玉山草堂的常客，晚年居于西湖，卒葬赤山附近的灵石山。 从整体上说，元代佛、道教徒与士人交游密切和深入的程度似乎超过前代。从士人一方考察，这也是元代士风变化之一端。这种变化当然有“悦禅”之风以及三教融通的历史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元代儒士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变化。 元代雅文化中心 南宋杭州的太学生最能体现士风。“国有大事，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能攻。公是公非，伟节相望。”以至于太学被称为“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以形容其清苦鲠亮。宋亡后，科举废黜，士人丧失了进入最高政治权力集团的机会，南方士人又列四等人之末，受到其它三等人，尤其汉人的排挤。当时流行“十儒九丐”的说法，虽非客观事实，却是士人斯文沦丧的真实感受。但这却在某种程度上使士人从政治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对文化也未尝不是幸事。杭州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当时士人“盘游”之所，杭州亦由科举名利场变为故老云集的吟咏之地，并由此奠定了作为元代雅文化中心地位的基础。 就文学而言，从宋亡开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至元年间（1264-1294）至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其时宋金南北二源尚未合流；第二时期从仁宗至泰定（1312-1327），南北合流，形成元代特色；第三时期从文宗以后至元末（1328-1367），各种风格竞艳争奇。杭州在这三个时期中始终是最重要的区域之一。 宋亡之初，科举废，诗歌兴。当时南方一带诗社林立，就地域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浙和江西两大区域，杭州是浙西的中心之一。后世熟知的月泉吟社在浦江，杭州则有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等。诗社中“儒雅云集，分曹比偶，相睹切磋”，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杭州诗坛一方面继承南宋文脉，集中了南宋几个最重要诗派的殿军人物：汪元量代表江湖诗派最高成就；江西诗派的殿军方回致仕后也居住在杭州。易代之际的家国之痛，使他们的创作不再局限于吟咏风雅，而有着更广阔深切的内容。尤其方回，无论他的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在中国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元初在反思宋代文学基础上，出现“宗唐得古”的文学思潮。代表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戴表元、赵孟頫等人，戴为南宋太学生，赵为宋宗室，虽非杭州人，但常游于故都，故杭州诗人与他们同声相应，互相影响。当时杭州诗坛仇远、白珽二人齐名，合称“仇白”，已渐入唐调。 另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杭州诗人是邓文原，他祖籍巴西，但已在杭州居住两世。邓文原、赵孟頫等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出和实行新的文学主张，更在于将他们主张传播到北方，造成全国的影响，从而为元中期文学开辟了道路。元中期“元诗四大家”中，虞集、范梈、揭傒斯为江西人，杨载祖籍福建浦城，但他与邓文原一样，先世就已定居杭州。杨载师从赵孟頫，在四人中年辈最长，提出“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是元代中期诗歌创作的圭臬。 自天历（1328）以后，元代诗歌在宗唐基础上，呈现出多种取向，各种风格争奇斗艳。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是杨维祯等人领导的新“复古”运动，其活动的中心在吴中，杭州也是其活动的重要区域。杨维祯号铁崖，即得名于杭州冶铁崖。而大量作于西湖，题为《西湖竹枝词》的诗作则成为这场复古运动的代表作之一。其流风余韵至明初，是“吴中四子”，在杭州则为瞿佑。瞿佑少时在其叔祖瞿士衡席上见知于杨维祯，并亲炙其教。[SITESERVER_PAGE] 元末另一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重要诗人是张翥。张翥祖籍河东，父亲仕杭州钞库副使，遂定居杭州。张翥受仇远亲炙，得音律之奥，诗作有元白之风，是元末最重要诗人之一。 元代书画创作理论与实践与诗文一样，都有浓厚的“复古”倾向。这种倾向是对宋季艺术领域“尚意”审美取向和风气的反拨。在绘画上，南宋末年仍然盛行院体画，流行“用笔纎细，傅色浓艶”的风气；另一方面又有用墨大胆狂放，极端注重主观感受的禅画。开创元代面目最重要的画家是赵孟頫。他提倡“古意”，说“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针对的正是南宋画的这两个倾向。与“古意”相辅而行，赵孟頫又提出“书画本来同”的观点，落实在笔墨上，要求通过书与画的结合，使笔墨形式取得一种相对独立的写的审美价值，从而使唐宋画工画严谨的造型语言转化为元代文人画简率的意向语言。 赵孟頫“古意”与“书画同源”的理论和实践对元代画坛开创以写意为核心，以萧散简率为主要风格的时代面貌极为重要。不过，这个过程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依靠赵孟頫一人之力。后人评价说：“松雪尚工，人物楼台花树描写精絶。至彦敬等直写意取气韵而已。……宋体为之一变。”将“变宋体”的功劳归于高克恭。其实松雪画有二格，描写精绝是其一，萧散简率又是一格。前者并未脱尽院画体格，后者是其晚年风格，这才是元画发展的方向。这种风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高克恭等北方画家的影响，是南北融合的结果。元初有赵、商、高、李之目，除赵孟頫外，其余皆为北方人，其中高克恭为色目人，绘画师法董、巨、二米，商琦与之同调，李衎则传灯苏轼、文同。元季四大家山水多师董、巨，而所得不同，遂形成自家面目，这是受了高克恭的影响；而他们所喜爱的君子画题材，尤其墨竹画，受苏轼、文同影响，或者说，受李衎影响很深。有的美术史家把高克恭等北方画家看作宫廷画家，并认为他们与南方文人地位悬殊，互相隔绝，这是错误的。高克恭等虽然身居高位，但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与当时的文人并无二致。这些北方画家与赵孟頫交流极多，还曾合作作画，而且这交流并不是封闭的，也不局限在大都，它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展开，杭州正是这个交流的中心之一。赵孟頫、高克恭等都曾在杭州为官，李衎曾在赵孟頫老家吴兴为官，杭州是他们艺术创作和交流的重要区域，后来成为元代绘画主力的南方人，则是在家门口接受了这种南北交流融合的成果，而造就了元代绘画艺术的高峰。元代后期的画坛与诗歌情形一致，杭州和吴中是南方最重要的两个地区。这里，我们可以黄公望作为例子。他是元季四家中最杰出的一位，常熟人，但仕宦和隐居地都在杭州。 与绘画相比，赵孟頫对元代书法的影响更大，“赵体”几乎成为元代书法的代名词。他的书风，也是对宋代，尤其南宋尚意书风的反动。宋书四大家中，除蔡襄外，米芾、苏轼、黄庭坚等，均有奇崛险怪、放纵恣肆的特点。到南宋末年，这种险怪之风更甚。当时北方一部分人用颜体，而南方用欧体来纠正这一书风，但成就不大。赵孟頫用唐人之法，参宋人之意，而化入晋人之理，形成“赵体”，在元代几乎一统天下，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元季有几位书家，如柯九思、吴镇、杨维祯等，不作赵体，可能是故意与赵孟頫拉开距离。这些书家也大多集中在浙西一带。 元代俗文化中心 如果说在诗文和书画创作领域，杭州只是浙西地区的中心区域之一，那么，在俗文化领域，杭州的中心地位更为突出，远在其它地区之上。杂剧始于金代，在北方地区流行，早期的杂剧作家和演员都是北方人。杂剧鼎盛时期在世祖、成宗、武宗三朝（1260-1311）。元朝统一南方后的数十年间，剧作家和演员逐渐向杭州迁移，较早期的关汉卿和珠连秀都来过杭州，珠连秀最后定居在南方。此后南下定居的剧作家和演员越来越多，“元中叶以后，则剧作家悉为杭州人，中如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秦简夫、钟嗣成等，虽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杂剧中心由大都转移到杭州。这对南方的戏曲影响很大。正如杂剧在北方流行，南方各地原先流行南戏，北方籍的书会才人南下后，取北方杂剧或话本创为南戏，或对南戏进行改编，“其后，江南文人逐渐参与戏文的编写，由戏曲杂剧的思想内容，进而学习北曲的文辞格律，使南戏的创作更完美。”据陈高华先生考证，南戏中的海盐腔与澉浦杨氏有关。杨氏中的杨梓与贯云石交往密切，得酸斋北曲之妙。海盐腔为南北融合的结果。如果此说成立，则海盐腔也与杭州有关：贯云石隐居在杭州栖云庵，杨氏与贯云石交游之地主要在杭州。 今可考的南戏剧目有二百余种，大多是元代作品。一般认为《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拜月亭》、《杀狗记》根据北方杂剧改编，也有学者认为是根据北方话本改编，无论改编自杂剧还是话本，其创作者大多为书会才人。因为杭州是北方籍书会才人最集中的城市，可以推断，这些受北方影响的戏文有[SITESERVER_PAGE] 很大一部分在杭州创作，并在杭州搬演。此外，元代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两部文献，钟嗣成的《录鬼簿》写于杭州，夏庭芝《青楼集》则作于华亭。 中国的戏剧小说系出同源。中国早期的小说与戏曲一样，都不是出于个人之手，而是集体累积型的创作。元代的书会才人是这些创作者中最杰出的一批。被后世誉为“四大古典小说”中的三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性质都是如此。它们都经历漫长口头文学阶段而逐渐成书。元代是这些故事成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初步成书的时期。以《水浒传》为例，徐步奎先生指出：“作为口头文学的水浒故事在元代形成，初次成书当在元末或明初。它用的是北方方言，一定是北方人所写，以书中提到的地理情况来说，错误甚多，连大体方位都顾不到，可征方腊所写的浙江州县，尤其是杭州村坊巷名如涌金门、西陵桥、保俶塔、净慈港、西溪、西山、龙翔宫、五云山甚至偏僻的小村如古塘、范村无论方向里程都很正确。总之，从小说本身的语言和地理情况看，它的编着、写定者只有原籍北方又曾长期流寓杭州的人才有可能是，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元代后期的书会才人中，这是普遍情况。 以上书会才人的情况主要根据《录鬼簿》的记载，“鬼”意味不在人世，或地位低下。但事实上，被录入《录鬼簿》是元代剧作家中最杰出的一批，处于金字塔顶端，有数量更多的剧作者和表演者处于金字塔底端而不为人知。《西湖游览志余》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瞽者妓女之流不知其几，他（她）们是历代俗文化的真正创造者。 杭州居于元代俗文化中心地位的缘由，除王国维指出故宋古都，文化深厚的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元代杭州延续了南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对俗文化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她吸引北方籍剧作家演员南下，在杭州这块丰沃土壤中结出南北融合的艺术奇葩。 以上所言，都是杭州在元代文化史上具有全国影响的成就。总而言之，杭州作为南宋故都，入元后又是南方，乃至全国最大的都会，不仅是浙西文化区的核心区域，她还是元代南北文化融合的中心，是元代的文化之都。她在元代文化中的地位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国性的。 因为杭州在财赋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使她在元末受到战火严重破坏。此后由于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转移，杭州再也没有恢复她在宋元两代的历史地位。 作者：吴志坚（浙江图书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