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杭州老虎洞窑址南宋层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结论已经得到了陶瓷学界的认可。在发掘老虎洞窑址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叠压在南宋层之上的老虎洞窑元代层遗址出土器物与传世哥窑器有许多相似之处。为进一步搞清楚老虎洞窑址元代层的文化内涵，笔者详细查阅了哥窑的相关文献，并结合现代科技对哥窑瓷片的研究，得出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即为传世哥窑瓷器产地的结论。本文详细介绍了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瓷器及窑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老虎洞窑址元代层的文化内涵。

一、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遗物概述

老虎洞是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一条狭长溪沟，长约700米。窑址现场为一山岙平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海拔高度约90米。老虎洞窑址大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层堆积比较丰富，个别探方堆积厚达3米，叠压关系清楚。老虎洞窑址地层堆积大体可分为五层：第一层为近现代扰乱层，第二层为元代层，第三层为南宋上层，第四层为南宋下层，第五层为北宋层。其中，南宋层与元代层是老虎洞窑址最为重要的文化堆积，在这两层文化堆积中清理出了相当丰富的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做工精良、造型优美的瓷器及窑具，清楚地揭示了老虎洞窑这座规模不大但等级较高的窑场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流程。

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遗物种类丰富。碗，炉等日用器占很大比重。

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的制作较为精美的瓷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瓷器胎骨较薄，呈灰白色，均为灰胎，胎质较为细腻致密。釉色以青釉为主，另有青黄、青灰等，釉层稍薄，釉面光亮，有少量开片。器型种类较为丰富，有碗、盘、盏、瓶、炉、洗等。装烧方法均采用垫烧。整体造型工整，制作较为精致，与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出土瓷器如出一辙。这类瓷器釉色莹澈、青翠如玉的特征又与浙江另一处窑场——龙泉窑的产品比较接近；另一类即为“类哥窑”器。这类瓷器胎骨较厚，釉面有细碎开片，满釉支烧，与所谓的“传世哥窑”较为相似。这类器物胎体多不够致密，常见片状空隙。胎色受烧造温度和气氛的影响，呈现黑色、米黄色、紫色等。釉色主要有米黄色和青灰色两类，前者釉面一般有较密的开片，金黄色纹线，线条自然，后者釉面常有粗细两种纹线，其中粗线多为黑褐色，细线均呈粉红色，即所谓“金丝铁线”。器型种类较多，有碗、盘、盏、盏托、器盖、鸟食罐、瓶、炉、盒、盆以及人物、动物塑像等。有的器物造型多样，如鸟食罐，有方形、六方形、八方形、圆形、椭圆形、瓜棱形等；炉有八卦炉、樽式炉、鬲式炉、鼎式炉、簋式炉等。

二、有关老虎洞窑址元代层文化内涵的思考

目前，有关哥窑窑址问题学术界依然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哥窑窑址在今杭州凤凰山下，并有学者指出，所谓的龙泉哥窑是龙泉仿官窑，与哥窑无关^1]。一种观点认为哥窑有两个，一是龙泉哥窑，属民窑性质，其窑址在龙泉；另一个是传世哥窑，属官窑性质^[2]；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传世哥窑的产地接近江西省^[3]等等。笔者经过比对，并结合文献记载以及显微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有可能就是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

（一）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现“类哥窑”器的原因

老虎洞窑址元代层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类似于南宋官窑的瓷片。这些瓷片胎质较粗，胎体厚重，以灰胎为主，黑胎次之。釉色以米黄、灰青、月白等为主，部分器物的口沿部施青色釉，大部分瓷片釉的玻璃质感较强，釉内有小气泡。元代层中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常见的仿青铜器造型的礼器瓷不见，而是多文具和陈设瓷等小型器，如碗、瓶、盘、洗、杯、器盖、鸟食罐、盏等，流行花瓣口和瓜瓣腹。部分碗的外底圈足内有用釉下褐彩书“官窑”款识。瓷器以支烧为主，器物的外底常见有3、4、5、6个不等的支钉痕。

至元十三年，元兵下临安。元兵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征服了南宋。先有主帅伯颜命宋降将“吕文焕持黄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其安堵如故”，并迅速扭转当时城中的混乱局面[4]，以至宋人竟有不知天下已易姓者[5]；后有世祖诏命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各守职业，勿妄生疑畏，百官有司、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凡“秘书省图籍，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仗收拾”[6]。据此，原宋朝的各级官府、官吏都被元人有计划、有秩序地接收，并使之参与新政权的管理和安抚工作。可想而知，原宋人的官府制瓷机构也应该被元政府接管。服务于宋官府窑场的制瓷匠人自然也原封不动地为元人所用。元代虽在中央立局院官专管各行业的手工生产，并召集天下工匠聚之京师[7]，但从元政府对景德镇瓷窑的生产管理[8]来看，当时对瓷器生产的管理能做到因地制宜，即在瓷器生产地设窑并置署管理烧造。从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中发掘出土的几件“官窑”铭的残碗足以说明元政府继续在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址旧地设官窑并组织瓷器生产，而宋代存于临安城，服务于宋官窑的制瓷匠人留在该官府窑场继续从事生产，是元朝统一江南后得以继续生产瓷器的工匠来源和技术保证。正是由于在元代老虎洞窑址从事生产的陶瓷匠人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原班人马，所以老虎洞窑址元代初期的产品和南宋晚期基本相同。[SITESERVER_PAGE]

总体来看，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瓷片不及南宋层制作精细。元时已有“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之记[9]，明人谓“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同”[10]，长期以来陶瓷学界有“官、哥不分，钧，汝不分”的说法，其中难以与官窑区分的哥窑器实应指“具有金丝铁线的特征并呈青色”的标准哥窑器。但由于宋、元匠籍制存在质的不同，所以宋、元官窑产品也存在质的差别。宋代匠人虽也必须鳞差当行服务于官府，但名义上官府还要出资雇募[11]。宋代的官手工制度和官府窑制中，服务于官窑场的匠人是姓名在籍但官府要出资“雇用”的自由手工业匠人。元代的匠籍制虽导源于南宋之旧法，但却是一种官府匠籍奴隶制，不惟在籍匠人永不得脱籍，纵便其子孙也世为官匠[12]，除从官府获取一定量的口粮外，可以说元代官匠是永无止境且无偿地服务于官府手工作坊。和南宋相比，元代官匠几无生产积极性可言，这必然导致官造产品的质量日趋下降，所以元代老虎洞官窑的产品很快就和早期有了变化，原来那种和南宋官窑瓷器质量近同，釉色偏青(或青灰)，品质较高的产品很快就被米黄釉(灰中泛黄)类产品所替代，于是就有了遗址出土的“类哥窑”器。

（二）元代地层出土窑具铭文释读

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了一件支钉，圆饼型，上有八思巴文。据中央民族大学照那司徒教授辨认，垫饼上八思巴文的对音为“张（章）记”。[13]这就使我们联想到章生一造哥窑器的传说。有关章氏兄弟的传说，始见于嘉靖《浙江通志》：“(处州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曰哥窑，弟曰生二窑”[14]，此中不详章氏兄弟为何时人。不过考诸《静斋至正直记》和《格古要论》二书，对章氏兄弟所处时代或可理出些眉目。《静斋至正直记》载：“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15]。该书刊刻于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年，1363年)，其所说的乙未年当即为至正十五年(1355年)。又从文中王德翁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一语，可知元代晚期哥哥窑是正在烧造生产的一处窑场及其窑名。成书于明初的《格古要论》亦云：“旧哥哥窑，出□□ (按：原书此处或有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燥，色亦不好”[16]。在明确地指出当时所见成群队的哥哥窑是元末新烧的同时，还区分出哥哥窑有旧哥哥窑和元末新烧者两类。综合上述几种记载可知，哥哥窑是元末仍在从事生产的一处窑场，同时也是当时人所共知与共认的某窑场的名字。若再把章生一主哥窑的传说与老虎洞元代地层出土的“章(张)记”八思巴文铭记联系起来，笔者推测，元代的老虎洞窑场极有可能就是一直寻找的传世哥窑瓷器的生产地。定哥窑在杭州凤凰山下，以明代高濂的《燕闲清赏笺》为最早，其文虽仅叙及官、哥二窑俱取土于凤凰山下[17]，但胎土取自于此就足以说明哥窑的烧造地也必不会远离该地。正因为元代晚期哥窑成了老虎洞窑场的又一名称，所以曹昭才会把元代早期该窑所出的并非章氏主烧的产品也一概混称为哥窑，同时由于曹氏注意到了元代早期该窑所出的瓷器品质较高，釉色偏青且浓淡不一，和元末该窑的产品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他把元代早期的产品称为旧哥哥窑(器)，以示区别。

(三)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出土瓷器的显微结构分析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老虎洞窑址元代文化层与传世哥窑器的关系，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联合研究了老虎洞南宋层及元代层出土瓷片的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及工艺基础。经过研究发现，杭州古中河南段采集的瓷片和所谓传世哥窑瓷在胎的化学组成以及釉的显微结构上都非常相似，说明古中河南段采集的瓷片和传世哥窑瓷可能是在杭州甚至是同一窑场生产的。^[18]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的科学测定表明，老虎洞窑址元代层中出土的类哥窑瓷器与传世哥窑器在化学成分与显微结构上是相同的。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检验认定：“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出土的哥窑型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都和老虎洞元代堆积层出土瓷片胎釉的化学组成和显微结构比较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所谓传世哥窑和元大都哥窑型瓷片就是在老虎洞元代时烧造的制品”[19]。显微结构分析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支持了老虎洞元代窑场就是哥窑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