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五代吴越国(907-978 年)国王钱俶所造铜塔在东亚诸国的传播，是 10 世纪佛教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佛教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形制、图像、意义和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日本出土的钱俶造乙卯岁（955）铜塔和镰仓时代的金铜宝箧印塔等实物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对钱俶造塔流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抵达日本之后如何与本土信仰结合，如何纳藏的方式作了初步研究，并分析了日本镰仓时代金铜宝箧印塔的形制与功能。 关键词： 吴越国 钱俶造铜塔 镰仓时代 金铜宝箧印塔 
1918 年，在日本和歌山县东牟娄郡的那智经塚（图3）的第一次发掘中， 1918 年，在日本和歌山县东牟娄郡的那智经塚（图3）的第一次发掘中，出土了吴越钱俶造铜塔（图 1），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该铜塔是日本现存钱俶造塔中出土信息和时代最明确、保存相对完整的一座。石田茂作在整理遗物的基础上撰写了报告书《那智發掘佛教遺物の研究》⑭一书。1985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发布了资料更为详尽的报告《那智经塚遗宝》。 那智经塚出土塔的相轮为后期补铸，铁制。身部为铜铸，有明显的镀金痕迹。铜塔塔身和山花蕉叶部分别刻有本生故事和持械护法力士图像。铜塔内 部，在“萨埵太子本生图”的内侧有“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化”的铭文，“大光明王施首本生图”的内侧也有“化”字铭文。 由于那智经塚出土了大量埋纳经卷的经筒，这种风俗自平安时代中期以降非常盛行。同时又出土了金刚界三昧耶形、密教法具等密教大坛关系的遗物和佛像关系的遗物，石田氏判定这是一处在偏僻的那智建立的稀有的大规模经塚——护法埋纳塚。⑮经塚的性质可能与平安时代密教修持有关。 1985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发布的《那智经塚遗宝》报告中进一步指出，那智经塚出土的遗物，特别是沽池附近发现的遗物和大治五年（1130 年）左右天台僧行誉在《金经门缘起》中所记录的举行法经供养的器物一致程度非常之 高，所以很可能与行誉的埋纳供养有关。仅从目前发现的遗物来看，应该在那智曾举办过大规模的纳经供养。⑯ 经塚的创建年代由石田茂作推断为藤原时代（801—1068 年），而后直至室町时代（1392-1574 年）依次有佛教遗物纳藏其中，但是钱俶铜塔自何时纳入仍然无法确定。 （二）奈良大峯山寺出土的钱俶造铜塔残片 
2004年（平成16年）开始发掘史迹奈良吉野山的大峯山寺，之后出版了《奈良県遺跡調査概報 2005年》。该残片现藏奈良檀原考古研究所。2009 年奈良国立博物馆《圣地宁波》展和 2016 年飞鸟资料馆的展览中展示过这件考古发掘的钱俶铜塔残片，并作了相应介绍。 大峯山寺位于大和盆地南面的大峰山脉吉野侧的正面，位于高达 1719 米的山峰山顶。大峯山寺古称金峯山寺，它作为山岳信仰的中心，在平安时代诸多显贵就纷纷前往参拜。2004 年奈良县立檀原考古学研究所在此发掘，发现了若干密教的法具、藏王权现镜像、男神镜像、经塚埋纳品，在大峯山山上藏王权现应现的涌出岩的北侧斜面，出土了宽弘 4 年（1007 年）铭的藤原道长埋纳的国宝金铜经筒。 钱俶铜塔塔身部残片是 2005 年在大峯山寺本堂的西面地表的流土中发现的，在采集时没有发现明确的遗构（图 5）。该塔身残片雕刻的是“大光明王施首”本生故事（图 5），内壁有钩，刻有“向”字。锈迹较重，底部有残损，底边宽 6.8 厘米，若将欠损部补足则约有 8 厘米，全长 9.1 厘米。该残片发现时，在塔身表面凹陷部位堆积了较厚的腐植土，而内壁的刻铭清晰可见。长年以来，残片表面呈向上状态放置，所以有腐植土的覆盖。⑰ 据推断，残片可能是本堂内内阵原来奉纳之物遭到废弃之后埋入土中。这之前的 2001 年，在大峯山寺本堂西的缓斜面地表也采集到了 1 件山花蕉叶，高4.8 厘米（嵌插入时高 4 厘米），正面是佛坐像，左右侧面是持械力士像。该山花蕉叶可能与塔身部残片来自同一座钱俶铜塔。从山花蕉叶周围本堂的昭和修理工事来看，也有铜板和古钉发现。本堂于元禄 4 年（1691）再建之前，曾经修整过大峯山经塚周边，铜塔包含在整地土层中的可能性也很大。由此可见，铜塔或许是前身本堂内安置奉纳，或者是周边经塚的遗物。⑱但是该钱俶铜塔从何时迎奉至大峯山寺仍然无法确知。 （三）福冈原遗迹出土的吴越钱俶塔山花蕉叶 
福冈原遗迹是太宰府市连歌屋三条所在的寺院遗迹。在昭和 61 年（1986） 的第 4 次调查时，出土了一件钱俶所造铜塔的山花蕉叶残件（图 6）。这一带位处四王寺山的东南方，确认发现了 9 至 10 世纪的坟墓群，不过无法确认是否为同时期的寺院遗迹。发掘调查有 3x4 间的伴随有礎石建物遗迹的地覆石很古老，北侧也围绕着石墙，很可能是筑地塀，年代为 11 世纪后半至 12 世纪初。在它的东侧位置，12 至 13 世纪的 1x3 间带有四面庇的礎石建物遗迹的南侧斜面地之下，出土了钱俶所造的铜塔的山花蕉叶。⑲ 这处寺院遗迹，可能是近世史料中弘仁 9 年（818）最澄创建、天安 2 年（858）円珍弟子华台坊创建的平安时代初期的天台寺院，而此天台寺院又与《扶桑略记》中所记宝龟 5 年（774）的四王院（四王寺）有关。⑳ 吴越国王钱俶发愿铸造的铜塔到了日本之后，贮存、供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日本 3 处出土的钱俶造塔来看，钱俶塔在中国的贮存、供养方式与日本不同。在中国，大部分出土的钱弘俶造塔都是在佛塔地宫或天宫中发现。日本 3 处出土的铜塔在灵山清净地的经塚或寺院遗迹中发现。从伴随出土的器物来看，或与平安时代及之后的密教修持有关。但由于钱俶塔从何时纳入到日本的寺院、灵山经塚中至今仍不得而知，有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以期对中日两国的吴越钱俶塔的奉纳方式、佛教思想背景作进一步的比较。 三、 日本镰仓时代的金铜宝箧印塔 以往关于吴越国钱俶造铜塔对日本后世造塔影响的研究，都较集中在镰仓时代开始流行的石造宝箧印塔上（21），就连主攻这一领域的日本学者也很少留意镰仓时代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金铜宝箧印塔。这类金铜宝箧印塔借用了钱俶造铜塔的形制，作了局部改造，以适应新的信仰需求，笔者试举两例讨论。 （一）奈良国立博物馆藏黑漆宝箧印塔嵌装舍利厨子 
黑漆宝箧印塔嵌装舍利厨子（7），内附法华经，含嘉禄二年（1226）奥书，上题“嘉禄二年十月三日于信浓小路小堂奉书写毕”，现藏奈良国立博物馆。（22）该厨子制作于镰仓时代，总高 25.7 厘米。在扉绘的黑漆厨子内，正面铜宝箧印塔作浮雕式嵌入，背板绘有释迦金轮像和中台八叶院的种子曼陀罗（中尊是胎藏界大日如来）。 厨子内嵌装的铜宝箧印塔从上至下分别是塔刹、9 层相轮、叠涩、塔身和基座。塔刹是两个相连的圆球，塔身德宇两角有山花蕉叶状突起，内有小环， 塔刹与山花蕉叶的小环之间以宝锁相连，每侧宝锁上悬挂 4 只风铃。塔身为正方形，中间是圆形的透明水晶窗（一说是玻璃窗），水晶窗的下方铸出莲蓬 形，上有一圈连珠纹，这种构造使得内部的舍利直接展示在观者的凝视之下， 但目前舍利已经遗失。下面是长方形台座，素地无纹。该台座分为三段，每段内部刻一壸门，与外侧黑漆舍利厨子的壸门相呼应。该铜宝箧印塔与钱俶造铜塔相比，仅保留了基本的形制，局部差异较大。 笔者认为，从多层叠涩的构造来看，其形制与镰仓时代石造宝箧印塔关系更为密切。山花蕉叶急剧缩小，塔身和山花蕉叶并未刻画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图像。但塔身中间醒目的圆形水晶窗让人很容易联系起京都金胎寺塔后世追加庄严的舍利龛。宝箧印塔形被借用为舍利容器的意图呼之欲出。奈良西大寺所藏的一座五轮塔嵌装舍利厨子，制作年代推定为室町时代（15 世纪）（23），形制与奈良博物馆所藏的黑漆宝箧印塔嵌装舍利厨子一致，扉绘图像有所区别，将安奉舍利的容器替换成了日本墓塔中常见的五轮塔形。 黑漆宝箧印塔嵌装舍利厨子之内，既有作为肉（身）舍利容器的宝箧印 塔，也纳藏了《法华经》经册，使厨子兼具了纳藏肉（身）舍利和法舍利两方面的功能。据内藤荣的研究，这可能是为了修持 12 世纪前半叶才成立的小野三流的舍利法而制作的厨子。 （二）高野山灵宝馆藏金铜宝箧印塔 
高野山灵宝馆藏（原属金刚峰寺）金铜宝箧印塔（图 8），总高 26.8 厘米，制作于镰仓时代。 高野山灵宝馆藏（原属金刚峰寺）金铜宝箧印塔（图 8），总高 26.8 厘米，制作于镰仓时代。这座金铜宝箧印塔，叠涩状的突起的覆钵上插入了 9 层相轮的塔刹。四角硕大的山花蕉叶提示它与钱俶造铜塔之间的关联，但上面没有雕刻任何佛传故事图像。塔身四面各刻一圆形图案，以錾刻的鱼子地纹为背景，圆圈中线刻象征金刚界四佛（阿閦佛、宝生佛、无量寿佛、不空成就等各如来）种子（梵字）。（24）该塔明治末年在高野山奥之院御庙的西北角附近出土。金铜宝箧印塔的基坛上阴刻两行铭文，记录了弘安 10 年（1287）将南保又二郎的遗骨纳入到弘法大师入定的高野山奥之院一事。关于南保又二郎的详细情况无从得知。与金铜宝箧印塔相伴随出土还有铜板押出的阿弥陀三尊像。铜板押出佛应该是白凤至天平时代之间制作的，在镰仓时代埋入高野山奥之院。 其整体造型与镰仓时代的诸多石造宝箧印塔相似（图 9），在日本，信徒经常将这种石塔作为安放遗骨的家族墓建造。其中在地域和时代上最相近的一例是高野山御庙前御所芝的永仁 6 年（1298 年）的花岗岩制塔，高 102 厘米， 四面刻有梵文种子，保存完好。且有铭文：“敬白、奉造立塔、一基、右为比丘尼圆松、往生极乐乃至法、界平等敬白、永仁六年（戊戌）四月日、孝子欢阿弥陀佛、敬白”。这是为比丘尼往生极乐世界所敬造的。（25）这座石塔比金铜塔时间上稍晚 20 年左右，都位于高野山。可能这一类金铜宝箧印塔与石造宝箧印塔于同一时期制造，难以判断孰先孰后。 
高野山灵宝馆藏金铜宝箧印塔和镰仓时代宝箧印石塔的四面以梵文种子字代替四舍本生故事图像的例子，在中国极为罕见，笔者目前所见只有一例。福建泉州洛阳桥（万安桥）北塔（图 9），该塔塔身东面是梵文种子，西面是“月光菩萨”浮雕和“已亥岁造”的题记，南面和北面是佛经偈语铭文，四角的山花蕉叶已佚失。据推断，“已亥岁”应为 1059 年，可能是目前所知中国石造宝箧印塔中最古老的例子。（26）东面的梵文种子，在日本调查报告中未予说明， 据方拥、杨昌鸣的识读：“应为密宗之种子图，中间一圆，四隅各一圆，圆内刻种子，代表‘五大’（地、水、火、风、空）。”（27） 高野山灵宝馆藏金铜宝箧印塔和泉州洛阳桥北塔，均以梵文种子代替常见的四本生故事图像。两者的梵文种子含义不同，但都与密宗有关。联系日本石造宝箧印塔传来的背景和时间与此相近，洛阳桥北塔又是中国所见最早的石造宝箧印塔之一，或许存在某种影响关系。这一案例以往较少受关注，深入研究对于解答日本石造宝箧印塔的起源问题有所助益。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