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丽华

蒋观云（蒋智由，1865—1929）是清末革命浪潮的参与者，也是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性人物。1902年底蒋观云东渡日本后，受梁启超之邀担任《新民丛报》的主编兼主笔，同时身为浙江诸暨人，他也是《浙江潮》的主笔之一。后来蒋观云政治思想发生过重大转变，支持君主立宪而成为保皇派，但不能就此抹杀他留日初期的卓尔言行。同时。许寿裳、周作人的回忆里都提到鲁迅留学东京时经常登门拜访这位前辈，只是后来因政见不同而疏远了。鲁迅本人在给杨霁云的书信里有一次也提到过“蒋观云先生”。这些都为追溯鲁迅与蒋观云的交往提供了线索。

一、温和派？激烈派？灰心派？

许寿裳谈及《浙江潮》的创刊，是这样叙述的：  

……这时候，东京方面，杂志云起，《浙江潮》也出世了。命名之始，就起了两派的争执；温和的一派主张用浙江同乡会月刊之类，激烈的一派大加反对，主张用这个名称，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起初由孙江东，蒋百里二人主编。百里撰《发刊词》，有云：“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①]

这里提到“温和的一派”和“激烈的一派”，但没有指明其具体所指。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述及当时在东京成立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也谈到两派之争：

亡国纪念会虽不能开会，然有志之士，因之愈接愈励，励志会中遂分二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为之魁者，则有金邦平（安徽人），吴振麟（字止欺，嘉兴人），章宗祥（字仲和，乌程人）等。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为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为之魁者，则有叶澜（字清漪，仁和人），董鸿祎（字恂士，仁和人），周□（字□□，湖南湘乡人）等。二派意见既不能相容，同居一团体中，势固有所不可，而各种革命杂志均出现。于是时，其最著者为湖南《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汉声》等。[②]

可知彼时留学生群体中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是与清政府合作的“温和派”，一是主张推翻清政府的“激烈派”，又称为“排满党”“革命党”。《浙江潮》的编辑作者群体中不乏温和派，如章宗祥、吴振麟，但还是以“激烈派”占多数。《浙江潮》的两位主编蒋百里和孙翼中彼时都属于“激烈派”。蒋百里在《浙江潮》上发表了《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积极宣扬民主革命，倾向通过革命建立民族国家，反对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孙翼中更是“罪辫文案”的主要当事人。1901年夏时为求是书院教员的孙翼中给学生出文章题目为《罪辫文》，学生史寿白的文章中出现了“贼清”的字句，遭满人忌恨，被控煽动反满、蔑视朝廷，孙翼中等被迫离开求是书院。1902年底孙翼中等到日本后，即与蒋百里等联合创刊《浙江潮》杂志，倡导民族主义革命。

根据冯自由、沈瓞民等的说法，蒋观云也是《浙江潮》的主编之一，那么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温和派，还是激烈派？对此历来有多种说法。曾经有研究者视其为“投机分子”，称“这个蒋智由，曾参加光复会，甚至一度把‘智由’写作‘自由’，以示激烈，实则伪装革命，乃一投机分子。”[③]其实这篇文章把蒋观云和蒋方震（蒋百里）都混淆了，基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近年来，学界对于蒋观云复杂多变的一生、纷繁复杂的政治活动历程及诗歌创作成就，有较为深入的探究，对这位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认知和评价。[④]但毋庸置疑，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界对蒋观云的评价不高，带有过多主观臆断的成分，特别是对蒋观云与《浙江潮》的关系未予重视。

对于赴日后蒋观云的办报经历，以往研究者主要关注他与《新民丛报》的关系，而对他为《浙江潮》撰稿事则一笔带过；对于蒋观云与《浙江潮》的关系，也仅提到他发表在上面的几首诗作，自然这是不全面的。查蒋观云在《浙江潮》上发表的文章，目前可以确定的有以下数篇：

第二期“文苑”栏目发表诗作二首：《东京除夕》《东京元旦》，署名“观云”；

第七期“论说”栏目发表论文《四客政论》，署名“愿云”；

第九期“文苑”栏目发表诗作二首：《金陵有阁祀湘乡曾氏，悬一匾额云“江天小阁坐人豪”，有人以擘窠大字书其上曰“此杀我同种汉贼曾国藩也”诗以记之》《送匋耳山人归国》，署名“愿云”；

第十期“论说”栏目发表论文《儒教国之变法》，署名愿云。

许寿裳提及鲁迅与蒋观云的往事，引了蒋观云发表在《浙江潮》第九期的两首诗：

严林二人之外，有蒋智由，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狱的时候。他当初还未剪辫，喜欢戴一顶圆顶窄檐的礼帽，通俗所谓绅士帽者是。他的诗文清新，为人们所传诵，例如《送匋耳山人归国诗》：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匋耳山人指吾友陶焕卿，归国是为的运动革命。焕卿名成章，是一位革命者，留学未久，即行返国，生平蓬头垢面，天寒时，用草绳做衣带，芒鞋日行八九十里，运动浙东诸县的豪俊起义，屡遭危难，而所向有功。又游南洋群岛，运动侨民。辛亥年自爪哇归时，浙江已反正了，举汤寿潜为都督了。焕卿被任为参议，郁郁不得志，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为忌者所暗杀。我撰挽联有云：“看今日江山光复，如火如荼，到处染我公心血。”观云这首诗的头两句，就很能映出焕卿的时代背景及其一鸣惊人的神采。

又有一首是“金陵有阁祀湘乡曾氏，悬额：‘江天小阁坐人豪’，有人以掰窠大字题其上曰：‘此杀我同种汉贼曾国藩也’。诗以记之。”

“江天小阁坐人豪”，收拾河山奉满朝。
赢得千秋题汉贼，有人史笔已如刀。[⑤]

蒋观云是晚清”诗界革命”的中坚分子，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推举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为“近世诗界三杰”，可见其在诗界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早期发表在报刊上的诗歌大多为忧国愤世之作，鼓吹维新变法，宣扬自由、平等、革命。例如写于戊戌变法之后的《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整首诗沉郁悲壮，表达了诗人拯时救世的深切愿望，是爱国诗的典范之作。还有一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此诗后两句被邹容引入其《革命军》一书的自序中，一时间广为传颂，影响深远。《浙江潮》第九期发表的这两首诗更是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排满保种的决心：一首赠革命党人陶成章，其中“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之句，热烈赞扬陶成章剪辫回国、立志革命的豪迈气概；另一首则斥晚清名臣曾国藩“收拾河山奉满朝”的行为，称之为“汉贼”。就这两首诗的内容、格调而言，此时的蒋观云无疑是激烈派、主张排满的革命党。

但处于传统与现代交替之际的蒋观云，其思想面貌毋宁说是矛盾和复杂的。这不仅表现为他1907年后追随梁启超成立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也表现为他早期的思想也更多悲观成分，他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篇论说文就流露出这种矛盾心绪。以下试解读分析之：

《四客政论》发表在第七期（1903年8月出版）[⑥]，文章详细列出了甲乙丙丁四类中国人的言论。其一是甲客，开宗明义提出中国是汉人的中国，不管被哪个外族占有都要夺回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也。”其二是乙客，认为当务之急是抵御外敌而非推翻满清统治：“今时势之所急者，白人也，非满人也。是故拒白人为先，而拒满人为后。抗则抗白人为要，而抗满人为轻。若见之未远而徒逞汉满之一哄，满之未逐，而中国已折而入于欧人之手。”其三是丙客，这类人大不满乙客的观点，认为既然是被外族统治，则宁愿被文明程度更高的白人所统治：“故夫种不必有别，而人尽可君言之。则何忧乎亡国？何忧乎瓜分？”其四是丁客，这类人则对所谓维新派、革命者疑虑重重，认为他们很可能只是追名逐利之徒，最终仍无法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作者对以上四类学说各有概括评价，他认为甲客的学说即民族主义论，乙客之说即保皇派，丙客之说即投降派（同时他认为乙客与丙客虽相反，其实都是一路货色），丁客之说则偏于厌世主义。他还指出，这四种学说，也决定了追随者不同的命运及其数量多寡：“从甲之说可以杀头；从乙之说可以作官；从丙之说可以睡觉；从丁之说可以灰心。”追随甲和丁的只是少数，最投合国人的是乙和丙，也就是说多数人选择了作官与昏睡。

从这篇论说文可以看出作者思虑深远，恰如他笔下的丁客：“其虑深，其思远，虽然，不善用之，则高尚主义、厌世主义或将由之而成者也。”这时的蒋观云自然不赞成乙和丙的投降主义观点，也明确肯定甲客的民族主义学说，要求排满保种，但同时他对丁客之说又抱有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丁客认为维新派只是邀名逐利之徒，并不是为了所有人的独立和自由，而革命党也并不值得信任：“维新者，其自立名义，以号召天下……然夷考其行，则或存弋猎之心而欲饱其欲壑者也。否则粉饰外观以邀名誉者也。是故言独立者，己之独立而非人之独立也。言自由者，己之自由而非人之自由也。若是则其结局徒日相争奋吞并倾轧残杀已耳，又何有济于事也？”“所号为革命者，又岂真以扶义而起，恢复祖宗之疆土于他人之手，而复还之于一族之人？或且今日成功而明日称专制矣……”丁客对国民性抱着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以中国人的特性，不为奴隶即为盗贼，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很可能就是专制者。可以说是悲观主义者。

《儒教国变法》发表在第十期（1903年11月出版）[⑦]，文章列出当时热心救国人士所采取的几种途径——“今中国之言救时者，举其概要之事，曰办报也，译书也，电争也，而最鄙之一说，则曰运动官场也。”自戊戌变法以来，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蒋观云自己）主要是通过办报、译书、发电报争辩等做法以启发民智，向各方表达政治诉求，但蒋观云却感到这么些年来的实践并未达到应用的效果，自然他尤其鄙弃某些新党人物运动官场的做法。他不无嘲讽地写道：“吾见各国之变法者，血也，泪也，头颅也，心胆也。其所用之器械，枪弹也，炮火也，匕首也。而中国之变法者，文字也，议论也，谈笑也。其所用器具，笔墨也，制片也（办报译书者），手版也，翎顶也，舆马也（运动官场者）。”对于中国的革命何以只能停留于文字，乃至变成升官发财的途径，他则从国民性的角度做了剖析，指出不同于其他宗教如耶教等崇尚流血、武力或身体力行的出家等方式，中国则长期受儒教影响，注重道德性而非独立性，文性而非实力性，所以养成了一国人的特性：“其渐渍渲染于人心风俗之间，每能为人类造成第二之天性，世或习焉而不察，驯焉而不究。而试取而研究之，无不可得其元分子之所在。是故删订六经，穷老著书，变而为今日之面目则办报、译书是也。一车两马周流列国，变而为今日之面目则运动官场是也。夫时变之来，所以试验一国人之性质也，而我国人之经试验其组织之成因，乃如是如是，呜呼！吾滋惧矣！”

由蒋观云发表在《浙江潮》上的这两篇重要论文，可窥见其思想上的矛盾复杂性：作为维新派人物，中年的蒋观云目睹革命风云变幻，即便在1903年东京留学生界民族主义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时，他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某种冷静。他信仰革命，却未必信任从事革命的人。一方面他推崇流血牺牲的革命，热烈鼓吹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他对革命者抱有悲观和怀疑，对中国人的前途抱有深深的忧虑。这源于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也因过于深刻、清醒而难免心灰意冷，沦为丁客那样的“灰心派”。他后来一度革命理想动摇，从一位鼓吹革命的先驱者变成他所不耻的保皇党，或许正源于此。

二、同乡、前辈、革命先驱

尽管1903年的蒋观云思想深处对革命派存有疑虑，行动上还是积极的，是革命的鼓吹者，在青年们心目中他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⑧]蒋观云初到日本就和绍兴籍留学生举办了一次同乡会，在这次集会上鲁迅和许寿裳得以一睹这位前辈诗人的风采。这次同乡会后印发了一个小册子，题为《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是当时绍兴籍留日学生联名写给同乡们的公开信，信中大声疾呼“中国今日，非改革一切，不足以言自存”，并鼓动故乡人士出国学习，开拓眼界。《公函》后面有一段缘起，介绍了这次集会的背景情况：

癸卯正月初之日，我绍郡人在留日本东京者，共二十有七人，开同乡恳亲会于牛込区之清风亭。众既集，乃兴言曰：我绍郡古有越王勾践、王阳明、黄黎洲煌煌人物之历史，我等宜益砥砺，以无先坠前世之光荣。又言曰：各处游学，来者益众，我乡人虑继起者寡，瞠乎落各府后，为吾乡羞。又言曰：我桑梓之乡，风气淳闷，若醒若睡。虽然，无有提吾乡人之耳而使之觉者，或出门不远，不获见外事，我乡人宜告罪。告之而不听，则吾惟乡人是咎。知而不以告，我辈又何所逃其责。又言曰：近来各省流寓若湖北、若湖南、若四川、若镇江，皆有公函，归遗其乡，所以开陈之者良多。我辈盍驰书，以告我父母之邦，我所至敬至爱之诸君子。佥曰：善哉善哉！书既成，乃并识其缘起如此。[⑨]

这封公开信的时间落款为癸卯正月，当为1903年2月，署名的绍兴籍留学生计二十七人，包括蒋智由、蒋尊簋父子，当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的何燏时，光复会发起人陶成章，及陈威（公猛）、陈毅（陈仪，公侠）兄弟，以及丁嘉墀（拜尧）、李辰身、袁翼、李国塘、金麒、经亨颐、俞大纯、、陈毅、许寿裳、周树人、寿昌田等。据小册子后附的《在留东京绍兴同乡人姓氏表》可知，当时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嵊县、萧山、上虞均属于绍兴，《公函》署名的有二十七人，《姓氏表》中有二十九人（增加宋希曾和韩永康二人），而对照《浙江潮》第三期刊登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尚有蒋桂鸣（秋平）、张志军（雄夫，萧山）、李瑞萱（壮飞，萧山）、丁衡（保华，山阴）四人，可知当时在东京的绍兴籍留学生有三十人左右。这次集会的发起人很可能是蒋氏父子等，对鲁迅来说也是留日后的一次重要活动，结识了一批绍兴同乡，其中同在弘文学院就读的许寿裳更是成了他的至交好友。

除了绍兴同乡及前辈这一重身份，彼时蒋观云与《苏报》案主角章太炎交往密切，这也使其成为鲁迅等青年留学生心目中的潮流人物。早有研究者注意到1903年的《苏报》与东京留学生革命报刊的舆论互动关系，指出：“《苏报》在宣传排满革命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保皇立宪派的批判，发表了几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章，如《康有为》、《驳<革命驳议>》、《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给予保皇派以有力的打击。这与日本的留学生刊物对改良思潮的批判是互为呼应的，如《游学译编》的《与邑人书》、《浙江潮》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江苏》的《中国立宪问题》等论说以及一些不署名的时事短评。”“《苏报》与远在东京的革命报刊在批判改良与提倡革命方面是互为呼应的。”[⑩]笔者在《苏报》上查阅到多篇与《浙江潮》同人密切相关的文章，例如：1903年5月8日刊载浙江温州籍留学生发布的《在日本东京之温州留学生函稿照录》；5月12日“代论”栏目发表《教育会会员蒋君性才由日本寄来演说稿》；5月16、17、18、19日连续刊载了《在日本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7月1日、2日刊载《记改进学社向励志学社借款事》，署名“杭州孙耦耕来稿”。蒋智由，原名蒋国亮，字新皆，又写作星侪、心斋等，笔名观云、愿云等，蒋君性才即蒋观云。孙耦耕即《浙江潮》主编之一孙翼中。可见1903年5月至7月，即《苏报》案发生前后，《苏报》与《浙江潮》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蒋观云与《苏报》、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在《苏报》案发生后，东京留日学生集会声援入狱的章太炎、邹容，抗议租界及清政府的压迫，蒋观云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1903年7月18日蒋观云给宋恕的一张明信片中写道：“今日下午，同乡为章、邹诸公集议，会所在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先生处想已书至，届时谅必到也。”[11]作为维新派人物，1903年7月来到日本考察的宋恕显然不认同留日学生的激进立场，在他的书信中也没有参加这次集会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来到日本的蒋观云思想趋于激进，与国内维新派的政治立场拉开了距离。

与此同时，作为对《苏报》案的声援，在《浙江潮》第六期上发表了《纪仇满生》（《苏报》1903年6月27、28日连载《论仇满生》，并附《纪仇满生》来稿），在《浙江潮》第七期、第九期发表了章太炎狱中寄给蒋观云的诗：《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二首》《祭沈禹希文》。这几首诗和祭文充满了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极大地鼓动了留学生们的革命热情。鲁迅后来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提到这段往事：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12]

许寿裳也提到，鲁迅到日本不久即“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登载章先生狱中的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13]他还提到，他和鲁迅跟蒋观云交往密切正是在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期间。[14]可以说，这一时期蒋观云因与《苏报》、与章太炎等的密切关系，也因其革命先驱的身份，而为他赢得了鲁迅等一批青年人的尊敬。直到1907年他和梁启超等成立政闻社支持君主立宪，背弃了革命。这一转向严重影响了当时人及后人对他的评价，鲁迅也因此对他“失了敬意”。[15]1911年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写道“过年又已十日，今年是亥岁。观云当内妾，且月获五十金已上矣。”[16]信中“观云当内妾”，可能鲁迅听到传言，以为蒋观云接受了清政府任命的官职。可惜这期间蒋观云的生平经历缺失，究竟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蒋观云并没有接受官职，如他当初文章中所表白的，并不愿意“运动官场”。而从辛亥革命后蒋观云起草并公开发表《弭祸会公启》（1913年7月《民立报》）要求袁世凯退位以平息宋教仁遇刺案，发表《入山明志》（1919年9月2日《时事新报》）拒绝接替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一职等举止来看，他始终秉承了“以超然之身，发公正之论”“不官不党”的主张。1934年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浙江潮》的往事，说起“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17]此时蒋观云已去世五年，鲁迅在信中透露了二者曾经的交情，称之为“蒋观云先生”，这一称谓虽不如“太炎先生”那样亲近，但也表达了尊重和缅怀之意吧。[18]

三、鲁迅进入《浙江潮》的背景

最后有必要讨论一下鲁迅进入《浙江潮》的契机和背景。鲁迅1934年给杨霁云的信里写道：“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19]许寿裳于20世纪40年代写了《浙江潮》的往事，他的回忆提供了重要线索，但也有需要补充和解释的地方。

其一，关于章太炎狱中诗的发表情况。许寿裳提到发表在《浙江潮》上的章太炎诗作是从蒋观云处得来的：“时我在东京编辑《浙江潮》，常从蒋观云先生处，藉知先师狱中状况。一日，观云以先师狱中书视我，书后附写近作诗四首，我求抄以实《浙江潮》，观云即裁下予之。此我得观先师墨迹之始。原纸至今藏在行箧，弥可珍贵。”[20]许寿裳时隔四十多年后的回忆恐怕并不完全准确。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苏报》案主角章太炎的狱中诗能在《浙江潮》上发表，不可能是许寿裳个人的主张，更可能是蒋观云的授意，以及《浙江潮》同人共同的意愿。就与《浙江潮》的关系来看，蒋观云也应该更为密切。据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浙江潮》主编为孙翼中、蒋智由、蒋方震，执笔者有孙翼中、蒋智由、蒋方震、王嘉榘诸人。[21]沈瓞民的回忆里也提到“蒋智由在东京担任《浙江潮》总编辑（这时蒋智由还站在革命方面）”。[22]可见作为资深报人，蒋观云当为《浙江潮》的编撰人之一。而许寿裳1902年10月左右赴日本，时年21岁，在弘文学院普通科就读，根据他此时的资历，很可能是协助主编做一些具体的编务工作，当然也可能做些约稿的工作，例如向好友鲁迅约稿。

其二，关于他向鲁迅约稿事。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许寿裳讲述了鲁迅为《浙江潮》投稿的往事：

这时我和鲁迅已经颇熟，我觉得他感到孤寂，其实我自己也是孤寂的。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他的这种不谦让，不躲懒的态度，与众不同，诺言之迅和撰文之迅，真使我佩服！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后来他虽自惭幼稚，其实天才没有不从幼稚生长来的。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

鲁迅又撰一篇《说鈤》，这是新元素“镭”的最初的绍介，那时候“镭”刚刚被居里夫妇发现，鲁迅便作文以饷国人，并且唤起纯粹科学研究的重要。[23]

许寿裳说那时的鲁迅“感到孤寂”，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鲁迅当时的孤寂感，可能是心境上的，同时也可能与他南洋官费生的身份有关。《浙江潮》的作者群主要以《译书汇编》社和来自杭州的一批留学生为主，他们当中多数来自杭州求是书院，多为《译书汇编》《杭州白话报》或《译林》的撰稿人。鲁迅虽为浙江人，赴日前在南京求学，起初难免有落单的感觉，而且我们知道他倾心于文学创作和翻译，又与那些学军事或实业的留学生格格不入。在这样的处境下鲁迅无疑是孤寂的。相比之下，许寿裳虽然跟鲁迅同龄，来东京时间也更晚，但因为他有来自杭州求是书院的背景，所以能比较容易地与《浙江潮》同人接近，成为《浙江潮》编辑群体的一员。还值得注意的是，许寿裳在求是书院读书期间，曾受业于启蒙思想家宋恕（号平子），宋恕是浙江温州平阳人，大儒，与陈黻宸、陈虬并称“浙东三杰”，也是维新派代表人物。许寿裳后来曾撰写《宋平子先生评传》，在序中他感慨“先师一代大哲，闳识孤怀，并世罕见其匹，而抱德不扬，怫郁以终，身后三十余年，遗书未出，遂不为世人所知……”他也提到在那次在日本的见面：“自民元前十年春，奉到先师赠诗，余即束装东渡，留学日本。翌年春，先师莅止，因得从游于大坂东京者数日，见其言谈如昔，而眷怀故国，伤感益多。”[24]1903年6月中旬宋恕到日本游历考察，至11月归国。这期间蒋观云、许寿裳等都参与了陪同接待。蒋观云与宋恕的关系自然更密切，他们的交往可追溯到1896年，1902年二人在上海期间来往频繁。笔者推测，有可能因为这一机缘，许寿裳得以与蒋观云更多地接近。

宋恕的书信里也提到《浙江潮》，他在家信里写道：

上海新党风波大作，因阻俄、阻法二事，苏抚指拿蔡鹤庼、吴稚晖、乌目山僧、龙积之、冯镜如、陈梦坡六人，以工部局未许，尚未拿去。而日本留学生以编义勇队事经袁慰帅等密奏，已奉密谕：“着各省督抚严行查拿。”闻汤调鼎、钮永建二人前往直隶已为慰帅所名捕，逃往日本，学生风波大作，海内公文遍到，可速请恺、忱诸弟严谕季芃万万格外小心，不可再入演说所，再作《浙江潮》，若犹稍胆大，必至性命不保，至要至要！[25]

如宋恕信中所言，当时一方面上海新党风波大作，江苏巡抚拟缉拿相关人员；另一方面日本留学生界拒俄、拒法运动高涨，汤调鼎即浙江杭州钱塘人汤尔和，他和江苏籍留学生钮永建去天津向袁世凯请愿被遣返，此事也引发清政府的高度关注，准备采取行动。因此宋恕叮嘱他的族人，劝告在日本留学的孙诒棫（字季芃）不要参与《浙江潮》及留学生的活动。

宋恕的信对于许寿裳的回忆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从周作人1902年日记可知，《浙江潮》创办伊始，鲁迅就热切关注这本杂志。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公历1902年12月28日）周作人日记里写道：“另谢西园来，交大哥十七信五纸（公历1902年12月16日），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乙本，系十月新定，会中月出《浙江潮》杂志一种，每本四角，约八万言，悉载浙事；并设调查部，查浙江事宜，极为详备，浙人阅之为便。定明正出书，大哥已定，后当寄回，并梁任公《新小说》，云亦已购，皆佳书也。”[26]但鲁迅直到第五期才给刊物投稿，正式成为《浙江潮》的一分子，这其中除了好友许寿裳的约稿，以及留学生拒俄运动高涨激发了鲁迅的革命意识等直接因素，应该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一方面，1903年6月以后，也就是《浙江潮》第五期以后，原求是书院及《杭州白话报》的人员如孙翼中、汪希、袁文薮、林文潜、沈沂等因各种原因离开日本，尽管他们回国后也可以继续供稿，但无论如何《浙江潮》的力量受到了削弱。另外，由于《苏报》案及许寿裳的关系，鲁迅与刊物的主编如蒋观云等的交往也密切起来，作为青年后辈而得到了提携。另一方面，尤其应该看到，鲁迅进入《浙江潮》的时机，恰恰是《苏报》案发生前后，以及东京拒俄、拒法运动引发清政府采取镇压行动之时。鲁迅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加入到《浙江潮》的作者队伍中，从第五到第十期，共计发表了五篇作品，尽管用了笔名“索子”“庚辰”“自树”，但毕竟还是需要勇气和胆识，显示了青年周树人这一时期的革命热情和文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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