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拜讀宋史研究通訊轉推李裕民先生大作，再度深感有必要在肯定《四庫全書》文獻價值的同時，必須揭示其擁有嚴重問題的一面。這在電子版普遍使用的當今，尤其具有警示意義。瑞來早年亦撰有數文，現檢出以附驥尾。此為之一。

“尽信书不如无书”

——透过《朝野类要》看《四库全书》对文献的改窜

文丨王瑞来

△ 四库全书书影

 引 言

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可以说萃集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精华，因而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将文渊阁本全部影印出版[1]，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以翻印出版。[2]此后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纸本的文渊阁本又被制作成为电子版[3]，嘉惠于学界。继文渊阁本之后，文津阁本与文澜阁补抄本也陆续有影印之举[4]。由于电子版集万卷于一机，昔日的皓首穷经变得瞬间可求，甚为便利，尤为青年学子所乐用，几乎成为须臾不可或离之法宝。

在《四库全书》电子版日渐成为治学之利器的今日，我想略举一个案，来质疑《四库全书》所载文献的可信度，向人们展示《四库全书》损毁文献的冰山一角。这一个案就是被收录于《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

 一、《朝野类要》与《四库全书》

《朝野类要》是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篇幅不大的笔记。与其他笔记小说不同的是，《朝野类要》记载的不是朝野掌故逸闻、也不是揽奇搜趣的齐东野语，而是以记述南宋后期典章制度、朝野习俗为主，类似小型的百科事典。因此，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类书类、杂考类等。这些归类都反映了《朝野类要》的辞书特征。尽管《朝野类要》不像许多有名的笔记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词条解释，但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辞书编纂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5]。八十年代出版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6]，也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类要》的条目。而《中国历史大辞典》[7]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翻检《宋史》[8]点校本的校勘记，发现在整理《宋史》时，当时的学者们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不仅限于比较专门的历史研究和辞书编纂领域，《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9]、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10]、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11]、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12]，以及“脚色”[13]、“爵禄”[14]、“清要”[15]、“请假”[16]等，包括三十年代的鲁迅在内[17]，迄今为止，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所述，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朝野类要》问世后，曾被编纂者赵升刊刻过。然而，由于编纂者低微的布衣身份、书坊的发行范围以及书本身的篇幅非钜等诸多原因，一直隐而不彰。几百年间，犹如一条小溪，不绝如缕，静静地流淌着。不仅《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大量的现存宋代类书和笔记也不见引用的痕迹，元代也没有记录。到了明代才见到著录、引用、刊刻，并且也为数不多。

直到清代中期编修《四库全书》，广泛地发隐抉微，《朝野类要》才重现世间。伴随著《四库全书》的编修，其衍生物《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与《知不足斋丛书》的刊行，《朝野类要》才化身千百，广为人知，广为刊印。《四库全书》本可以称之为清代中期以后刊行的《朝野类要》诸版本之祖本。

不过，除了《四库全书》系统本，《朝野类要》还现存有一部明刻本、两部明抄本和近十部清抄本。对于现存的诸传本，比较其间异同，整理传承关系，不仅具有文献学上的意义，更从技术层面上，意外地让《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对文献改窜的真相大白于世。

二、《朝野类要》明刊本

 (一)明刊本的基本状况

明刊本《朝野类要》是明代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由一个名叫史学的官僚在江苏溧阳刊刻的。关于这部明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8]于子部杂家类如此著录：“明弘治元年赵学刻本。”《现存宋人著述总目》[19]于史部政书类掌故琐记之属的著录基本相同：“明弘治元年赵学刻本(上海)。”这部明刊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是现存唯一的《朝野类要》明刊本。根据上述两部书目提示的线索，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这部明刊本，并得到了复印件。

明刊本的概况如下：一册，内框一八×一三糎，白口，单黑鱼尾，版心题“类要几几”之页数。上下单边，左右双边，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书前记有收藏者徐钧的手书跋文。卷首依次有“《朝野类要》序”和“《朝野类要》目录”。正文卷首初行题“《朝野类要》卷第一”，次行低十三格署“文昌赵升集录”，第三行低五格记门类名“班朝”，第四行顶格记条目名“御殿”，自第五行起，低一格为正文开始。各卷之首均如此格式。卷末低三行刻有明代刊行者之跋文。

△ 明刊本《朝野类要》

 (二)明刊本的刊刻经过与刊行者

为了清楚地考察这部明刊本的来历与刊刻过程，现将卷末跋文移录如下：

先五世祖元教授和卿府君，尝建湖埭义学一区于始祖溧阳侯祠左，藏书数万卷，以教里族之俊秀。继罹壬申兵变，荡覆无遗。唯藏书流落人间者仅见，皆首书“溧阳湖埭史氏义学书籍”十字以别之。若是编《朝野类要》，亦其一也。迄今百八十年余，手泽犹新。学得而捧诵之，感愧交集，因重刻之，庶几存先世之饩羊云。若夫兴衰起废，以图缵承前烈，则深有望于吾宗之杰然者焉。弘治改元春三月望，嗣孙进士学谨志。

根据这一跋文可知，明刊本的刊行者为史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与《现存宋人著述总目》著录为“赵学”均误。关于刊行者史学的情况，笔者根据可以查到的资料进行了考索。据明代焦竑的《国朝献征录》[20]卷九五史君墓志铭所载，史学(1454～1513)，字文鉴， 江苏溧阳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迁郎中，官终山东左参政。又据明代邵宝《容春堂集·史直庵传》，[21]史氏自东汉被封为溧阳侯之后，世居溧阳。至明代，“族繁衍满乡邑，居湖埭者且百余家”，蔚为当地大族。唐宋以下的谱系，可排列出至少七世：史大用→史和卿→史彦刚→史舜安→史仲和→史埙→史学。其中，史大用和史和卿均担任过教授，见于《史直庵传》记载。此可与史学的跋文相参证。

  (三)关于明刊本的底本

此外，这个明刊本的底本，据史学的跋文，原本是五世祖史和卿所建史氏宗族义学的藏书。后来，义学的藏书因战乱而散逸。一百八十多年后，史氏后裔史学发现了一册钤有“溧阳湖埭史氏义学书籍”印章的《朝野类要》，感概万千，因而刊刻。那么，史学据以刊刻的《朝野类要》的底本，究竟是刻本还是抄本呢？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明刊本凡是遇到与皇帝和朝廷有关的“朝廷”、“圣旨”、“御敕”、“上”、“天子”等词句时，均空出一格或改行，以示尊敬。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断定底本与赵升的初刊本极为接近，而不大可能是从明弘治元年上推一百八十年元成宗（1295～1308）时期的刻本。此外，前述明刊本“白口、单黑鱼尾、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的版式，也具有典型的宋代江浙地区刊本特征。由此看来，史学据以刊刻的《朝野类要》的底本也不能排除就是赵升初刊本的可能性。然而，刊本多处文字残缺不全，卷二的卷末有类似被削去刊记的痕迹，跋文又是以比正文低三格的小字在卷末空白处补入的。从上述几点来看，这个明刊本又像是利用旧板片刷印的。

  (四)从与通行本的比较看明刊本的价值

在已经无法看到宋刊本《朝野类要》的今天，最早的版本并且是孤本的明刊本，是极为宝贵的存在。关于其价值，从收藏者徐钧写于明刊本卷首的跋文可以略窥一二：

《朝野类要》五卷，宋赵升撰，载《四库全书》目录。今所传聚珍本为闽本，鲍氏《知不足斋》所自出，而祁氏《余苑》本世不多见。顷得弘治改元嗣孙学重刻湖埭义学本，更在祁刻之前，尤足宝贵。以较鲍氏校刻本，堪以正讹者四十一，补阙五十八字，衍文、误倒合十有五处。其行款亦绝然不同。每类标题低四格，条目字顶格，各条低一格。朝廷、圣旨、天子、御、敕恩、上等字、皆空一格或提行。鲍刻署文昌赵升向辰撰，此题文昌赵升编集。又多一后跋。藏书各家罕见著录，诚佳刻也。校读一过，为之鼓掌称快。丁巳夏五，桐乡徐钧谨跋。

此书曾为天一阁所藏，载入阮刻书目。己未秋，由费景韩君绍介，寻于沪渎寓次。又志。

从此跋看，除了将写本的祁氏《余苑》本误作刻本之外，收藏者徐钧在对《朝野类要》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把明刊本用通行本之一的《知不足斋》本进行了相当认真地校勘。然而，徐氏校勘的结果仅以数字的形式反映在跋文之中，看不到明刊本与通行本的具体异同。因此，有必要将徐氏所进行的作业重行一过，以便清楚地考察明刊本的价值。

考证《朝野类要》编纂者赵升生平的一个关键线索，就是他在自序中所提及的地名“九江”。然而，这个“九江”地名却仅见于明刊本和一个明抄本。武英殿本在“江”字前示以阙字符号“□”，而四库本则干脆删去了这个阙字符号“□”，仅留下一个“江”字。如果没有明本，考证赵升生平的作业将会增加不少困难。

△ 明刊本《朝野类要序》

△ 明抄本《朝野类要序》

△ 武英殿聚珍版《朝野类要序》

△ 武英殿聚珍版《朝野类要序》

△四库全书《朝野类要序》

△ 四库本全书底本《朝野类要序》

△ 清抄本《朝野类要序》

△ 丛书集成本《朝野类要序》

为了节省篇幅，下面以对照表的形式来比较明刊本与《四库全书》以来的通行本的异同。 

 表1 《朝野类要》明刊本与通行本对校表

上表列举的只是明刊本与通行本的主要异同，细微与两可的异同均已省略。从上表可见，年代较早的明刊本在文字与内容上明显优于通行本。用明刊本可以订正通行本的文字脱误。并且，明刊本的价值还不仅限于进行校订之类的文献学方面，其与通行本不同之处，对于研究宋代各种制度，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 《朝野类要》四库本与明刊本比较之一例

从上面的对校表看，明刊本与通行的《四库全书》系统本有着相当大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呢?

秘密我们将会在下一节揭开。

 三，《朝野类要》的《四库全书》底本

真正让《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对文献改窜的真相大白于世的，是《朝野类要》编入《四库全书》时的工作底本。因为这一底本是从明刊本到《四库全书》系统本的中间环节。正是经过了这一环节，《朝野类要》产生了变异。

 (一)《朝野类要》的《四库全书》底本来历

这一底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22]子部著录云：“《朝野类要》五卷，宋赵升撰，清抄本（四库底本，惠栋校）一册，□5286。”版本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九子部三对这部惠栋校《四库全书》底本也有如下描述：“《朝野类要》五卷，宋赵升撰，旧写本，十行二十字，四库底本，钤有惠定宇手定本、红豆书屋、惠定宇三印、又有许氏堪喜斋书画印、李□5286（德化 李木斋先生遗书）（癸未）。”[23]的确，如傅氏所云，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惠栋校《四库全书》底本，原为清末著名学者兼藏书家李盛铎的收藏。李氏藏书的大部分，后来都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藏书归北京大学所有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没有打散原来的藏书顺序，而是分别保管，检索书号使用的也是过去的编号。因而傅氏所记的检索书号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相同。笔者在大学时代就曾利用这样的书号检索过李氏藏书。再度使用，如睹故人，颇感亲切。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惠栋校本的行格与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明红格钞本完全一样，同为半叶十行二十字。因此极有可能是转写自明代的传本。后来这部惠栋校本成为《四库全书》底本，大约编入《四库全书》时也吸收了惠栋的校订成果。这部惠栋校本，是利用纸背文书抄写的，《朝野类要》抄录内容的背面写着满文。由此也可以断定，抄本誊录于清代。在抄本上钤有“臣许乃普”、“堪喜斋书画印”、“惠栋之印”、“李盛铎印”等藏书印。此外，还钤有硕大的“翰林院印”。

△ 《朝野类要》四库底本

“堪喜斋书画印”为清代后期许乃普的藏书印。许乃普，字季鸿，一字经崖，号滇生，钱塘人，著有《堪喜斋集》。在天津博物馆所藏的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河上花图卷》上， 钤有“滇生乃普”、“钱塘许乃普贞锡甫印”、“许乃普印”、“钱塘许氏堪喜斋所藏”、“堪喜斋书画印”。根据四库底本的藏书印，这部抄本的流传路径当为如下：惠栋→清《四库全书》馆→清翰林院→许乃普→李盛铎→北京大学图书馆。

(二) 从《四库全书》底本看四库馆臣对《朝野类要》的改易

作为四库底本的抄本，行格版式与明刊本类似，但脱误颇甚。脱阙之处均根据字数留有空格。仅从这一特征看，这部抄本与现存其他《朝野类要》清抄本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其实，这部抄本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抄本本身的文字，甚至也不在于惠栋的校订，而在于作为《四库全书》的底本，其编修者，即四库馆臣在编辑时记入的增删与誊录方式的指示。这些增删与誊录方式的指示，与今天出版社的编辑在原稿上记入的印刷校正的指示颇为类似。

在抄本上，经常出现的指示记号有两种，即“○○”与“――”。例如，在卷一“后殿”条的条目名之前，可以看到用朱笔记入的“○○”，通盘观之可知,这是表示条目名低二字抄录的意思。而原本在这个抄本以及明刊本中，条目名是顶格的。此外，对这条正文“常朝值雨□□□□则改后殿”，在“常朝”之前以朱笔记入“――”，指示将原本抄本及明刊本低一格的形式改为顶格抄录。并且，对抄本原空四字的“□□□□”之处，以朱笔记入了“――”记号，指示接续抄录。检核明刊本，原来抄本印脱阙而空出的四字处，有“或有事故”四个字。在这部抄本上，原有空阙之处， 包括原来表示对皇帝与朝廷尊敬而留出的空格之处， 四库馆臣均记入了“――”这样接续抄录的指示。

△ 四库全书底本所见对《朝野类要》的增删

经过四库馆臣如此一番编辑而问世的四库本与武英殿本，把底本所表示的脱阙完全抹消掉了，以完备无缺的美观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不过，美则美矣，却彻底地改变了赵升《朝野类要》的本来面目。四库馆臣不仅在抄本上记入了上述的编辑符号，还对正文以朱墨笔分别施以了文字增删。当然，在校订的笔迹中也不完全都是四库馆臣的，其中还有早于四库馆臣的惠栋的笔迹在内。不过，二者很难区分。就是说，在墨笔的校订中，有些可能是惠栋记入的，有些则是四库馆臣记入的。抛开惠栋的校订，从同时施以朱墨两种的笔迹与增删符号看，朱笔似为初审，墨笔似为再审。    

△ 四库全书底本所见对《朝野类要》的增删2

这里，我想以卷一“后殿”条为例，来管窥从明刊本到通行本的文字变迁轨迹。在抄本“则改后殿”一句的“后殿”之前， 四库馆臣还以朱笔加入了“御”字。现将这个变迁轨迹，简单地示以下表：

表2 《朝野类要》版本文字变迁表1

“后殿”条是典型的一例。四库馆臣对惠栋校本的增删基本上是这种形式。以下，再从卷一摭取数例，以便更为清楚地考察《四库全书》系统《朝野类要》的形成过程。

表3 《朝野类要》版本文字变迁表２（注：括号内为四库馆臣的朱墨色加笔）

作为四库底本的惠栋校本，除了以上二表所示版式和文字变更的记号和文字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涉及内容变更的文字改易。以下分别列举若干增字例、减字例和改字例来观察这种改动。

一，增字例。前述的卷一“后殿”条，加入的“御”字，就是这种增字的例子。此外，如卷头“《朝野类要》序”标题的“序”前加入“原”字，卷一“分诣”条“四孟朝献，如雨值及有故”的“故”前补入“事”字等。

二，减字例。卷一“教坊”条“自汉有胡乐琵琶筚篥之后”的“胡乐”二字，被圈以朱笔，指示删除。果然，在通行本中就不见了“胡乐”二字。

三，改字例。如卷一“把见”条的人名“元颜守能”的“元”字改为“完”，卷一“迎驾”条“不排设练亭香案也”的“练”字改为“绿”，卷一“满散”条“预前开启祝寿道场”的“前”字改为“先”，卷五“书铺”条“应干节次”的“干”字改为“该”，同条“如学子乏钱者”的“学”字改为“举”等。

以上列举的增字、减字、改字诸例，均为通行本所从更易。当然，抄本本身的讹误，在被发现的范围内，四库馆臣也进行了订正。如抄本卷一“致斋”条“请不治事”的“请”字改为“谓”，同卷“题名”条“合集乡人”的“合”字改为“各”字等。这些订正，与明刊本相比勘，证明改动都是正确的。

被整理得整齐美观的《四库全书》系统通行本，使“断烂朝报”般的抄本变得清晰易读。然而，同时也与明刊本在内容文字上拉开了距离。《朝野类要》就是以这样变形之后的形态广泛流行开来的。

(三)新籍出而旧籍亡

归纳起来观察，所有清抄本都是处于从明刊本向通行本过渡的阶段。诸抄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脱阙讹误。相较而言，以嘉业堂所藏本为佳，韩应陛所藏本次之。《四库全书》底本的惠栋校本，虽不及上述两本，但优于朱彝尊所藏本和彭元瑞所藏本。编修《四库全书》之际，曾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善本，但对《朝野类要》，居然竟没有发现明刊本的存世，也没有找到诸如明抄本和嘉业堂所藏本、韩应陛所藏本那样的好抄本，采用的是一个脱误比较严重的抄本，在捍格难通之处，不得不进行大幅改动。这可以说也是整理古籍底本选择不当的一个教训。

通过四库馆臣对这部四库底本的编辑加工，从表面上看，一个焕然一新的《朝野类要》版本从此问世。但新版本却让《朝野类要》彻底地改变了面貌。假设没有前述的明刊本、明抄本和《四库全书》以前的若干抄本存世，那么，我们读《朝野类要》，就只能依据四库馆臣加工的四库系统通行本。并且永远也不可能看到《朝野类要》的本来面目。历史上遭遇到这样命运的现存文献想必不在少数。

从四库馆臣对《朝野类要》的改订，我们可以窥见《四库全书》编修时不负责任胡乱加工的一个侧面。通过考察《朝野类要》的编修过程，使《四库全书》编修时损害文献的秘密暴露出冰山一角。《四库全书》收录的《朝野类要》绝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有幸的是，《朝野类要》尚有明刊本、明抄本和《四库全书》以前的若干抄本存世，可以指证《四库全书》在编修时对文献造成的破坏。这也是这部四库底本在文献价值以外的宝贵价值。

结 语

不仅是从“寓征于禁”的政治角度，即使是纯粹从文献存真的角度，也应当重新拷问《四库全书》的价值。同时，提醒我们的是，在《四库全书》电子版十分容易检索的今天，也应当重新审视由于版本采用和编修等原因所带来的文献本身的可信性。在日常的研究中，将《四库全书》电子版其他版本比勘，与其他相关文献对读，可以发现鲁鱼之误，比比而在。有些错误则关涉史实，如果审慎考证，则会以误传误。

两年前，《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一篇论文便揭露了四库馆臣误改之一例。该文指出: 有文章考证云,唐代诗人张九龄与王湾的诗中所提及之“綦毋学士”即开元时期有名的目录学家“毋煚”。作为姓氏的“綦毋”与“毋”互通。文献证据使用了北宋初年成书之《太平御览》和清人《续茶经》的引文。该二书均将“毋煚”记作 “綦毋煚”。但经调查,宋刻本《太平御览》和清雍正刻本《续茶经》却均作“毋煚”,并未记作“綦毋煚”。问题出在《四库全书》的误抄。而考证者又恰恰使用的是《四库全书》电子版,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24]

《四库全书》编纂之际，抛开政治原因不说，单从技术层面上看，就有上述那样四库馆臣擅改文献的状况。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四库馆臣不负责任乱改的一面，也有四库馆臣负责任误改的一面。比如《朝野类要》就基本属于后者。后者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前面已经指出，是由于底本选择不当，文字捍格难通，不得不改，由此产出怪胎。

《四库全书》编纂之际，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罗，但仍然有许多珍本善本没有搜集上来。这就是《朝野类要》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虽然当时聚集了一流的学者，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受搜集到的文献底本质量所限，校勘编纂都难臻完善，甚至出现较大的谬误。因此，这里又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四库全书》的底本选择问题。《四库全书》的底本选择并非都是善本，仅从上述《朝野类要》一例便可清楚。

在笔者的研究经历中，还发现有其他《四库全书》底本选择不当的例证。比如南宋江少虞编纂的类书《宋朝事实类苑》和罗大经的笔记《鹤林玉露》，《四库全书》本均比藏于日本的和刻本的内容要少。《宋朝事实类苑》的《四库全书》本为六十三卷，和刻本则为七十八卷。和刻本多出的十七卷十余万字的内容，是无法在《四库全书》本中看到的。[25]《鹤林玉露》也是如此。《四库全书》收录的《鹤林玉露》为国内通行的十六卷加补遗一卷本，而和刻本则为甲乙丙三编十八卷本，内容多出《四库全书》本四十余条。[26]

在《四库全书》修纂之时，固然难有条件搜罗海外版本，情有可原。但即使不是远在海外，如上述《朝野类要》那样，选择了不当的底本也当不在少数。这里随手可以举出的一例就是最近笔者进行笺证作业的《宋季三朝政要》。《宋季三朝政要》存世有两部元刊本，一为最早的皇庆元年壬子(1312)建安陈氏余庆堂刊本，一为至治三年(1323)云衢张氏刻本。经考证可知，《四库全书》采用的是云衢张氏刻本。然而这个本该是后出转精的云衢张氏刻本却有重大脱误。比如，在卷三就整整脱阙了淳佑七年至十二年这样五年间的记事，在捍格难通之处又妄加连缀，从而产生了新的史实错误。但《四库全书》却原封不动地沿袭了底本的脱阙。[27]

无中难以生有，《四库全书》原本没有的内容，自然在电子版中也无法检索到。此时，一味使用电子版，盲信电子版，便会出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的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新的障碍。电子版检索的便利性，让人们丧失了视野广阔的探求欲，其结果必然会形成知识的自我遮断。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都应引起注意。至少，从事与汉籍有关的研究，尽管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但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并未过时。因此，在利用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各种电子版时，最好肯花些气力，参考一些其他版本。电子版在嘉惠学林的同时，还须防止谬种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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