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的中国史界，盛行一时的“冲击－回应”理论框架遭遇了危机。其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让中国史中难觅“中国”；其单一的宏观政治和经济研究，也难以解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启发下，20世纪70年代，以施坚雅、孔飞力、魏斐德等学者为代表，“眼光向下”的区域社会史，成为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流。《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以下简称《精英》）一书，就是这一潮流的产物。 作者萧邦奇以研究浙江史闻名，其代表作《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精英》一书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是作者学术生涯的起点，其汉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作者的研究脉络。 萧邦奇之前，对于近代中国地方政治，美国史学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阐释：17世纪初期，中国的地方治理开始呈现出“从官方向民间转移职责的长时段趋势”，晚清时期官府的虚弱又加速了这一趋势。与此同时，“晚清的商业化似乎宣告了几个世纪以来绅商之别的终止”，除传统士绅之外，近代商人也介入地方治理，在对外交流和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两者都自觉地将改革“部分着眼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p4-7）。 萧邦奇注意到这一阐释存在的问题：一来，其支撑研究往往忽略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将关注点局限于少数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并以这些地区代表整体。二来，这一阐释未能完全摆脱“冲击－回应”理论的窠臼，仍将“建立强大独立的民族国家”视为地方政治的单一目标，因此仍难以解释主流民族国家建构叙事中“极为明显的断裂时期”（1913~1927年）。（p3）萧邦奇认为，这一时期的地方政治发展并未断裂，而是经历了转型：既有的政治结构转变为更为复杂的结构。换言之，围绕着传统的宗族关系、庇护关系和行纪关系，精英群体内部的政治依赖性日益提高，其本身及由其组成的各种团体和机构也走向复杂化，并左右了地方和省一级的政治。（p8~10） 在《精英》一书的致谢中，萧邦奇特别感谢了施坚雅的指导。本书第一部分呈现的方法论，确实明显承袭了施坚雅：基于商品经济下的城市化进程，将区域内部划分为若干层次。作者认为，鉴于政治转型的底层逻辑是社会经济变化，依据地理或文脉将浙江分为“浙东”“浙西”的传统区域划分法并不适用，也不足以反映浙江精英的复杂性。所以，作者以人口密度、金融机构发展程度和邮政发展程度等商品经济的显著特质为指标，在史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量化了各地的商业化水平，从而将施坚雅的“核心”“边缘”两级地区划分模型细化为“核心区内部”“核心区外部”“边缘区内部”“边缘区外部”四级，亦即“四个浙江”。“四个浙江”兼具本地宗族、传统精英组织（同乡会/会馆、行业公会等）和政府扶持的近代精英组织（自治机构、专业法团等），但由于经济和交通水平的不同，在不同层级的地区，这些组织构建出了迥然不同的精英政治。 二、量化分级：迥然不同的精英政治 《精英》第二部分分别探讨了“四个浙江”内部的精英政治。核心区内部的主要宗族政治和经济能量巨大，长期全面主持公共事业。作为商品经济最为发达、与外界交流最为密切的地区，“绅商”（涉足商业的士绅阶层）得到了充分发展，近代法团也较为发达，自治基础坚实，制约了民国初年行政机构的权力扩展。但另一方面，传统宗族的势力也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被削弱了。辛亥革命前后，没有功名的商人地位上升，难免对绅商的话语权形成挑战；高水平的教育和与外界的便利联系，让素质最高的精英纷纷外流，留守本地的精英阶层能力相对下降，又直接削弱了宗族处理地方事务的能力。于是，传统的精英治理逐步被纳入制度化的自治框架。 相比之下，核心区外部虽然交通便利，但与域外联系较弱，接受现代教育的精英规模庞大，但很少外流。加之宗族势力相对较弱，法团的发展也更加迟滞，县行政长官在公共事业管理和地方事务的话事权明显增强，形成了政府带动地方治理制度化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核心区外部承接了核心区内部和省外溢出的资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对治安的影响更加显著，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警势力的膨胀。 而在边缘地区，商品经济相对欠发达，与核心区内部联系不便，外出接受新式教育的精英数量极少，近代法团也非常薄弱，县政府也因财政不足而难以承担行政职能。因此，尽管接受现代教育的返乡精英个体备受重视，各种议事机构和专门组织也渐次出现，但边缘区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仍远远弱于同时期的核心区。另一方面，边缘区与核心区内部之间的交通不便，对外省人反倒意味着竞争和排外压力较小，外省流民和商人的涌入带来了更大的治安压力，也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成为了本地的新式精英。边缘区的宗族在规模和占有资源上弱于核心区，外省商人群体短期内也难以形成核心区宗族的庞大社会网络，于是，私人小圈子的政治寡头集团（一般不多于8人）成为了地方治理的主力。边缘区越向外延展，地方政治的私人倾向就越显著。 通过考察四类区域的精英政治，可以发现，浙江不同区域的地方政治虽然遵循同样的发展趋势，但发展的步调、程度、具体形式和主要问题都不尽一致。1920年左右，当嘉兴（核心区内部）的老一辈绅商精英与新一代返乡专家精英为害虫防治问题争论不已，县议会在本地精英内部的身份与代际冲突中进退失据时（p81、p136-137），诸暨、嵊县（核心区外部）等地的精英正在强烈抗议核心区内部企业家“入侵”本地市场（p156），而汤溪（边缘区内部）、宣平（边缘区外部）等地的精英尚在殚精竭虑地平定匪患，维护治安 （p186-188，p205-206）。四种不同的政治生态，必然会带来历史事件在不同空间层次上的不同形态，局部政治发展的不均衡也必然会动态地塑造整体的浙江省政。 《精英》的第三部分进而说明了“四个浙江”在空间维度形成的历史复杂性。以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转折点——辛亥革命为例，四类地区都有在外接受教育的精英返乡革命，但各地的反应不可同日而语。在核心区（尤其是内部），倾向革命的团练组织和法团存在已久，能直接为革命所用，革命也被看做为经济活动扫除障碍的义举。但是，边缘区（特别是外部）信息的迟滞和法团的缺位，让人们对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茫然无知，只是直观感受到了革命引发的动荡。因此，边缘区对革命的响应几近于无，边缘区外部甚至爆发了对革命的激烈抵抗。 信息和组织网络的不均衡，在以省议会为载体的省级权力结构中也有迹可循。各地精英以籍贯为基础，在议会中形成了多个派系，彼此既有对抗，也有联合。近代商品经济和新式教育催生的各类法团成为了在派别间“穿针引线”的线索，核心区内部的精英凭借成熟的组织网络，占据着显著优势。但是，不同背景的法团和由此产生的政见分歧又同时分化着精英群体，20年代早期，伴随着法团和自治机构在各级地区的加速推展，纯粹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联盟逐渐让位于以政见为基础形成的联盟。在政见与地缘的共同作用下，浙江省内形成了两大政治阵营：以金衢严处集团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四个府都缺少属于核心区内部的县），总体效忠于中央政府，支持集权制的省政府，但主张地方精英拥有高度自治权，在推进社会变革方面反对国家主导；以杭嘉湖宁绍集团为代表的核心区内部势力，主张削弱中央官僚权，支持省自治，但支持国家积极推动社会革新。最终，1924年江浙战争后，军阀控制力增强，让权力的天平向外部势力倾斜；随后外部集团迎回了大量返乡建设地方的国民党精英，更让精英长期惯性外流的核心区内部集团雪上加霜，金衢严处集团最终取代核心区内部集团，成为省政的主导者。 萧邦奇认为，浙江省政中的空间互动展现了20世纪前期中国政治转型的本质。这一政治转型是“政治发展在各个空间和时间中的（不均匀也不平衡的）扩张，这一扩张自核心区内部向外部区域传播，贯穿于从精英团体到非精英部分的整个社会结构中”，最终让中国各地区、各阶层都卷入政治生活中（p288-289）。比起“政治断裂”的固有看法，“转型”说解释了近代中国地方治理模式与古代的顺承关系，让中国政治得以呈现连续、自发的演进过程。
三、承前启后：区域史研究的传承、突破与局限 《精英》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地方史热”的主要特点。虽然没有条件亲赴中国，但萧邦奇仍然发掘了大量史料，尤为注重运用地方志和报刊，既反映了其个人严谨认真的学术品格，也能窥见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对史学的启发。作者将极致量化视为无限趋近历史真实的途径，精心选取量化指标，将量化层级尽可能微观化，并在书中大量运用图表呈现量化后的史料，又体现了社会科学的量化分析与史学的结合——由此便不难理解“地方史热”在社会经济史方面的斐然成就。 最为可贵的是，作者的眼光投向了浙江，但并未局限于浙江。除了留意资源跨省流动对省内政治的影响外，作者并未抛弃“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近代中国政治史叙事，反而注意将地方政治置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观察辛亥革命、袁世凯专权、五四运动、江浙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地方自治机构的影响。当然，最根本的体现在于，作者致力于通过“深描”个别地区，抽象出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的本质模式，表现出了“以小见大”的理论自觉。由此可见，区域史研究固然是对“冲击－反应”论的挑战和背离，但更是对宏观历史框架的细化、深化。 《精英》汇聚了“区域史热”的精华，也反映了“区域史热”的困惑；时至今日，这些困惑也仍或多或少地萦绕在中国史学界。首先，作者将“精英”定义为在精英机构（ 自治机构）、非常规政治联盟、在政治上极为重要的专业团体中起到实际领导作用的人，或在体制之外扮演重要角色的，在危机时刻独当一面的人。（p7）无论哪种定义，都将“政府机构之外”作为精英的根本特质，实质上预设了“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导致清末民初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转型难以被纳入研究视野，更难以充分展示精英参与近代国家机器建构和推展的过程。 其二，“小”之于“大”的代表性不是自然而然的。虽然作者注重将浙江置于全国视域之下，在附录中也多次强调史料局限对模型准确性的影响，但《精英》并没能充分论证浙江之于全中国的代表性。浙江是明清经济文化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近代最早向海外开放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这些特质是大多数省份不具备的。作者以商品经济发展为立论基础，但对全国各地与浙江省的巨大差距，《精英》并未给出解释，难免让读者产生疑问：单核多层、层层辐射的浙江省内政治模型，是否适用于其它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同样脱胎于对单一政治史宏大叙事的突破。基于相似的学术关切，美国同行的中国区域史研究一时成为中国学界的效仿对象，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理论与方法。时至今日，透过《精英》这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再度审视海外中国区域社会史的优长与局限，对于中国历史学者进行自我反思与再定向，解决当前的种种问题，仍然具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兆旭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2月08日 10 版）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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