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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镜像|宋代金石旧本的地域流动及意义
来源: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2-02-23


乾嘉之际,金石鼎彝鉴藏风气日盛。相比访碑所得拓片的广泛流通,清中期吉金铭文拓本的收藏和流传数量较少。而宋代金石旧本在流转中愈加稀见,零缣片楮,皆珍若珙璧。梳理旧本的流转脉络,可见其在雅聚题咏、借观题跋、考订鉴赏中被赋予的形象和意义。

《钟鼎款识》,由南宋王厚之亲书考释,其中青笺识者,出自毕良史手书。是册屡经名家递藏题跋,被清代金石学家视为幸存天壤的唯一宋拓款识原本。《钟鼎款识》在乾嘉之际的名声,从三个重要事件开始。一是清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黄易与潘奕隽、陆恭等在吴门(今江苏苏州)促成是册与《武梁祠画像》“金石重盟”;
一是清嘉庆五年(1800)仲冬,阮元遣张燕昌、赵之琛至吴门陆恭松下清斋摹写铭文;一是嘉庆六年(1801)二月,翁方纲向陆氏借览,留此册在苏斋“摩挲二旬之久”并题跋。或雅集品鉴,或考释题跋,或双钩摹写,钱大昕、黄易、潘奕隽、陆恭、钱泳、翁方纲、阮元、张燕昌、朱为弼等均是宋拓《钟鼎款识》鉴赏群体中的一员。
黄易所绘《访古纪游图》册中的《金石重盟图》、吴东发诗《送张文鱼(燕昌)为芸台师之吴门摹宋拓钟鼎款识册》、奚冈所绘《古欢图》、翁方纲《王复斋钟鼎款识歌寄阮芸台中丞》,就是该册在 1795 年至 1802 年间,从吴门蒋春皋池上书堂、陆氏松下清斋到阮氏积古斋递藏流转和相关鉴赏活动的见证。
两宋金石旧本的地域流动,除递藏原因之外,与收藏者的宦迹迁转息息相关。清嘉庆七年(1802)始,宋拓《钟鼎款识》的鉴赏研究,已经由吴门转移到杭州,以浙江巡抚阮元为中心展开。《钟鼎款识》与之后所得的四明本《华岳庙碑》、十卷本宋椠《金石录》,同为阮氏仕宦南北恒携以自随的宝爱之物。阮氏常出示原本,与友朋、门生品鉴题跋。在浙抚节署的雅聚题跋、诂经精舍诸生的课作中均有这册宋拓的身影。嘉庆二十年(1815)夏阮元任江西巡抚时,以册中《楚公钟》篆铭祈雨,赋七古八韵《夏夜雷雨题〈楚夜雨雷钟〉铭宋拓本册》。嘉庆二十二年(1817)在武昌湖广总督署,阮氏于七月十三日晨“临窗展册”作《宋拓〈楚夜雨雷钟〉篆铭跋》。是年江汉书院院长陈诗据原拓摹刻此钟铭,置江汉书院先贤祠。可知《款识》旧本曾多次渗入阮元在地方的文化教育。
再来看平湖人朱为弼所藏薛氏《款识》宋石本残帙。随朱氏仕宦之地的流动,是本的品鉴先后在江浙金石群体和京师学术圈展开。朱为弼以经学古文根底深厚,清嘉庆元年(1795)蒙受浙江学政阮元识拔,在阮氏抚浙后,馆节署长达五年。嘉庆七年(1802)为阮元考释宋拓《钟鼎款识》,曾手摹全册。此后又助阮元审释考订拓本,编成《积古》。在此期间,朱为弼还有一重身份——薛氏《款识》法帖残叶的拥有者,是帖乃高士奇清吟堂故物。嘉庆九年(1804)二月在浙抚节署,朱氏先后请时馆于署中的昆山籍画家王学浩和阮元鉴赏题跋。同年九月还携此帖至嘉兴,与友人张廷济共赏。嘉庆十年(1805)朱氏中进士,离浙赴京。官京师时与叶志诜交谊颇深,“间数日必相过从,见则以搜讨秦印汉砖,剖析疑义为乐”。嘉庆十三年(1808)朱氏丁忧南返,嘉庆十四年(1809)离浙北行之前,与吴修在海藏室共赏,途经扬州期间还向江藩展示此帖。嘉庆十五年(1810)叶志诜在京向朱氏借观此帖,此后未归还。嘉庆十六年(1811)十一月,叶志诜以此帖请其师翁方纲鉴赏题跋。此后观赏是帖成为叶氏与吴荣光、刘喜海、许梿等友人雅集活动的一部分。
拓本在区域上将南北学者联结在一起,是文人之间社会化交往的见证。清嘉庆六年(1801)十二月,宋葆淳以所藏宋刻《啸堂集古录》二册寄翁方纲求题,翁氏先后四次题跋。至嘉庆八年(1803),曲阜颜崇规以此二册赠阮元,阮元将之与《钟鼎款识》同藏于琅嬛仙馆。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翁方纲在他的苏斋发起人日雅集,观赏宋椠《金石录》是该日活动的重要内容。此前一年,阮元从赵魏手中购得《金石录》,令其子阮常生从扬州携至京师邀诸家题识。翁方纲在十二月见到原本,定为南宋末书贾重刻本,曾于案头“玩赏累月”,又嘱叶志诜为阮氏补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文,并作《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奉赠芸台制府》。翁方纲于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原册上写下长跋。“金石录十卷人家”藏书印的次第续刻,在藏书史上被引为美谈。何碧琪博士指出,至乾嘉年间士人阶层的文化资本,由清初的书画逐渐转变为学问、典籍善本、金石拓本等。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楮墨旧本的流传,在文士之间同样具有文化资本的意义。限于篇幅,此处不引申讨论。
综上,金石旧本的地域流动,对清中期款识之学的进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氏《款识》、薛氏《款识》《金石录》等旧本的鉴赏考证先是集中在江浙一带,通过学人之间的交游,旧本在京师金石圈中声誉日显。翁方纲、阮元等学者官员及其幕宾、地方人士(如朱为弼、张燕昌、潘奕隽、陆恭等)所构成的绵密的人际网络,以及孙星衍、黄丕烈、程文荣等藏书家,共同形塑了宋代金石旧本的当世形象和意义。
——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84期“‘两宋金石学与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粹”专题,《宋代金石旧本与清中期彝器款识之学》,文/李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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