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南宋都城为何被称为“临安”，在现有的史料与学术论著里都尚无答案。笔者认为：“临安”是得名于杭州一带的已有地名，但如仅仅以地名来阐释其得名，就会产生一些令人无法解释的疑问。因此，在另一方面，“临安”又应是得名于高宗所赋予它的政治寓意。而最合理的解释则是，“临安”称谓的由来是已有地名与政治寓意的结合。 关键词：宋；临安；地名学；政治寓意；“长安” 《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以“（建炎三年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一笔带过，并无杭州因何改名临安之原因，在《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和现存的三种《临安志》以及其他史料中，所载也与此相似。学术界目前仅有一些探讨南宋为何定都于临安的文章，而未见有学者专门讨论临安得名的由来；在临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南宋都城临安》里，林正秋先生所指出的也主要是，“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跸迁都”，而并无其他说明。这一问题倘若得到解决，我们便有可能从中窥见南宋统治者在渡江、择都、抗战、议和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微妙心态。
在考订临安县之沿革的同时，笔者将指出《浙江通志》最主要的失当之处；至于其对《咸淳临安志》、《成化杭州府志》等的不当征引，对《元和郡县志》、《五代史•梁太祖纪》、《宋史•地理志》的误引，则不再赘述。此外，《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也叙述了临安县的历代沿革，但并未征引史料，因此学术价值有限。
一、“临安”得名于已有地名
（一）“临安”县沿革考 如欲追寻南宋“临安”府的得名，就不能不注意到杭州于升府时已然辖有的“临安”县，要探究临安县与“临安”府的关系。清人所撰《浙江通志》业已进行了这项工作，但其间脱漏、错误之处甚多，因此有必要就这一问题再做梳理。“临安”一词之作为地名，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临安，侯国。莽曰诚信”。但此一临安是记于“琅邪郡”之下，并非后世杭州的临安。至于本文所讨论之临安，最早可溯及孙吴时期。“（建安）十六年，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齐出讨之······表言分余杭为临水县”，其后“（宝鼎元年）分吴、丹阳为吴兴郡”，而临水县即被划归吴兴，“归命侯时，割属吴兴”。晋灭吴当年，临水县被更名为临安县：“临安令，吴分余杭为临水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临安山，县取此为名”可知，本文所要考辨的“临安”正是源于临安山之名。晋太康元年（280）之后，便形成了吴兴郡下辖临安县的建置。所谓“临安县······晋武改曰临安，属吴郡”，实为孤证，当为“属吴兴郡，之误。而南朝宋、齐时，这一建置仍被延续。《梁书》、《陈书》均无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又不载临安县，但根据以下三组史料可知南朝梁、陈时，临安县仍存，至隋时方废（《浙江通志》载“《宋志》：太康元年，更名临水县为临安；《唐志》‘武徳七年’又书‘置临水县’。中间必有并省岁月。《乾道志》云：隋开皇九年，省钱唐郡，置杭州，并新城临安县）。《淳佑志》亦云隋省。今考历代史志，齐尚有临安县隶吴兴郡，《隋志》不载，恐县省必在梁陈之间。正史既无可考，不敢以旧志为据”的结论过于草率，显然并未注意到下文将提出的三种证据（此事尚有其他辅证。如陈文帝于侯景之乱时避难吴兴郡临安县，可见临女县于梁末仍存。又如《梁书》、《陈书》多有某人任“临安令”的记载）。其一：“骆牙······吴兴临安人也”（据《陈书•骆牙传》与《南史•骆文牙传》可知，骆牙与骆文牙实为同一人，生于梁大通元年，卒于陈至德二年），“（陈文）帝为（梁）吴兴太守，引文牙为将帅······（陈）文帝即位，封临安县侯”。其二：临安县“晋改为临安。隋乱，废置无准”，“晋太康中改为临安。隋废”，可见其如被废置，当在隋代，而非梁、陈。其三：由“平陈，置杭州······废（钱塘）郡，并所领新城县人”可印证，《乾道志》：“隋开皇九年，平陈，废（钱塘）郡······置杭州······省并新城、临安县”的记载确非虚言。所谓不敢以为据的“旧志”，恰恰跟“正史”相吻合。唐承袭隋朝制度，以州统县。唐初曾短暂恢复“临水”县：“武德七年，置潜州，领于潜、临水二县。八年废潜州及临水县”；至于武德八年临水县被废时的去向，则诸书不载，惟《舆地广记》有“省入于潜”的记载。其后，“垂拱四年，分余杭、于潜，置（临安县）于废临水县"，属杭州（其后杭州一度被改为余杭郡，旋复）。此事是得力于“巡抚使狄仁杰复奏置”。关于武德八年之废临水县与垂拱四年之重置临安县，《元和郡县志》、两唐书、《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均有载;《浙江通志》所谓“谨按临水之改临安，在光化三年”，并未给出任何依据，实属孤证。唐末五代，杭州成为吴越国的首府，而吴越开国之君钱镠即“杭州临安县人”，所以他对临安县的建置多有调整：“（唐光化元年）改······素所居营曰衣锦营”，“升衣锦营为衣锦城”，“（唐天佑四年）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最后，在他称吴越王的第二年，“杭州临安县，梁开平二年正月改为安国县”。但就在宋灭吴越的当年，“太平兴国三年改安国县为临安”，且“升安国衣锦军为顺化军，治临安县”；其后，“五年废顺化军，以临安县隶（杭）州”。终北宋之世，杭州下辖临安县的建置不再见有调整。可以看出，“临安”县名始于晋太康元年（280），比“杭州”之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早出309年，又比“临安”府名（建炎三年，1129）早出849年。这片区域的“临安”地名，可谓古已有之，源远流长。最后，在宋廷宇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后，终南宋之世，临安县都仍然存在。元时废“临安”府，临安县却仍存于杭州路。明、清时的杭州府也都依旧辖有临安县。直至建国后，杭州市也仍旧辖有临安县。可见“临安”作为地名，有着相当的独立性和延续性。
（二）从两宋政府为所领诸府命名的惯例看“临安”之得名 通过上文的叙述，可以很自然的做出这一推论：“临安”府正是得名于杭州的已有的县名。而联想至两宋政府为所领诸府命名的惯例，这一推论就更显合理了。两宋政府共计有63府，检《宋史•地理志》卷85-90可得此数，因为数甚多，不再专列63府之名。当然，《宋史•地理志》的列举或许并不完全准确：景炎元年，南宋将亡时，曾升福州为“福安府”，却未被列入；宣和年间，北宋曾一度在燕云地区设立燕山、云中两府，为时极短，未及施行有效统治即告退出，却被列入。但该志总体而言应当是准确的，且又是惟一的涉时两宋全部时期的地理总志，因此本文以此作为标准。另外，《宋史•地理志》的原则是，不论某地以“府”的建置存在于宋政权的时间之长短，不论其间有否废、复，均加列举。前文所列诸府，一类是得自后周、十国、辽等政权的，于归属宋朝以前即已存在的府（有些府于归宋后一度被降为州，后又恢复），如开封、成都等，计14府；一类则是在宋时由州而升为府，如应天、临安等，计49府。其中，府名与本府（或原州）所辖某一县名相同者（表1）。对于前一类府，宋廷多有保持其府名与所辖某县名相一致的惯例；而在将一些州升为府时，宋廷更会有意地选择该州原有的某一县名，以为新府命名。总之，这类府名与县名相同的府，共15个，占到了两宋全部63府的23.8%。至此，认为“临安”府名是源于临安县名，可谓顺理成章。这条“临安”山→“临安”县→“临安”府的命名脉络，是清晰可见的。 
二、“临安”地名说的疑问但“临安”府纯粹是得名于已有地名的结论，还有两个疑问需要解决。 其一，前文已经指出，宋廷有保持所领府名与该府某一县名相一致的惯例。然而，选择哪一个县名作为本府府名，却实非偶然。 从表1可知，县名与所属府名相同的各县，往往在本府（或原州）具有较高的地位。它们通常曾长期作为本府（原州）治所，或与宋朝天子有某种特殊关联。而这些府、州的古郡名，或设于当地的节度之名，也常常是源自这些县名，与这些县名相同。 独有临安、瑞安两县，不曾拥有这些地位中的任何一项。前文已将临安县沿革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一一列出，可以看到：临安县从未成为杭州，以及更早的吴兴郡的治所；这片区域从未有过“临安郡”或其他以“临安”命名的统县政区，更无“临安”军节度；而建炎以前的历代宋朝天子也从未和临安县发生过什么联系（关于瑞安县的情形，后文还将述及）。临安县惟一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要角，是在吴越国时期。出身本县的钱镠 “既贵，以素所居营为安国衣锦军”，“改临安县曰安国县，以尊之”，“改临安县广义乡为衣锦乡”。更有甚者，他还“于临安故里兴造第舍，穷极壮丽”，“归，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但是临安县在这一时期的显贵，绝非宋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的原因：1）此县其时已不再称“临安”，与此县在这一时期的尊崇地位相联系的，乃是“安国”、“衣锦”等字眼。2）吴越是宋朝的敌对政权，从宋朝于占领吴越的当年即将安国县复命临安、改衣锦军为“顺化”军的事实来看，宋廷对临安县在吴越时期的显贵有所忌讳，并希望此县能尽快“顺服王化”。可以说，当宋廷要选择杭州的某一县名来为新府命名时，临安在吴越国的尊荣只能算是一种负资产。其二，虽然临安县并不具备足以使升府后的杭州以“临安”为名的地位，这却并不意味着杭州下辖的其他县份没有这种地位。事实上，当时杭州所辖的一些县份，特别是钱塘、余杭、仁和三县，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1.关于钱塘、余杭两县在杭州的政治地位，可见表2。此外，据“夏禹东去，舍舟船登陆于此，仍以（余杭）为名”可看出，“余杭”的得名实可说是至为久远。而杭州地区一向不曾被称为“临安”或“临安郡”；临安的立县虽然也可称悠久，但其立县于吴，易名于晋，毕竟与钱塘、余杭“本秦旧县”的古老传统相去甚远，更何况临安县又曾几经废置。除去曾作为带有惩劝性质、独立于杭州之外的顺化军的治所，且历时仅两年，临安从未成为其上级统县政区的治所。另外，即使与杭州的其他县份相较，临安的政治地位也似有不及。如仁和县本源自钱塘，与钱塘并为杭州州城之内的二县，直至杭州升府后仍然地处临安城内这一核心位置。其他如余杭、富阳分别距州城70里、73里，而临安则距州城远达128里，应当说已经十分偏远。2.在南宋的三部临安方志问世以前，与杭州诸县经济状况相关的史料极为匮乏。从“钱塘，望······余杭，望······临安，紧”来看，至迟到唐末，钱塘、余杭两县的等级已高于临安：北宋中后期，钱塘、仁和、余杭、临安四县均为“望”。然而宋代临安县的经济状况在杭州只能算是位列中后，这从南宋杭州八县分别在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的户数、口数里就可看出。《咸淳临安志》清楚地记载了这些数据，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出。其中乾道、淳祐年间的数据已不见于今存《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惟转引于《咸淳临安志》。另，关于淳祐时临安县的口数，原文作“二万五十六百五十一”，当为“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一”之误。
如果将这些数据分为六组，并对每组中的八县及八县之平均数共九个数据进行由大至小的排序，可得：乾道间各县户数：仁和、盐官、钱塘、均数、临安、于潜、富阳、余杭、昌化；乾道间口数：仁和、钱塘、盐官、均数、于潜、临安、富阳、余杭、昌化。淳祐间户数：仁和、盐官、钱塘、均数、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淳祐间口数：仁和、富阳、盐官、余杭、均数、临安、于潜、钱塘、昌化。咸淳间户数：仁和、钱塘、盐官、均数、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咸淳间口数：仁和、钱塘、富阳、均数、余杭、盐官、临安、于潜、昌化。如果将这些数据分为六组，并对每组中的八县及八县之平均数共九个数据进行由大至小的排序，可得：乾道间各县户数：仁和、盐官、钱塘、均数、临安、于潜、富阳、余杭、昌化；乾道间口数：仁和、钱塘、盐官、均数、于潜、临安、富阳、余杭、昌化。淳祐间户数：仁和、盐官、钱塘、均数、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淳祐间口数：仁和、富阳、盐官、余杭、均数、临安、于潜、钱塘、昌化。咸淳间户数：仁和、钱塘、盐官、均数、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咸淳间口数：仁和、钱塘、富阳、均数、余杭、盐官、临安、于潜、昌化。由此可知，乾道年间距杭州升府时的建炎三年不远，其实临安县的户、口数既不及仁和、钱塘、盐官，亦不及八县之平均数；而临安县的这种劣势在淳祐、咸淳时又进一步扩大。仁和、钱塘、盐官的户、口数基本上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仁和县之户口数，一如既往地保持遥遥领先。如此，则建炎三年时杭州诸县的经济地位对比，也就显而易见了。3.我们还可以通过南宋君臣在建炎三年杭州升府之前的一些具体言论，来分析这一问题。二月，在高宗自镇江逃往杭州的途中，卫肤敏谏言：“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此处“余杭”定是指整个杭州，而非余杭县：其一，前文已述及，杭州本称余杭郡，宋人仍如此称呼。其二，卫所说的是“余杭”应否建都的问题，而唐以后惟有府（州）才会被称为都城，绝无称某县为都者。其三，卫肤敏指出，“自古帝王，未有（以余杭）作都者，惟钱氏······窃居之”，而钱氏的都城乃是杭州，且当时杭州是治于钱塘县。其四，五天之后，“上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显宁寺为尚书省”，可见高宗所“巡幸”的是杭州州城，而非余杭县。高宗依然去了杭州，“三月一日，诏：昨金人逼近，暂至钱塘，每念中原，未尝敢忘。今据探报，贼马归回，已离扬州，钱塘非可久留，便当移驻江宁府，经理中原之事”。此处“钱塘”也定是指杭州，而非钱塘县：其一，前文已指出，杭州自古“本名钱塘”。其二，高宗以扬州、江宁府与“钱塘”并举，则“钱塘”应是指与扬州、江宁府同级的杭州。且高宗所说的是身处钱塘能否“经理中原”的大计，将“钱塘”理解为钱塘县显有不妥。因此，宋廷在讨论应否建都（久留）杭州时，既然是以“余杭”、“钱塘”代指杭州，那么，在最终将杭州升府时却使用了“临安”之名，就不能不令人困惑。如果因为考虑到高宗在下诏时的确是身居杭州治所，从而将诏中“钱塘”理解为钱塘县，那么高宗在日后果真决定“久留”钱塘县时，却升杭州为“临安”府，也同样令人费解。此外，“高宗由海道过杭，闻县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因为有“宋太祖次陈桥驿，整军从仁和门入”，于是高宗“驻跸之意始此”。此事有一定可信度。而驻跸之意的落实就是升杭州为府。更有具有史料性质的小说直接说：“闻县名仁和，甚喜道：‘此京师门名也’”。因改杭州为临安府。”试想，促使高宗决定建都杭州的是“仁和”县名，且前文已指岀，仁和正处于杭州城内，则高宗反倒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实可说是匪夷所思。至此可以说，如果宋廷纯粹是考虑选择杭州的某一县名以为新府命名，则临安几无被选中的可能。因此，“临安”府名应当还有除地名之外的其他含义。
三、“临安”得名于政治寓意
（一）从“建康”、“绍兴”看“临安”的含义 据《宋史•礼志•巡幸》对高宗在位时移跸情况的记载，高宗的统治可分为两个时期：1.频繁移跸的时期。1）驻跸扬州的时期。建炎元年：应天府→扬州；建炎二年。2）移跸最为频繁的时期。建炎三年：扬州→杭州→江宁府→浙西诸地→浙东诸地；建炎四年：浙东某地→台州→温州→浙西→越州；绍兴元年：绍兴府→临安府。3）基本上以临安为都的时期。绍兴二至五年；绍兴六年：临安府→平江府→建康府；绍兴七年；绍兴八年：建康府→临安府。2.以临安为都的稳定时期。绍兴九至三十年；绍兴三十一年：临安府→出征；绍兴三十二年：出征→临安府。显然，建炎三、四年及绍兴元年是一个最为特殊的时期。这三年的共同背景是：外有金兵一路追杀，内有苗、刘之变及群臣因定都问题而产生的争执，可谓内外交困。而这三年间高宗驻跸时间最长的三地，即杭州、江宁、越州，又恰恰是得到升府资格的三地。魏了翁将这一现象概括为“盖以车驾所在而升府”。这里魏了翁是就三年间杭州、越州的情形作出概况，而未提及江宁。江宁本为府，并不存在升府问题；但高宗改江宁府为建康府，也同样采用了新府名、提高了江宁的地位。因此本文对“建康”与“临安”、“绍兴”作出共同分析。可见，共同的升府背景理应使三府的新府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江宁之易名建康，当是具有定都建康、志在抗金的寓意。1）只有在作为六朝都城时，南京才号为“建康”，而隋唐、北宋政府却惩罚性地将其称为升州、江宁府等。此时高宗“御笔：建康之地，古称名都，其以江宁府为建康府”，且“即府治建行宫”，以后虽最终确定驻跸临安，仍“置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于建康，又“为行宫留守”。这一切都有给予都城地位的意味。2）高宗即位后，不少大臣劝其驻跸中原，至少也要驻跸江宁，以利于抗金大业，而反对他驻跸杭州。高宗却身负众望，于建炎三年二月逃至杭州。耐人寻味的是，前文所引高宗“钱塘非可久留”的诏令，恰巧颁布于发生“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的苗、刘之变的当天。显然苗、刘是利用了人们对高宗苟安杭州的不满，打出“移驻江宁府，经理中原之事”的旗帜。那么，高宗在平叛后果真立刻移跸江宁，并将江宁易名“建康”，显然是汲取了政变的教训，用抗金大旗来凝聚人心。林正秋先生说，“这个意外打击，使高宗觉得有必要重视一下舆论的呼声，做出一些抗战复国的姿态来，以保自己刚从地上捡起来的皇冠，于是‘颁诏’，立即移跸建康，表示志在抗金”，是不无道理的。（2）越州之升为绍兴府，当是具有绍继中兴、志在复国的寓意。高宗被金兵一路追杀，终于大难不死，得以移跸越州，但南宋政权随即出现了转向稳定的迹象。于是高宗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正如林先生所言，“升越州为绍兴府，以示‘绍继中兴’”。而绍兴新知府的上表，“矧是肇新府号，久驻跸。声履勾践之故棲，厉尝胆、抗戈之志；想神禹之遗迹，服卑宫、菲食之劳”，则更是清楚地表明，绍兴“新府号”所要“声”称的是效法勾践灭吴复国的志向。由此观之，与建康、绍兴具有相同升府背景的“临安”，也应当与抗金复国的寓意有一定联系。
（二）从高宗的诏令、楼炤的进言等看“临安”的含义 应当承认，史料中既鲜有关于“临安”府得名由来的记载，那么要从正面直接解释“临安”的含义就比较困难。因此，前文对“临安”纯粹地名说的否定，以及从“建康”、“绍兴”推知“临安”的含义，都只是间接的证明，“临安”应当具有除地名之外的政治寓意。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利用某些材料，从正面稍窥“临安”的政治寓意。前文已引用建炎三年三月高宗的诏令：“昨金人逼近，暂至钱塘……钱塘非可久留，便当移驻江宁府，经理中原之事”。这份诏令反映的虽是苗、刘和那些反对高宗驻跸杭州的大臣之心声，但高宗在平叛后也果真立刻撤离杭州，移跸江宁。然而，七月前后，金兵再次进攻，楼炤进言：“‘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移跸临安”。显然高宗随即采纳了楼炤的进言。可见，当时的无论哪一派政治力量，都愿意把高宗的驻跸杭州理解为一种临时性的做法。这“暂至”、“权都”二词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就在楼炤发出“权都”言论后，高宗便升杭州为“临安”府。关于楼炤进言的时间，《宋史•楼炤传》仅作了“帝在建康”的说明。但此事显然应在“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跸迁都”之前。而“上至临安府”却已到了十月。可见楼炤进言的直接效果应是“于是升杭州为临安府”，其进一步的效果才是“于是移跸临安”。“暂至”、“权都”二词与“临安”一词，特别是“暂”、“权”两字与“临”字，其中所表达的忍辱、权变、不甘之意，可谓若合符节。其实，高宗甫一即位便下诏：“祖宗都汴，垂二百年······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军马。朕将亲督六师······归宅故都。”已将他的基本政纲讲的十分清楚。既然他高调宣扬了眷念汴京的情怀、收复故都的决心，那么他日后的驻跸杭州当然也就只能被称为“暂至”、“权都”与“临安”；驻跸于汴京的“近甸”都已被称为“权时之宜”，则日后的驻跸杭州就更只能被称为“权都”（与驻跸汴京、近甸相比，驻跸建康自然也是“权都”，只是“权”的程度较吴会为轻）、“临安”；驻跸近甸都已算是“巡狩”，则高宗及南宋诸帝自然也就只能将临安呼为“行在”而非都城了。因此，“临安”所指向的，也应是暂居杭州、终将复国复都的政治寓意。只是高宗与主和派的心态是极其微妙的：他们口称“临安”，其实是永安、苟安；口称“归宅故都”，其实是“直把杭州作汴州”；口称绍兴八年的最终定都临安是“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其实却真是“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天子因避战祸而“临安”于临安，最终却成就帝业，古有先例。南朝梁末年，“侯景之乱，乡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独保家无所犯。时乱日甚，乃避地临安”，而由“侯景之乱，（陈文帝）避地临安县郭文举旧宅。及（陈）武帝举兵南下，景遣吴兴大守信都遵收（陈文）帝及衡阳献王。”陈文帝所避居的即吴兴郡临安县，正是后世的杭州临安县。当然，陈文帝在“临安”之后，最终与陈武帝一同开创了陈朝的帝业。不过，高宗的“临安”有否效法陈文帝的意义，现有史料还无以为证。
四、“临安”得名于已有地名与政治寓意的结合至此可看出，认为“临安”是杭州的已有县名，与认为“临安”有指向复国复都的寓意，都有一定道理。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在杭州当时下辖的诸县中，恰有“临安”这个县名具有巧合性的字面含义，可以彰显出高宗所希望表达的特定政治意义。所以说，“临安”府名是当地已有地名与特定政治寓意的结合。这一观点至少可以有两点旁证。1.前文已提到，咸淳元年宋廷升温州为瑞安府，但很难找到瑞安县在温州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据《宋史•地理志》，温州升府的原因是“度宗潜邸”；然而度宗在登基前所任的乃是“永嘉郡王”，并且永嘉县历史悠久，更是温州的治所，而温州又向来被称为“永嘉郡”。反观瑞安，唐时尚无此县，至宋方置其等级又仅为“紧”。因此倘若温州是因“度宗潜邸”而升府，则升为“永嘉府”似更合理。在《宋史》的另一处，对于温州之升为瑞安府的时间有另一种说法，“（端宗）改元景炎······改福州为福安府，温州为瑞安府”。此时虽是南宋将亡之际，宋廷却希望透过端宗的改元、册后、封王、升府、郊祀、大赦及大封诸臣等众多带有吉庆性质的举措，来彰显一种新帝即位的祥瑞气氛。而温州的“瑞安”县名正吻合于这种祥瑞气氛的要求。所以、温州之升为“瑞安”府，很可能正是因为宋廷选中了“瑞安”在字面上所具备的祥瑞之意。“瑞安”也可说是已有地名与当时宋廷所希望表达的政治寓意的结合，而这种做法或可说是对高宗“临安”故事的效仿。2.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在建都时，选择首都所辖的某一小地名作为新都之名，并期望透过这一原有小地名的字面含义来表达一种新的政治寓意，早有先例：“汉高帝自栋阳徙都长安。长安也者，因其县有长安乡而取之以名也”。正如前人认为的那样：“刘邦定都关中，建筑新城立名‘长安’，意即‘长治久安’”。目前尚无学者从史料的角度找到“长安”城与“长治久安”之间的联系，也可说“长治久安”的寓意并无史料出处。然而，许多研究长安学的学者都以“长治久安”之寓意来解释“长安”之名。显然，长安之得名，是“长安乡”之名与“长治久安”之寓意的结合。这样的推论，也并非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而是不少学者的共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汉建都······把原来的‘长安’乡之名移植过来作为都名，这也正符合刘邦要‘长治久安’的意愿”。后世宋高宗的类似做法，与汉高帝有着异的同工之妙。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