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　筱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中国古典哲学与艺术理论方向2017级博士

【摘    要】

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对于传统学问的探索：否定或者改造“重述”者有之；欲从传统内部开出新的生机者亦有之。作为“学者”的黄宾虹如何面对“变局”，与其知识结构的生成必然有深刻的关系。本文主要考察黄宾虹辛亥以前的学问路径，以期还原其完整的早年思想结构，并观其志向与行迹，尽可能理解他对于画学构建的动力所在。

【关键词】  黄宾虹　文字　今文经学　实学

观黄宾虹一生的行迹与学问，被笼罩在“学者”“画家”身份背后的形象似乎是模糊的。作为当时生于皖南，偶然进入上海大舞台，并由此展开其文化使命的普通读书人，与当今热捧的“大师”头衔之间，两个面相存在巨大差异，这对如何认识真正的黄宾虹来说，必然引发各种争议与矛盾。当傅雷在上海准备黄宾虹的八十岁画展时，黄宾虹告之曰，“印著述急于印拙画”，“印画不如印书，拙画当有知音，自可保存”。［1］明显可以看到，在学人和“画家”两种身份中，黄宾虹此时更加焦虑的是自己的学术乏“知音”，说明了其于研究所倾注的心力和寄予的期望。

黄宾虹之所以形成这样对时代和人生的认识，与其早年思想渊源不无关系。具体而言，即黄宾虹少年至青年时代所受之“旧学”教育，约有三条路径：其一，以文字学作为立身之学的家族传统；其二，对清道咸以来新学问的吸收；其三，从颜李之学到曾国藩以来重视践行与经世的道术合一的传统。

01皖学家法：明小学、重征实

黄宾虹早年笃守皖学家法，明小学、重征实。首先，黄氏家学出于徽皖，尤以文字为要。所谓“小学”，即音韵、文字与训诂。中国古典学术形态中，经史之学为核心，而小学和经学的关系在清代尤为密切。清末张之洞为学子开具的《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仍然可以看出赓续着这样的读书传统：“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2］“小学”为学问门户，“小学”通则可渐及经史词章。清代小学发展至乾嘉时代步入顶峰，戴震为其代表。［3］戴震籍属徽皖，流风所及，皖学雅重小学。其次，黄宾虹对于地域文化的重视来自皖学传统。对于皖学，钱穆曾总结道：“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徽学达于征实。”［4］精于礼而会通诸经，故“达于征实”的徽学精神也融入黄宾虹求学、治学中。

与黄宾虹同时受教于江南大儒汪宗沂（时掌紫阳书院）门下的许承尧晚年回忆黄宾虹时道：

近代画家，劬学者鲜，如蜀中张善孖、大千兄弟画绝工，恨无文学润色之。又如夏吷庵、黄公渚诸辈，文学斐然，旁通绘事，卒未造极。唯吾乡宾虹老人，终身治古文奇字，多识周秦制作，亦卓然成一家，求之近代画师，实未见其偶，此非余阿私之言也。［5］

◎ 图1  黄宾虹《识字一首》

许承尧为安徽著名方志学家，诗文渊雅，他对黄宾虹的评价确如其所言非“阿私之言”。黄宾虹治学尤勤，“终身治古文奇字”，晚岁时自作诗在《识字一首》（图1）回忆三岁时从其父黄定华读许氏《说文》之事：

这个认字习惯被他保持终身，即便被困北平（今北京市）十年，仍然每日整理文字两小时。如究其终身习惯的动力，与其族学传承不无关系。黄宾虹曾在着墨颇多的《歙谭渡黄氏先德录》中详细记载了族祖的学行，以当为全族效法的榜样。不仅如此，这种家族传承的自豪感时有显现在与友人讨论中。如1918年黄宾虹在与好友高吹万（1878—1958）通信中谈到族祖白山公黄生：

在1932年对老友许承尧的信中，黄宾虹继续谈到自己族祖莲坡公的文字学学问：

黄宾虹以为族祖白山公黄生的文字学修为不在方以智之下，跟随白山公学习的莲坡公的文字学著作《乡音正字》与章太炎音韵学著作《新方言》相较，也尤胜一筹，春谷公黄承吉“公书虽卷册无多，其于声音之道，为汉晋以来所无。”［9］可见黄宾虹家族传承之学更偏重声音训诂。晚清以来，欧学东渐而内忧外患交迫。在黄宾虹晚年的回忆里，从安徽到上海《国粹学报》开启学术研究的起点，就是从“时议废弃中国文字，尝与力争之”［10］开始的，由文字之危思及文化之危，“习佉卢右行之字，夏声不振，师法将湮”［11］，这成为他未来专意保存文艺之志的一个重大动力。

此外，黄宾虹十二三岁时即“读江（永）、戴（震）遗书”，自言“喜治经”。在激赏同邑程瑶田时，谈到了对徽学的理解：“时当乾嘉之际，东汉学派盛行，徽称朴学最盛之区，尤以礼经为专家。”［12］有清一代的学术以乾嘉为盛，皖人江藩尝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加以表彰，故乾嘉之学又常常以“汉学”代称。所谓“汉学”，即以东汉古文经学许慎、郑玄为宗，重训诂、究义理，此亦可称为乾嘉汉学的一般特点。徽（皖）学重文字、尚专精，确在乾嘉学术中独树一帜。流风所及，从黄宾虹求学及后来治学经历看，乾嘉之徽（皖）学精神无处不在。他对弟子所言“歙学为中国关系至大”［13］，是从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整体关系而言。我们从他以地域文化形态理解江南学问、美术著作《黄山丹青志》等，以及晚年由出土古玺印判属地域与中国学问本源的关系等皆可判断，以皖学为根基的清代学术是黄宾虹的学术源头。

02清道咸以来新学

辛亥之后的黄宾虹建立贞社，重点关注于古文字学与古物研究。罗振玉、王国维之出土甲骨文、金文文字研究对其影响颇深。这一条王国维所判断的“道咸之学新”的传统，依然是继承吴大澂等“古文”“契文”传统，由“形”入手而上出，即“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14］。黄宾虹正是沿此脉络进行古文字研究，沿着王国维所预判的学术空间，即六国文字研究领域继续拓展，因此说出：“书契之出，适当斯世，天欲古文之学，使与《说文》《古韵》匹，抑可知也。负兹艰巨，舍吾辈其谁哉！”［15］可见黄宾虹负此一学术传统的担当。

在辛亥之后，黄宾虹对文字认知却发生了明显变化：

1937年至1940年，黄宾虹于故宫博物院讲学时，明确地谈到考证与义理对于文字认识的区别：

对《说文》所代表的古文经学局限的认识，黄宾虹晚年直言：

推究黄宾虹的理路：其一，常州学派的兴起，导致学者研究金文，不再拘泥说文。黄宾虹讲的是常州学派庄述祖著《说文古籀疏证》以金文、石刻等材料专题考订《说文》古文、籀文的开创意义；其二，清代从古文到今文的转变，在黄宾虹看来，当是西学东渐的影响。晚清金文学研究对《说文》进行重新考订，其后因发现甲骨文而掀起了研究古文字的新风气，学界对比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修正并改变了对旧传典籍与经学传注的理解，不再依靠乾嘉考据路径进入经学，即是“不复拘守许、郑旧说”。古文经学专在文字训诂上下功夫。今文则尚微言大义，由经文发挥议论与学说。治学若过于拘泥文字，自然不便经文义理之发挥。黄宾虹由此对今文经学（公羊学）多所褒扬，可以看出黄宾虹对于文字的研究，从考据证实进入了义理与实证兼容的研究。以下从黄宾虹学习今文经学的契机，展开对黄宾虹早期思想渊源的探索，以期还原其更为完整的学问结构。

今文经学在清乾嘉时由常州庄存与、刘逢禄兴起，清道咸以后成为主流，按梁启超的说法，常州今文经学是“复西汉之古”，推尊董仲舒、何休。晚清民国时，古文经学至黄以周、孙诒让达到巅峰，今文经学由廖平、康有为而焕发新彩。以康有为最为突出，他发起戊戌变法的政治革命理论资源正是今文经学。

黄宾虹在何时接受的今文经学？从他晚年回忆自己的少年求学经历来看：

这十年的求学经历让其思维门户洞开，从时彦俊学那里打开了眼界，知识得以更新，可知对今文经学的学习就在这一时段中。黄宾虹晚年寓居北平时回忆道，此时的扬州学坛由于上海、香港等商埠开发，已不在鼎盛时期，但依然存有学术余脉。［20］黄宾虹在这里获知了超越皖学的学术视野，也是在这里深入了解了黄氏族祖春谷公黄承吉［21］等的文字学学问。

对于时代和学问联系的具体理解，尤其是思想对社会作用的理解，推测应该在1887年其二十四岁读康有为的著作时有所发启。其时黄宾虹在扬州任两淮盐运使署录事。黄宾虹在公余，从老乡萧辰处获知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为人和学术思想，此时康有为《大同书》的初稿《人类公理》已完成，二人遂一起研读该书。［22］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和康有为高举今文经学旗帜的廖平，其今文思想孕育于1884年前后，并于1886年发表《今古学考》，以《王制》和《周礼》平分今古，故学者们通常将1884年前后视为晚清今文经学的开端。［23］根据前述黄宾虹认为今文经学对于古文字的影响的判断来看，可以知道在他心目中，认为今文经学思想渊源在于常州学派，而不是康有为所言之公羊学思想。又，黄宾虹在《讲学集录》中对于学术的判教：“至清中期，学术超过汉儒，由古文学为今文学，当时常州学派尚《公羊》。”［24］可证此。

但是，黄宾虹接触康有为著作，可以说明其对经学新发明显示了极大的关注，对他理解国家、社会与学问的关联影响极大。这种对学术新领域的渴求背后，亦基于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关切，因此他在听闻“戊戌变法”之后，致函康、梁，“申述个人政见”［25］，后来在萧辰介绍下，去安徽贵池晤见戊戌变法的干将谭嗣同，作彻夜长谈。黄宾虹晚年回忆谭嗣同对他说的话：“西学东传，势在必行，如何可阻？他日吾国发达，东学亦可西传。”［26］可见谭嗣同实已埋下了他日后致力于在艺术中发扬“东学”的种子。在谭嗣同死后，他作挽诗云：“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27］黄宾虹引谭嗣同为同道，所言“蒿里颂”来自于曹操《蒿里行》，二人共同匡扶道义的济世志向，斑斑可见。

黄宾虹对整体学问的进一步认知，当在其二十五岁（1888年）从扬州去金陵之时：

甘元焕、杨长年［29］、仪征刘氏父子以及杨仁山皆是其时于学有著述者。甘氏的“津逮楼”闻名遐迩，为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藏书楼。仪征刘氏家族，自刘文淇的祖父刘曔与伯祖刘曈一代占籍仪征，故称仪征刘氏。刘文淇以其学传于子刘毓崧、孙刘寿曾，至于曾孙刘师培，四世赓续《左传》，恪守朴学统绪，不易其帜。此时今文经学兴起，刘氏虽治《春秋》古文学，但对以《春秋》公羊为核心的今文经学也具备足够的了解。刘氏亦延续阮元《文笔对》之观点，认为骈文才是文之正统。黄宾虹喜作骈体文亦在道咸以后的此一风尚之中。杨仁山比黄宾虹年长二十八岁，通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年二十七隐于佛界。1865年到英国考察政治、制造之学，曾云：“斯世竞争，无非学问……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仍徒袭其皮毛……欲兴国，其可得乎？”杨氏为晚清革新派，其诸多弟子中有谭嗣同、章太炎等。他曾随曾纪泽两赴英法考求政教生业，可知其于西学之认识别具慧眼，其佛学之认知，当容纳对世界整体之认识。由此可见黄宾虹的交游中，革新人士不少。黄宾虹并未言及从杨仁山处获西学甚多，只是“窥佛学及舆地”，但已经为我们提供足够重要的信息——在晚清，佛学与舆地之学正是学术新风所在，佛学在当时对人类思想的超越性正可以消解部分因中西之争引起的种种概念名相之别，舆地学也应对列强环伺的“国际地缘政治”视野。［30］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对黄宾虹的研究中易忽略他与所受学之汪宗沂之间的思想关联。黄宾虹于1889年始从汪氏问学，课余与其子汪福熙、律本交好，时许承尧亦受学其门下。汪宗沂被称为“江南大儒”，考其生平学术，他早年从扬州刘毓崧受汉学，又从桐城方宗诚受宋学，后入幕曾国藩、李鸿章，则皖派传统治经之手段，亦延至对兵学、农学等实际学问的研究上。翁同龢曾赞这位门生为“命世才”，对其学问与才干极其赞赏。汪宗沂对《葬书》研究精核，则延及此后黄宾虹对山水画里风水堪舆之理解。黄宾虹在中年与人通信时还谈及医理“五运六气”，以及从“弈棋”中悟三才之道阐发画理，当从其师处得之。汪宗沂精通剑术、弹琴等养惠身心之事，黄宾虹承至乃师，自中年后每日舞剑，晚年又提出“艺术是特健药”等观点。至于黄宾虹晚年从周易易理、太极图理与画学之间进行技法义理勾连，以及用老、庄为画学立法，实可见其对术数的形式表达层面的理解，渊源当来自汪氏。汪氏除精于礼、易、兵法及道家言外，尤其深通术数，曾言及“二十世纪，术数之学将会昌明”［31］，可知汪氏之学，实为深通时代与古典联结的最深处。

03救乱扶危：实业践行与艺文经世的转折

观察黄宾虹在维新变法之后的活动，一直到1909年正式接受邓实聘请襄办神州国光社之前，他皆是在“实业”上着力：1900年，在歙县与郑搢书共襄军事，操练乡兵。后又与其经营仁义庄义田，不辞辛劳鸠工修堨，郑于1902年赴金陵就职洋务局，黄宾虹即独自堨田，直至1909年。1904年至1906年，时有新政“办报兴学”之潮，应邀襄理兴学，任南京芜湖各校教员。兴学启民智之余，又欲办报，办造纸小工业改变歙中闭塞情况。1906年，安徽筹款自修铁路，作为地方代表参加安徽铁路公司第二次年会。1909年，受沈曾植邀请赴安庆应聘安徽存古学堂金石学教职。遗憾的是，直至沈曾植卸任安徽提学使，存古学堂都没真正办起来。［32］

他在《任耕感言》里叙述垦复义田之始末：

追溯黄宾虹何以由“喜治经学”转为庚子之后的办“实业”的原因，可见在甲午后，黄宾虹就读书院的膏火费已不足为继，经历维新失败，传统向上的渠道实已希望渺茫。父亲丧期已过的黄宾虹，正拟远游［34］寻找出路，又“闻乱作”“罹庚子之厄”［35］——此即义和团运动，遂折返乡里，恰逢当时为防内患各州县兴办团练事，与郑搢书共襄军事。黄宾虹所言“汪京卿弢庐师”即汪宗沂。汪宗沂此时因衢州暴动，邑中蠢动，即招募乡兵百人居圣僧庵操练，以备不测。［36］黄宾虹在《汪仲伊先生小传》中，认为其学已经溢出传统皖派朴学精研考据的家法，扩展到与社会政治联系更为密切且“实用”的学问。而从经世的兴教、练兵与堨田方面亦可看出，黄宾虹均受乃师实际经世活动的影响。

黄宾虹于礼亦钻研颇深，对时事、图绘皆有以礼论之者，当延乃师之学，如其在1912年载《真像画报》第2期之时评，便论及辛亥之后礼服所禀之礼为何。［37］对于《民国服制》这种虽被少数精英接受但近乎于“全盘西化”的做法，黄宾虹针对现实作出了新的判断，通过理解服制的原理来表达对礼制精神的认同。具体来说，就是既不完全复“古之形式”，又不赞同“全盘西化”，和其对于学问与绘画既非“泥古”又非“趋时”的态度是一致的。

另外，重视家族治学传统的黄宾虹，在《歙潭渡黄氏先德录》中考订记录其族祖黄曰瑚曾问学于颜李学派李塨的经历，因此祖述颜元（习斋）。颜元明确指出了，离开“经济”实践无以为儒者，因此重视技艺、技能和分科知识。颜元学问的抱负，是希望在现实中恢复孔门六艺之教。［38］在黄宾虹的画学与金石学论述中，以颜元“负绝世之学，抱其救时济变之才，志存远大，生平留意碑帖书法”，认为“世有主于经世实用之才，而不以古人术艺之微，鄙夷不屑，其学为有本矣”［39］。意思是说，颜元并未把书法当作“末技”，是因为学问有本的缘故。因此可以理解，黄宾虹何以常批判时人虚浮而重视“实学”：

黄宾虹为画学立法，不能避免的问题即是“技艺”与“道”的关系，因此认为绘画实际承载着通向“大雅君子”的道德追求：“绘画之工，遵循规矩，通方术而不诡于俗，习技能而必蹈乎礼，是为大雅君子，岂虚誉哉。”［41］由此“图画”可以“道通于艺”：“为艺虽小，其使人鉴善劝恶，耸人观听，为补益岂仅侪于众工哉。”［42］可见黄宾虹在艺术里寄托了道德理想，虽然和传统对待技艺的态度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仍然接续古来儒家士大夫修身的传统。

由黄宾虹的行迹可以得知，他并不仅仅是一个书斋中求知识的学人，他认为：

他告诉子侄处世律身之道，当于“道德、学问、智识”三者求之：

黄宾虹深知，对于社会国家来说，仅谈学问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学问并不是第一位，因为在其心目中“济世”的需求最重要，对时代的深刻洞见才是最重要的，在此见识建立基础上的学问，对于创造建设才是重要的，再加上道德，可助世道，稳固人心。黄宾虹认为绘画并非是无用的“娱乐游戏”，而是在精神上承担了更大的“改造”社会的功能：

其言“扶衰救弊”，正是从其“救乱扶危”的思想而来，也可以说受到公羊学义理“拨乱反正”的启发，但究其家学与师承渊源，则与清代学问自顾炎武以来的学人传统无不关系，正是黄宾虹常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4余论

不同于“五四”之后现代学术格局下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学人，康有为、章太炎、黄宾虹这批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依然根植在中国文明本身的脉络中——既有整全的格局，又能站在传统文化的内部来看待西方，接受西方某一部分的思想，而后提出他们的理论。他们少年时代所受之教育，也不同于现代学术制度下明确文、史、哲并立的西式分科教育，强调“六经为根砥”与“通人之学”，即深入理解经典，同时具备更为整全的视野与格局。

黄宾虹的学问既继承清代乾嘉学术考据征实的传统，也学习清道咸以来的学术新风。除了对族学文字学和皖学传统有深入学习以外，青年时代的黄宾虹在杭州、苏州、扬州、金陵等地十来年的游学中，由只知家学、族学等乡邦学问传统以及习举业带来的较封闭的视野，知道学问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此时对思想的冲击甚是巨大。黄宾虹不仅了解了经学有东西汉之别，以及通过研读康有为的著作而逐渐了解前沿学问，同时接触佛学、舆地之学，知获当时较为整全的知识图景，以及从其师汪宗沂处了解时代与古典根源的关系，黄宾虹显然具备了突破从前“举子业”的低层级知识结构了。

更重要的是，黄宾虹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而是于学问不立门户，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人担当。这种担当正是清代学问自顾炎武以来的学问传统，延续至黄宾虹身上的本色体现。今天我们把黄宾虹放在一个近代古今变迁的历史坐标中来考察，对于用现代美术史中“传统”与“现代”［46］两相对立的叙事方式来理解他之外，可以提供更多的理解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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