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必须要求有一个积累，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因此，回顾本领域的研究历史，是必须的工作。但在此，我并不打算做一个全面的学术史式的综述，而只是就我自己在阅读文献和学习前辈学者的成果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点体会，简单谈谈，或者有助于读者了解我的视野和知识背景。因此，这里所写的，只能是一个私人性的杭州史研究回顾（时间也截止到唐之前）。不求全面，但有所得，知无不言。

学者游路湘曾写过一篇《杭州文化研究综述》，从杭州文化的角度，对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杭州史研究的内容，读者自可参考。

其实最早的杭州研究资料，应该是考古资料和古地质、古地理的资料。可惜我在这方面素无研究，只能是利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利用的过程中，因为本身知识的局限，往往无法质疑其论证过程和结果，特别是出现不同的观点时，就感觉相当惶惑，不知所从。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在以前自己并不太重视，学习和关注都很不够。一旦遇到具体的问题时，这种局限就显露出来了。这让我深深地感到，历史研究确实牵涉面非常之广。以后自己很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强学习和关注。真是学无止境啊。至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利用，在本书中也有多处，但基本上是门外汉式的理解，殊不敢自信。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史的回顾，也就暂时从略了，不敢弄斧。

当然，就文献部分，也不敢自诩就很熟悉了。不过就自己学习的经过，谈点个人体会。如果就隋唐之前的文献而言，专门记载杭州的，确实数量极少。因此，就我所见的研究来看，很多是利用了宋朝和宋朝以后的方志材料，这方面的资料是系统的，全面的，也是弥足珍贵的。特别是南宋的“临安三志”，利用率非常之高。充分利用方志材料，自然是很必要的。不过有时候就会忽视了对正史材料的重视。总的来看，对正史材料的搜集广度和发掘深度方面，都感觉还有不少空间，反而不如对方志的利用来得充分。

比如正史中的《地理志》材料，是很宝贵的地方史料。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多。比如《汉书•地理志》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了一个专门学问，蔚为大观。其中很多资料，以及很多后人的考证资料，都是相当重要的。现在更出版了一套正史《地理志》的汇释丛书。相信这套书的出版，会对我们充分利用正史《地理志》带来极大的方便。期待会有更多学者利用这些成果来进行更深入的杭州史的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很多二十五史的《补志》。这些补志大多是由清人和近人所作。贡献非常大。实际上，大多也成为了基本工具书。但是，这些所补之志书，大多是后人通过考证的结果，其资料的原始性上面，无法与正史原有的志书相媲美。错误之处，所在多有，在引用时需要谨慎，特别需要查询原书，不能盲从。

比如我在查询陈朝的州郡县资料时，发现深受好评的臧励和的《补陈疆域志》，在论及吴州部分的情况时，因为资料不足，有些郡县情况无从考证，所以就颇多有臆测之处。有些推测并不合理，不可取。

当然，正史中最重要的还是人物传记资料。与杭州有关的人物资料，在正史中是颇有不少的。

比如钱唐县令（还有其他属县县令）的资料，正史中可见的不算多，但相对来说，也还是颇有一些。以我孤陋，目前尚未见有很好地加以整理的成果出现。当然，后期方志中也有经过收集整理质量得以提高的，如《民国杭州府志》做得相当好，但也还是有所不足。我们今天的条件要好很多，完全可以通过重新爬梳正史材料（当然，还有别的文献材料），来做一个很好的“钱唐县令资料”的整理工作。这对杭州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很基本的工作，有很大的意义。

除了正史之外，地方史的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资料中，关于地方的历史资料独有而且集中。

如《越绝书》《吴越春秋》等，成书于汉代，年代很早，记载的内容更早，基本上是吴、越国史料，向来受人关注。不过，两书中，《吴越春秋》的性质带有很强的演义性质，真实史料和演义成分混杂在一起，因此在运用时，必须加以鉴别。如果是其中的独有史料，则更需要特别谨慎。相对而言，《越绝书》的编纂水平较差，系统性不够。这是因为此书带有史料汇编的性质，因此其材料更多保持了原有形式，这就使得其记载的史料价值更为可靠。尤其是其中的两篇《地传》，价值非常之大。

对于这两部地方史著作，都有很好的整理本子。特别是《越绝书》，现代学者就有不少整理本子，如有乐祖谋的校订本《越绝书》，有李步嘉的《越绝书校释》，有张仲清的《越绝书校注》等。李步嘉除了将《越绝书》文本做了极好的整理之外，还著有《〈越绝书〉研究》一书，可以说在文献学的角度来说，达到了很高水准。而张仲清的校注，则后来居上，特别是其将很多研究成果都结合到注文中，是目前所见最好的本子。

《越绝书》

《吴越春秋》，先有周生春的《吴越春秋汇校辑注》可以说是文献方面的一个非常成功之作。后来的张觉又有多个版本的《吴越春秋》的译注，就注文来说，是目前最好的本子。但和张仲清的《越绝书校注》一样，对不少疑难问题，也还只能是附之阙如。可以说，这两书本都还是颇有空间可以继续挖掘和研究的。当然，这会是一个较为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吴越春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性的文献大量出现，是一个时代特色。

这方面文献基本都已散失，其中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是目前所见最全面的一个工作。其中就有《钱唐记》等书的辑佚，使我们能很便利利用这些已散失的文献。不过，由于古代文献引书的不规范，使得不同引文的差异颇大。就《钱唐记》来说，可以发现刘毅纬的辑佚文本，也没有能够网罗无遗，而且他是综合了各条不同的引文，断以己意，取其长处，最后合为一条。从文本上来说，也许这条是最可取的。但是这已经加进去考证者的很多意见，未必可靠。而且，这样做的话，就将很多“异文”给取消了，历史全貌无法呈现出来。这其实会给研究者带来误导。有时候，正是这些“异文”会给我们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我认为以后如果要将《钱唐记》等书重新辑佚的话，应该将不同的引文逐条记录，一起并存。而不能断以己意。只有这样的辑佚，才是更加完整的辑佚工作。

全国性的地理书中，也有很多珍贵的有关杭州史的史料，如《水经注》，如唐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到宋以后出现更多，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一大批书，这些书基本上都成书在“临安三志”之前，因此史料价值也都很大。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从魏晋以来的地记开始，地方性的文献记载中，经常将真实史料和传说故事相混。就比如秦始皇的传说，在江南一带，很多方志中都有记载。比如秦望山，出现在各地，一共有四座之多。恐怕其中有的就是误传而来的。但我们现在要区别哪个是确实和秦始皇有关，哪个其实只是后来的附会，这个难度实在很大。但这些故事传说，往往在经过多手转抄之后，渐渐就变成了“史实”，而被人确信。当然很多故事传说也确实是有来源的，不能以虚构视之。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故事传说来研究历史，恐怕是一个新的课题和难题。

其实这些地理书中的故事传说，又往往出现在地方志里面，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实际上，有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了地方文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乃至产生了很多次生的文化现象。因此，如何看待这些故事传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提到杭州地区的方志，现存的“临安三志”价值之大，无需多说。

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自然是本朝的记载。其次，宋以前的很多历史信息，也是仅存于《临安志》中。但是，有些记载还是需要谨慎使用的。如关于隋代州城的周长的数据，其实误导了无数后人。显然，在利用方志方面，常会出现引述居多、考证不足的现象。因此，如果有能力将现存的重要方志做一个注解本的话，相信会让后来的杭州史研究，站在一个新高度的平台上。当然，这种工作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咸淳临安志》

 近代以来的杭州史研究书籍中，我认为当以《民国杭州府志》为鼻祖。虽然清代的多本浙江方志、杭州方志，质量都很高，体现出清人严谨治学的风格，但是《民国杭州府志》的著述，显然已经有了更多近代学术的意味。虽然仍然是以方志的面目出现的，其实大量论述内容是经过考证的，更有很多内容则是重新搜集史料总结而成，如果加以改写，完全可以变成现代论著的面貌。

《民国杭州府志》

近人钟毓龙的《说杭州》可惜现在只有残本。但就这个残本而言，也足可视为是近代研究杭州城市史的集大成之作。

其特点有二，一是作为本地人研究本地史，有很多亲身体验，是一般的研究者达不到的，就是今天身在杭州的研究者也是难以企及的；二是全面细致，钟毓龙将所涉及的问题，讨论到非常细致的程度，超过了各代方志，也超过了清代以来学者的讨论广度。

不过，钟毓龙还是带有过渡学者的特点，有些地方的论证并不是很严密，方法上也有些缺陷之处。但不管如何，《说杭州》应是一本经典之作。

钟毓龙《说杭州》

真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杭州史研究的开始，无疑要算谭其骧的《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虽然只是一篇演讲稿，比较简约。但其高屋建瓴之势，足以让它成为以后杭州史研究的纲领性论文。至今它仍是我们需要时时回顾的经典之作。必须要提到的，当然还有他的另一大作《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更是一篇对地方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论文。另外，几乎《长水集》中所有的论文，都是值得深思熟读的文字。本书中引到《长水集》就有多处，而书中没有引到、但是对我来说获益极大的谭氏文章其实还有更多。

《长水集》

追随谭其骧先生的学者的论著中，也有很多研究是对杭州史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其中首推的就是魏嵩山教授的《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以及魏嵩山、王文楚的《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这两篇文章在杭州研究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至今无人能撼动。魏嵩山的《太湖流域开发探源》等书，也是与杭州史研究密切相关的重要著作。

出身复旦，后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李志庭教授，也对浙江史、杭州史、运河史的研究有重要贡献，除了多篇重要论文之外，《浙江地区开发探源》是其地方史研究的代表作。

说到浙江史的研究，成就最大的学者，当推陈桥驿先生。除了《水经注》的研究之外，他在地方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吴越文化论丛》，可以说这是浙江地方史研究的必读之书。

陈先生也培养了很多地方史地研究的学者，如阙维民教授，除了多篇重要的杭州史和运河史的论文之外，他的《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可以说是杭州、西湖研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很有价值。还很值得一提的有浙江大学地理系毕业的任牮时，他的硕士论文《南宋以前杭州城郭考》，见解独到，值得学界重视。

《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

 另外，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的林华东先生也是杭州历史研究的一位重要学者。特别是他擅长考古，而且非常好地将考古发掘成果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做出了很多重要成绩，可以说他有关杭州研究的论文基本上都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可见其研究之价值。

在杭州史研究进程中，曾出现过两套有重要意义的书，一套是周峰主编的《杭州历史丛编》。这套丛书分为《南北朝前古杭州》《隋唐名郡杭州》《吴越首府杭州》《南宋京城杭州》《元明清名城杭州》《民国时期杭州》6种，每种以分专题的方式对各个时代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介绍。上世纪90年代再版时，有过修订。这套书，这些作者，基本上可以代表80、90年代杭州史研究的水平。

另一套是近年出版的《浙江通史》。其中前面几卷作者分别为：《远古卷》为林华东教授、《先秦卷》为徐建春教授、《秦汉六朝卷》为王志邦教授、《隋唐五代卷》为李志庭教授。可以说，这套《浙江通史》代表了目前浙江史研究的最新水平，相信也是杭州史研究的新起点。这两套书，也是我进入杭州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此外，还有何忠礼教授主持的《南宋史研究丛书》可以说也代表了现在杭州史特别是南宋史研究的新高度。其中与本书内容直接有关的有如唐俊杰、杜正贤的《南宋临安城考古》，也是最新的成果。

其他相关杭州史研究的各种优秀成果还有很多，因为本人孤陋寡闻，不及见到，而有些是与本书论述内容关联不大，故皆从略。

不过，本书所引及的论著，有很多并不是属于杭州史的范围，而是有通论性质的，如严耕望、田余庆、辛德勇等先生的论著。在研究杭州史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仅仅熟悉所谓的杭州史范围内的文献和论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杭州史的发展，本来就应该是中国整个历史发展有机组成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问题都是和整个历史内容息息相关。杭州史当然是有其特殊性的一方面，但也必然存在着与别处有共同性的一方面。仅关注所谓的杭州史的问题，只能部分地了解到其特殊性，对于更为全面地了解杭州史，会差得很远。实际上，只有越深入了解整个历史，才能反过来越深入了解杭州史。只有将杭州史放到整个历史的背景下去看，才能真正地理解杭州史。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越广，才能越深。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本书中，引及各家著述的时候，虽然有的是我的前辈老师，或是未曾谋面但也素来敬仰的学者，但一概都直接称名，不加称呼，并非不存敬意，特此说明。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