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6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孙浩宇老师授权发布！

孙浩宇

摘要：民国时有传言，章太炎曾作游戏笔墨，但极少见。《民国谑史》是“滑稽文”三篇，与一般游戏笔墨尚有区别。从文本形式、背景及内容看，从写作情境及相关人事脉络看，此文确系章太炎所作，而全集未收。

关键词：章太炎、滑稽文、《民国谑史》、集外文

对于章太炎的笔名或署名，汤志均曾有较细致的关注，其中“亡是公”一名，《章太炎年谱长编》称见于上海图书馆藏《与吴君遂书》手迹。查2017年马勇所整理的《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与吴君遂”14通，时间在1901-1903年间，并未见有“亡是公”落款，抑或汤氏所见并不在此中。今翻《游戏杂志》1914年第2期有署名“亡是公”的文章三篇：“民国谑史之一”《楼里春秋》和“民国谑史之二”《新长短书》，后者又包括《名妓乞嫁高僧情书（仿陈某上书大总统自荐为国史馆总裁大意）》《高僧答名妓绝婚情书（仿吴君辞勋位电文）》。从文本形式、背景及内容，写作情境，相关人事脉络看，三文与章太炎颇多契合，那是否确系太炎所作？尚需细作考证。因是集外文，故照录原文于前：

（经）元年冬十二月，甲子，我征北团帅师次于楼，楼人张飞、赵云来袭，我师败绩。丙寅，警军复之，获赵云。

（传）元年者何？新国之始年也。曷为不书春王？共和无王，则以为忽焉，已十二月焉尔。我者何，亲之也。亲之则曷为不书大夫与爵姓氏族？讳之也。其事曰征其地，曰北，而团糟如故，故讳之。楼地咫尺间，声色集，苦乐不均，不当次而次，以示怠。犹曰：徒有此次云尔。张飞、赵云非楼人，曷为能来袭？次有以召之也，既召，败而不能复，乞怜于警军，征北团之辱甚矣。故书获以绝于征北团，深恶征北团之能召祸而不能弭也。（右母羊传）

（传）初，牛吹公闻北人之叛共和而怒，欲大会金革之士以征之，征旅于周京。京人魏因用请见。其乡人曰：“兵凶战危，非自全之进也，我将饮酒而已，朝夕不相及，何以征为？”因用曰：“子为农夫，恶乎知国事？吾之应召而往，岂必牺牲生命以求战哉？苟有利焉。吾惟假手于此以行乐。夫骄奢淫佚，俳优好弄，兵所习也；禽孥打降，叫号跳掷，兵所能也。吾将有以快吾志焉。”遂入见牛吹公。使治军，乌合而团之，故曰征北团。冬十二月，魏因用帅征北团次于楼。楼有幻人焉，善俳优之剧。魏氏闻而好之，使告于楼人曰：“请君以士为戏，予凭拭而观之。”诸团人亦寓目焉。楼人对曰：“寡君广德，当令中军帅张飞、上军帅赵云治剧于长板坡之野，苟亦顾而乐之，君之惠也。若其玉兰美艳，一清善舞，必使致力于军前。如天之福，两军相见，不得以一拳相加惠，苟渝此盟，幸无所辱命。”魏氏闻使者言，欲遣之。左右皆怒曰：“不可遣也，而傲大将，楼之蠹也。”魏氏曰：“吾欲试之。”遂往，陈剧而观焉。楼人闻魏氏左右怒，皆匿不出。玉兰不知所往。一清出见团人，皆斥之，一清不从，魏氏及团人怒，责以贿免，楼人亦不欲，争相诟厉，张飞、赵云突自后出击之，我师不能御，遂大溃，魏氏伤股，团人几歼焉。丙寅，警军闻团人告急，帅师往复。未及，而赵云偏师耀兵于河津，桀石以投人，且呼曰：“欲勇者，贾馀勇。”警军不敢前，军吏检察进曰：“赵氏可禽矣。”盍逐之。既获，或问其故。检察曰：“一殴作气，再而衰，三而衰。攻人之不备，以至于再三，犹自谓馀勇，骄怏已甚，气实竭矣，能无禽乎！”君子曰：“魏因用可谓自辱矣，举征北团之力，而败于幻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牛吹公之知殆不如豚，豚犹能卫其尾。”（左传）

伏以重重帝纲，转转金轮，孽障难除，妖淫自缚。然而生有自来，夙悟无遮之妙谛，住云如是，能参空色之真禅。虽如破戒摩登，宁背慈悲我佛。是以珠林宝相，亦曾为婆塞长斋，禅榻鬓丝，更许我维摩作伴，叶小鸾写经慧业，弟子归依；鸠盘茶说法因缘，菩提变相。大师闻之，得毋谓妾为野狐禅乎。抑知民国庄严，众生平等，妾既自比于良家之子，大师亦侪于勋戚之臣。盖大师不忍众生苦海而援度，妾亦不忍大师之孤独而布施，义有同源，道无二致，庶几拈花微笑，得散花之天女而益章，走火悟源，对出火之青莲而解脱，大千世界，乐此刹那，是无等等咒，般若波罗密。

昨获南中枉书，知大优婆夷忽有凡心，欲效天女维摩故事，贫僧久空色相，于男女爱情，尚极端反对，何论肉欲？我等苦行头陀，自以孤独园为世界极乐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安肯如人间夫妇，悲欢离恨，自沈孽海，绮情不纤，阿鼻立堕矣。非惟不见不闻也，至于婚之一字，他僧非所知，若问贫僧，不啻当头棒喝，何来此清夜钟声，令我惊觉。即使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一切灭度。至于恒河沙数，而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梦想究竟中。绝无此等色相，不然，何以能入众生一切苦中，而能一切灭度也。愿大优婆夷等抖擞精神，能度众生，脱离孽海，勿更以魔障为正道，驱贫僧入地狱，狂言无状，慈悲原恕，广种福田，得成正果。

一、文本与史实之契合

上述三文属于“滑稽文”。民国报刊“滑稽文”蔚然大观，但相关研究还不够。“滑稽”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精神中源远流长，至迟可追溯到《史记·滑稽列传》，所谓“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1]传统礼乐、文化乃至文学精神都是一以贯之的，以文教旨趣论，六经各有其方式与关注的侧重，但其道归一，自然“滑稽”精神也在其中。而司马迁所讲“谈言微中”对于“滑稽文”最是紧要，比汉赋之刻意为“劝百讽一”甚或高明。以上对于推崇古文的章太炎是再熟悉不过，当然也包括鲁迅。明乎此，便会清楚“滑稽文”与报刊上一般的笔记、丛录、剧谈、菊部、花部等消闲文字、游戏笔墨在旨归上何其不同。而与西方传入的有意为幽默的方式和形式也颇有差别。

《楼里春秋》在形式上颇为郑重，一“经”两“传”，不是精于《春秋》者很难有此谋篇布局。饶有趣味者又在设置“母羊传”置于“经”与“左传”之间，我们知道，章太炎讲古文经学，康有为讲今文经学，太炎与康梁的离合，双方学术路径的不同是重要原因，所谓“正如冰炭矣”[2]。上文措置“母羊传”，正是一“滑稽”，而将“左传”置于其后，则是拨乱反正、归根结蒂之义。清末民初，如此津津于古今文之辨者，舍太炎，微斯人。

为何是“楼里春秋”？根据发表时间，三文写作应不晚于1913年末、1914年初。1913年8月，章太炎“念京师、上海皆不能避袁氏凶焰”，于是“冒危入京师，宿共和党。戒严副司令陆建章以宪兵守门，余不得出”，开始被监禁，此后直到1916年6月16日“果以院令撤警”，才恢复自由并得以离开北京。[3]可见，此下半年章太炎恰是楼里度春秋，并无自由可言，此现实处境与上文所设情景正相合。不过，这或许只是章太炎触景生情的背景。半年间，“不佞虽在风尘，周身之防亦密，比惟日览文史，聊以解忧”“惟有终日杜门，自娱文史而已。”[4]章太炎所“自娱文史”者，并不局限于眼前困厄，而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对民国肇造诸往事进行回顾反思，即“楼里话春秋”之义。

《楼里春秋》所隐喻的民初故实指什么呢？按《章太炎自订年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其政令“不出百里”，孙氏只得日日到清凉山骑马。然而政府中湘粤浙之派系已分，争权夺利以致暗杀。陶成章之死，章太炎芥蒂尤深。汉冶萍事件，孙氏与章太炎嫌隙加大。至于黄兴，章太炎对其行事虽多有不满，但仍认为黄氏更能“辨义利，有常识，爱军吏”。[5]在南北问题上，章太炎主战而不主和，也不同于南方诸人。迨至清室退位，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定都问题上，章太炎主张在北京，与南方诸位又生龃龉。章太炎知人论世常以道义为先，其去孙政府之“枢密顾问”而就袁政府之“高等顾问”，亦在于此。对袁氏推翻清室，经略漠北之功，章太炎深表赞同。而袁氏对章太炎之学识满腹与乐于谋划也自有认可，这或是太炎其后罹患之因。[6]章太炎对党派风起，内卷之害，向所不满。以政治家论，章太炎重道义甚于权力、势力，是其高尚，亦是不足。如《张謇日记》（1912年5月7日）所言“连接章函电，槎桠特甚，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7]，张继也有类似评价。章太炎渐为南北两方所不容，“或诋余为逢迎袁氏，至竟孙、黄及袁氏皆以不能容忍，相随挫败”。是年中，章太炎始转向黎元洪，其贬视袁氏也自此起。章太炎与袁氏不合，正与袁氏与张之洞不合相类，一方为清流，一方为摸爬滚打之斫轮老手，其道不同。[8]

以上是《民国谑史》展开前之一段历史，民国肇造，孙中山去位，袁世凯掌权，此正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本所不愿，所以说共和而未得，即文中所称“共和无王”。战场是政场，政场如战场，清民之际，党派纷起，诡谲无常，所以讲“则以为忽焉，已十二月焉尔”。四月至十二月，章太炎多数时间在北京，处于党派争斗漩涡之中，是直接的参与者、见证者。政争，无非是立场与制衡，在多方势力中实现政治目的和自我价值。民初政争之根本在于南北权势之交替，所以文中讲“初，牛吹公闻北人之叛共和而怒，欲大会金革之士以征之”，所以成“征北团”，即指政府组织及党派由南迁北及南北谈判诸事。文中“母羊传”与“左传”二节立场有所不同，一在“亲之也”“讳之也”“故讳之”，其中“征北团”“牛吹公”“魏因用”之名讳都不径说；一则是章太炎之立场，对所谓“团糟如故”直言为“乌合”，此正指南北党派之离合纷扰。在1912年7月17日（六月初四日）给《大共和日报》钱芥尘、王伯群的信中，章太炎称为“乌合之众，恐难以御大敌也（太炎注：从前立宪派惟是乌合，故无成效，殷鉴不远）”，[9]可以为证。又，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十二月间“孙中山先生来京，章太炎正膺东北边防使之命，项城大宴孙、章，予亦陪席。席间畅谈论东北西南开发之策”[10]，政治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其变幻无常，于此条可见。至于文中其他细节，无关主旨，不再索隐。民国公案，各执一词，章太炎以“经”“母羊传”“左传”的形式从不同立场次第展开，形式与内容层见错出，相得益彰，尽得滑稽之旨。

《长短书》所比附的两段史实皆与章太炎密切相关，二事亦此期太炎最为人所关注者。其一“陈某上书大总统自荐为国史馆总裁”。陈某疑是陈衍，按《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其1907年至1916年底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分科大学讲经学、史学与文学，期间“朋友之多”，多“文酒之乐”，随着1912年开始在梁启超所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石遗室诗话》，其诗坛核心地位与领袖作用“盛于四方”。[11]不过，查今《袁世凯全集》未见对应的回复文章。后来袁氏将国史馆馆长颁给王闿运，陈氏则颇多不屑。而陈衍与章太炎，因缘亦多。据称“陈氏与孙仲容、章太炎二氏，时人称为‘海内三学者’，鼎足而立，因各有所长也。当陈氏游于张之洞幕中，张氏至重其才，尝与相酌，偶问陈氏以海内学者能称几何。陈答以孙章二氏，且力称二人才行，今世唯与其匹者”[12]，而“晚年在苏州作寓公，与章太炎、金松岑辈文酒流连无虚日”。[13]

袁世凯颁布官制后，用人的各种风议时见报端。如1912年5月12日《民立报》载《不认章炳麟为国史院长》；7月22日槟榔屿《光华日报》载《章炳麟运动教育总长》，[14]等等。其中尤以章出掌国史馆的传说最久，除了《民立报》，同年5月9日《民权报》载署名“民畏”的时评《反对国史院长——袁世凯用得着章炳麟》；11月3日天津《大公报》载《国史馆总裁未定》及“无妄”的《闲评》：“国史馆总裁一席，前本有以章炳麟充任之说，嗣章君力辞不就，并保荐屠寄自代。屠君在中国甚有著述。惟现在杨晳子保荐师王壬秋，国务员中又有保荐汤蛰仙者，故未定局。”“国史馆总裁一席，为今日闻人共逐之鹿，北京政界哄传，堪膺此选者，颇觉实繁有徒：曰章炳麟，曰梁启超，曰王闿运，曰杨度，曰吴敬恒，曰汤寿潜，曰屠寄之数人者。”1913年11月4日第14636號《申报》“要闻二”载《章太炎将游青岛》，讲：“章太炎氏来京后举动颇不自由，（略）又闻湖北黎副总统因纂修国史有关巨典，故于日前曾有电致政府，推荐章太炎氏堪胜编纂国史之任，并另与章一电，亦系邀其允任斯职，惟章对于时事诸皆澹然，当已向黎副总统复电，辞不胜任，决计往青岛矣。”直至1916年12月16日还有林森等上黎元洪《请任章炳麟为国史馆馆长函》，其中称“余杭章炳麟先生具多见多闻之姿养，至大至刚之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足以俟百世而穷于一时，学足以济万物而掩于具文，岿然灵光，众流宗仰。（略）章先生筚路蓝缕，孕铸共和，躬被五毒，日营八表，若得成民国史一编，代春秋而起，维持不敝，亿万斯年度。（略）章先生学古通今，因革损益，必有最紧密完善之义例，镕欧冶美，蔚为大观。（略）惟是经国盛业，固非大儒莫辨，而选贤任能，尤赖元首之明天时、人事、国运、史例、际会若斯。（略）议员等公意，以为馆长一席，微章炳麟先生莫属”。[15]为羁縻太炎，袁氏曾委托赵秉钧跟章太炎谈过掌国史馆事，然太炎志不在此。至于作《与某君书陈不愿任国史馆长事》[16]，已属后话，不赘。

要之，民国初年报纸或为党派之争，或为广告效应，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颠倒黑白者，不乏其数。就事而论，其时章太炎寓居京城，难免也为似是而非之报纸消息所误导。对于章太炎，国史馆馆长确系当时最受热议的一个职位，其留意各方消息也属自然。

 其二“吴君辞勋位电”。吴君，即吴稚晖。《致袁世凯辞勋位书》：“昨见报纸谰言有黎副总统提议，赠授书生勋位之说。敬恒狂妄，于勋位之名目尚极端反对，何论授受！我等在民国为百姓头衔，自诩极品，安肯受公等公仆之勋位者！令朝下，夕痛诟矣，非惟不谢不感也。至于勋之一字，他人吾不知，反问敬恒，敬恒骇汗如雨，何来此不祥之声，令我腾笑举世！即挫我骨，扬我灰，使最高明之化学家分析化验，必不夹杂一毫此等梦想之分子。不然，如何敢抱一头两腿，强颜游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耶？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其时发生俄库问题），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弄书生。狂言死罪，伏维亮恕。祗请政安。十二月十日（民国元年）公民吴敬恒谨上。”[17]妙人妙文，极尽“滑稽”之能事。此文《袁世凯全集》中自然亦无回应，或其文仅是见诸报端而已。

章太炎对于民初授勋事之关注，殆因吴稚晖而起。与吴书同时，1912年12月23日章太炎《与王揖唐书》：“稚晖辈决意辞勋，彼自无政府党，亦未尝艰难困苦；弟则不为此矫情干誉之事。盖赏功论罪，政理所先，图一己之名，使他人亦不得不相牵而去，此乃于德道强人，失政治之理，负志士之心，必不为也。（略）盖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祁奚所以为直；小曲辞让，非大人所为，故为君道其梗概如此。十二月廿三日。”可谓针锋相对。章太炎与吴稚晖因为“苏报案”一生结怨，终不释怀。辞勋书之举，时辈如孙中山、黄兴、梁启超、张謇等皆有，章太炎独举吴氏，自是“滑稽文”对“滑稽文”，但也难免让人念及二人纠葛。

对于《民国谑史》，章太炎本有持续写作计划，但随着此后被转移至龙泉寺境遇日坏而不得不中辍。排比期间章太炎与夫人《家书》，可知半年间其处境、心情的起伏变化极大，“愤慨既极，惟迎诗以自遣（略）都中豺狼之窟，既陷于此，欲出则难纵驱，委命无此耐心，故辄愤愤图自决耳”“与彼（袁世凯）业已破面，惟有以死拒之”。[18]如刘勰所讲：“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19]此间磨难、痛苦、煎熬，以及读书、写作的自遣，斯人斯时斯文，又是较为相契的写作心境与写作风格。

二、人事脉络之契合

《民国谑史》缘何会出现在《游戏杂志》上，此间尚有故事可寻。

《游戏杂志》可称中国游戏杂志鼻祖，其1913年11月30日创刊于上海，1915年停刊，共出刊19期。由王钝根、陈栩（天虚我生）主持编辑，中华图书馆发行。中华图书馆是个出版发行机构[20]，民国初年由叶九如创办，主要编辑还有王文濡、孙静庵、王大错、周瘦鹃等，出版有梅曾亮、龚自珍、曾国藩、王闿运、吴汝纶、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近人诗文集，其中《章太炎文钞》即由孙静庵编辑。该社最大的特色是编发游戏杂志，除《游戏杂志》，还有《自由杂志》《礼拜六》《香艳杂志》[21]《戏考》《戏学指南》等，陈栩、孙静庵等也编著出版有多种戏剧小说。[22]所以，该刊虽然以“不谈政治，不涉毁誉”[23]为标榜，但难免有借“滑稽文”别作寄托者。章太炎所作即属此类。

从1897年离开杭州诂经精舍到《时务报》，章太炎在上海时间颇长，尤其是报刊出版业，人脉颇多熟悉。像王文濡，至少从1900年初章太炎在《苏报》时两人已经熟悉，[24]王氏先后与黄人、刘师培经办国学扶轮社，1910年出版《章谭合钞》，该本可视作后来孙静庵编辑《章太炎文钞》的依据。王与章的契合在于国学，而孙与章在精神上的默契更多。

对于孙静庵，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25]、谢国桢《瓜蒂庵小品》、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邓绍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等多有著录，可知其革命与文学的两重身份，至于研究，赵永良、左鹏军、郭浩帆等历有所涉。兹主要参酌《无锡名人辞典》[26]略述其生平。孙静庵（1876-1943），江苏无锡人。名寰镜，字静庵，又作静菴、静盦、静安，别号民史氏、寰镜庐主人，室名栖霞阁。1900年进入上海报界，以鼓吹共和为宗旨。1904年入兴中会，任《警钟日报》主笔，与章太炎、蔡元培、柳亚子等相过从，与南社陈去病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文字鼓吹反清革命。1910年为《无锡竞志女学杂志》撰《发刊词》。辛亥时曾在家乡响应革命。民初为《大共和日报》及《无锡教育杂志》撰稿。1915年与妻子胡旡闷编辑《莺花杂志》，出版3期，由中华图书馆发行。后回无锡创办戏馆业及园艺研究所。

关于孙氏其人，1915年2月无名氏所作《〈莺花杂志〉慨辞》有所绍述：静安固非常人也。忆十五年前，举国士大夫方梦梦埋头举子业，静安已深鄙之，乃背其师，弃八股文于粪秽中，潜遁海上，厕身报界。鼓吹共和宗旨，日成数千言，无所忌讳，蕲蕲然见头角，颇著声于当时。后忽不乐居此，投笔而归，遍寻前朝秘集、说部丛书，日孜孜其间，穷岁月不休，成《明遗民录》若干卷，《夕阳红泪录》若干卷，其他著述甚夥，多发挥匡攘之义。逮辛亥八月，鄂渚举义。静安喜溢眉宇，桑梓响应，颇尽力焉。然则静安者，岂独雄于文，亦勇于义者也。寒暑倏更，风云陡起，甸甸禹域，遍走龙蛇，静安乃独销声穷谷，酌醇醪，对名花，读奇书以自娱，不可为非知几者矣。[27]此文描述孙静庵以文字鼓吹革命，以著述鼓舞革命以及身体力行的革命经历，不仅见出“雄于文”“勇于义”的一面，又不讳言其后来的知几其身，明于出处。

关于孙氏其文，有夫子自道：“故仿《宋遗民录》之例，旁征博采，搜罗旧闻，间及稗官野史、家乘墓志，取明季诸遗民之遗闻轶事，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可歌可泣者，人自为传，穷意掇拾，时出己见，纵横论列，斐然成章，辑成《明遗民录》二十四卷。其行洁，其志哀，其迹奇，其幽隐郁结、无可告诉之衷，可以感鬼神而泣风雨。黍油麦秀，箕子亡国之痛；铁马金戈，放翁中原之梦；搜彼井史，发扬国光；昭垂直笔，有美必扬，以供当世爱国诸君子采览焉。倘大雅宏达，而有以赐教之，当没世不忘大德。昔方思作《宋遗民录》，所载止谢翱、吴思斋、方凤、龚开、郑思肖数人而已，及程敏政作《广宋遗民录》，罗列至四百馀人之多。今《明遗民录》所载虽八百有余人，而其所遗漏者，方汗漫而不可纪极也。苟天假之年，贾其余勇，将差次成帙，得列于所南《心史》，死不恨矣。其余杂著有《夕阳红泪录》六卷（皆明季轶闻）、《镜庐野乘》八卷（所载皆二百六十余年之逸事）、《太平天国人物志》（列传体，共一百有余篇）、《江湖异人录》十二卷（皆雍乾时之侠客）。以上数种，皆已脱稿，因无资刻印，尚未出版。明年拟先将《明遗民录》二十四卷先行设法出版，其余只可暂缓。他日倘得陆续出世，则随偃卧桑阴，长暝无恨矣。”[28]

《明遗民录》四十八卷，是孙氏最重要的著作，上文已备述其树立民族爱国精神的撰述宗旨。其实，孙氏撰著颇多，且其革命爱国精神一以贯之。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表有小说《新水浒》《桃花扇演义》，杂剧《鬼磷寒》《安乐窝》。以两部反清杂剧为例，前者背景设在明末，批判了清军入关时屠城劫掠的深重罪行；后者旨在揭露慈禧太后的穷奢极欲。[29]在章太炎主办的《大共和日报》发表有笔记小说《松窗漫笔》《闲中今古录》《广幽梦影》。在《无锡教育杂志》发表《文法阐微》《栖霞阁论文偶记》。同时，出版有《明遗民录》《夕阳红泪录》《栖霞阁野乘》（中华图书馆）、《清宫秘史》（大共和日报社）、《续牡丹亭传奇》（古吴莲勺庐），还著有《续明史》《荆鸵泣血录》《异人奇女志略》[30]等。

1915年孙氏与妻子胡旡闷编辑《莺花杂志》，发表有《太平天国人物志》《栖霞阁摭遗》，虽然是“酌醇醪，对名花，读奇书以自娱”，但其怀抱与热忱仍然蕴蓄在著作中，如侯鸿鉴所称：“抱瑰奇磊落之才，负激扬清浊之志。”[31]笔下常是夏完淳、郑成功、龚自珍一辈人物。

孙氏与章太炎最大不同是隐退较早，然而，两人共通的精神却更多，如深鄙科举、鼓吹共和、以著述鼓舞革命，等等。两人重要的交集还有两次，一次是上述孙氏编辑《章太炎文钞》，同时另一次是章太炎为《明遗民录》作序。孙氏对此书最为看重，而章太炎步武顾绛（炎武），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倡导光复，无论革命精神还是学术精神两人都深具求应。

以上梳理了章太炎与孙静庵、与中华图书馆同仁、与《游戏杂志》交往的渊源脉络。还需补述，《游戏杂志》第一期载《征文条例》，第一条“文体”要求“谐文、小说、笔记、诗词及其他有趣之文字”；第三期载《中华图书馆简要书目广告》两页，其中列有章太炎文集；其版权页外埠发行地开始即包括“北京鸿文书局”，至第三期则又在北京增设一处。这些可知章太炎与《游戏杂志》可以相互关注的现实便利。1915年第14期该杂志又载章太炎先生书法一帧：“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可见民国初年文章发表与熟人网络之间的关系。

早在民国，对章太炎作有讽世的游戏笔墨即有传闻，但未经见，甚至偶有猜度伪托者。若署本名，或系伪托，然用“亡是公”笔名，反无必要。由上，《民国谑史》为章太炎所作当无可疑。此类“滑稽文”，与一般游戏笔墨不同，较之业经熟知的嬉笑怒骂、入木三分的“剥皮诗”“趣联”，其史料意蕴及艺术性都有新意，更为丰富，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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