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武昌起义爆发后，杭州绅商两界均努力加紧筹办团防。1911年10月22日至11月4日的短短半月内，双方经历了欲合终离、内外纷争不断的过程。由于各自的财力和人力均告匮乏，急于恢复城市秩序的绅商两界谋求合并组织，“不分民团商团”。不过，筹费方式和组织形式上的分歧及其引发的激烈冲突令合作迅速破裂，而绅学界“献媚官厅”的迹象进一步激发了商界独立办团之心，从而断送了双方二度合作的可能。随着城内秩序的不断恶化，分别筹办民团和商团的绅商两界均能感受到革命的日益临近。同时，谘议局、商会、革命党和官府均力求对筹办团防施加影响以将其引向各自的目标。在分别遭遇了内部和外部的革命动员后，绅商两界各自筹办团防的努力于11月4日一同为革命所阻断。透视杭州绅商两界筹办民团和商团的努力，不难发现辛亥革命时期筹办团防这一社会动员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新旧糅合之相。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杭州  绅界  商界  民团  商团

　　辛亥鼎革前夜，对期望保留既存秩序的地方势力而言，如何恢复社会治安并防范可能发生的革命党起事，可谓其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大城市的官员和社会精英对社会动荡、谣言纷起以及革命党起事的忧惧均程度更剧，其维持治安的心态也就更为急切。在此情形下，一个甲子之前因太平军兴而开始大规模推行、随后历次内忧外患时亦无不实施的团练策略再度被许多官绅视为救命稻草。只不过，这一次官府在疾风骤雨中的自顾无暇使得筹办团防从以往的“官督绅办”一变而为社会精英的自救行动。

　　在同盟会和光复会积极活动的杭州，当地的绅学界和商界分别借助浙江省谘议局与杭州商务总会，于武昌起义10天后同时启动了筹办团防。在短短的4天内，杭州绅学界和商界从最初的分别筹办民团与商团，历经两度意欲“不分民团商团”，直至因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其后，绅商两界在分立民团、商团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与革命发生了关联：绅学界部分成员试图效仿武昌走上革命之路，商务总会则受到来自湖北军政府的革命动员。但与当时朝野多数自救举措的命运一样，杭州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努力亦因革命党于1911年11月4日发动起事而告中断。

　　杭州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过程很能体现革命时期“很多人确以为要变天了，同时也有不少人在努力”的一般情形。事实上，除杭州外，当时重要城市如苏州、上海、广州、无锡、重庆等均在加紧筹办民团和商团，顺天直隶谘议局也提出了于各厅州县创办民团的议案，并同时倡办民团和商团。但需要说明的是，此番筹办团防与咸同至庚子前后的历次办团有两点区别：首先，作为“通商口岸中新兴的城市精英”中的代表，支持新政、立宪的绅士和经营近代工商业的新式商人取代了以往的乡绅而成为筹办团防的首要领导者。其次，绅商两界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使得此次筹办团练呈现出民团和商团分立的态势。

　　以往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精英筹办团防的研究往往多论商团而少及民团，且对商团的考察亦侧重那些响应革命或革命成功后护卫胜利果实者，而较少关注维护城市治安并防范革命的群体。杭州绅商两界筹办民团和商团的经历以及期间双方的纷争，或能揭示辛亥革命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社会大变动来临时反应方式及社会动员方式的差异，对进一步认识清末“绅商”群体亦不无裨益。

一、 武昌首义后的杭州乱象与办团呼声

　　自武昌爆发新军起义和随后战事日趋激烈的消息陆续传到杭州后，当地市民即陷入巨大的恐慌。据《申报》报道：“杭垣因鄂乱日烈，地方戒严，商民惊扰，岌岌不可终日。”普遍的社会恐慌迅速波及杭州的金融秩序。《申报》于10月20日报道称：自武昌事起，杭州“人心惶惧，钱业同行因城厢殷富纷提存款购藏赤金，或竟埋现洋，以致银根日涸，商市濒危”。次日的《时报》亦注意到杭州的“金市恐慌”：“各大金铺如干源、信源等金业，金器为之一空”，以及“钱市奇窘”：“凡以大洋易小洋，早辰尚十角八十，下午仅九角六十五文。铜圆换兑尤为参差，居民更恐”。在10月18、19、20三日“因买金卖金、纷纷取现，存款为之一空”后，《申报》预测因“现银缺乏，各银号、钱庄同时告竭”，“如无特别接济”，21日杭州“势将罢市”。

　　为维持杭州市面货币流通数量，商界极力寻求脱困之法。一方面，杭州商务总会要求“一律停运现洋出境，以维市面而保大局”。另一方面，继10月19日浙江省谘议局临时会议提出“借拨库银接济市面”后，银号、钱庄两业全体业主于当日下午2时聚于商务总会“公议救急办法”，亦敦促商务总会总理顾松庆、协理王锡荣面见巡抚增韫，“请再借拨库帑”。尽管稍后增韫即通过电话令藩司于当晚在商务总会担保的情况下借拨库银7万两、运司3万两“以救眉急”，并将海陆军捷电传知商民以安定人心，但其所允借之10万两多为市面并不通用、仍需兑换之宝锭（银元宝），而当时“城厢内外现洋早涸，时间已晚，万无兑换之所”。虽然藩司吴引孙又同意拨放现洋和制钱“暂济明日之急”，但“能否勉强支持，未可料”。于是，众钱庄于10月20日下午召开钱业大会，就“取缔存户”达成一致并颁发通告。10月21日傍晚，杭州大清银行因恐“若无巨款以接济全市，必至瓦解”，亦联合浙江兴业银行等三家银行呼吁商务总会紧急出面，请求巡抚“再放藩库存项”，“以济眉急”。

　　但到10月22日，杭州混乱的金融形势和商民的恐慌心理并未稍缓。据《时报》报道，对于10月21日到期各款，大钱庄一律不解现洋，只凭同行汇划。“然以一纸流通，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故民间愈觉张皇失措”。且商务总会所借官款十万两宝锭“市上仍不通用，窘状亦未稍减”。

　　伴随着金融秩序的混乱，是革命党即将在杭州发动起义的风传。武昌起义爆发后，当晚消息即传到杭州，但“杭垣仅得简报，未知详情”。稍后各地“义师四起，浙江全省震动，官场惶恐情形已达极点”，革命党亦潜入杭州筹划起事。10月1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陈其美亲自由上海赴杭州，先后与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和新军将领朱瑞、顾乃斌、吕公望等密议。稍后上海同盟会研究江浙沪革命问题，决定于杭州率先发难，继而占领上海，进兵苏州，并派黄郛、龚宝铨等抵杭布置起义事项。

　　另一边，业已嗅到革命气息的巡抚增韫采取了一系列防范举措。其一为增强城门、街道、车站、船埠的巡逻力量。获悉武昌起义后，增韫当即下令严禁本地报刊登载相关战事报道，并派八旗各防营“添班各城门，严密巡逻”。不久，又“加派特别巡警前往保护”。因标统张载阳“力保新军无他”，他撤回新军出防之令，并派辎重、炮、工三营“逐日轮流巡街”。10月20日晨，湖北方面“水陆军大捷”消息传至，即立派卫队“分路肩牌，鸣锣宣告”，并添调驻扎江干新军一营入城，分队保护车站及钱江船埠等处，“以资镇慑”。此外，亦下令对重要机构严加警戒。《时报》即注意到，“因谣诼纷纭，革祸在即”，增韫电召时在衢州驻扎的一营巡防队“回省保守军装、储药二局”。《申报》除同样提及衢州巡防队回防省城外，并报道增韫将驻守湖州之部由兵轮运送回杭。

　　由于革命党人此前多次暗杀政府大员，增韫对其人身安全亦分外担忧。10月21日的《时报》即报道抚署曾接到匿名函件，“谣称即日起事，并有人函借头颅”，以致增韫“恐上加恐，故署内出入稽查愈严”；并称其18日前赴杭州将军德济居所密谈防务途中，“轿前顶马三道，枪队如麻，如遇大敌”。24日，该报又报道增韫“自闻鄂耗后，心惊胆碎，昼夜旁皇”。19日晚竟未敢在署居住，“宿于大关轮舶之上”，20日则“宿于督练公所”。且近日凡出辕，“必多派一区巡士”，21日所派尤众。

　　上述意在强化杭州防御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人心恐慌，市民逃离避难者日渐增多。10月21日《时报》报道称，近日杭州到上海的火车载满“往沪避难人客，每日不论头、二、三等座，客为之一满”。同日的《申报》更详述了市民和旗民的逃离情状：“稍有身家者纷纷搬逃，赴上海者十之三，赴宁波及上游各属者十之七。江船拥挤，行李如山。凡赁居旗营者连日迁出，驻防妇女哭声盈耳。有哀求搬者代带小儿一二名，以备殉难后一线之续，闻者恻然。”同时提到学堂学生的离杭回籍：10月19日后“公私学堂纷纷停课，全体解散者已十三四校。其余如中学堂、高等学堂之上八学府学生大半回籍，留者仅本城少数”。据举人出身的杭州籍教育家钟毓龙（1880—1970）回忆，当时浙江学务公所议绅吴雷川曾向提学使袁嘉谷请示办法，“袁谓如果阻止不住，亦只能通融办理。于是学生纷纷散去。至九月初，各学校几无人矣”。

　　尽管增韫于19日晚11时专门发布晓谕告诫市民勿信谣言，照常各安生业，却丝毫不能遏制离杭外逃风潮。其后数日，“纷逃过江及近城各乡者势如潮涌”，“每日由杭至申之快车、慢车点验行箧，每次装载有四五百余件之多”。在一片谣言声中，谘议局议员也多有逃离杭城者。据《申报》报道，因“近日鄂乱蔓延，谣言日烈，各议员惊心风鹤，携装潜遁，为局中访闻函电追回者甚多”，至20日下午尚少数十人。因22日的谘议局会议“恐将因此停议”，议长陈黼宸“万分惶窘”，不得不“连日与书记长密谋派人赴上海罗致”。

　　由于城内局势愈发动荡不安，加之9月以来多地出现灾民抢米事件，谘议局和工商界均发出了赶办民团以维护治安的呼声。在10月19日举行的谘议局临时会议上，“赶办民团，以维危局”被作为四项议案之一由议长提请巡抚批准。另一方面，因担心数万失业的绸业工人聚众闹事，众绸业业主向商务总会提出“赶办民团”并以工人充当的建议。据21日《时报》报道，“因客路阻塞，汇划不通”，全城绸庄于19日“纷纷停机”。由于城内机房料房内工人多至三四万人，“十九无隔宿粮”，“万一相率鼓噪，聚众暴动，则大局糜烂”，众业主“纷纷向商会告急，决议赶办民团”，并提出“即以此辈应选，以杜危机”。心急如焚的众业主“接连数十次电话”，要求商务总会总理顾松庆、协理王锡荣立刻谒见巡抚，“请发军械”。

　　至此，武昌起义以来杭州风声鹤唳的紧张气氛已到千钧一发的地步，在军队和巡警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是主要由绅士构成的谘议局议员，还是金融和实业界商人，这些城市精英均将维护治安的希望寄托在“赶办民团”上。正如《时报》所评论的，“浙省绅学各界有鉴于鄂乱影响，深自惕虑。外患果属可忧，而内乱更须提防。兼之浙中水祸以来，匪警频闻，若不未雨绸缪，恐蹈噬脐之辙”。一位温州籍人士亦在报纸上公开呼吁：“近以鄂江风潮一夕万顷，洪波荡溢，各省惊心。时有流氓饥民跳梁伏莽，乘机竞发，扰乱治安。上自省会，次州县，下乡里，扰扰纷纷，无处蔑有。防如失急，祸不踵旋。今欲弭患未蘖，消乱未形，非速办民团之策不可。”经过两日对“赶办民团”的“报纸喧载”后，筹办团防一事于10月22日被杭州城内的精英们付诸实践。

二、 走向分立的民团与商团

　　10月22日午后，杭州城内的绅学界代表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大礼堂内召开了旨在“赶速成立”民团的大会。据10月25日的《申报》报道，此次大会由“某绅发起”。24日的《时报》则明确指出“其建议倡办人，即议局议长陈介石”。另据参会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员马叙伦事后透露，此处的“某绅”即其老师、积极参与立宪的谘议局议长陈黻宸（字介石）。另一位重要的组织者为杭州学界代表人物、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其人在御史任上多次奏请清廷尽快立宪，后因失望而辞官返回家乡温州，1910年赴杭出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

　　此次会议到场165人，除绅学界代表外，巡抚增韫、藩司吴引孙及巡警道杨士燮亦作为官厅代表莅会。大会议题共五项，分别为报告发起民防宗旨、推举临时议长、提议组织办法（包括定名、机关、装械、召集方法及团勇额数）、筹款方法、选举总理和副总理。出席者皆认同组织民团旨在保卫治安，并在第二项上迅速达成一致，公推徐定超为临时议长。但于讨论“定名”和“机关”时因多有分歧而用时甚久，“有请先办省城模范各属，有请普及全省者”。此外，“装械”问题亦因有人“恐官厅怀疑”“借口推诿”而迟迟无法定论。

　　会议陷入僵持之际，巡抚增韫就众人的分歧和担忧发表了意见。他首先以咸同年间团练的“成效昭著”抚慰众人无须怀疑此次办团会招致“官厅之反对”，明确表示民团“正宜及时赶办，以辅官力所不逮”。同时他也承认，“所难者经济问题”，即团练经费的筹集。枪械问题则不必过于担忧，因来福枪库存尚有盈余。虽分拨全省必不敷用，但可向洋商订购。至于届时采取何法，可由“诸君多数取决，鄙人无不乐成”。

　　巡抚的积极表态迅速扫清了会议的障碍。随即，众人表决将办理民团的机构定名为全省民团总局；枪械即暂用库存来福枪，日后不敷分配时由各属“缴价请领”；议定民团的开办费由官厅提供，常费则由各地自筹；团勇名额待机关成立后再议。在最后一个环节，众人投票选举因办理浙路和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博得盛名的汤寿潜为全省民团总局总理，谘议局议长陈黼宸为副理。

　　在官方支持下，杭州绅学界的筹办民团大会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其间，重要官员的到会、巡抚的表态以及在经费和枪械方面的支持表明，此时的官方无疑需要借助民团稳定日益动荡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积极态度既是咸同以来官方对民间武装的警惕逐渐淡化的结果，也与1906年后清廷吸收议会政治的某些成分以密切与新兴城市精英之间联系的基本方向一致。但因财政窘迫，官方对筹办民团的支持仅限于提供开办费，枪械的使用未来亦需“缴价”。

　　就在杭州绅学界代表群聚两级师范学堂筹办民团的同日，商务总会亦召集各业业董集会商议筹办商团事宜。由于会议召开不久便在讨论中意识到绅商两界在经济、人才方面“双方俱绌”，商务总会转而决定“联合各界，合并组织，不分民团商团”，并刊发紧急传单，延请绅学界代表于24日下午一同“续开大会，公筹从速进行，藉资保护”。这一转向表明，此时的混乱局面已令商界认识到维护治安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故欲联合绅学界筹办统一的团防组织。

　　但令商界失望的是，在10月24日下午200余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中，双方在建立何种组织和如何筹集经费的问题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关于组织问题，绅学界代表声称既为“防匪起见，务须实事求是”，“不能徒有名称”，故坚持建立民团。商界代表则“以金融恐慌，才财两绌”，“只求范围缩小”，不再主张商团，转而提议创办“守望会”，“只须每十家雇人打更，此外一概可以废去”。他们对于绅学界组建民团之议“全体均不认可”，表示“若云民团，即有军队性质，不但经费难筹、人才缺乏，即日后遣散尤多窒碍”。双方各执一词，“抗争多时，意见已多冲突”，只得暂停讨论，转议经费问题。

　　因绅界代表潘凤洲提议“先定组织大纲，约计预算，然后再定经费之支配”，即经费数量取决于组织规模，故绅商两界先行商议团勇名额。不过，双方虽议定招集1200人并预筹5个月经费5万元，但在5万元从何所出的问题上再次陷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请提不急公款者，有拟向官厅借拨者，有拟按户派捐者，有拟仿房捐摊派者”。其中绅学界代表力主按户派捐，以资本大小为捐数多寡，自二角至八角不等。但这一主张遭到商界代表的坚决反对。眼见“一会两派，势难成立”，商务总会协理宣告因业董全体反对，建议团防“各归各办”，绅学界办其主张的民团，商界则自办“守望会”。此举引发绅学界代表的强烈不满，其中两级师范学堂教员马叙伦态度尤为激烈，高声斥责众商有意破坏，并声称“设或土匪滋事，应令先烧商店”。此言一出，商界代表十分震惊，以“革命军未来，恐君无权命令土匪”反唇相讥，更有指马为革命党者。双方随即“群起冲突”，“几乎打成一团，会场因此激散”。

　　10月24日联合会议上的激烈冲突反映出杭州绅商两界对于究竟采取何种军事化程度的地方武装组织的本质分歧。孔飞力在探讨咸同时期的地方军事化现象时，曾将当时地方武装组织的军事化层次划分为“团练”“勇”和“地方军”三个等级。商界最初拟筹办的商团和绅学界主张的民团均和咸同时期各省广泛兴办的团练属于同一等级，商界后来欲改办的“守望会”则较团练降低了一个军事化等级。其原因正如商界代表所顾虑的，“金融恐慌”导致“才财两绌”，故降低军事化等级可大幅削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显示出欲以最低成本维护治安的实用主义心态。但在绅学界代表看来，“守望会”这种停留于“雇人打更”、仅起巡逻作用的组织显然难以应对眼下严峻的治安形势。

　　杭州绅学界和商界的办团纷争在舆论界也引发了分歧。武昌起义后转向支持革命的《时报》认为，商务总会最终决定商团与民团分立不啻为“此疆尔界，自分畛域”，指责其“一闻出钱，所谓痛等剥肤，其不知所费者小而所益者大”，此举不啻“坐以待毙”。《申报》则取同情商界的态度，认为绅学界动机不纯，其意欲合作办团不过是由于“经济尤形困难”，故“欲藉商款充基本”。且其态度未免咄咄逼人，尤其不满于马叙伦对商界的“汹汹诘问”，并以“二三恶少”形容其身边附和者，认为正是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哄闹”和“肆骂”破坏了此次联合会议。

　　《申报》对马叙伦等人的指责并非毫无理由，会上商界代表对其革命党的怀疑更不是空穴来风。此时作为杭州学界代表的马叙伦担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同时兼职《浙江日报》社论主笔和谘议局书记。从其在戊戌变法后就读于新式学堂接受西方政治思想洗礼，后因参加学潮以致留学日本计划夭折，遂赴上海、广州的报馆和学堂谋生，期间广泛接触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经历看，他正是学者们用通商口岸的“新型知识分子”或“边缘知识分子”所定义的清季教育制度改革特别是科举制废除的重要产物——有文凭却看不到入仕前景、大多接受短期聘用合同到新式学校任教、“不受任何约束”且“易于接受任何反叛思想，是所有改革或革命的后备力量”的那一类群体的代表。若有关马叙伦1909年回杭任教两级师范学堂后不时参加秘密集会，武昌起义后又征得其老师、议长陈黼宸同意，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成立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预备响应”果有其事的话，则其对商界代表放弃合作办团大动肝火便不难理解。

　　10月24日冲突之后，绅学界与商界先后于25日和26日开会，分别筹办民团和商团。25日下午在城内仁钱自治公所召开的绅学界会议议定先行招集团勇600人，已较原定1200人缩减半数。即便如此，“不幸与商界绝交”的绅学界仍苦于费无所出，不得不向官方寻求支持，请求借拨平粜款项1万元作为开办费，并就城厢商民房租2元以上者酌提1/10作为常年经费。如再不敷，则挨户派捐。会议将杭州民团机构定名为“杭州城民团局”，选举绅士陈汉第为总团长、汪曼锋为协团长。另设总务长、筹备科、训练科、会计科、庶务科。将杭州城划分为12个区，各区设区团长1员。议定一旦款项有所着落，即行布告“民团”成立。另一边，自认联合会议中被绅学界“恃强压制”的商界本欲在26日的会议中继续筹办旨在巡逻打更的“守望队”，但因其他事由，又将会议日期推迟至28日。

　　就在绅商两界分道扬镳后不久，由于绅学界内部突然出现矛盾，双方关系一度出现转机，合作办团亦再度被其中一方提出，只是这一次主动方换作了绅学界。据《申报》报道，在绅学界代表25日在自治公所议定成立“杭州城民团局”后，会议选出的总团长、时为巡抚衙门民政科参事员的陈汉第因“颇得巡抚知遇”，提出“绅民办团必请官厅督办，并须节制商团，始允出而任事”。众代表将陈汉第此举视为“意欲献媚官厅”，“大动公愤，群起反抗”，并于26日下午紧急聚会以“公筹对付”。同时主动向商界示好，推举潘凤洲、冯畅亭二绅前赴商务总会以“调和前日之风潮”，“仍请同心合办”团防，“并说明陈汉第主张官督及节制商团之荒谬”。陈汉第主动寻求官方控制的主张在绅学界内部引发的强烈反应表明，在经过清末地方自治洗礼后地方精英对于国家集权倾向的高度警惕与反感。

　　两位绅士带来的消息在原本就激愤不已的商界再次引发了震动。据《申报》报道，其时部分商董正因他事在商务总会开会，“闻而大哗，反对尤激”。总会协理当即向二绅谢绝共同办团的设想，决定将原本因事推迟至28日的筹办“守望队”会议提前，并立即电召各业董到场开会。会议先是将“守望队”更名为“保卫局”，稍后又改为“临时商团”，额定600人，并议定于10月28日再开成立大会。

　　对商界而言，从“守望队”到商团的转变意味着军事化等级的提高，从而对团勇和经费来源均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会议议定从已裁之杭州府四营兵丁中挑选团勇；3000元的开办费和服装费以捐献方式筹集，经常费则采取两种办法：一为按城内商店之大小分为4等，最小者每月缴捐2角。二为设立特别捐，由加入商务总会之30余种行业按月筹解。

　　在10月22日至26日绅商两界筹办团防的过程中，双方虽有维护治安的共同诉求，也同样面临经济人才“俱绌”的不足，但因绅学界提出“以资本大小为捐数多寡”这一不利于商界的筹款方式和少数代表的激进态度，以及在治安组织采取何种军事化等级上的分歧，使得双方合作办团的前景蒙上了浓厚的阴影。在此情形下，民团总团长寻求官方控制之举不但令绅学界不满，更进一步激发了商界独立办团的意识，从而最终宣告了杭州绅商两界联合筹办团防的失败。商界两度拒绝合作办团的背后实为绅士地位的下降和商人地位的上升，体现出20世纪初城市精英阶层的均势所发生的变化。不过，尽管合作办团已无可能，但面对恶化速度以日计的城内秩序，绅商两界仍努力谋求加快各自的办团进程。也就在这短暂过程中，革命的影响分别从外部和内部作用于商团和民团的筹办。

三、 外部与内部的革命动员

　　10月28日本为商界计划召开商团成立大会之期，但当天凌晨发生的两件蹊跷事不但陡然加剧了杭州市民对革命的恐慌，还因此耽延了办团进程。28日3时，正在熟睡中的市民被旗营内突然施放的空炮惊醒，“万分惊惧”。“全城哄乱”之际，又传来驻扎鼓楼的巡防队密运一架大炮上楼的消息。市民遂“愈信即有乱事，煞时群起迁逃。车站及江干船道，人如蚁聚，车马塞道，其暂向拱埠湖墅及西湖各乡者，势如潮涌”。至傍晚时，“谣言愈炽”，称30日“旗营必开炮屠城”。一时“穷檐小户扶老携幼，自三更以迄黎明，儿啼女哭，守候凤山、候潮两门过江者人山人海。自车驾桥至三郎庙一带轿担阻塞，几至遮断交通，火车站及钱塘、涌金等门大率相似，一若立刻即有大乱者”。

　　在《申报》看来，这一天是杭州自武昌起事以来最为紧张的时刻，“大局危急，已达极变”。市民对旗营的忧惧表明，尽管18世纪以来杭州城内的满汉关系得到明显缓和，但在革命来临前的巨大混乱面前，双方历史上的仇恨被重新激发出来。在此情形下，因众商纷纷要求商务总会敦促巡抚对旗营施压，原定28日召开的商团成立大会不得不被暂时搁置。

　　随后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则令商务总会在组织商团问题上平添了几分踟躇。29日上午，突有一郑姓商人来到商务总会门前，持汉口商会名片求见协理王锡荣。其人自称原籍浙江秀水，长期在湖北兵工厂任事，不久前来杭寓居。因见城内金融恐慌、市面危急，特建议商务总会出面“切实维持，以保大局”。若总会现银支绌，尽可向湖北军政府所设中华银行借助。此外，他表示湖北“军政府”对于“各省商民维持保卫最为注重，俾免人民涂炭”，杭州绅商两界在办团过程中虽“微有意见”，但“值此同舟遇风之际，仍望捐除介蒂，合谋进行”，并提出可请上海商团派员来杭“帮同教练”，“以谋速成”。

　　从其提到中华银行和军政府，以及主张向已倾向革命的上海商团求助来看，郑姓商人来杭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在于动员杭州商务总会尽快建成商团以便发起革命。不过，面对郑商的“侃侃而谈，义愤形于词色”，并无革命之心的协理“惶遽万状，始终唯唯，不发一语”。雪上加霜的是，当天晚些时候商务总会还接到一份所谓“民国军支部通讯”，“饬其速办商团，后附规则数条”。协理“震惧”之余，立即饬令予以销毁，并“严戒知情者不得泄露”。

　　革命势力的接连动员令商务总会在筹办商团问题上难免犹豫不决。毕竟，商人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对于暴力革命唯恐避之不及，若商团被用于发动革命，则无异于自掘陷阱。而此时杭州城内紧张气氛已至临界状态，任何风吹草动均能令人产生革命已至的错觉。29日晚至30日晨，有人目睹若干“洋装少年”分赴布庄搜买玄色呢，“咸疑为党人预备军服，致有即日起事之谣”。于是，市民拖儿带女纷逃过江及近城各乡者“势如潮涌”，各大街商店均“闭门搬逃”。31日晚，某茶食店被匪徒抢掠后失火，焚毁“大小商店五十余家，房屋百四十余幢”。这场大火令抚署卫兵及巡防队“均疑党人起事，一律站队待发”，而“各衙门竟有毁垣待逃者”。另一方面，城内众商借助商团稳定治安的强烈呼声也对商务总会构成极大压力。正如《申报》所观察到的，“近日城厢居民搬逃一空，半以老弱留守，致宵小生心，窃盗重叠，四出纵火，居者一夕数惊。官厅拥兵自卫，任令起灭。如前日羊坝头大街之火，竟无一官一卒到场”。在此情形下，众商于11月1日群集商务总会，“要求星夜将商团组织成立，以资自卫”。

　　最终，稳定秩序的急切需求压倒了对商团可能被用于发动革命的担忧。商务总会决定先招团勇160名，拟于11月4日“给发口粮”，11月5日“一例出队”。并于上城设六处分所，中城和下城各设三处分所，各举业董担任稽查。此外，拟出《简章》24条，计划于11月5日呈请巡抚，由其饬令督练公所发给枪械子弹。至此，商团的筹办终于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另一边，绅学界在接连遭受陈汉第逃避任职和商界拒绝合作的打击、“事几瓦解”后，其筹办民团的努力再度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上年在浙路总理任上因弹劾盛宣怀而被清廷免职的汤寿潜决心不再参与地方大事，故对“全省民团总局”总理一职“力辞不就”。为此，某巨绅秘密出面，请大吏奏请赏给汤寿潜四品京堂以打动其心。经巡抚增韫和将军德济会同电奏，清廷先是于10月29日降旨赏给汤寿潜四品卿衔，令其“劝谕商民各安本业，勿为谣言所惑”，次日又谕令汤寿潜总办浙江全省团练。

　　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起初仍不愿出山办团。但因“两电内阁，吁请收回成命”后“未获许可”，加之巡抚“又急电催归”，乃于10月31日晚乘车返杭。次日7时，他赶赴抚署，与增韫密谈数小时后最终接受了民团总理一职。随着汤寿潜同意就任，此前的经费难题亦迎刃而解。闻听汤寿潜接受任职和开办经费亦已预筹备拨后，杭州市民“无不额手相庆”，舆论亦乐观地认为民团“不日即可成立”。

　　然而，随后绅学界筹办民团的过程却连遇小挫。先是团勇名额从600人缩减为300人，开办费亦从1万元缩减为8千元。11月4日谘议局向官厅递上给发执照的呈文后，竟遭到梁有立、王渡等几位领衔署名绅士的群起反对。他们以“民团责任重大，官厅神圣不可侵犯。将来设有反侧，必担从逆之咎”为由，连夜“哀恳”杭州知府吴雷川将呈文撤回。议长陈黻宸“无之如何”，只得另请他绅领衔并重新递交呈文。

　　在呈请官厅这一重要事项上闹出乌龙，显示出谘议局内部在筹办民团问题上仍有严重分歧。事实上，这一分歧与谘议局是否应响应革命、光复杭州紧密关联。在浙路风波和国会请愿失败令谘议局对政府大失所望，特别是“各省倡议独立，纷纷响应”武昌起事的情形下，部分议员跃跃欲试，以致在局中两度引发是否筹划独立的纷争。先是部分议员于局内秘密会议中提出独立的意见，但因多数议员和议长陈黼宸的反对，“事未果决”。稍后，政府拟向法国借债并以“江浙闽三省母财作抵”的消息在局中引发“群情愤激”。一些议员“除联电内阁抗不承认”外，再次召集秘密会谈，“重提独立问题”。此次赞成者虽“较前次骤增两倍”，但议长陈黼宸仍力持反对态度，“势绅”陈汉第亦“藉词北军屡胜，乱事可望敉平，极力抗议”。双方争辩数小时后，“终以依违人多，表决无效而散”。

　　民团作为武装组织，对于在城市内发动革命的意义自然重大，而其领导者城市精英所具有的人心导向作用更不言而喻。因此，谘议局内反对独立者对民团的筹办时常心生疑虑。前述议员梁有立、王渡拒绝在呈文中领衔即意在阻止将民团用作实现独立的工具，或至少避免自身陷入参与“反侧”的风险。此外，议长陈黻宸虽为民团发起人，但如前所述，因其坚决反对独立，故而对民团被用于发动起事的可能亦相当警惕。事实上，还在10月22日两级师范学堂召开筹办民团大会前的某日，当谘议局“接到川鄂革命军函电四件，要求协助民军共图大举，或请赶办民团”时，陈黻宸便并未迟疑，立即“将原文一律”送交巡抚请示。

　　无论如何，为稳定治安而筹办的杭州民团与商团在各自经历了一番曲折后，均走到了成立前的最后一步。但此时革命的脚步已不再给绅商两界更多时间。就在绅学界向官厅呈请发给执照的4日当晚，驻扎城内的新军工程营率先发动了起事。随着城外的两标新军攻入并先后占据了军械局、抚藩道各署以及两家银行，并于11月5日晚7时迫使旗营缴械投降，杭州在武昌起义25天后也宣告光复。

　　随着杭州光复成功并于11月7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告浙江军政府成立，“新浙江”一词一时为舆论竞相采用，体现出急欲改朝换代的政治心态。但就社会状况而言，此时的浙江正值新旧交替之际，各地军政分府初成，未及施政，亦有地方出现权力真空，遂给本地或外地匪徒以抢掠的可乘之机。于是，不但有匪之处均急求组织民团，认为“非赶办民团，万不足卫地方之秩序”，无匪之处亦图未雨绸缪。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成立后一度宣告“保卫地方之责属诸军事范围，民团自可停办”的浙江军政府迅速改变初衷，以都督汤寿潜之名义向各府县自治公所拍发电报，要求“已办团练地方照旧联络，互相捍卫，并酌量本地财力，或酌提不急公款，或殷富慷慨输捐，添办团练。其未有团练地方，赶速筹款举办，力任治安”。至11月下旬，杭州已出现许多民团组织，其名号各异，“如义勇队、义民团、义和队、江山义勇队等，人自为谋，不相统属”。其他府县亦多有类似情形。为此，浙江军政府于12月初向各府县委任民团总长一人，“总理各该府县民团事宜”。

　　另一方面，在浙江军政府和杭州各业商人的敦促和请求下，此前因11月5日杭城光复而“议乃中止”的成立商团事宜亦提上日程。军政府成立十余天后，由政事部照会杭州光复前夜曾“闻警逃避”，复返杭奔走军政府，“运动商务道”的商务总理顾松庆，以“省会地方辽阔，良莠不齐，难保无匪徒乘间窃发，骚扰治安”，敦促其迅速邀请各业商人将因光复而中断的商团“赶速筹办”。与此同时，由于“近日城厢内外窃劫频闻，故商业又现恐慌之象”，各业领袖亦多次向商务总会请求“速行编练商团，以防宵小而卫市面”。在此情形下，商务总会决定于11月26日开会，“决议组织事宜及编练办法”。杭州商团的成立日期未见明确记载，但据《汉民日报》12月1日刊载《杭州商团章程》，可知即为11月26日至30日之间某日。

结　语

　　作为辛亥革命时期体制外力量维护旧秩序的努力，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在短短两周内经历了一个欲合终离、内外纷争不断的过程。由于各自的财力和人力均告匮乏，急于恢复社会秩序的绅商两界最初谋求合作，“不分民团商团”。不过，筹费方式和组织形式上的分歧及其引发的激烈冲突令合作迅速破裂，而绅学界“献媚官厅”的迹象进一步激发了商界独立办团之心，从而断送了双方二度合作的可能。随着社会秩序的不断恶化，分别筹办民团和商团的绅商两界均能感受到革命的日益临近。同时，谘议局、商务总会、革命党和官府均力求对筹办团防施加影响以将其引向各自的目标。在分别遭遇了内部和外部的革命动员后，绅商两界各自筹办团防的努力在11月4日一同为革命所阻断。

　　透视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筹办民团和商团的努力，不难看出这一社会动员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新旧糅合之相。一方面，咸同军兴时期即时常显现的摆脱官方控制的意图在革命来临之际地方精英的筹办团防过程中得以延续。由于咸同以后绅权扩张倾向的影响、清末商人阶层在地方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上升以及清末新政中地方自治的推行，尽管当时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政府逐渐走向集权、“由政府提倡督导为主向政府直接经手的过渡进程（辛亥革命爆发时仍在进行）”，官方的督办和节制意图仍然受到尚且需要其资助的杭州绅商两界的强烈抵制。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逐步向现代转化，地方精英的筹办团防亦表现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除利用谘议局、商务总会、报刊媒介等现代动员手段外，作为通商口岸新兴的城市精英，支持新政、立宪的绅士和经营现代工商业的新式商人取代以往的乡绅成为筹办团防的首要领导者。双方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共同期望，亦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迥异的政治态度。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精英筹办团防时的民团与商团分立并非个例，除杭州外，浙江省外的苏州、上海、广州、无锡、重庆，以及浙江省内的宁波、湖州、嘉兴、绍兴、严州亦同样如此。

　　杭州民团、商团分立背后的绅商矛盾和冲突表明，尽管清末绅士与商人的合流日渐显著并形成绅商这一重要的过渡性社会力量，但在共同的趋势之下，不同地区绅与商的关系仍呈现出某种差异性。如清末广东绅与商的对流和联合虽已非常普遍，但二者远未合流，其界限与竞争不但很明显，甚至还可能是主要方面，与此类似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杭州，似乎并未出现一个明确而得到公认的绅商群体。就笔者所见史料而言，除出现过一次“绅商两界”的表述外，常见的仍是绅和商或绅界（或绅学界）和商界，而在偶尔出现绅商一词时，也是分指绅、商两界之意。从事商业活动的绅士仍被视为绅界人物，只有纯粹的商人才被视为商界人物。或许今人易将杭州的绅、商均视为“亦绅亦商”，但在时人眼中，二者间的界限仍然较为清晰。这一情形或许与杭州商务总会领导层均为商人，与一般商会领导层多由绅士或绅商担任有关。总之，正由于杭州绅界与商界尚未真正合流，才使得在辛亥革命时期组织民团和商团过程中纷争不已，其筹办团防不能不经历一个短暂而曲折的历程。

　　还须看到，杭州商团的筹办经历可谓辛亥革命时期各地商团在成立背景和政治态度上各不相同的又一显例。面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苏州商团与封建势力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政治上较为保守，成立的目的主要在于保商和维护社会秩序，对政治和时事很少关心，对革命则十分惊恐和厌怨。相比之下，上海商团则在武昌起义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观望后即与革命党人秘密联络，并在随后的上海光复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武汉商团更是在武昌首义的革命形势下和革命党人的联系中组成的。以此观之，以往很少关注的杭州商团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与上海、武汉商团明显不同，而与苏州商团相似，同样抵拒革命，只是对待官府控制的态度较苏州商团为强硬。这一反差决定了苏杭两地商团无法像沪、汉商团那样在革命过程中有名垂青史的政治表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各地商团成立的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如革命力量的强弱、革命党对待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的态度、各地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商会或资产阶级中领袖人物对待革命的态度等，这些因素各地并非全然一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即便是对“当时在同一历史时期产生，而且性质也基本相同的诸多商团，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而应逐一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唯其如此，才能获得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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