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的发展史上，宋元两代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南宋以杭州为国都（行都，名临安），1275年前后人口超过百万。法国著名宋史专家谢和耐认为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市，他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即以杭州为研究中心，认为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的中国的显著标志是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从他的视角看，杭州浓缩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体现了那个时代最具典型性的特征。但他同时认为，正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这一迅速进步的过程。然而，谢氏在论证所谓的“阻断”作用时，又利用了马可波罗有关杭州繁盛的记载，这恰恰说明，元代的杭州继续保持着“五方民之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的发展势头。

与蒙古征服金朝不同，元朝对南宋的征服战争并没有对南方社会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势头也没有中断。由原浙西、浙东、江东、福建四路组成的江浙行省（元朝后期辖区有部分变化），辖境北起长江，南包福建，东始大海，西至鄱阳湖，是原南宋统治最核心的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也最为发达。入元后，江浙在全国十一个行省中，人口最多，社会最为富庶，地位最为重要。文宗至顺元年（1330），户部登记在册的钱粮户数为13400699，江浙省有 6162492户，占46％；天下岁入粮数，总计12104708石，江浙省4494783石，占37.1%；江南三省天历元年（1328）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149273.5锭，江浙省57830.5锭，占38.7%。

正因为其重要性，元代在江浙行省派驻的军队数量在南三省中最多，朝廷派往行省的长官为丞相，而不是其它行省的平章。对此，元人有一个很好的概括：“江浙行省视诸省为尤重，土地广，人民众，政务繁，而钱谷之数多也，朝廷之所注倚。”

南北经济文化联系的枢纽

杭州作为江浙行省首府，从一个政治上南北对峙、分裂而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南方偏安政权的首都，变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袤的大一统帝国的南方统治中心。不过，这个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土地人众、政治统治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在数个世纪的南北分裂之后，元代再一次实现了统一，在大一统的国度内，以大都为集结中心的南北大运河直线沟通，使得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与包括蒙古高原在内的北方地区，乃至与全国的联系空前加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二个世纪以来偏于东南一隅的局面，并奠定了此后南北紧密联系的基本格局。这种联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它成为此后数百年间统一的中华帝国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

对杭州而言，这也标志着这座大运河的南端起点城市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以最为直观的商品税为例，元代额办课程在一万锭之上的场务全国只有四处：真州、杭州在城、江涨、城南。真州是长江进入运河的咽喉；其余三处都地杭州，“在城”指城内，“城南”当为“城南厢”简称，地域四至北起艮山门，南至六和塔一带，西至皇城西界，东至钱塘江，约略相当于今江干一带，占尽钱塘江水利之便，在南宋繁荣程度并不亚于城内。江涨务在余杭江涨桥镇，位于运河南端。江涨务在宋代就颇为重要，但远远比不上拥有钱塘江水运之便的城南厢。元代江涨务名列城南之前，说明其重要性大上升，至少与城南并列，其原因不言而喻。元代商品流通过程中并不征过境税，只有在进入销售环节时才征销售税。杭州拥有当时全国税额最高的四处场务中的三处，毫无疑问，杭州商品流通和销售之巨在全国名列首位。而江涨务的上升，又凸现出大运河南端的地理位置对杭州的影响。入明以后，江涨务的地位似乎由离它不远的北新关取代，北新关在明、清两代仍然十分重要。杭州作为运河南端的地位至今不失其重要性，而这个历史是由元代开启的。

与商品南来北往的情况相同，大量南人沿运河北上，摆脱数百年来“视淮甸为极边”的限制，自由顺畅，直抵中原、幽燕，甚至大漠草原。观光上京，并谋取出路成为一时潮流。同时，有更多的蒙古、色目和汉人南下，到南方驻戍、仕宦、从商和游学。随不同种族文化大量人员往来，各种观念、文化形成交流、冲撞、融合，遂造就了元代文化的新气象。杭州与大都一南一北，是当时元代文化交流融汇的两个中心。相对而言，两都地区重要性更体现在政治上，而杭州在经济、文化上则表现更为突出。

海洋贸易体系的一个中心

如果说大运河将中国南北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保证了元帝国生存，并奠定此后南北统一的格局的话，那么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向内陆和海洋两个方向不遗余力进行武力拓展，并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则将旧大陆各文明之间交流推[SITESERVER_PAGE]

向一个新的高度。美国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将成吉思汗视为“缔造全球化世界的第一人”。蒙元统治者推动下这种拓展，为此后前近代的世界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杭州在这个世界格局，尤其在海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尤其欧亚非三个大陆间，物质文化交流就不曾中断。就东西交通而言，以中亚粟特人为主要中介的内陆丝绸之路，和以东南亚马来人（其后主要以阿拉伯和波斯人）为主要中介的海上丝绸之路，至迟在汉代就成为东西交流的两条大动脉，而在唐代形成一个历史高峰。蒙元的军事征服，在欧亚内陆方向，造就了四大汗国，金帐汗国势力直达多瑙河，伊利汗国的边界则抵中东；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方向，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数次大规模征讨虽然以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但这些地区与元帝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却大大加强。中国船只直抵印度西海岸和波斯湾诸地；朝鲜半岛成为帝国的“征东行省”，与日本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和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不同，蒙元统治者早在草原时代就利用中亚回回商人作为其私人商业代表（即斡脱），进行物资采购和商业贸易，形成一种草原式的重商传统。入元后，这一传统更被纳入国家体制，通过行泉府司和行省掌握大量的海上力量，在海上扩张的同时，积极从事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同时，民间海外贸易至少在政策上基本不受限制，加上元代不禁官员经商，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吸引众多民间商人入海，一些拥有船只的官员则成为势力仅次于斡脱的海商，如朱、张家族，澉浦杨氏等。

由此可见，13世纪以来东西海、陆交通空前展拓的局势，将“旧大陆”之间的联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海上交通而言，与地中海地域遥相呼应的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为终点的海港体系。其中，泉州港是南洋、西洋贸易圈的终点；而庆元、刘家港则是对朝鲜、日本贸易交流的中心港。杭州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与广州、泉州和庆元等港口并列，设有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市舶司撤消后，其职能转归杭州税务）；另一方面，它作为江浙行省首府和运河南端，又是所有这些贸易线路通向帝国首都和腹地的重要接入点。世界各地大量货物和人员由海路到达各港口，然后由各港口向杭州集中，进入运河，北上大都。反方向亦是如此。具体而言，自泉州港上岸，溯闽江而上，翻越武夷山，过铅山、上饶、玉山至衢州，顺钱塘江而下，抵杭州，这是当时江浙行省内的交通动脉；由庆元港进入由澉浦港和舟山等地构成的杭州湾，溯钱塘江不远到达杭州，更是一条通途；其它如象山、台州、温州等港口沿海入杭州湾，抵杭州也相当便捷。上述交通线路使杭州拥有钱塘江流域，乃至整个江浙行省作为广阔的腹地，提供大量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广阔的市场。元人说杭州“山川之盛，跨吴越闽浙之远；土贡之富，兼荆广川蜀之饶”，反映的正是杭州所处的交通和经济枢纽地位。

明白了杭州在当时海洋体系中的作用，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可波罗会来到杭州了。今天的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马可波罗是大汗位下的斡脱商人，主要职责是为大汗经营海外贸易。其出海线路就是沿大运河南下，到达杭州，由前所述驿路从杭州至泉州，然后乘信风出洋，穿过南洋，抵达西洋。他最后一次的返乡之路是从西洋进入波斯湾上岸，抵伊利汗国，由陆路抵地中海东海岸，再经地中海回到家乡。其后，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则沿着与马可波罗相同而方向相反的航线，从波斯湾来到杭州。事实上，元代有大量的西欧、非洲、阿拉伯和波斯、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旅来到杭州，马可波罗等人只是他们中偶然留下记载的人员。至于前来杭州的高丽和日本的商人及宗教人士，则如适门庭，更为寻常。元代杭州作为 “天堂之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凭借杭州湾与腹地条件的优势以及蒙元政权强势参与海外交通的政治经济背景，杭州与东亚海域圈，与南海和印度洋的交通空前强化；而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地位又使杭州成为南北沟通的中心。可以说，元代杭州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之活跃、政治文化多元色彩之浓烈，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相比拟的。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将元代的杭州置于杭州整个发展史上进行粗略比较：南宋杭州作为行都，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自然超过元代；但其时杭州作为南北联系中心的历史作用还无从谈起；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及元代。

元代的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的省会，是元代在东南统治的重心；而作为运河南端城市，杭州又是蒙元帝国南北经济文化联系交流的枢纽；凭借上述两个有利条件，加上杭州湾港口条件，和广大腹地，杭州又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之一。

明代以建康为南京，浙江布政司的辖境大大缩小，苏南、皖南、赣东、福建划出，杭州丧失了作为帝国东南统治中心的地位；杭州仍然是大运河的南端，但随着以环太湖区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进一步崛起，杭州的重要性相对有所下降；至于海外贸易，随着郑和在元代基础上的航海壮举成为历史的绝响，官方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以西欧新兴力量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序幕，世界体系从前近代向近代演进。尽管明、清两代民间海外贸易依然繁盛，但中国从此失去海上主宰的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杭州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也随之丧失。

作者：吴志坚（浙江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