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博士生导师

作者

　　陈红民，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博士生导师;

　　张而弛，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台美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但对于1950年代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分歧则着墨不多。西方冷战史学者主要将重心放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双方的博弈，多将台美关系看作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环节。19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逐渐摆脱原有框架，出现了一批研究台美关系的学术著作，如卜睿哲（Richard C. Bush）的 At Cross Purposes: Us-Taiwan Relations Since 1942（New York, M.E. Sharpe, 2004）、唐耐心（Nancy B. Tucker）的 Strait Talk: U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与此同时，随着形势变化及相关档案的逐渐开放，两岸学界亦对台美关系的研究取得相当数量成果，在美国对台政策变化、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张淑雅《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考察（1950年12月—1951年5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牛大勇《肯尼迪政府与1961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争》（《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等。这些论著中对台美在冷战时期因各自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分歧有所涉及，但碍于研究主题与篇幅，往往是针对具体事件。从整体上探讨美台矛盾与分歧的学术专著是李洪波的《美台矛盾研究（1949—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研究时限跨度长达60年，1950年代台美关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冯琳的著作《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是从整体上研究1950年代台美关系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张海鹏研究员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借题发挥，对书中内容有精彩的拓展。在此，我们也谈些阅读体会。

一

　　冯琳一直从事当代台湾史研究，著有《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并发表过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正文所收录的十五章，多是由已刊论文修改扩充而来。

　　该书将研究时限设在国民党政府退据台湾最初十年。全书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各章主题均是台美之间发生分歧的重要事件，按涉及事件之时间排序，全面梳理那十年间台美分歧产生的背景、交涉经过与最后结果。每个事件相对独立，而又前后呼应。全书框架简捷，逻辑清晰。

　　台湾地区与美国分处东亚与北美，地理上相隔甚远。1950年代的台美关系，既是中国内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延续，也是战后国际冷战背景下的产物。两者互有需要，但实力完全不对等，台湾当局在各方面多仰赖美国的援助。易言之，台湾只是美国战略地缘政治上的一环，而美国的援助却是台湾当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美国通过经济、军事援助，对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施加影响。因而，考察台美关系及分歧，不能仅限于两者之间“外交”，而要从更广泛的视野着手。

　　《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的作者显然注意到这一点。其选择的15个专题如下：第一章“美国对‘托管台湾’态度的演变”；第二章“出兵援韩问题”；第三章“毛邦初案背后的美国因素及蒋氏的态度”；第四章“对日和约问题下的蒋美分歧”；第五章“围绕政工制度的台美角力与妥协”；第六章“从假调解到真介入：李弥撤军问题下美国对台态度转变”；第七章“奄美群岛予日事件”；第八章“吴国桢与孙立人案”；第九章“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再探讨”；第十章“应对危机之‘神喻行动’”；第十一章“弃或守：关于大陈岛的台美分歧与抉择”；第十二章“美国‘划峡而治’与‘两个中国’的企图”；第十三章“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启背景下的台美交涉”；第十四章“‘五二四事件’后的台与美——兼及‘反美’之辩”；第十五章“硝烟外的剑拔弩张：1958年台海危机中的台美交涉”。如果简单划分，台美双方在1950年代的分歧大致可为四类：第一章、第二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四章属于台美两者单纯的“外交”分歧，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是两岸关系演变之下引起的台美分歧，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是因台湾地区与第三国的关系引发的台美分歧，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则完全是台湾地区内部的人事斗争与制度设置招致美国不满而引起双方的分歧。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不可避免。美国的对华政策从“扶蒋反共”改为所谓“等待尘埃落定”，力图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甚至发布白皮书将失利归咎于国民党政府的贪腐无能。由于担心台湾落入中共之手，美国抛出“托管台湾”主张，试图将台湾剥离出中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将“遏制战略”（containment）的对象从苏联扩展至亚太，采取种种措施“围堵”中国大陆。台湾当局在美国眼中的战略重要性上升，成为其在亚太地区推行“围堵”中国大陆不可缺少的助力，因“独裁”不为美国人所喜的蒋介石逐渐被接受。同时，台湾当局亦通过接受“美援”，使岛内政局逐渐稳固。最后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结成政治与军事同盟。《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在确认上述历史过程的同时，也指出美台间所建立起的同盟关系并不牢靠，美国是从维护本国利益出发，时常会忽略台湾地区利益以及中华民族的利益（第385页）。美国为在东亚建立“反共”防线，与台湾当局签订“条约”，名为“共同防御”，实则需受制于美。这不可避免地使许多属于台湾地区内部的问题，滋生发酵成台美间的“外交”分歧与冲突。

　　尽管在双边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蒋介石及台湾当局对美方要求并非“照单全收”。当美方要求明确触犯其根本利益时，台湾当局往往会或明或暗地用各种形式与美方抗争，有时态度相当坚决。《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的研究表明，美方为了维护共同的“反共”立场，对台湾当局的抗争有时也能屈从乃至安抚。如吴国桢、孙立人等是美国看好的台湾军政官员，但当蒋介石一意将其清除时，美方只能低调应对（第193页）。但当美国政府已有确定的坚持原则后，美方会不择手段迫使台湾当局接受其要求，台湾当局的抗争基本上不能奏效（第373页）。如1954年谈判“共同防御条约”时，美方明知蒋介石以“反攻大陆”为“国策”，但担心自己被拖入战争而强力约束台湾当局的冒险行动。就台湾当局而言，由于处处需依赖美国，故在美方态度强硬时无可奈何，最后多是让步。

　　另一方面，美方对台施压时，亦不敢威迫过甚，以免伤害台湾当局“统治正当性”，使其丧失斗志。如在美方提出“划峡而治”主张时，遭到台湾当局的坚决反对，美方亦未再施加太多压力，而是选择退让（第290页）。美台之间的分歧主要即通过这种机制来解决，使得双方的合作关系得以维持。

二

　　台湾当局曾经在公开场合多强调“中美友谊”，台美之间利益一致，以此争取美方支持，并增加其在岛内统治的“合法性”。受此影响，美国在台湾社会被型塑为“自由世界领袖与坚实盟友”，成为“不能批评的对象”。这对学术研究不无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认为冷战期间特别是1950年代的台美关系紧密，甚至有“蜜月期”之说。

　　1990年代后，学界对美台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其存在矛盾和分歧一面。有学者观察到美国对台湾当局影响力有限。如据唐耐心（Nancy B. Tucker）的研究，美国对台湾有大量军事经济援助，但在台美关系中并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在双方冲突中，蒋介石往往能拒绝美国干预。《蒋介石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蒋在与美国的交涉中多有不满，即使在对台湾当局支援力度相对较大的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亦是如此。《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从台美分歧的众多个案着手，梳理出1949年至1958年间台美双方关系磨合直至稳定的过程，勾勒出双方分歧的起因与解决机制。作者以台美“外交”矛盾为主轴，辅以“国防”“内政”等多层面，以微观视角展示了一个更符合史实的台美关系。可以说，该书是台美关系史的一部力作，从多方面丰富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的高度与质量。《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的一大特色，是充分利用了海内外新发掘的档案资料。书中使用了《蒋介石日记》《顾维钧档案》等“政治首脑”和“外交官员”的私人档案，参照“国史馆”档案与“中研院”藏“外交档案”等官方资料，以及大量回忆录、报刊、公报、资料集等出版史料，通过缜密的分析，梳理出蒋介石及台湾当局对历次台美分歧的判断和因应。同时，作者还大量引用诸如美国外交文件（FRUS）、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等美方外交档案与台方资料相印证，厘清台美在围绕分歧时复杂的博弈交涉过程。细致的史料爬梳与辨析，不但厘清了史实，而且发掘出新的研究课题，如书中第六章、第七章所涉及的李弥从缅甸撤军问题、奄美群岛予日事件等，均是以往学界甚少论及的。

　　全书行文流畅，铺陈得当。相关人物形象鲜明，特别是蒋介石在面对美国压力下抗争与妥协的心路历程，令人印象深刻。

三

　　我们认为，《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是一部有创见与新意的学术著作，推进了学界对一些课题的研究，给人以启发。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深化台美关系的思考，在此提出几点，与作者共勉。

　　（一）如何从总体上把握1950年代的台美关系，1950年代台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还是分歧？或者说双方是在合作中的分歧，还是分歧上的合作？限于主题，《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用个案研究细致地展示了台美关系中分歧的部分。粗读之下，总体印象是台美之间分歧不断，各自算计，始终吵闹。我们认为，如果从大历史看，1950年代台美双方在冷战格局之下，有“反共”共同大目标，应该是以互相依赖与帮助为主（尽管非常不平衡）。美国宣布海军巡弋海峡，美军顾问团与大量经济援助到台湾，双方“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美国在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等等，均是台湾当局得以生存的关键。张海鹏研究员在序中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当局可能一天也坚持不下去”。台美间的分歧，多是在合作主轴下产生的“不合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双方小分歧不断，却最后都能妥协而继续合作下去。以上论点，虽在该书的“前言”与“结语”中有所体现，但如果在现有框架中加上一章，对整个1950年的台美关系进行概述，说清楚双方的合作与分歧是什么样的关系，整本书的价值会更高。

　　（二）影响台美关系走向的因素有哪些？《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呈现台美间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博弈互动，分析时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因素。但在台美关系背后是中国大陆，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之间形成“三角关系”，彼此影响，此消彼长。该书所讨论的专题，有些直接与两岸的军事冲突有关，其他也能间接地看到大陆的影响。蒋介石在日记中，屡屡提及防止“中共离间台美”。那么，中国大陆对台美合作与分歧认知为何？是否采取过相应措施？又发生何种作用？书中虽略有论及，但尚未深入，似是遗憾。再如“美援”问题，书中在讨论毛邦初案时说明蒋介石的让步有“美援”因素，但蒋在日记中多处表示过对美国以“援助”相要胁的厌恶与失去“美援”后果的担忧，扬言要“自强”。换言之，美国利用“援助”对台湾施压的极限是什么，蒋介石接受“美援”的底线在哪里？我们认为，可以将所有影响台美关系的因素及其重要性次序进行归纳，确定哪些是双方的恒量，原则性的，哪些是变量，可随机妥协的，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每个问题均可纳入框架中进行衡量，不但分析更精确，操作性强，也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照。

　　（三）新史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前进的动力。前文已充分肯定了该书在资料搜集与发掘方面的努力。就该书的研究范围来说，相信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2020年初开放的《蒋经国日记》能够提供更多资料与思路。1950年代蒋经国在台湾政坛崛起，在对美关系上是仅次于蒋介石的重要人物。蒋经国与美国情报机构驻台北的人员关系密切；他主持在台湾军队中建立的“政工制度”是美国人攻击的目标之一；他坐镇大陈岛主持由美军负责的撤退；美国人又指他是“五二四”反美事件的后台，等等。如能充分利用蒋经国日记，或可使1950年代台美关系的研究更上层楼。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