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伟提出了“杭越易位”的观点，非常有新意，给人很多启发。但他又认为不需等到唐末五代时期，杭州就已达到超过越州的地位，尚嫌过早。毕竟，越州的政治地位明显要高于杭州，其历史积淀下来的政治威望也是不可小视。杭州起家的董昌，最后要离开杭州，去越州经营事业，就很能说明问题。只有当钱镠击败董昌，第二次取得杭越之战的胜利，才能视为“杭越易位”的标志性转折点。

所以，谭其骧的基本观点还是可以成立的，即：杭州地位的突破，是在唐末乱世中实现的。杭州的突破显得很迅速，在短短的一代人中，即在钱镠手里，就让杭州成功地实现了反超，牢牢地压住了苏州、越州、润州等城市，一跃而成为无可置疑的区域中心城市。

杭州实现突破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杭州成了吴越国的“首府”（杭州并没有真正名义上的首都称号。另外，晚唐时期，钱镠还没有称吴越王）。往前推，则杭州的八都兵异军突起，成了打破平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唐后期，作为一道会府的润州和越州，军事实力肯定比普通支州要强得多。就是苏州，也比杭州要强，如前引白居易的《苏州刺史谢上表》就提到“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整个唐后期，杭州基本没有遭遇过战争，属于风平浪静的地区。杭州应该也只存在数量相当少的军队。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唐末的乱世来临的时候，纯杭州本土的军事力量异军突起，成功地压制住了东南地区的几乎所有其他武装力量。这一现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也是理解杭州何以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杭州本土的军事力量，以“八都兵”之称扬名。八都兵受到中外诸多学者关注，其中何勇强的著作对这个问题有十分精到的考证分析，后来居上。

△ 图丨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

所谓八都，指杭州八县每县一都，每都有都将为首领。其名义上的指挥者当是杭州刺史。八都兵成立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据何勇强考证，当以《资治通鉴》的乾符五年（878）说更加可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八都兵成为一个整体队伍，有所编制的时候，已经是一种成熟状态了。实际上，杭州本地的武装，还存在着一个“前八都兵时代”。八都兵之所以后来脱颖而出，与这个“前八都兵时代”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没有这个“前时代”，八都兵就不会成为吴越国的立国基石。

唐后期，官方正式编制的军人称“官健”，其实围绕着官健的，是更多的“子弟兵”，往往以“团结兵”的面貌出现。而八都兵的主体，则应该是“土团”——经过编制的民间性质的武装。而“前八都兵时代”的地方武装，我们不妨称之为“乡兵”。这里，乡兵是指纯民间自发性的，用以维持地方秩序的武装。杭州地区的乡兵，应该是东南地区最早出现，也是力量最强大的。

杭州乡兵，出现早而且强大，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该地区动乱较多，社会不安宁；另一方面是官方军队少，控制力弱。

早在黄巢起义攻占长安，天下大乱之前，东南地区已是颇不平静。地方上各种武装力量层出不穷。杜牧著名的文章《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就很好地描述了唐后期南方地方乱象：“凡是镇戍，例皆单弱，止可供亿浆茗，呼召指使而已。镇戍所由，皆云‘赊死易，就死难’。纵贼不捉，事败抵法，谓之赊死；与贼相拒，立见杀害，谓之就死。”南方薄弱的官方军队不足以应付大大小小的“盗贼”纷起。

在南方普遍的情形中，杭州又属于情况严重的。这与其地理状况有关。首先是杭州地接山区，杭州以西就是连绵不绝的天目山山脉，直至长江。深山老林，最适合“山贼”出没。远溯到孙吴，就是在这一带屡征山越，而唐末的钱镠也就以讨“山贼”开始起家。

《吴越备史·武肃王》“乾化三年六月辛卯”《成及附传》提到：“咸通（乾符）中，（成及）捍山贼，逐齐寇，声名遂振。”

《吴越备史·武肃王》“乾宁三年五月乙未”《董昌附传》也说：“董昌，临安人也，始为土团军，破山贼有功，为石镜镇将。”

这三例是钱镠、成及、董昌，他们组织乡兵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付杭州西部山区的少数民族武装。杭州八都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对付杭州“山贼”。

第二个关键点是空间上，杭州离润州最远，处于浙西道的边缘。唐咸通年间，浙西甚至设了镇海军节度使，强化了浙西道的军事力量。比如乾符五年（878）时，王仙芝的余党“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璩遣兵击破之。”有趣的是，《资治通鉴》在同一年的岁末记事提到：

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董）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稜、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

司马光认为，乾符五年是杭州八都正式成立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曹师雄”。显然，镇海军出兵湖州和杭州八都建立抵挡曹师雄，这两者应该是同一事件。

曹师雄据说是王仙芝的“余党”，看来是一支实力较为强劲的军队。镇海军固然出兵湖州，但似乎力有未逮，也有可能是鞭长莫及。于是有必要招募杭州等地的乡兵，或是组织本地抵御，也有可能是出境围剿。不管是哪种情况，似乎都可以反映出浙西军队对于本地的安全防御，显然是不够有效的。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地方“盗贼”，亟须地方本土武装来补充军事力量。

总之，一方面盗贼纷起，一方面官军力有不逮的这样情形下，杭州地区更早地出现地方乡兵武装，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不妨通过钱镠的早期经历来窥探当时杭州地区的武力发展过程。

钱镠自己在《武肃王八训》中说：“吾七岁修文，十七习武，二十一上入军。江南多事，溪洞猖獗，训练义师，助州县平溪洞。”

钱镠生于大中六年（852），他十七岁时，是咸通九年（868）。咸通九年、十年（869）间，发生了徐州庞勋起义。起义虽然被唐朝平定，但给整个江淮南方带来了很深的影响。

△ 图丨钱镠像

钱镠二十一岁从军，则当是咸通十三年（872），这个时间，离黄巢攻占长安的广明元年（880年）尚有八年之久，离黄巢经过杭州的乾符五年（878年）尚有六年之久。所谓“从军”，当是组织乡兵武装。钱镠此时二十一岁，可以想见，当时组织乡兵的人不在少数，比如董昌及八都兵的好多将领，想必此时都已经形成各自地方的力量。

钱镠等面临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江南多事，溪洞猖獗”。正如皮光业作《吴越国武肃王庙碑铭》，历数钱镠功绩，其中第一功便是平定山贼朱直、孙端之役：“江南则朱直叛乱于唐山，孙端寇孽于安吉，西侵宛水，东患苕溪，……手仗义旗，身当劲敌，一月之内，二寇殄平，靖千里之山川，救两郡之涂炭。是王之初功也。”前文的“溪洞”，当与此处的“山贼”所指同一。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所谓的山贼活动地点，一是在唐山，即昌化县，在临安以西；一在安吉，属于湖州，在临安以北。说明当时钱镠等人的乡兵武装，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本土范围。

此后这种军事活动越来越多。如《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镜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表镠偏将，击郢破之。”

又，《吴越备史》记载：“（乾符）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指钱镠）率本镇兵讨平之。”

王郢起兵后，横跨浙西，又进入浙东，到处横行；朱直管等人都是活动在“宣歙间”，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是在杭州之外，董昌、钱镠都率一镇之军远赴他地征战。这一事实其实很能说明：当时杭州本地的乡兵武装，实力十分可观，成为东南地区（浙西南部、宣歙一带）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远比一般州的武装要组织更早，来得更强。

正如何勇强指出：八都兵战斗力特别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杭州民间高度的军事化，其民众、士兵久经战争的洗礼，骁悍善战。”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