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国王钱俶所造铜塔在东亚诸国的传播，是 10 世纪佛教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佛教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形制、图像、意义和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日本出土的钱俶造乙卯岁（955）铜塔和镰仓时代的金铜宝箧印塔等实物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对钱俶造塔流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抵达日本之后如何与本土信仰结合，如何纳藏的方式作了初步研究，并分析了日本镰仓时代金铜宝箧印塔的形制与功能。 

关键词：

吴越国 钱俶造铜塔  镰仓时代  金铜宝箧印塔

Abstract: The spread of King Qian Chu’s bronze stupas of Wuyue Kingdom(907-- 978)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in East Asia, was a great piece of evidence for the exchange of Buddhism art in the tenth centu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rt, its structure, image, meaning and function were changed accordingly. Based on first-hand collections of information from direct observations of the bronze stupas built by Qian Chu in the year of 955 unearthed in Japan, and the bronze Bao- Qie-Yin stupas of Kamakura period, this article preliminarily examines 1)how stupas built by Qian Chu were spread to Japan, 2) how local belief systems were incorporated, and 3)the approaches applied in the storage of the stupas.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brass Bao-Qie-Yin stupas of Kamakura period.

Keywords: Wuyue Kingdom Qian Chu’s Bronze Stupas Kamakura Period Brass Bao-Qie-Yin Stupas

引子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末代国王钱俶所造铜塔在东亚诸国的传播，是10 世纪佛教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五代十国之际，东亚诸国的官方往来虽较隋唐时期有所减少，但吴越国官方和民间与日本的往来却依旧频繁，这是吴越国大力推动海上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吴越国末代国王钱俶效仿古印度阿育王塔造八万四千塔，分乙卯岁（955 年）和乙丑岁（965 年）两次大规模造塔，这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据史料记载，钱俶造乙卯岁铜塔①曾远颁日本。目前日本收藏有 9 座完整的带有钱俶铭文的铜塔和 2 件出土的钱俶造塔残片。钱俶所造塔和宋元时期福建、广东等地所造的石造宝箧印塔，对日本镰仓时代（1185—1333年）开始流行的金铜宝箧印塔、石造宝箧印塔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中国学者对日本所藏的钱俶造塔以及后世衍生的金铜宝箧印塔、石造宝箧印塔没有系统的考察，而且对日本、韩国学者已有的研究也没有译介和整理。在日本，岡崎譲治、関根俊一和服部敦子等学者对日本所藏的钱俶造铜塔展开了研究。②他们对这批铜塔进行测量和记录，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钱俶造铜塔的形制与图像来源、造塔缘由以及与日本的石造宝箧印塔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学者对本国出土的钱俶造铜塔的出土境况缺少整理和具体分析。关于钱俶造铜塔如何流传至日本，到达日本之后如何贮藏和供养，与镰仓时代金铜宝箧印塔有何关系等重要问题，尚未仔细梳理。 

本文将基于日本各大博物馆、寺院宝物馆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图像和文献资料③，对上述问题展开初步分析。

一、吴越国钱俶造铜塔流传日本的文献记载 

（一）入吴越僧日延携钱俶造铜塔归国 

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混战，又历经唐末会昌废佛、后周世宗柴荣毁释，中国佛教发展陷入低谷。而在日本，其时已经废止遣唐使、奉行闭关自守国策， 日本佛教界仅有少数僧侣西行求法，朝拜、巡礼中国天台山、五台山等佛法圣地。其中天台僧日延，于天历末年（956 年），从吴越国携回钱俶所造阿育王塔。另一位日僧道喜于村上天皇康保二年（965 年）七月二十六日撰有《宝箧印经记》④，录有此事。 

《宝箧印经记》记述了应和元年（961 年）时，日僧道喜游日本西部，从肥前国（今九州长崎、佐贺地区）刺史处耳闻钱俶造铜塔纳经一事，并得以亲见此宝塔。四年之后的康保二年（965 年），道喜撰成此文。文中提到，该钱俶所造铜塔由日延请回日本，赠与肥前国刺史。 

关于日延身份，鹫尾顺敬氏古经跋语所载古版《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之识有云：“天德二年（岁以戊午）四月二十九日（庚辰木曜紫宿）延历寺（度西海）沙门日延（大唐吴越州□日赐紫□光大师初导传持写之得焉）。”⑤ 可知，日延是平安时代中期肩负特殊使命前往中国求法的延历寺僧人，生于肥前国。他于天庆年间入吴越国，天历末年返回日本，将钱俶所造塔赠予肥前国司多治比实相，后又创立大浦寺。但是日延请来、道喜亲眼所见的究竟是目前日本所藏的哪一座铜塔，已无从得知。日延的殁年未知，但至少天德二年（958 年）之前仍活跃着。 

1954 年，九州大宰府神社新发现的时代约为天喜（1052-1058 年）至康平（1059-1064 年）年间的古文书《庄预所进具书》，资料珍贵，竹内理三据此考证出更多关于日延前所未载的信息。文书上记曰：“前入唐僧日延去天历七年为天台山宝幢院平等房慈念大和尚依大唐天台德韶和尚书信，缮写法门度送之使。属越人莳（蒋）承勋归船，涉万里之洪波，望四州之台岳……日延寸心含忠，服齐不忘，渡海入唐，参着吴都，王者计细随身法门，欢喜感忻，喧明赐以紫衣，准内供奉，日延经松容之后，申请寻习新修历术，赐许诺”。⑥日延于天历七年（953 年）入吴越国，是以“缮写法门度送之使”的身份，肩负着日本比叡山天台座主慈念大和尚（法号延昌）应吴越国天台德韶国师之请，赠予吴越国天台教籍的主要使命。日延之行，并非日本官方公派，而与中日两国佛教宗派之间正式往来有关。日延搭乘吴越国商人蒋承勋之归船，抵达吴越国都杭州，受到国王钱俶接见和各种赏赐恩准。 

文书中提到吴越国向日本求取天台论疏一事，中国存世的文献可作旁证。

《杨文公谈苑》云：“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买书于其国主，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迄，今天台教大布江左。”⑦《释门正统》卷二《义寂传》⑧和《佛祖统 纪》卷八所载略同。 

虽然九州大宰府神社文书中未提日延携钱俶造铜塔归国之事，但结合《宝箧印经记》的记录可知，可能日延在递送天台散佚教籍和学习历术之后，于天历末年携钱俶所造塔和宝箧印经返回九州肥前国，而后道喜得以在刺史处观摩此塔。钱俶是否委托日延带回宝塔，有待日后更多史料发现，再加论证。 

（二）钱俶“以五百遣使颁赐日本” 

五代之际，日本与中国之交往，基本限于偏安东南一隅的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吴越国王遣使日本之始，约在朱雀天皇承平六年（936 年）。此后， 官府之间往来渐多，既有献礼，也有前文所说的求取天台教籍等文化交涉，但均未见记录钱俶遣使颁赐阿育王塔之事。 

幸而，南宋翰林学士程珌（1164-1242 年）于绍定己（1229 年）仲夏所作《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⑨中提到了钱俶造塔并远颁日本之事。

记曰：“寺负钱塘龙山，唐开成四年建，曰隆兴千佛寺。后有西竺僧，曰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海南诸国，至日本。适吴忠懿王用五金铸千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赐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

据此，龙山胜相寺有西竺僧转智，人称“纸衣道者”，无论寒暑只服楮袍。关于转智的身份，过去中日吴越钱俶造塔的相关研究者均未作考证，以为是“西竺僧”。笔者留意到西冈虎之助和王勇相关考据，其实转智并非“西竺僧”，他于平安时代中期生于九州大宰府中等官吏之家，后出家为僧。适逢吴越国王遣使颁赐日本五百塔，转智搭乘使者船舶抵达临安。因航海中观音显 灵，发愿造十丈观音像。千佛寺住持僧光，得吴越国王钱俶敕许，助其还愿， 但佛阁仅高八丈，于是改造五丈观音二尊。建隆元年（960 年），佛像竣工，转智为赴天竺巡礼求法，渡海南下，在瞻波国中毒身亡。⑩在中国，自宋以来关于转智的传诵诗文颇多，多因转智曾向西竺求法而误传为“西竺僧”，实为一人。 

日僧转智亲历吴越国王以“五百遣使颁日本”。查吴越与日本交通史料， 钱俶首造乙卯岁铜塔之后，吴越船舶赴日有两次，分别是：1、村上天德元年（957）七月廿日吴越国持礼使盛德言来日上书；2、村上天德三年（959）正月十二日吴越国持礼使盛德言来日上书。⑪两侧材料均出自《日本纪略》，且均为吴越国持礼使盛德言所为，可资参考。以上仅为史籍可征者，此外之交涉，必不在少。与前面日延携归钱俶造塔并置，两位日僧都见证了钱俶造铜塔远颁日本一事。 

此外，在吴越国钱俶造铜塔流传日本之前的唐天宝十二年（753 年），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终获成功，此行携至日本的物品清单中就有“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 ⑫。考虑一般认为钱俶造铜塔摹造自会稽鄮县的阿育王塔，而鉴真曾多次礼拜鄮县的阿育王塔，“阿育王塔样金铜塔”可能是这种形制的宝塔最早流传至日本的文献记录，可惜后世没有流传，暂备一说。 

二、 日本出土的吴越国钱俶造铜塔 

在日本，目前各博物馆、寺院宝物馆共藏有 9 座完整的钱俶所造铜塔和 2 件不同遗址出土的残片。以藏品来源分，其中在日本国内出土的有三处，分别是 1918 年日本和歌山东牟娄郡那智胜浦町那智经塚出土的 1 座“化”字编号铜塔、奈良吉野郡天山村大峰山顶出土的 1 件铜塔残片（塔身部为“大光明王施首”面）和 1 块山花蕉叶，以及九州福冈原遗迹出土的 1 块山花蕉叶残件。其余均为博物馆、寺院宝物馆历代传世或通过文物商购入。日本学者对这些藏品进行研究时，不太重视追究藏品的来源问题，笔者在日本各大博物馆、寺院宝物馆考察时，特别留意搜集这些文物的档案资料，列表如下。 

考古发掘遗物比起传世品，往往承载了更为可靠丰富的历史信息。到目前为止，日本发现的吴越钱俶所造铜塔在三处出土，分别是和歌山东牟娄郡那智胜浦町那智经塚、奈良吉野郡天山村大峰山顶和九州福冈原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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