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中国的丝绸，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杰出代表之一，而浙江丝绸在其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西方人认识中国是从丝绸开始的，而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与海上贸易商路，也因为丝绸贸易的重要性而被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还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生活有着极大的关联。可以说，古老的中国文明因为丝绸而平添了一道美丽的色彩。

在灿烂而悠久的丝绸文化中，浙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以盛产蚕丝与丝织品著称，享有“丝绸之府”的美誉。悠久的丝绸生产与贸易历史，对浙江的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浙江人民既淳朴又善巧工，经济上农工商并重，文学艺术繁荣，审美尚精致典雅，注重生活品质，这一切都与丝绸业的发达有一定联系。

北宋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这样记载：“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而金陵遭毁，“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其人民幸富庶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这段话写尽了北宋时杭州的风流繁华。

北宋时期的浙江丝绸业，根据《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两浙路上贡丝织品的总产量虽然排在中原地区和川蜀地区之后，但其中罗、绢绸、绫三类产品数量较大，特别是罗，集中了全国八成以上的产量。浙江生产丝绸的主要有越州、杭州、湖州、秀州（嘉兴）、睦州（建德）和婺州（金华）。越州的产品仍以越绫、茜绯纱、轻容（轻纱）为主，湖州的“湖缬”（纺染印花的丝绸）很出色，婺州则以大量生产“婺罗”著称，其余各地皆产绫绢。特别是婺州，大部分的罗织物均出自该地，北宋末的靖康年间（1126—1127），每年上贡的罗竟高达五万八千九十六匹。南宋高宗见此，失声叹曰：“苦哉吾民，何以堪！”于是将额定数量减至二万匹，以宽民力。

宋 无款《耕织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浙江丝绸业在全国真正领先是在南宋。由于宋室南渡，浙江从偏居东南的省份一变为京畿重地，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包括朝廷命官、富商巨室、文人画家、普通士民及手工业者等，其中在浙江定居者众多，特别是京师临安，人口的增长使城市经济趋于繁荣，手工业、商业、文化、艺术等诸方面均得以全面提升，丝绸业也有了更大发展。

杭州在北宋晚期曾设有“织室”机构，“宦者童贯置局于苏杭，造作器用……雕刻织绣之工，曲尽其巧。诸色匠日役数千”。宋室南渡时，原设在汴京的直接为宫廷服务的官营丝绸作坊，如文思院、绫锦院、染院、文绣院也迁入临安。其中绫锦院设在武林门外夹城巷晏公庙，拥有织机三百多张，工匠数千人。文思院设于北桥东（今仙林桥一带），主要生产用于官告、度牒等官方文书所用之绫，还有供岁赐之用的各种丝绸织物。这些机构都隶属于少府监。除此以外，宫廷内部也设有织染所，属于“内司”。《咸淳临安志》在介绍杭州丝绸产品时，提到有些高档织物如绒背锦、狗蹄绫等为内司所织。南宋官营织造机构的迁入提高了浙江丝绸的技术水平，促进了杭州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其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过唐及北宋。如在文思院附近就聚集了一批私营丝织作坊。晁补之在《七述》中说：“杭故王都，俗尚工巧……衣则纨绫绮绨、罗绣縠絺；轻明柔纤，如玉如肌。竹窗轧轧，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其制而服也，或袍或鞶，或绅或纶，或缘或表，或缝或襕，或紫或纁，或绀或殷。”这段话用诗一般的语言描写了杭州丝绸业的繁荣。

《咸淳临安志》《梦粱录》是记载南宋时杭州风俗物产的最重要资料，前者为宋度宗咸淳时由潜说友（处州缙云人）编撰，后者为钱塘吴自牧著，时南宋已亡，追忆当年杭州繁华，犹如“黄粱一梦”，故名。此两书中记载的杭州丝绸名物就有几十种，如绫有官告、度牒用不同规格及各种服饰用绫；锦有金红捻金锦、绒背锦等；缎有销金线缎、混织杂色线的花缎；纱有素纱、天净纱、三法纱、暗花纱、粟地纱、茸纱等；纻丝是一种染丝而织的丝织物，有织金、闪褐、间道等花色；罗有素罗、花罗、熟罗、暗金罗、博生罗等；绢有官机绢、杜村唐绢（绘画用绢）等，还有特种丝织品缂丝、鹿胎及手工染缬产品等，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当时杭州城内，各类店铺皆沿街而设，绫罗绸缎雪堆山积，买卖终日不息。

除京师临安外，南宋时浙江全境均有丝绸业。如越州，该地“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于是“万草千华，机轴中出，绫纱缯縠，雪积缣匹”。在这个丝绸之乡，连寺院也排开织机，女尼们都是丝织能手，所织产品称为“尼罗”、“寺绫”，且花样翻新，“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等，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各州县还形成了自己的名产，如剡县（今嵊州）的樗蒲绫、绉纱，萧山的纱与縠，诸暨的花山、同山、板桥绢，各各称绝一时；秀州濮院的丝织业是从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开始兴起，所织之绸称为“濮绸”；而魏塘密家的“密机绢”，是一种有名的绘画用绢，匀净厚密，为文人画家赏爱。湖州是蚕丝的产地；而婺州以“婺罗”最出色，出产“红边贡罗”、“东阳花罗”；衢州、台州、明州、严州甚至温州均有丝绸生产，可谓州州有蚕桑，处处有机织。诗人杨万里《江山道中蚕麦大熟》描写了沿途农家景象：“衢信中央两尽头，蚕麦今年十分收。……新晴户户有欢颜，晒茧摊丝立地干。却遣缫车声独怨，今年不及去年闲。”蚕茧丰收了，家家户户忙着晒茧摊丝，缫车在吱吱转着，因为鲜茧不能久置，要赶紧在出蛾前将茧缫成丝，一派繁忙景象。

至此，浙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了。理由有三：一是最高水平的丝绸制造机构——皇家作坊集中在临安；二是浙江全境各州均有蚕桑丝绸生产；三是浙江出产的丝绸产品在数量上占优势。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推测，两浙路绫、绢、绸三项的上贡数量占南宋全境的一半左右。更为难得的是，宋代浙江的丝绸生产过程，在《耕织图》中被详细记录下来。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于潜县令楼璹(1090—1162，浙江鄞县人)念农夫蚕妇之劳苦，绘制成《耕织图》叙事长卷呈献朝廷。长卷分“耕”和“织”两大部分，其中耕图21幅，织图24幅，每幅图都配有五言诗一首八句，以写实的手法详尽地描绘了古代农耕、蚕织生产的全过程。

南宋《蚕织图》局部（图片源自黑龙江省博物馆）

由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又合乎农桑为本的传统，《耕织图》受到历代政府的提倡和人民的喜爱。原图已佚，但通过临摹、仿绘，自南宋至清代产生了不少内容相仿的图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清康熙皇帝御笔题诗、宫廷画家焦作贞奉命作画的《御制耕织图诗》。《耕织图》还作为一种装饰题材，出现在陶瓷、文房用品甚至漆绘屏风上。

节选自《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浙江卷》

▌该书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具体组织编撰，吴光馆员主编

本文内容由袁宣萍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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