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中保存有若干王羲之《尚想黄绮帖》（即《自书论》）的抄本，其中英藏S.214、S.3287号由池田温先生检出，并在大文《敦煌写本所见王羲之论书》中有所解说【1】。今参照池田先生的文章和有关同卷其他内容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将此两卷介绍如下：

S.3287正面是《吐蕃子年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计五件，前后残，最后有杂写文字，是《尚想黄绮帖》首行（图1）【2】。关于子年的年份，池田温先生推测在9世纪前半。杨际平先生有专文讨论，以为是公元820年的庚子【3】。写本的另一面依次抄有《千字文》、《尚想黄绮帖》、《十五愿礼佛》、《甲子五行歌诀》、《早出缠》、《乐入山》、《乐住山》、《李涉法师劝善文》等【4】。按照敦煌文书的一般情形，《子年户口状》应当是正式的文书，是先写的正面；《千字文》等抄本，是利用废弃文书而抄写的蒙书、字帖、通俗文学作品等，这些应当是后写的，即写本的背面。敦煌从786年至848年为吐蕃统治时期，《尚想黄绮帖》等文本的抄写年代更有可能是848年以后的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

图1  敦煌写本S.3287《尚想黄绮帖》习字

S.214正面抄《燕子赋》，尾题有二，一曰“癸未年十二月廿一日永安寺学士郎杜友遂书记之耳”，一曰“甲申年三月廿三日永安寺学郎杜友遂书记之耳”【5】，学者考证两个时间均在公元924年【6】。该卷背面为杂写、杂抄文字，首行有“甲申年十月廿日”云云，次行即抄《尚想黄绮帖》，墨色较前后为重，以下有行人转帖、社司转帖、诗、什物历等文字的抄录，其中有“甲申年十一月廿日绿（录）事杜友遂帖”的习字【7】，可知都是学郎杜友遂的习书杂写，年份也在924年。

法藏P.2671正面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背面是白画《未生怨》、《十六观》，画稿上有一些杂写，其一写“尚想黄”三字各一行，方向是由左向右书写【8】，其为《尚想黄绮帖》开头三字的习字。

P.3368是《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从上面揭出若干残纸片，其中第7片上写“池水”三行，“池”字写一行半【9】，这也是《尚想黄绮帖》帖文的单字练习。

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9089（陶10）背，有“尚想黄绮意想□□”等字迹，俄藏Дх.00953背面有“尚想黄”三字，均为《尚想黄绮帖》习字本【10】。

除此之外，近年发表的日本杏雨书屋藏羽3背面第2篇文献，也是《尚想黄绮帖》的抄本（图2）。按，羽3号写本是羽田亨从中国购藏的原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正面是《十戒经》写本，楷书精写，有至德二载（757）五月十四日吴紫阳题记。写本上有李盛铎家藏书印，首钤“两晋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轩”，尾钤“李滂”、“敦煌石室秘籍”、“李盛铎合家眷属供养”印。背面抄佛典《辨中边论》卷一，后有余白，倒书《尚想黄绮帖》三行半，未完而止，是习书一类文字【11】。此抄本文字颇佳，有王书精神，可能临自正规的帖本，因此得以保存。

图2   羽3背敦煌本《尚想黄绮帖》抄本

2010年4月19－24日，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举办“第54回杏雨书屋特别展示会”，陈列有已故著名学者羽田亨旧藏的敦煌文书羽664号【12】。这是一件学生习字残片，正面为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文字，背面则是《兰亭序》的文字（图3a-b）【13】。正背形式相同，都是在纸的上端由老师紧顶着纸边横写原文，每个字写两遍，作为标本，字体较为粗大；下面整行则是学生照着标本的临写，真切地反映了敦煌学生临习王羲之字帖的样子。其中《兰亭序》部分存“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和“湍暎带左”，中间似有纸缝，故文字不够连续【14】。

图3b 羽664背面敦煌本《兰亭序》习字

以上是我们迄今所知敦煌写本中保存的《尚想黄绮帖》抄本的情况。正像王羲之《兰亭序》的帖本一样，《尚想黄绮帖》也随着唐朝文化的西进，传入到西域地区。

首先是唐朝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王国所建立的西州地区，作为唐朝的正州，这里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应当一致，王羲之书法的流传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们目前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尚未见到《兰亭序》的摹本或习字，却找到两种《尚想黄绮》的习字写本。

1972年发掘的吐鲁番阿斯塔纳第179号墓，出土有若干学生习字残片，《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编者只录出其中的两件，题为“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并做解题云：“本件共十三片，均为学童习字，内九片为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其他四片为学生和阇利习字，所写诸字不相连贯，今只录一、二两片令狐慈敏题记。”其他习字残片，全部影印出来，均题“文书残片”【15】。福田哲之氏发现72TAM179:18编号下的各残片，都是令狐慈敏所写的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文字，计写“……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若此，未必谢，临学后之……”（图4），每字写两行。另外和阇利的习字，写的是《千字文》（均为72TAM179:17编号）【16】。在“未”、“过”二字间，有题记“三月十七日令狐慈敏放书”，后别笔大字“记忆”二字【17】，当是教师的批注。又有一纸，仅存题记“三月十九日学生令狐慈敏（下缺）”，“月”、“日”二字为武周新字，说明写在武周时期。

这个写本在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传播史上非常重要，一是这件写本有武周新字，较我们所见敦煌本要早很多；二是这件写本的题记表明，《尚想黄绮帖》是当时学生必须书写的作业，每字写两行，题记后的别笔大字应当是老师的批语。可见，至少从武周时期（可能要提前到喜欢王字的唐太宗时期）开始，《尚想黄绮帖》就成为天下各州学生的习字标本，每字两行的规矩也可以从敦煌写本羽664号等得到印证。

图4 吐鲁番出土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尚想黄绮帖》

吐鲁番写本中还有一件《尚想黄绮帖》的抄本，即大谷文书4087号，其前三行抄《尚想黄绮帖》，后五行抄《兔园策府》【18】。此本文字不佳，系学生抄本。其与童蒙读物合抄，也说明出自学童之手。

吐鲁番所在的唐朝西州，是唐朝的正州，王羲之的《尚想黄绮帖》的流传并没有以此为终点，而是像《兰亭序》一样，继续西进，先是传到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大谷探险队在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aqour）发现的一个小纸片（图5），只有3行10个字，字较一般文书字体要大，有一指宽的样子，残片下为纸缝，故第3行末字写的较小【19】。前两行写“雁”，后一行写“行”，即王羲之《尚想黄绮帖》中“张草犹当雁行”的习字。文字写到纸边，也是习字的格式。虽然只是极小的断片，但证明了王羲之《尚想黄绮帖》的流传已经越出唐朝的正州，进入真正的西域地区。

图5 龟兹地区的《尚想黄绮帖》习字

王羲之书的故事还没有终止，《尚想黄绮帖》像《兰亭序》一样，还进而到达最远的西域腹地——于阗。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三件相关的写本。

一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和田北方麻札塔格遗址发现的M.T. 095号（Or.8212/1519）残纸，残存九行文字，重复写“躭之若”三字（图6）【20】，一看便知是《尚想黄绮帖》的习书文字。虽然出自一个学童之手，书法不佳，但因为发现在遥远的西域地区，在王羲之书帖的传播史上，确是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图6 于阗《尚想黄绮帖》习字

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五件残片，均为“吾弗及”三字的习书，应当是三行换一字，据S.214写本保存的文字，当是《尚想黄绮帖》最后三字的练习。纸片虽残，但确实书圣王羲之帖文的习字，极为可贵。

更有进者，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在和田麻札塔格遗址发现残纸中，有一件（MT. b. 006号）正面残存《兰亭序》习字“欣”字1行和“俛”字2行（“向之所欣，俛（俯）仰之间”一句的残字），背面残存《尚想黄绮帖》习字“当”字2行和“抗”字4行（对应“吾比之张、钟当抗行”一句残文）【21】。这个写本显然是正面抄写《兰亭序》习字、背面抄写《尚想黄绮帖》的学生习字文书， 和上述羽田亨旧藏的敦煌文书羽664号一样，正背面都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这恐怕不是巧合，而是唐朝书法教育制度的体现。

我们知道，长寿元年（692）十月，唐朝复置安西四镇，并发三万汉军驻守西域。此后必定有不少通文墨的中原官人进入西域地区，中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大量流入安西四镇地区。随军的儿童也要学习书法，《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更可能出自学童手笔。吐鲁番、库车、和田出土抄本、习书《兰亭序》、《尚想黄绮帖》的发现，说明唐内府藏右军书目所著录的这些法帖，不仅仅为皇家所欣赏，同时也流入民间，传播广远，成为敦煌、西域地区学童模仿的对象，也是中原文化西渐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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